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些急需用人的关键时刻。每当此时，中组部长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他们以识人、选人、用人的胆略智慧，挑选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为党和国家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动力。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任中组部长
　　1921年7月，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中共一大讨论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局机构——中央工作部，并专门设立了组织主任一职，由张国焘担任，此后这一职位名称多次变化。中共二大召开时，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有了明显发展。1924年5月，中共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正式设立了组织、宣传等部，毛泽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任中组部长。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老家，中共四大便推选陈独秀担任中央组织部主任。此后，李维汉、罗亦农等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
　　中共创立之初的1921年至1927年，是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转型时期。据统计，参加中共一大的50多人中，有近20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占总人数的40%。可以说，中共最初是由一批思想觉悟高的精英分子创立的。当时，如何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范围是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1921年11月，党中央就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等地在1年内积极发展党员至30人。1927年，时任中央组织部主任的陈独秀提出：“如果我们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此时，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中共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培养干部。朱少连和林伟民就是这一时期中共选拔的工人干部典型。
　　朱少连本是一名火车司机，后来结识了比自己小几岁的毛泽东和李立三。在他们的引导下，朱少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一系列斗争中成长起来。他参与组建了湖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他又领导了湖南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并参加了秋收起义。1929年1月，朱少连被捕，4天后英勇就义。
　　林伟民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得以结识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最初，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海员罢工。1924年，他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去苏联参加会议期间，经过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罗亦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名海员党员。后来，林伟民还参与组织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不久，林伟民病逝。
　　192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被捕遇害，周恩来出任中组部长。但由于当时武装斗争激烈，组织工作难以进入正轨。直到延安时期，中共才进入了正常的组织建设时期。
　　延安时期：陈云证实丁玲的清白
　　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党中央虽然到达陕北，但党员只剩下3万人，急需大量优秀干部。1937年，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当年12月担任中组部长。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大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延安。这些外来人员一方面成了党的人才库，另一方面也给组织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鉴别知识分子、吸收优秀干部成了陈云的重要工作。
　　1938年，女作家丁玲从山西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晚会上，有人喊了一声：“欢迎丁玲同志唱个歌！”但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却说：“丁玲没资格到党校来，她自首（变节）过。”康生当着众人的面这样说，让丁玲倍感压力。她找到陈云，边哭边请求组织调查所谓的“自首”。陈云安慰丁玲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会出面调查的。”后来经过反复调查，中组部郑重地下了结论，认为“对丁玲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专门在这份审定结论上签了字，并特地写明“请丁玲同志存留一份”。为此，丁玲生前曾多次感念陈云对自己的关心。
　　帮助傅连暲入党是陈云另一件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名医生。红军打下汀州时，他舍弃了自己开的药店，带着医疗用品和珍贵药材参加了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云在苏联时，以“廉臣”为笔名，写了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的主角就是以傅连暲为原型。到了延安后，傅连暲被分配在中央医院工作，给中央领导看病。他医术一流，但不擅与人相处，说话很生硬。医院里一些人看不惯他，一直不介绍他入党。陈云知道情况后，就和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暲以及医院党支部谈话。在谈话中，陈云了解了傅连暲的情况，肯定了他的优点，也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认识上取得一致，认为傅连暲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后来，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吸收傅连暲入党。建国后，傅连暲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有的甚至是敌对势力的奸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开除刘力功党籍事件。刘力功1938年入党，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后，又进入延安党校继续深造。毕业时，按照分配原则，组织上决定让刘力功到华北基层去锻炼，但刘力功坚持要留在延安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为了帮助刘力功认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组织原则，陈云和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时，大家劝说道：“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刘力功却讲起了条件：“（我）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7次谈话未果，让陈云深深感到，一些来到延安的青年，由于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看不起工农干部，要待遇，不屑于基层工作。这种风气如果在干部队伍中扩散开来，会严重影响抗日前线军民的积极性。为此，陈云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以此事作为“药引子”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他还亲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撰文，批评刘力功，引起各级干部的震动，及时刹住了延安知识青年当中的不良风气。1939年5月，陈云又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6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