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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李纪珍 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助理，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兼职研究员。目前的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项目管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15个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国家科技部项目5项，北京市科委软科学项目2项，企业咨询项目4项。参加过20多个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国家科技部项目6项，国家发改委项目1项，省市政府项目2项，企业委托咨询项目10项。
在胡锦涛总书记“中关村的发展，关键是要搭建平台，把资源整合好”的重要指示下，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即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正式成立，搭建了一个快速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工作平台。这是北京市落实中央领导指示，进行创新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如何能使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却是任重而道远。
本文首先回顾首都各类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长期对平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新启动平台提出若干发展建议。
一、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
首都的科技资源总量丰富，各类科技型企业密集分布，是引领全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增长极。虽然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类似概念缺乏清晰且统一的界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政府在推进科技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涵盖了“平台”的各种功能，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内涵及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目前，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组织实施类型主要包括：
（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法律约束力的联盟协议明确技术创新目标、落实成员单位之间的任务分工，实现产学研用合作。截至2009年底，北京地区产业技术联盟超过100家，成员单位超过5000家，按联盟宗旨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以产业振兴和培育为目标的联盟，如首都新能源产业技术联盟、中关村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联盟、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等；二是以重大科技成果研发和成果转化为目标的联盟，如北京新药创制产学研联盟、首都钢铁服务产业联盟、北京数控装备创新联盟、重大工程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等；三是以科技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整合共享为目标的联盟，如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北京协同创新服务联盟等；四是以项目和资本对接为目标的联盟，如投资北京联盟、风险投资产业联盟、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等；五是以发展市政公益事业为目标的联盟，如奥运场馆体育产业联盟、北京科普基地联盟等。
（二）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2003年，北京市科委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背景下，设立“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主题计划，旨在通过集成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的科技基础设施、科技数据和文献、科技成果、科技网络环境、人才队伍等科技资源，为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主体提供强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支撑和相关技术服务。按照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资源整合机制的显著差异，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2008年以前，信息化和联盟化是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整合资源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搭建了北京科学仪器协作公用网、北京技术创新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资源网、京津冀科研条件协作网、环渤海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现科技资源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联盟在资源汇聚和运营服务方面的机制优势，依托联盟组建了覆盖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农业、先进制造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20个条件平台试点。
自2009年以来，北京市科委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移动等14家资源优势单位联合共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在机制上引入并授权市场化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以下称“中介方”）经营高校、院所和企业（以下称“资源方”）的科技资源，以协议的形式明确资源方和中介方的利益分配方式，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利益共同体，发挥了市场机制在促进资源共享中的基础性作用。截至2010年底，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体系共撬动423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1.8万台（套）价值约110亿元的科研仪器设备面向企业开放。
（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技术市场作为首都科技成果转化主渠道的作用日益明显。2009年，北京技术交易实现增加值1052亿元，对首都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达8.7%；2010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1579.5亿元，同比增长27.8%，占全国40.4%。各类技术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提供对接服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市科委主持建设的北京科技成果产业化情报系统搭建起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数据平台，缩短了高校、院所等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应用部门间的鸿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正式挂牌的中国技术交易所通过多样化的技术交易模式，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和增信作用，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民间资金参与科技创业投资，在科技金融领域做出有益尝试；北京国家技术交易中心则重点围绕营造技术市场环境、落实技术市场政策、开展技术交易信息服务、搭建技术交易渠道、拓展技术交易市场等开展服务。
