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马甲，可我和父亲之间却极少交流。尤其在那次争吵之后的大半年里，除了每月他按时往银行卡汇生活费，我按时去学校门口的取款机里取钱以外，我们父女之间再也没有交流。
直到过年回家，再见面时，见他一缕油腻的刘海斜斜地耷拉在前额，面容黯淡像蒙着一层灰尘。见我回来，他显得有些紧张，站在厨房里迟疑了片刻，然后擦着手、堆着笑，缓缓伸手接过我的行李。我拖着大箱子，故意侧身从他身边挤过。在交错的瞬间，我用余光偷偷打量，见他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他瘦了许多，因为瘦，原来脸庞的皱纹都被拉到眼角了。
我出生在重庆农村，6岁前随着父母在浙江生活，读小学又回到重庆，一直寄住在村里大伯伯家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亲两次。童年对他的印象好像就是一连串归属浙江的电话号码。
每次想他时，就会在大伯的红色台式电话上按下那串号码，电话彩铃后，他声音就会在听筒里出现。电话里他的语气总是刻意显得轻快，可每一次见面他又总是板着一张脸，吓得我头也不敢抬，总担心哪件小事又惹恼他。他就这样，努力而蹩脚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四岁时，父亲带我和妈妈去拜访生意上的伙伴。父亲抱着我，我趴在他宽大厚实的肩上看鱼箱里的鱼。一条条黑色的背脊在水中来回穿梭，水箱边输氧石球上不停喷着一串串白色气泡。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的小脑袋瓜怎么也想不明白，石球为什么会呼吸，为什么不会被淹死……
“啪”的一声，一板“娃哈哈AD钙”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转了过去。李大头伯伯将“娃哈哈”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肥胖的脸上堆满笑容：“亭亭，要不要喝啊？”我咬着指甲，看了一眼爸爸。
“想喝自己跟叔叔说。”
我的手指继续在牙齿上摩擦着，眼睛紧紧盯着“娃哈哈”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那你喊一声‘赵五’我就给你！”
我心一慌，赵五是父亲的名字。别说当他的面叫，平时就连想都不敢想起这个称呼，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可是，从没有喝过红色包装的“娃哈哈”，太诱人了。我不知哪里获得了勇气，竟张大了嘴，一个字从口中拉长了音：“赵……”我心里产生一种恐惧，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父亲，壮着胆子一点一点往上瞟……
只见他双眼瞪得浑圆，盯着我看。我至今还能记起他当时眼睛里每一根红血丝的走向，吓得我脱口而出：“爸爸！”
“赵爸爸……”李大头伯伯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渐渐地，从不敢变成不想。
李大头伯伯应该算父亲的“恩人”，后来他们却渐行渐远。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在外打工多年的李伯伯开着一部黑色的桑塔纳2000回到村里，这在我们当地前所未有。据说，车开回的那天，村里的孩子一路跟着车跑，村里的老人以为县里来了视察的领导。车门打开后，大家才发现是当年外出打工的李石头，随即他也有了“李首富”的绰号。父亲就是那一年随他到浙江打工的。
半年后我出生了。后来听说，当父亲在电话里听到我“哇……哇……”的哭声时，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于是他离开了李伯伯的建筑工地，借了笔钱开起了第一家餐馆，六年后又开了第二家、第三家。
随着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有一次，我在店旁的一个小坡玩滑板，一不小心摔伤了膝盖，妈妈急得抱着我，让父亲赶紧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可他却在隔壁店里“打豹子”，隔着玻璃窗看他坐在牌桌前，叼着烟，斜眯着眼，从钱包里抽出一叠红钞票往桌子上一甩。不知是因为爸爸的表情，还是当时妈妈的脸色，我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恐惧。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醉醺醺地回来。我透过里屋的门缝，看到父亲侧躺在沙发上，紧捂着胃部，脑袋耷拉在沙发边，喉咙发出“呃……呃……”的声音，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吐出来似的。
“孩子也不管，生意也不管，整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母亲按捺着不满，一边数落着父亲，一边进屋从床底拖出脸盆，“啪”地扔在父亲面前，父亲“哗”一声吐了出来，整个房间弥漫着酒臭味。
