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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四川夹江县有一个教师世家——雷氏家族。他们自明朝中期开始就世世代代以教书为业，历经明朝、清朝、民国、新中国，历时共494年。沿袭至今向社会输送了16代教书先生，但是到了现在第17代，没人再从事教育。对此反对者支持者均有之，但笔者亦认为——
“子承父业”已经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有学者曾这样讲，当代人的思想里依稀还保留着中国五千年文化遗留的精粹，根深蒂固、最具典范的就是“子承父业”。而且，祖传的手艺、秘籍等几乎都是“传儿不传女，传子不传婿”。以教师世家的雷氏家族而言，到了现在第17代无人再从事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打破“子承父业”陈规的表现，笔者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子承父业”曾一度受到追捧
在古代、近代，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门道、自己的专长，“子承父业”的现象可谓由来已久。曾经很长时间内，能够“子承父业”是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因为那样足够说明你有一个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的手艺。所以，那时候铁匠的后代是铁匠、木匠的后代是木匠、医生的后代是医生等都是所谓的正常现象。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子承父业”更为明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回城难，招工不易，老人提前退休，子女届时顶岗的出现就有了新形势的“子承父业”意味。有的一家人可能是“几世同堂”，在同一个企业上班共事。不仅是工厂中有这种现象，许多父亲在信用社，其子女也进入到信用社，父亲在医院，其子女也进入到医院等现象也是普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子承父业”的形式。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父业子承的现象都必然会存在，而且都会占一定的比例。比如在发达的美国，父亲是农场主，那么通常情况下，其儿子中通常也会有一个农场主。听说，美国农场主通常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子送去读农学，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中国，一个企业主很容易让自己的孩子也当上企业主。这种父业子承现象往往与父亲的社会资本、儿子的生存环境及所受的教育有关。比如一个父亲是政治家，其儿子受其影响，也喜欢政治。同时，其父在政坛上富有影响力，很容易将自己的儿子扶持上去。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在中国商人中，他们为了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子承父业”的现象就极其普遍。以浙江为例:“子承父业”历来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财富继承的首选。尤其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希望自己的创业成果能长盛不衰，世代相传，在他们看来别人做得再优秀也没有自己人用着放心，于是他们极力让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事业进行继承，至少也要采取家族控股的形式。
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前些年的“顶替制度”，这种制度也许已经被人遗忘了，通俗而言就是‘接班’，这是一项极具政治色彩的制度。总体上而言，这种比较严格的顶职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特殊的工种。主要存在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因为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工种基本上由进城的农民工取代了，岗位也就因此丧失了顶职的必要性。但一种与顶职类似的现象随之出现了。那就是解决一些国家干部子女的工作问题。比如，我曾见过离休的老教师上教育局奔波，最终解决其子女也能进入到教育系统工作的问题。这与前面的顶职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一直到现在，所谓的顶替制度也依然存在。
新形势下衍变的“子承父业”
也许很多人会说，二十一世纪的“子承父业”应该很少了吧。其实不然，而是相比以前现在的“子承父业”更加复杂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有本事的父母早早的就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一个好工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子承父业”，但却与自己的老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段时间有报道称，某地招聘官员时，录取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是该地领导的子女，另一个也是有亲戚是当地领导。
一个具有新时代迹象的“子承父业”就是农民工。他们在外打工，有所收益。自己的孩子在家读书，有所学。对看似不能成才的孩子，他们就让其提前辍学，“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他们认为学一点技能，能挣一点收入、撑起一个家就行了，在很多工地上你都能看到一些未成年的农民工。他们挣钱、结婚、生孩子，传宗、接代、守家业。循环往复，如此这般的父业子承。
新形势“子承父业”存在的情况下，原始的“子承父业”方式依然存在。比如，长久以来存在于农民中的“子承父业”方式。在许多困难家庭，或者说是贫困地区，子女的出路一直是父母最大的心事。他们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可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费毕竟是个大问题。对“顽劣”一点的儿童，就采取读不走、供不起，那就“子承父业”——种地吧。
而且，垄断行业“子承父业”现象依然比较突出，私营企业中“子承父业”现象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们不甘心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落到别人手里。在现今国内外知名的企业中，不乏家族企业的身影，如国内的报喜鸟集团、劲霸男装、安踏鞋业、七匹狼实业等服装界的知名品牌企业，国外的如松下、洛克菲勒、迪斯尼、惠普等跨国公司，时装界内的CHANEL、华伦天奴、Versace、CD等，这些企业或为家族经营、或为家族持股。
有学者对“子承父业”在当今社会里仍然存在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子女的发展，而且因为有可以继承的这个靠山，会阻碍很多人的努力上进，这在早些年最为明显，因为有些人不用努力就可以借助他们父母的地位或其他优势而获得别人努力都不能获得的成绩，他们自然不愿意再去努力拼搏。另一方面而言，这会使另外一部分努力拼搏的人失去努力拼搏的信心与勇气，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为打破“子承父业”陈规叫好