二、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发展建议
首都创新资源服务平台建立在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已有工作基础之上，但不能成为同质功能的重复建设或简单叠加，而需针对已有体系的薄弱环节，采取不同于既有平台的组织实施模式。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宜采取“以资源聚合为本、以区域和产业发展为责、以政策先行为势、以科技金融为器”的发展思路。
（一）“以资源聚合为本”
技术创新过程的本质是创新主体对内外部相关要素的整合过程，这些要素包括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实验、检测、研究开发设备、试制设施）等多方面。平台作为竞合时代的外部资源空间，要真正成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支撑载体，强化资源聚合效应是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的根本。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资源聚合的关键在于：一是以全要素资源整合为技术创新提供全面支撑；二是以增量资源投入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深层次矛盾。
（1）以全要素资源整合为技术创新提供全面支撑
创新资源的全要素整合不是仅对单一类型的科技资源加以整合，而是对技术创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各个环节所需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等相关资源进行分类集成的资源整合模式。从实践经验看，全要素资源整合是我国资源性平台发展的一个方向。例如，引起国务院和科技部高度重视、赢得“北京模式”美誉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其探索实施就是一个不断拓展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内涵的过程。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于2009年起步于仪器设备资源开放（测试服务），到2010年、2011年逐步发展成为整合“仪器设备、科技人才、科技成果”三类要素，可围绕中小企业多层次的技术创新需求提供“测试、研发、技术”三大技术对接服务的综合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不仅如此，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还积极引导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等社会金融资本进入科技投入体系，支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及落地北京。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全要素整合不必完全照搬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经验。相比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自下而上”的整合模式，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还应注重“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模式，即建立与已有硬件基础设施、技术、人才、资本等各类平台的对接机制。比如，可考虑依托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高等院校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转移平台和中央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组建互联互通、统一接口的技术转移服务信息化网络平台。又比如，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可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联姻”，通过在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中介方或资源方之间建立工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企业需求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资源体系的有效连接。
（2）以增量资源投入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深层次矛盾
科技资源配置的一种观点是，资源应配置于创新主体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历史地看，计划经济时期“科技经济两张皮”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由“资源主体”与“创新主体”错位引起，因此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尝试采取“休克疗法”将科技资源重新配置到企业。然而，科研院所转制后引起的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缺位问题已经表明这种资源配置思路的局限性。从全球范围看，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科技资源也被配置到了企业之外的“辅体”——一些独立的、为行业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例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采取“政府所有，承包人运营管理”（GOCO）模式，其主要特点包括：美国能源部投资并拥有国家实验室产权，即实验室的厂址、建筑物和设备归能源部所有；能源部委托大学、公司等承包人运行管理国家实验室；能源部与承包人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合同进行管理运作；国家实验室的经费来自能源部和社会委托项目，承包人的管理经费由能源部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拨付。这些机构的存在并没有降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相反却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本文认为，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应确保资源配置的预期效果与资源配置主体的功能定位相契合，仅仅遵照资源主体和创新主体重合的一刀切模式是不恰当的。企业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开发竞争性技术所需资源是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此类资源理应配置于企业且无共享必要。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共性基础设施资源开放的主力军，但要注意到此类机构同样面临“论文”、“专利”、“成果”的考核压力和竞争压力，其掌握的科技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有竞争性。
因此，我们建议在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中由北京市政府联合产业内的大型龙头企业、转制院所投资组建一批“第三方机构”，重点投资购置紧缺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设备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制定科学的利益机制和考核方式（比如采取承包经营模式），以形成增量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内生动力。
（二）“以区域和产业发展为责”