“不能喝就别喝！ ”母亲气得发抖。
那段时间，李大头伯伯几乎天天来找父亲打牌、喝酒。店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店也相继关门倒闭。
有一次，妈妈和父亲已经快两周没有说话。赶上收水电费的阿姨敲门，妈妈让我去隔壁店里找父亲拿钱。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他。
父亲还是坐在牌桌前，眯缝着眼，手指用力捏着牌，一点点搓开。
“妈妈找你。”我拉拉他的衣角小声说。
他仿佛没有听见，只盯着手中的牌，嘴抿成一条线，继续用力地搓着牌。牌面一点点移开，他屏着呼吸，眼睛睁得大大的。忽然他又像泄了氣的皮球，把牌向桌面上随手一扔，牌被扔到桌子上，往前滑出一小截。
“撒子事？”他歪过头，绷着脸看我，皱起眉头。我不敢看他，盯着牌说：“妈妈叫我找你拿400块钱交水电费。”他打开钱包，翻了翻，只找出200多元。“再借300块钱给我。”他对这家店的老板说。
我把钱交给母亲时，眼前一次次浮现父亲空钱包的模样。我躺在床上，四周闷热、漆黑。我把头埋在被子里，强迫自己闭眼睡觉，可门缝里昏黄色的光那样刺眼。我有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我希望父亲早点回来，不要再打牌了，否则永远不要再回来。
不知何时开始母亲不再数落父亲，他们之间话越来越少。父亲也意识到问题，有一次半个月没有出门打牌喝酒，那半个月家里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
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父亲说还从来没有旅行过，这次我们一家三口去上海看世博，再到浙江看看西湖吧。记忆中，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旅行。
游西湖那天，母亲拿相机拍照，我握着木舟的方向舵，没心肝地摆着一个又一个造型。五月西湖，荷花只淡淡地开了几朵，还未长开的荷叶被照得薄而透明，像一块翡翠。 母亲脖子上戴着一块翡翠，那还是父亲生意好的时候送她的“三八”节礼物。正如母亲说的，餐厅开到三家，本以为会越来越好，可也就只剩这一件物品了。平时母亲把它锁在抽屉，只有她以为重要的场合才拿出来戴一次。
下了船，我们沿着苏堤，经过风雨楼，绕到雷峰塔。在雷峰塔下花坛边，我左脚朝右抵着父亲，右脚向左挨着母亲，双手捧着一块肯德基忘我地啃着。
“我们拍一张合影吧。”父亲看着我提议。
“找谁帮我们拍呢？”母亲说，“还是我给你和亭亭拍吧。”
“我帮你们拍！”我突然懂事似地自告奋勇。
“你给我们拍？那也不算一家三口合影啊！”母亲有点不情愿。
“我跟爸爸今天合影这么多，不在乎再多一张。”我说。
母亲这才迟疑地把相机交给我，仍不放心地教我如何使用，我不耐烦地拿着相机往前跑了十几步。
不远处，湖边绿柳下站着两个人，总也不走。“走近一点……过一会再拍……”妈妈说。
“可以的，远一点视野好。”爸爸喊着，伸出手想搂妈妈的腰，见妈妈没有回应就又把手缩回。“把后面柳树也拍进来。”他笑了笑，想要顺势做个“耶”的动作。
“咔嚓”，相机永远保留住那一刻，父亲的手伸了一半，母亲的笑容还没有挤出，一切都被固定，成为过去，成为记忆。
半年后，父母突然把我从浙江送回重庆大伯的巴南家中，我又过起只能用电话和父母交流的生活。
重庆四面环山，江水萦带。夏日山里，阳光炽热，草木蒸腾。夜间，一阵风起，忽又转成淅淅沥沥的小雨，仿佛要把白日蒸发的江水再统统交还给大地。千百年间，日夜循环，晴雨交替，有的事物正悄悄变化，有些定数从未更改。
初三暑假，我在二楼的卧室里看书。窗外漆黑一片，只听到地坝边那丛细竹在夜风中摇摆。急促的风在屋檐下呼啸而过，肆意拍打着窗户发出“咣咣”的震响。读书至深夜，关灯躺下，在朦胧的梦里，听见重物倒塌和父亲回家的声响。
父亲的最后一家餐厅也关门了，拖着满身疲惫回到巴南老家。他的电话号码没有换，来电显示依然是浙江金华，似乎随时都可能打包离去。
“赵五，你走了怕十多年了吧，怎么回来了？外面也不好混吧？”
“还不是因为亭亭这孩子读初中，需要人管呗，所以……”他见到每个人都给以父爱牺牲事业的理由。
记得三年级时，因学校要临时缴费，我中午赶回去找母亲要钱。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正午，我赶到餐厅时，楼道黑乎乎的，我隐隐感到一种不祥。偌大的餐厅空荡荡、黑黢黢的，与平时人头攒动的情景形成鮮明对比。母亲若有所思地站着，背对着我，明媚的阳光从玻璃窗透入，把地面切割成阴阳的三角。母亲站在黑暗处，弯下身想要捡起什么，但最终没有捡。
记忆中的这一幕，在我印象里总夹杂着浑浊的白酒味，在楼道中弥漫。我说不清，那天浑浊的酒味是真的有，还是父亲呕吐的味道。
父亲每天依然泡在棋牌馆里，每次到饭点打电话喊他回家吃饭，看着长长的电话号码时，才觉得他和以前的生活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这次母亲回来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去了外婆家。
她每天过来给我做一日三餐，并辅导我功课。当我写作业时，她坐在书桌的一角拿本书安静看着。她教导我独立，凡事要靠自己。