中国教师世家——雷氏家族到了17代无人再从事教师职业；据中国医师协会曾做过的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的比例只有17%……这些信息的传出让很多人担忧，怕我们的这些行业受到威胁。暂不说在就业多元化的今天，择业的空间越来越大，“父母包办式”子女就业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子女有选择自己喜欢或适合职业的权利……在就业形势严峻、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上述现象的存在是就业上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就业观念突破“子承父业”的体现，是择业观念进步的一个标志，并不意味着像医生、教师等职业失去吸引力，教师、医生等子女不继承，丝毫不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的稳定。我们不仅不用为此担忧，反而应该为此感到窃喜。在价值多元年代，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人生选择。打破“子承父业”的陈规，不仅能更好的尊重“子女”的选择，更是公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日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56名企业家中，仅有37位明确希望今后企业由子女掌管；有98人愿意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也就是说，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企业家寻求的是市场扩展和财产增值，因此选择继承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强求”，这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共识，笔者认为，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受传统影响，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仍未完全动摇，但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财富的理性与责任态度的开明。
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相信这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据调查显示，当今社会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相比以往显现出了这样的新趋势。即自主化、务实化和多元化。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就业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自主性”越来越突出，既摆脱了国家制度层面造成的社会结构性抑制，也逐步摆脱了父母这一家庭因素造成的微观层面的制约。从城镇青年到农村青年，青年就业的地理空间大大扩展，从跨县、跨省到跨国家，基本上摆脱了儿女不远行的旧观念；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战略地位逐步提升，青年就业观念上也表现出了经济取向的强化，经济意识普遍增长，随着经济意识强化而更主动地投身市场经济；随着社会变迁与就业形势的变化，青年就业选择面越来越宽，从单一越来越走向多元，这种多元不仅仅包括就业类型的多种多样，还有“非正规就业”（家庭内就业等）甚至是“不就业”（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等）的选择。
这些就业趋势的转变，既是打破“子承父业”陈规的表现，更是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为打破“子承父业”的陈规叫好！
“子承父业”已经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有学者曾这样讲，当代人的思想里依稀还保留着中国五千年文化遗留的精粹，根深蒂固、最具典范的就是“子承父业”。而且，祖传的手艺、秘籍等几乎都是“传儿不传女，传子不传婿”。以教师世家的雷氏家族而言，到了现在第17代无人再从事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打破“子承父业”陈规的表现，笔者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子承父业”曾一度受到追捧
在古代、近代，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门道、自己的专长，“子承父业”的现象可谓由来已久。曾经很长时间内，能够“子承父业”是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因为那样足够说明你有一个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的手艺。所以，那时候铁匠的后代是铁匠、木匠的后代是木匠、医生的后代是医生等都是所谓的正常现象。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子承父业”更为明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回城难，招工不易，老人提前退休，子女届时顶岗的出现就有了新形势的“子承父业”意味。有的一家人可能是“几世同堂”，在同一个企业上班共事。不仅是工厂中有这种现象，许多父亲在信用社，其子女也进入到信用社，父亲在医院，其子女也进入到医院等现象也是普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子承父业”的形式。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父业子承的现象都必然会存在，而且都会占一定的比例。比如在发达的美国，父亲是农场主，那么通常情况下，其儿子中通常也会有一个农场主。听说，美国农场主通常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子送去读农学，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中国，一个企业主很容易让自己的孩子也当上企业主。这种父业子承现象往往与父亲的社会资本、儿子的生存环境及所受的教育有关。比如一个父亲是政治家，其儿子受其影响，也喜欢政治。同时，其父在政坛上富有影响力，很容易将自己的儿子扶持上去。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在中国商人中，他们为了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子承父业”的现象就极其普遍。以浙江为例:“子承父业”历来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财富继承的首选。尤其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希望自己的创业成果能长盛不衰，世代相传，在他们看来别人做得再优秀也没有自己人用着放心，于是他们极力让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事业进行继承，至少也要采取家族控股的形式。