在资源聚合的基础上，平台只有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引擎，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欧洲各国相继开始组建支撑区域或产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性机构。
在平台建设支撑区域发展方面，荷兰2005年在特文特（Twente）地区启动了特文特创新平台，由当地的企业、政府、教育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特文特创新平台围绕特文特区域五大优势产业集群（食品、技术和健康、安全和技术、建筑和材料、材料和高科技系统）制定特文特创新路线，提出具体的创新项目，配套实施一系列区域创新环境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地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创业企业成长。又比如，法国罗纳阿尔卑斯高新技术区形成了汽车、宇宙航空产业集群，吸引卡特彼勒、雷诺汽车等知名公司进驻，该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依赖于优化生产系统、信息系统、虚拟制造、工程医疗保健系统等科研领域的突破。为此，罗纳阿尔卑斯区地方政府每年投入70万欧元成立联合技术平台，促成相关领域的合作研发项目和研究设施共享，并定期提供研讨会等学习交流的机会。
在平台建设支撑产业发展方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平台培育产业”的典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工研院将美国半导体电路技术引进岛内，组建自己的实验工厂进行技术改良并实施整厂技术转移，衍生出台湾第一家民营半导体电路生产企业。此后，工研院先后衍生出台积电、台湾光罩、亿威、世界先进等近百家高科技企业。“衍生企业群”成为带动台湾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成立于2004年的欧洲制造技术平台则聚焦在以战略规划引领欧洲制造业转型升级。该平台自成立以来先后发布的《未来制造业：2020年展望》、《战略研究议程》等文件制定了欧洲制造业转型路线图和研发优先级，成为欧盟和欧洲各国配置制造业领域科技资源（如资助竞争性投标项目）的核心依据。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工作同样要与“十二五”时期首都区域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例如，统筹整合中关村科学城空间资源，组织编制和实施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推进落实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大学科技园、孵化器、高端产业园等创新创业产业基地建设；制定并实施首都区域创新路线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议程，以此作为地方财政资金对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匹配依据。
（三）“以政策先行为势”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具有“上通下达”的组织结构设计：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由国务院主要部委及直属机构、北京市委的相关负责人组成，负责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则具体推进中关村示范区建设，解决北京市层面的重大问题。与我国其他的地方平台相比，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建设重心明显上移，它也因此具备了“特事特办”、 “先行先试”的潜在优势，可以特许或优先享受国务院支持创新的各项改革政策，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高端人才引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应用、创新资源服务等方面的政策。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政策先行”的优势真正发挥，关键在于各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从国际经验看，政策（或战略）驱动型的创新平台，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有两种途径。一类是以欧洲制造技术平台为代表，由平台（自身掌握资源）直接资助基于战略规划或政策目标的竞争性投标项目，引导资源配置于合适的领域和方向。另一类是以荷兰国家创新平台为代表，不是直接向研发项目提供资助，而是通过行政指令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具体项目来支持创新，下面将做详细介绍。
成立于2003年的荷兰国家创新平台是荷兰科技政策的协调和咨询机构，由荷兰首相担任平台主席，其他成员包括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和经济事务部部长，荷兰企业界精英（如飞利浦总裁）、知名学者等。该平台的运作流程包括：（1）成立工作小组，详细调研特定领域的瓶颈；（2）工作小组提交咨询报告，提出解决建议；（3）荷兰内阁针对咨询报告做出批示；（4）相关政府部门执行内阁的决议。在上述运作框架内，荷兰政府推出了补贴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发的“创新优惠券”计划、鼓励公私部门科技人员自由流动的“卡西米尔”计划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可以借鉴这两种政策落地模式，开辟中国自主创新的“特区”，做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一典型样板。
（四）“以科技金融为器”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设有科技金融创新服务平台模块为技术创新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将科技金融引入平台建设有利于填补技术商业化早期的“投资空白”，帮助企业渡过“死亡陷阱”，是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支撑创新的有力抓手。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夯实科技金融的理论基础。由于高科技企业在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具有不同的现金流特点，对融资渠道也有不同的需求，建议新设课题（或借鉴已有软课题研究成果）对规律进行总结，作为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设计的依据。
（2）加强对政府直接股权投资的风险控制。按照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建设方案，拟委托中关村发展集团、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股权投资的出资代表。从国际经验看，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政府股权投资需谨慎。
日本关键技术中心是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总务省（原邮电省）共管的特殊法人机构，主要任务是对民间企业的尖端性、应用性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出资或是提供融资协助。日本关键技术中心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政府，通常作为投资人与技术研发企业共同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拥有股份；研发项目结束后，留下壳公司对开发成功的专利权实施技术许可业务，收入维持壳公司正常运营；壳公司一旦盈利将向日本关键技术中心支付股息。但从运作效果看，由于研发投资的周期过长、风险过高，日本政府并没有从它的投资项目中获得显著的经济回报。
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便利，但政府盲目地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介入而不注重风险控制，极可能让国有资本成为风险转移的对象并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考虑到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在项目识别、风险控制和项目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政府应建设资本与项目对接的信息平台，并在双方接洽中提供便利。