有一天，我写着作业，突然有个念头在脑海中划过，他们是不是离婚了？正这样想着，又一个画面闪现在脑海，一年级时，母亲哭泣着给大伯打电话，嘴里不停地说着：“赵五要和我离婚，赵五要和我离婚……怎么办呀！”
我希望他们离了好，我想对眼前正在看书的母亲说，你们离婚吧。可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说出口。我从未怀疑过父母对我的爱，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分开，或许离婚对他们都是更好的选择。
高一时他们正式离婚了。我是从电话里推断出这个事的。
那个下午我和母亲一起躺在床上聊天，她接到电话时说：“你怎么这么自私，让我告诉她，你怎么不告诉她！”她只对一个人用过这样的语气。电话被对方挂断，她放下电话，沉吟片刻，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中有无奈，也有解脱。
我笑了笑，问：“你们离婚了吗？”
她没有料到我会这样问，愣了一下，然后沉默。
忽然，我们一起笑了。我和母亲仿佛成了朋友，看着她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荒漠，而由衷地祝福。
很快母亲搬了回来，父亲搬走了。
高二的某个周末，父亲拿生活费，他大门紧锁，又喝酒去了。我坐在门外走廊地上等他，一直等到深夜。
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歪靠在门框上，拿着一把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拧不开。又换了一把钥匙开，全然没有看见面前的女儿。
“你什么时候付生活费！”我站在走廊上大声质问，声音在深夜的楼道里回荡。我被自己的嗓音吓了一跳，可看到父亲被震住的模样，反而有种快感。
楼道上有几扇邻居的门打开了，探出头看了看，随即又关上，只能听见门后窸窸窣窣的声响。
父亲酒醒了大半。一句话也没有说，开了门走进去。我依然站在走廊上喊着：“你有钱喝酒，没钱付生活费吗？你已经两个月没有付生活费了。”
有一位邻居婆婆拉着我的手说：“幺妹不气你老汉，他是你爸爸呀，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不记得这个五十多岁的干瘦女人是怎么拉动我这个倔驴的，只记得被她拉进家里。还记得她家窗户未关，窗外的风夹杂着沙子不停地打在我的脸庞，脸烧得疼。
第二天早上，我想赶紧拿了生活费远离这个地方。
父亲从超市买了一百多元吃的东西，打了两个包给我。但我只想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拿生活费给我。
我压着不满站在他卧室门边，嘴里不停地说：“拿生活费给我……拿生活费给我……”他躺在床上，头倚靠着床板，说：“把门关了。”我关了门，回头又说：“我要回学校，你快拿生活费给我。” 他突然说：“我做什么都不够。”
“你就是不想拿钱给我。”我愤怒地喊道：“过去十几年你不都是这样管我的吗？快拿钱给我，有问题向你求助你从不正面回答，不是叫我：‘找你妈。’就是反问，‘我送你去上学，你都学到哪去了？’”
我盯着他软弱颓废，而又无所谓的样子，脑海中想起六七岁时他总在酒席上唤我过去，叫我喝一口酒来以此炫耀的表情。我恨极了，想冲上去抽他一巴掌。
我没有冲上去，而是哭着夺门而出。
门“砰”地摔在墙上，又重重地反弹回来，锁上。我从消防梯疾步向下冲了两层，站在一扇陌生的大门前哭得扭成一团。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卑劣的寄生虫，没有人需要，哭着乞求别人抚养。
我发了疯一般地扇自己脸，我憎恶自己，憎恶我是他女儿。直到邻居婆婆拉住我的手：“娃儿要爱惜自己啊！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你爸爸呀！”但我只知道，我身无分文，怎么回得了学校……
那次争吵后我回到学校，很快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有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
亭亭：
以后我每个月15日会准时把生活费打进卡里。身体保重，勿念！
父字
2016年9月10日
之后，生活费会每月准时汇进这张卡里。然而，大半年中，除了每月他按时往银行卡里汇款，我按时到学校门口取款机里取钱以外，我们父女间再也没有交流。
我跟父亲拉远了距离。脸上红肿早已消退，可心中的芥蒂却如鲠在喉。即使春节一家人团聚，我都不看他一眼，也不想了解他怎么样。
2017年8月，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我眼睛看不清东西，雪花状油污色的亮片在眼前大朵盛开，眼眶胀疼万分。白天闭眼睛躺在卧室里，晚上戴上墨镜，母亲扶我出门散步。
傍晚，街道两侧暖色路灯下灰白斑马线的反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路上一丝风也没有。我想努力感受周围的一切，却无能为力。