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前些年的“顶替制度”，这种制度也许已经被人遗忘了，通俗而言就是‘接班’，这是一项极具政治色彩的制度。总体上而言，这种比较严格的顶职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特殊的工种。主要存在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因为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工种基本上由进城的农民工取代了，岗位也就因此丧失了顶职的必要性。但一种与顶职类似的现象随之出现了。那就是解决一些国家干部子女的工作问题。比如，我曾见过离休的老教师上教育局奔波，最终解决其子女也能进入到教育系统工作的问题。这与前面的顶职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一直到现在，所谓的顶替制度也依然存在。
新形势下衍变的“子承父业”
也许很多人会说，二十一世纪的“子承父业”应该很少了吧。其实不然，而是相比以前现在的“子承父业”更加复杂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有本事的父母早早的就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一个好工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子承父业”，但却与自己的老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段时间有报道称，某地招聘官员时，录取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是该地领导的子女，另一个也是有亲戚是当地领导。
一个具有新时代迹象的“子承父业”就是农民工。他们在外打工，有所收益。自己的孩子在家读书，有所学。对看似不能成才的孩子，他们就让其提前辍学，“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他们认为学一点技能，能挣一点收入、撑起一个家就行了，在很多工地上你都能看到一些未成年的农民工。他们挣钱、结婚、生孩子，传宗、接代、守家业。循环往复，如此这般的父业子承。
新形势“子承父业”存在的情况下，原始的“子承父业”方式依然存在。比如，长久以来存在于农民中的“子承父业”方式。在许多困难家庭，或者说是贫困地区，子女的出路一直是父母最大的心事。他们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可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费毕竟是个大问题。对“顽劣”一点的儿童，就采取读不走、供不起，那就“子承父业”——种地吧。
而且，垄断行业“子承父业”现象依然比较突出，私营企业中“子承父业”现象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们不甘心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落到别人手里。在现今国内外知名的企业中，不乏家族企业的身影，如国内的报喜鸟集团、劲霸男装、安踏鞋业、七匹狼实业等服装界的知名品牌企业，国外的如松下、洛克菲勒、迪斯尼、惠普等跨国公司，时装界内的CHANEL、华伦天奴、Versace、CD等，这些企业或为家族经营、或为家族持股。
有学者对“子承父业”在当今社会里仍然存在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子女的发展，而且因为有可以继承的这个靠山，会阻碍很多人的努力上进，这在早些年最为明显，因为有些人不用努力就可以借助他们父母的地位或其他优势而获得别人努力都不能获得的成绩，他们自然不愿意再去努力拼搏。另一方面而言，这会使另外一部分努力拼搏的人失去努力拼搏的信心与勇气，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为打破“子承父业”陈规叫好
中国教师世家——雷氏家族到了17代无人再从事教师职业；据中国医师协会曾做过的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的比例只有17%……这些信息的传出让很多人担忧，怕我们的这些行业受到威胁。暂不说在就业多元化的今天，择业的空间越来越大，“父母包办式”子女就业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子女有选择自己喜欢或适合职业的权利……在就业形势严峻、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上述现象的存在是就业上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就业观念突破“子承父业”的体现，是择业观念进步的一个标志，并不意味着像医生、教师等职业失去吸引力，教师、医生等子女不继承，丝毫不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的稳定。我们不仅不用为此担忧，反而应该为此感到窃喜。在价值多元年代，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人生选择。打破“子承父业”的陈规，不仅能更好的尊重“子女”的选择，更是公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日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56名企业家中，仅有37位明确希望今后企业由子女掌管；有98人愿意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也就是说，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企业家寻求的是市场扩展和财产增值，因此选择继承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强求”，这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共识，笔者认为，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受传统影响，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仍未完全动摇，但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财富的理性与责任态度的开明。
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相信这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据调查显示，当今社会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相比以往显现出了这样的新趋势。即自主化、务实化和多元化。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就业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自主性”越来越突出，既摆脱了国家制度层面造成的社会结构性抑制，也逐步摆脱了父母这一家庭因素造成的微观层面的制约。从城镇青年到农村青年，青年就业的地理空间大大扩展，从跨县、跨省到跨国家，基本上摆脱了儿女不远行的旧观念；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战略地位逐步提升，青年就业观念上也表现出了经济取向的强化，经济意识普遍增长，随着经济意识强化而更主动地投身市场经济；随着社会变迁与就业形势的变化，青年就业选择面越来越宽，从单一越来越走向多元，这种多元不仅仅包括就业类型的多种多样，还有“非正规就业”（家庭内就业等）甚至是“不就业”（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等）的选择。
这些就业趋势的转变，既是打破“子承父业”陈规的表现，更是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为打破“子承父业”的陈规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