李纪珍 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助理，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兼职研究员。目前的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项目管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15个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国家科技部项目5项，北京市科委软科学项目2项，企业咨询项目4项。参加过20多个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国家科技部项目6项，国家发改委项目1项，省市政府项目2项，企业委托咨询项目10项。
在胡锦涛总书记“中关村的发展，关键是要搭建平台，把资源整合好”的重要指示下，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即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正式成立，搭建了一个快速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工作平台。这是北京市落实中央领导指示，进行创新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如何能使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却是任重而道远。
本文首先回顾首都各类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长期对平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新启动平台提出若干发展建议。
一、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
首都的科技资源总量丰富，各类科技型企业密集分布，是引领全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增长极。虽然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类似概念缺乏清晰且统一的界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政府在推进科技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涵盖了“平台”的各种功能，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内涵及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目前，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组织实施类型主要包括：
（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法律约束力的联盟协议明确技术创新目标、落实成员单位之间的任务分工，实现产学研用合作。截至2009年底，北京地区产业技术联盟超过100家，成员单位超过5000家，按联盟宗旨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以产业振兴和培育为目标的联盟，如首都新能源产业技术联盟、中关村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联盟、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等；二是以重大科技成果研发和成果转化为目标的联盟，如北京新药创制产学研联盟、首都钢铁服务产业联盟、北京数控装备创新联盟、重大工程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等；三是以科技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整合共享为目标的联盟，如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北京协同创新服务联盟等；四是以项目和资本对接为目标的联盟，如投资北京联盟、风险投资产业联盟、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等；五是以发展市政公益事业为目标的联盟，如奥运场馆体育产业联盟、北京科普基地联盟等。
（二）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2003年，北京市科委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背景下，设立“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主题计划，旨在通过集成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的科技基础设施、科技数据和文献、科技成果、科技网络环境、人才队伍等科技资源，为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主体提供强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支撑和相关技术服务。按照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资源整合机制的显著差异，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2008年以前，信息化和联盟化是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整合资源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搭建了北京科学仪器协作公用网、北京技术创新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资源网、京津冀科研条件协作网、环渤海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现科技资源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联盟在资源汇聚和运营服务方面的机制优势，依托联盟组建了覆盖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农业、先进制造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20个条件平台试点。
自2009年以来，北京市科委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移动等14家资源优势单位联合共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在机制上引入并授权市场化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以下称“中介方”）经营高校、院所和企业（以下称“资源方”）的科技资源，以协议的形式明确资源方和中介方的利益分配方式，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利益共同体，发挥了市场机制在促进资源共享中的基础性作用。截至2010年底，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体系共撬动423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1.8万台（套）价值约110亿元的科研仪器设备面向企业开放。
（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技术市场作为首都科技成果转化主渠道的作用日益明显。2009年，北京技术交易实现增加值1052亿元，对首都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达8.7%；2010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1579.5亿元，同比增长27.8%，占全国40.4%。各类技术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提供对接服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市科委主持建设的北京科技成果产业化情报系统搭建起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数据平台，缩短了高校、院所等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应用部门间的鸿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正式挂牌的中国技术交易所通过多样化的技术交易模式，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和增信作用，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民间资金参与科技创业投资，在科技金融领域做出有益尝试；北京国家技术交易中心则重点围绕营造技术市场环境、落实技术市场政策、开展技术交易信息服务、搭建技术交易渠道、拓展技术交易市场等开展服务。