母亲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第二天，父亲驾着摩托从一百公里以外的区县赶来，带我去重医附二院。初步检查后，父亲让我站在走廊上，他拿着检查单走进门诊办公室。医生看了指标后立刻要父亲去办理住院手续。
“这要多少钱？”我在走廊上听到父亲问，“这点小病也要住院？”
医生极力平和自己的措辞：“眼压五十多，这么严重不住院怎么治？”
父亲走出门诊办公室，带着我下楼缴费。我透过墨镜看到远处的他，在缴费窗口拨打母亲的电话。离婚后，他们通电话总是因为我的生活费，现在又多了住院费。
他只要和母亲通话，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带着一副强硬有理的语气。
“什么娃儿生病拿不出钱向一个女人要？离婚时说好一人一半，我拿了一半……”父亲急切、又压低了声音说：“我真的没钱了……”
下午，母亲打了车送来一半住院费，我被安排在眼科421病房。
父亲为我买了牙刷、香皂、脸盆、毛巾，毛巾上印着一只粉红色的猫。
父亲日夜不离、滴酒不沾，在医院守了三天。我觉得他终于有了父亲应有的样子。
第三天的下午，他对我说近两年来一直没工作，所以没有钱给我生活费。去年在工地上打临工，可是最近工期結束，又要面临待业。
他接着说：“今年你考取大学了，往后学费贵啊！亭亭，我想去打工，明天动身，多挣些钱给你下个月交学费。而且女孩子大了，在学校不能没有生活费啊！”
重庆八月，炽烈的阳光透过窗外黄葛树浓荫斑驳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温暖而柔和。我站在走廊的病床边，透过墨镜看着他苍白的脸。我抱了抱他，和他说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肩膀竟然这样瘦弱。
住院第七天下午我出院，父亲已去南方，他委托一位朋友接我回家。
我到合川上了大学，父亲则远去北京，我们又像过去一样很少问候彼此。
一天夜里，他微信上发来一条消息，只写了三个字——“想你了”。我没有回消息，他也随即沉默。
11月10日，我算着他是下班时间，套了件薄外套来到寝室阳台，搜出那串熟悉的号码拨打过去。努力让自己声调显得再愉快些，“大赵生日快乐！”
我们寒暄两句后，他转口说：“爸爸今天高兴喝了点酒，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不？”
“我听着呢。”
“你好好读书，不要去耍朋友，晓得不？爸爸就说这一次，以后再也不提了。” 随后是短暂的沉默。
我听到自己说：“好，但是你以后也不要催婚或者逼我相亲。”
“没问题，以后怎么做是你的自由。”电话里能听出他欣喜若狂的声调。
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和一个朋友闹僵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需要得到父亲的建议。我一个人踱在寝室往图书馆的小路上，像往常一样问他是否在忙，试探着告诉他，我干了个错事。
“你又干了啥子事嘛。”电话那头忽然传来父亲冷静的话语。
“我不敢跟你说，我怕你骂我。”
“你到底做了啥子，也晓得要遭骂。”
我缓缓告诉他，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很失望。我吞了好几次口水，生怕自己哭出来。
“早就喊你不要耍朋友，要专心学习……”电话那头又恢复了幼时父亲严厉的声调。
我记不清后面说了什么，只觉得莫须有的麻袋把我捂得严严实实，再无理智可言。“跟你说过我没有耍朋友，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你为什么要为我没做过的事责怪我？”委屈的泪水和失控的声调同时爆发。
电话那头他慌了，连说两次“对不起”，可我什么也不听，继续喊道：“你要为你这十九年给我道歉。”我结结巴巴地往没人的地方走。
“哭吧，哭出来好受点，在爸爸这里你永远可以安心哭。”
我不想听，甚至觉得可笑。
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
2018年9月3日上午，下课后，我从教室出来匆匆赶往学校大门处买早餐。电话突然响起，又是父亲那串长长的浙江号码。
我没有接。可电话一通又一通不停地打来。我接起电话，生气地问：“你到底什么事啊？”
“你没事吧？亭亭，你没事吧！”电话那头父亲紧张地问。
“我没事。你怎么啦？能有什么事？”我疑惑地说。
“噢噢，我刚才看自贡地震了，担心你出事。”我愣住了，“我们这里一点感觉也没有，放心吧。”
“那就好，那就好……”
听着电话里父亲的柔声细语，我怎么也无法和那个严厉的赵五联系起来，我竭尽全力想在脑海中搜寻他记忆的样貌，却怎么也无法与电话中的声音吻合起来。
“你今年暑假没有回去，还好吧？”
“我不想你太早耍朋友，是怕你耽误学业。”父亲讷讷地说。
“我自己文化不高，只有小学。可我看到过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太年轻耍朋友，最后被骗，一事无成。我……担心你……”
长达五秒的沉默。我早已哽咽，我能感受到电话那头的父亲放下了手机在擦眼泪，就像在医院时那样，低着头，没有哽咽，只用手一把抹过眼睛停在眉毛处。还好不是视频通话，我的父亲啊，多么要强的一个人，绝不愿让我看到他此刻的狼狈不堪。
