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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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我国碳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当前的碳排放权制度在设立目标的公益性、行使方式的不自主性、附着客体的不确定性等方面特征,使得其规定难以上升为法律权利,而仅能作为企业碳减排的强制性环境义务.近年来,用益物权说、准物权说和发展权说等理论学说试图将其财产化,而回避了对其法律义务属性的探讨,存在逻辑不自洽、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亟待修正.出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制度体系化考量,有必要明确碳排放权的义务本质,强化政府、企业以及地方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制度设计和监管责任,重视碳排放权相关的制度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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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浙江杭州3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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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我国碳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当前的碳排放权制度在设立目标的公益性、行使方式的不自主性、附着客体的不确定性等方面特征,使得其规定难以上升为法律权利,而仅能作为企业碳减排的强制性环境义务.近年来,用益物权说、准物权说和发展权说等理论学说试图将其财产化,而回避了对其法律义务属性的探讨,存在逻辑不自洽、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亟待修正.出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制度体系化考量,有必要明确碳排放权的义务本质,强化政府、企业以及地方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制度设计和监管责任,重视碳排放权相关的制度绩效、制度缺位、制度拥挤和制度冲突等现实问题.同时,应防止将碳排放权简单等同于行政管控手段或行政规制权,完善企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价值取向下的碳减排义务制度体系,避免出现“规制过度”或者“规制不足”等制度失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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