二、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发展建议
首都创新资源服务平台建立在首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已有工作基础之上，但不能成为同质功能的重复建设或简单叠加，而需针对已有体系的薄弱环节，采取不同于既有平台的组织实施模式。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宜采取“以资源聚合为本、以区域和产业发展为责、以政策先行为势、以科技金融为器”的发展思路。
（一）“以资源聚合为本”
技术创新过程的本质是创新主体对内外部相关要素的整合过程，这些要素包括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实验、检测、研究开发设备、试制设施）等多方面。平台作为竞合时代的外部资源空间，要真正成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支撑载体，强化资源聚合效应是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的根本。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资源聚合的关键在于：一是以全要素资源整合为技术创新提供全面支撑；二是以增量资源投入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深层次矛盾。
（1）以全要素资源整合为技术创新提供全面支撑
创新资源的全要素整合不是仅对单一类型的科技资源加以整合，而是对技术创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各个环节所需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等相关资源进行分类集成的资源整合模式。从实践经验看，全要素资源整合是我国资源性平台发展的一个方向。例如，引起国务院和科技部高度重视、赢得“北京模式”美誉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其探索实施就是一个不断拓展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内涵的过程。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于2009年起步于仪器设备资源开放（测试服务），到2010年、2011年逐步发展成为整合“仪器设备、科技人才、科技成果”三类要素，可围绕中小企业多层次的技术创新需求提供“测试、研发、技术”三大技术对接服务的综合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不仅如此，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还积极引导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等社会金融资本进入科技投入体系，支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及落地北京。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全要素整合不必完全照搬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经验。相比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自下而上”的整合模式，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还应注重“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模式，即建立与已有硬件基础设施、技术、人才、资本等各类平台的对接机制。比如，可考虑依托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高等院校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转移平台和中央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组建互联互通、统一接口的技术转移服务信息化网络平台。又比如，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可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联姻”，通过在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中介方或资源方之间建立工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企业需求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资源体系的有效连接。
（2）以增量资源投入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深层次矛盾
科技资源配置的一种观点是，资源应配置于创新主体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历史地看，计划经济时期“科技经济两张皮”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由“资源主体”与“创新主体”错位引起，因此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尝试采取“休克疗法”将科技资源重新配置到企业。然而，科研院所转制后引起的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缺位问题已经表明这种资源配置思路的局限性。从全球范围看，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科技资源也被配置到了企业之外的“辅体”——一些独立的、为行业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例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采取“政府所有，承包人运营管理”（GOCO）模式，其主要特点包括：美国能源部投资并拥有国家实验室产权，即实验室的厂址、建筑物和设备归能源部所有；能源部委托大学、公司等承包人运行管理国家实验室；能源部与承包人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合同进行管理运作；国家实验室的经费来自能源部和社会委托项目，承包人的管理经费由能源部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拨付。这些机构的存在并没有降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相反却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本文认为，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应确保资源配置的预期效果与资源配置主体的功能定位相契合，仅仅遵照资源主体和创新主体重合的一刀切模式是不恰当的。企业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开发竞争性技术所需资源是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此类资源理应配置于企业且无共享必要。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共性基础设施资源开放的主力军，但要注意到此类机构同样面临“论文”、“专利”、“成果”的考核压力和竞争压力，其掌握的科技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有竞争性。
因此，我们建议在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中由北京市政府联合产业内的大型龙头企业、转制院所投资组建一批“第三方机构”，重点投资购置紧缺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设备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制定科学的利益机制和考核方式（比如采取承包经营模式），以形成增量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内生动力。
（二）“以区域和产业发展为责”
在资源聚合的基础上，平台只有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引擎，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欧洲各国相继开始组建支撑区域或产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性机构。