我站在校园里，忘了吃早餐，忘了上课。那一通电话我们打了很久……
直到过年回家，再见面时，见他一缕油腻的刘海斜斜地耷拉在前额，面容黯淡像蒙着一层灰尘。见我回来，他显得有些紧张，站在厨房里迟疑了片刻，然后擦着手、堆着笑，缓缓伸手接过我的行李。我拖着大箱子，故意侧身从他身边挤过。在交错的瞬间，我用余光偷偷打量，见他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他瘦了许多，因为瘦，原来脸庞的皱纹都被拉到眼角了。
眼神
我出生在重庆农村，6岁前随着父母在浙江生活，读小学又回到重庆，一直寄住在村里大伯伯家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亲两次。童年对他的印象好像就是一连串归属浙江的电话号码。
每次想他时，就会在大伯的红色台式电话上按下那串号码，电话彩铃后，他声音就会在听筒里出现。电话里他的语气总是刻意显得轻快，可每一次见面他又总是板着一张脸，吓得我头也不敢抬，总担心哪件小事又惹恼他。他就这样，努力而蹩脚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四岁时，父亲带我和妈妈去拜访生意上的伙伴。父亲抱着我，我趴在他宽大厚实的肩上看鱼箱里的鱼。一条条黑色的背脊在水中来回穿梭，水箱边输氧石球上不停喷着一串串白色气泡。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的小脑袋瓜怎么也想不明白，石球为什么会呼吸，为什么不会被淹死……
“啪”的一声，一板“娃哈哈AD钙”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转了过去。李大头伯伯将“娃哈哈”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肥胖的脸上堆满笑容：“亭亭，要不要喝啊？”我咬着指甲，看了一眼爸爸。
“想喝自己跟叔叔说。”
我的手指继续在牙齿上摩擦着，眼睛紧紧盯着“娃哈哈”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那你喊一声‘赵五’我就给你！”
我心一慌，赵五是父亲的名字。别说当他的面叫，平时就连想都不敢想起这个称呼，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可是，从没有喝过红色包装的“娃哈哈”，太诱人了。我不知哪里获得了勇气，竟张大了嘴，一个字从口中拉长了音：“赵……”我心里产生一种恐惧，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父亲，壮着胆子一点一点往上瞟……
只见他双眼瞪得浑圆，盯着我看。我至今还能记起他当时眼睛里每一根红血丝的走向，吓得我脱口而出：“爸爸！”
“赵爸爸……”李大头伯伯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渐渐地，从不敢变成不想。
酗酒
李大头伯伯应该算父亲的“恩人”，后来他们却渐行渐远。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在外打工多年的李伯伯开着一部黑色的桑塔纳2000回到村里，这在我们当地前所未有。据说，车开回的那天，村里的孩子一路跟着车跑，村里的老人以为县里来了视察的领导。车门打开后，大家才发现是当年外出打工的李石头，随即他也有了“李首富”的绰号。父亲就是那一年随他到浙江打工的。
半年后我出生了。后来听说，当父亲在电话里听到我“哇……哇……”的哭声时，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于是他离开了李伯伯的建筑工地，借了笔钱开起了第一家餐馆，六年后又开了第二家、第三家。
随着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有一次，我在店旁的一个小坡玩滑板，一不小心摔伤了膝盖，妈妈急得抱着我，让父亲赶紧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可他却在隔壁店里“打豹子”，隔着玻璃窗看他坐在牌桌前，叼着烟，斜眯着眼，从钱包里抽出一叠红钞票往桌子上一甩。不知是因为爸爸的表情，还是当时妈妈的脸色，我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恐惧。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醉醺醺地回来。我透过里屋的门缝，看到父亲侧躺在沙发上，紧捂着胃部，脑袋耷拉在沙发边，喉咙发出“呃……呃……”的声音，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吐出来似的。
“孩子也不管，生意也不管，整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母亲按捺着不满，一边数落着父亲，一边进屋从床底拖出脸盆，“啪”地扔在父亲面前，父亲“哗”一声吐了出来，整个房间弥漫着酒臭味。
“不能喝就别喝！ ”母亲气得发抖。
交水电费
那段时间，李大头伯伯几乎天天来找父亲打牌、喝酒。店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店也相继关门倒闭。
有一次，妈妈和父亲已经快两周没有说话。赶上收水电费的阿姨敲门，妈妈让我去隔壁店里找父亲拿钱。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他。
父亲还是坐在牌桌前，眯缝着眼，手指用力捏着牌，一点点搓开。
“妈妈找你。”我拉拉他的衣角小声说。
他仿佛没有听见，只盯着手中的牌，嘴抿成一条线，继续用力地搓着牌。牌面一点点移开，他屏着呼吸，眼睛睁得大大的。忽然他又像泄了氣的皮球，把牌向桌面上随手一扔，牌被扔到桌子上，往前滑出一小截。
“撒子事？”他歪过头，绷着脸看我，皱起眉头。我不敢看他，盯着牌说：“妈妈叫我找你拿400块钱交水电费。”他打开钱包，翻了翻，只找出200多元。“再借300块钱给我。”他对这家店的老板说。
我把钱交给母亲时，眼前一次次浮现父亲空钱包的模样。我躺在床上，四周闷热、漆黑。我把头埋在被子里，强迫自己闭眼睡觉，可门缝里昏黄色的光那样刺眼。我有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我希望父亲早点回来，不要再打牌了，否则永远不要再回来。
拍照
不知何时开始母亲不再数落父亲，他们之间话越来越少。父亲也意识到问题，有一次半个月没有出门打牌喝酒，那半个月家里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
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父亲说还从来没有旅行过，这次我们一家三口去上海看世博，再到浙江看看西湖吧。记忆中，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旅行。
游西湖那天，母亲拿相机拍照，我握着木舟的方向舵，没心肝地摆着一个又一个造型。五月西湖，荷花只淡淡地开了几朵，还未长开的荷叶被照得薄而透明，像一块翡翠。 母亲脖子上戴着一块翡翠，那还是父亲生意好的时候送她的“三八”节礼物。正如母亲说的，餐厅开到三家，本以为会越来越好，可也就只剩这一件物品了。平时母亲把它锁在抽屉，只有她以为重要的场合才拿出来戴一次。
下了船，我们沿着苏堤，经过风雨楼，绕到雷峰塔。在雷峰塔下花坛边，我左脚朝右抵着父亲，右脚向左挨着母亲，双手捧着一块肯德基忘我地啃着。
“我们拍一张合影吧。”父亲看着我提议。
“找谁帮我们拍呢？”母亲说，“还是我给你和亭亭拍吧。”
“我帮你们拍！”我突然懂事似地自告奋勇。
“你给我们拍？那也不算一家三口合影啊！”母亲有点不情愿。
“我跟爸爸今天合影这么多，不在乎再多一张。”我说。
母亲这才迟疑地把相机交给我，仍不放心地教我如何使用，我不耐烦地拿着相机往前跑了十几步。
不远处，湖边绿柳下站着两个人，总也不走。“走近一点……过一会再拍……”妈妈说。
“可以的，远一点视野好。”爸爸喊着，伸出手想搂妈妈的腰，见妈妈没有回应就又把手缩回。“把后面柳树也拍进来。”他笑了笑，想要顺势做个“耶”的动作。
“咔嚓”，相机永远保留住那一刻，父亲的手伸了一半，母亲的笑容还没有挤出，一切都被固定，成为过去，成为记忆。
半年后，父母突然把我从浙江送回重庆大伯的巴南家中，我又过起只能用电话和父母交流的生活。
身影
重庆四面环山，江水萦带。夏日山里，阳光炽热，草木蒸腾。夜间，一阵风起，忽又转成淅淅沥沥的小雨，仿佛要把白日蒸发的江水再统统交还给大地。千百年间，日夜循环，晴雨交替，有的事物正悄悄变化，有些定数从未更改。
初三暑假，我在二楼的卧室里看书。窗外漆黑一片，只听到地坝边那丛细竹在夜风中摇摆。急促的风在屋檐下呼啸而过，肆意拍打着窗户发出“咣咣”的震响。读书至深夜，关灯躺下，在朦胧的梦里，听见重物倒塌和父亲回家的声响。
父亲的最后一家餐厅也关门了，拖着满身疲惫回到巴南老家。他的电话号码没有换，来电显示依然是浙江金华，似乎随时都可能打包离去。
“赵五，你走了怕十多年了吧，怎么回来了？外面也不好混吧？”
“还不是因为亭亭这孩子读初中，需要人管呗，所以……”他见到每个人都给以父爱牺牲事业的理由。
记得三年级时，因学校要临时缴费，我中午赶回去找母亲要钱。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正午，我赶到餐厅时，楼道黑乎乎的，我隐隐感到一种不祥。偌大的餐厅空荡荡、黑黢黢的，与平时人头攒动的情景形成鮮明对比。母亲若有所思地站着，背对着我，明媚的阳光从玻璃窗透入，把地面切割成阴阳的三角。母亲站在黑暗处，弯下身想要捡起什么，但最终没有捡。
记忆中的这一幕，在我印象里总夹杂着浑浊的白酒味，在楼道中弥漫。我说不清，那天浑浊的酒味是真的有，还是父亲呕吐的味道。
母女的笑
父亲每天依然泡在棋牌馆里，每次到饭点打电话喊他回家吃饭，看着长长的电话号码时，才觉得他和以前的生活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这次母亲回来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去了外婆家。
她每天过来给我做一日三餐，并辅导我功课。当我写作业时，她坐在书桌的一角拿本书安静看着。她教导我独立，凡事要靠自己。
有一天，我写着作业，突然有个念头在脑海中划过，他们是不是离婚了？正这样想着，又一个画面闪现在脑海，一年级时，母亲哭泣着给大伯打电话，嘴里不停地说着：“赵五要和我离婚，赵五要和我离婚……怎么办呀！”