在平台建设支撑区域发展方面，荷兰2005年在特文特（Twente）地区启动了特文特创新平台，由当地的企业、政府、教育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特文特创新平台围绕特文特区域五大优势产业集群（食品、技术和健康、安全和技术、建筑和材料、材料和高科技系统）制定特文特创新路线，提出具体的创新项目，配套实施一系列区域创新环境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地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创业企业成长。又比如，法国罗纳阿尔卑斯高新技术区形成了汽车、宇宙航空产业集群，吸引卡特彼勒、雷诺汽车等知名公司进驻，该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依赖于优化生产系统、信息系统、虚拟制造、工程医疗保健系统等科研领域的突破。为此，罗纳阿尔卑斯区地方政府每年投入70万欧元成立联合技术平台，促成相关领域的合作研发项目和研究设施共享，并定期提供研讨会等学习交流的机会。
在平台建设支撑产业发展方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平台培育产业”的典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工研院将美国半导体电路技术引进岛内，组建自己的实验工厂进行技术改良并实施整厂技术转移，衍生出台湾第一家民营半导体电路生产企业。此后，工研院先后衍生出台积电、台湾光罩、亿威、世界先进等近百家高科技企业。“衍生企业群”成为带动台湾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成立于2004年的欧洲制造技术平台则聚焦在以战略规划引领欧洲制造业转型升级。该平台自成立以来先后发布的《未来制造业：2020年展望》、《战略研究议程》等文件制定了欧洲制造业转型路线图和研发优先级，成为欧盟和欧洲各国配置制造业领域科技资源（如资助竞争性投标项目）的核心依据。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建设工作同样要与“十二五”时期首都区域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例如，统筹整合中关村科学城空间资源，组织编制和实施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推进落实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大学科技园、孵化器、高端产业园等创新创业产业基地建设；制定并实施首都区域创新路线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议程，以此作为地方财政资金对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匹配依据。
（三）“以政策先行为势”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具有“上通下达”的组织结构设计：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由国务院主要部委及直属机构、北京市委的相关负责人组成，负责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则具体推进中关村示范区建设，解决北京市层面的重大问题。与我国其他的地方平台相比，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建设重心明显上移，它也因此具备了“特事特办”、 “先行先试”的潜在优势，可以特许或优先享受国务院支持创新的各项改革政策，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高端人才引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应用、创新资源服务等方面的政策。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政策先行”的优势真正发挥，关键在于各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从国际经验看，政策（或战略）驱动型的创新平台，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有两种途径。一类是以欧洲制造技术平台为代表，由平台（自身掌握资源）直接资助基于战略规划或政策目标的竞争性投标项目，引导资源配置于合适的领域和方向。另一类是以荷兰国家创新平台为代表，不是直接向研发项目提供资助，而是通过行政指令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具体项目来支持创新，下面将做详细介绍。
成立于2003年的荷兰国家创新平台是荷兰科技政策的协调和咨询机构，由荷兰首相担任平台主席，其他成员包括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和经济事务部部长，荷兰企业界精英（如飞利浦总裁）、知名学者等。该平台的运作流程包括：（1）成立工作小组，详细调研特定领域的瓶颈；（2）工作小组提交咨询报告，提出解决建议；（3）荷兰内阁针对咨询报告做出批示；（4）相关政府部门执行内阁的决议。在上述运作框架内，荷兰政府推出了补贴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发的“创新优惠券”计划、鼓励公私部门科技人员自由流动的“卡西米尔”计划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可以借鉴这两种政策落地模式，开辟中国自主创新的“特区”，做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一典型样板。
（四）“以科技金融为器”
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设有科技金融创新服务平台模块为技术创新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将科技金融引入平台建设有利于填补技术商业化早期的“投资空白”，帮助企业渡过“死亡陷阱”，是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支撑创新的有力抓手。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夯实科技金融的理论基础。由于高科技企业在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具有不同的现金流特点，对融资渠道也有不同的需求，建议新设课题（或借鉴已有软课题研究成果）对规律进行总结，作为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设计的依据。
（2）加强对政府直接股权投资的风险控制。按照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的建设方案，拟委托中关村发展集团、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股权投资的出资代表。从国际经验看，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政府股权投资需谨慎。
日本关键技术中心是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总务省（原邮电省）共管的特殊法人机构，主要任务是对民间企业的尖端性、应用性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出资或是提供融资协助。日本关键技术中心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政府，通常作为投资人与技术研发企业共同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拥有股份；研发项目结束后，留下壳公司对开发成功的专利权实施技术许可业务，收入维持壳公司正常运营；壳公司一旦盈利将向日本关键技术中心支付股息。但从运作效果看，由于研发投资的周期过长、风险过高，日本政府并没有从它的投资项目中获得显著的经济回报。
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便利，但政府盲目地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介入而不注重风险控制，极可能让国有资本成为风险转移的对象并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考虑到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在项目识别、风险控制和项目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政府应建设资本与项目对接的信息平台，并在双方接洽中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