我希望他们离了好，我想对眼前正在看书的母亲说，你们离婚吧。可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说出口。我从未怀疑过父母对我的爱，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分开，或许离婚对他们都是更好的选择。
高一时他们正式离婚了。我是从电话里推断出这个事的。
那个下午我和母亲一起躺在床上聊天，她接到电话时说：“你怎么这么自私，让我告诉她，你怎么不告诉她！”她只对一个人用过这样的语气。电话被对方挂断，她放下电话，沉吟片刻，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中有无奈，也有解脱。
我笑了笑，问：“你们离婚了吗？”
她没有料到我会这样问，愣了一下，然后沉默。
忽然，我们一起笑了。我和母亲仿佛成了朋友，看着她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荒漠，而由衷地祝福。
很快母亲搬了回来，父亲搬走了。
高二的某个周末，父亲拿生活费，他大门紧锁，又喝酒去了。我坐在门外走廊地上等他，一直等到深夜。
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歪靠在门框上，拿着一把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拧不开。又换了一把钥匙开，全然没有看见面前的女儿。
“你什么时候付生活费！”我站在走廊上大声质问，声音在深夜的楼道里回荡。我被自己的嗓音吓了一跳，可看到父亲被震住的模样，反而有种快感。
楼道上有几扇邻居的门打开了，探出头看了看，随即又关上，只能听见门后窸窸窣窣的声响。
父亲酒醒了大半。一句话也没有说，开了门走进去。我依然站在走廊上喊着：“你有钱喝酒，没钱付生活费吗？你已经两个月没有付生活费了。”
有一位邻居婆婆拉着我的手说：“幺妹不气你老汉，他是你爸爸呀，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不记得这个五十多岁的干瘦女人是怎么拉动我这个倔驴的，只记得被她拉进家里。还记得她家窗户未关，窗外的风夹杂着沙子不停地打在我的脸庞，脸烧得疼。
第二天早上，我想赶紧拿了生活费远离这个地方。
父亲从超市买了一百多元吃的东西，打了两个包给我。但我只想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拿生活费给我。
我压着不满站在他卧室门边，嘴里不停地说：“拿生活费给我……拿生活费给我……”他躺在床上，头倚靠着床板，说：“把门关了。”我关了门，回头又说：“我要回学校，你快拿生活费给我。” 他突然说：“我做什么都不够。”
“你就是不想拿钱给我。”我愤怒地喊道：“过去十几年你不都是这样管我的吗？快拿钱给我，有问题向你求助你从不正面回答，不是叫我：‘找你妈。’就是反问，‘我送你去上学，你都学到哪去了？’”
我盯着他软弱颓废，而又无所谓的样子，脑海中想起六七岁时他总在酒席上唤我过去，叫我喝一口酒来以此炫耀的表情。我恨极了，想冲上去抽他一巴掌。
我没有冲上去，而是哭着夺门而出。
门“砰”地摔在墙上，又重重地反弹回来，锁上。我从消防梯疾步向下冲了两层，站在一扇陌生的大门前哭得扭成一团。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卑劣的寄生虫，没有人需要，哭着乞求别人抚养。
我发了疯一般地扇自己脸，我憎恶自己，憎恶我是他女儿。直到邻居婆婆拉住我的手：“娃儿要爱惜自己啊！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你爸爸呀！”但我只知道，我身无分文，怎么回得了学校……
住院
那次争吵后我回到学校，很快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有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
亭亭：
以后我每个月15日会准时把生活费打进卡里。身体保重，勿念！
父字
2016年9月10日
之后，生活费会每月准时汇进这张卡里。然而，大半年中，除了每月他按时往银行卡里汇款，我按时到学校门口取款机里取钱以外，我们父女间再也没有交流。
我跟父亲拉远了距离。脸上红肿早已消退，可心中的芥蒂却如鲠在喉。即使春节一家人团聚，我都不看他一眼，也不想了解他怎么样。
2017年8月，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我眼睛看不清东西，雪花状油污色的亮片在眼前大朵盛开，眼眶胀疼万分。白天闭眼睛躺在卧室里，晚上戴上墨镜，母亲扶我出门散步。
傍晚，街道两侧暖色路灯下灰白斑马线的反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路上一丝风也没有。我想努力感受周围的一切，却无能为力。
母亲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第二天，父亲驾着摩托从一百公里以外的区县赶来，带我去重医附二院。初步检查后，父亲让我站在走廊上，他拿着检查单走进门诊办公室。医生看了指标后立刻要父亲去办理住院手续。
“这要多少钱？”我在走廊上听到父亲问，“这点小病也要住院？”
医生极力平和自己的措辞：“眼压五十多，这么严重不住院怎么治？”
父亲走出门诊办公室，带着我下楼缴费。我透过墨镜看到远处的他，在缴费窗口拨打母亲的电话。离婚后，他们通电话总是因为我的生活费，现在又多了住院费。
他只要和母亲通话，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带着一副强硬有理的语气。
“什么娃儿生病拿不出钱向一个女人要？离婚时说好一人一半，我拿了一半……”父亲急切、又压低了声音说：“我真的没钱了……”
下午，母亲打了车送来一半住院费，我被安排在眼科421病房。
父亲为我买了牙刷、香皂、脸盆、毛巾，毛巾上印着一只粉红色的猫。
和解
父亲日夜不离、滴酒不沾，在医院守了三天。我觉得他终于有了父亲应有的样子。
第三天的下午，他对我说近两年来一直没工作，所以没有钱给我生活费。去年在工地上打临工，可是最近工期結束，又要面临待业。
他接着说：“今年你考取大学了，往后学费贵啊！亭亭，我想去打工，明天动身，多挣些钱给你下个月交学费。而且女孩子大了，在学校不能没有生活费啊！”
重庆八月，炽烈的阳光透过窗外黄葛树浓荫斑驳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温暖而柔和。我站在走廊的病床边，透过墨镜看着他苍白的脸。我抱了抱他，和他说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肩膀竟然这样瘦弱。
住院第七天下午我出院，父亲已去南方，他委托一位朋友接我回家。
一通可以不挂的电话
我到合川上了大学，父亲则远去北京，我们又像过去一样很少问候彼此。
一天夜里，他微信上发来一条消息，只写了三个字——“想你了”。我没有回消息，他也随即沉默。
11月10日，我算着他是下班时间，套了件薄外套来到寝室阳台，搜出那串熟悉的号码拨打过去。努力让自己声调显得再愉快些，“大赵生日快乐！”
我们寒暄两句后，他转口说：“爸爸今天高兴喝了点酒，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不？”
“我听着呢。”
“你好好读书，不要去耍朋友，晓得不？爸爸就说这一次，以后再也不提了。” 随后是短暂的沉默。
我听到自己说：“好，但是你以后也不要催婚或者逼我相亲。”
“没问题，以后怎么做是你的自由。”电话里能听出他欣喜若狂的声调。
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和一个朋友闹僵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需要得到父亲的建议。我一个人踱在寝室往图书馆的小路上，像往常一样问他是否在忙，试探着告诉他，我干了个错事。
“你又干了啥子事嘛。”电话那头忽然传来父亲冷静的话语。
“我不敢跟你说，我怕你骂我。”
“你到底做了啥子，也晓得要遭骂。”
我缓缓告诉他，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很失望。我吞了好几次口水，生怕自己哭出来。
“早就喊你不要耍朋友，要专心学习……”电话那头又恢复了幼时父亲严厉的声调。
我记不清后面说了什么，只觉得莫须有的麻袋把我捂得严严实实，再无理智可言。“跟你说过我没有耍朋友，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你为什么要为我没做过的事责怪我？”委屈的泪水和失控的声调同时爆发。
电话那头他慌了，连说两次“对不起”，可我什么也不听，继续喊道：“你要为你这十九年给我道歉。”我结结巴巴地往没人的地方走。
“哭吧，哭出来好受点，在爸爸这里你永远可以安心哭。”
我不想听，甚至觉得可笑。
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
2018年9月3日上午，下课后，我从教室出来匆匆赶往学校大门处买早餐。电话突然响起，又是父亲那串长长的浙江号码。
我没有接。可电话一通又一通不停地打来。我接起电话，生气地问：“你到底什么事啊？”
“你没事吧？亭亭，你没事吧！”电话那头父亲紧张地问。
“我没事。你怎么啦？能有什么事？”我疑惑地说。
“噢噢，我刚才看自贡地震了，担心你出事。”我愣住了，“我们这里一点感觉也没有，放心吧。”
“那就好，那就好……”
听着电话里父亲的柔声细语，我怎么也无法和那个严厉的赵五联系起来，我竭尽全力想在脑海中搜寻他记忆的样貌，却怎么也无法与电话中的声音吻合起来。
“你今年暑假没有回去，还好吧？”
“我不想你太早耍朋友，是怕你耽误学业。”父亲讷讷地说。
“我自己文化不高，只有小学。可我看到过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太年轻耍朋友，最后被骗，一事无成。我……担心你……”
长达五秒的沉默。我早已哽咽，我能感受到电话那头的父亲放下了手机在擦眼泪，就像在医院时那样，低着头，没有哽咽，只用手一把抹过眼睛停在眉毛处。还好不是视频通话，我的父亲啊，多么要强的一个人，绝不愿让我看到他此刻的狼狈不堪。
我站在校园里，忘了吃早餐，忘了上课。那一通电话我们打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