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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之前的三十年，完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即在规则未完善的情况下发挥民间力量，实现GDP超越式发展。
从2004年前后开始，人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越来越多，反映在各个方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到了2008年戛然而止，在撞到金融危机的铁壁后，出口下行、内需不振、国内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凸显，发放货币、扩大投资、拉动房地产都无法支撑长期发展。中国站在三十年前一样的十字路口，是不触动体制改革以货币强行拉动经济，还是降低发展速度以改革提升未来效率，该何去何从？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为了将来，必须选择后一种发展道路：公平的市场化、法治的市场化、透明的市场化。
【禁止寻租市场化，发展公平市场化】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寻租力量的强大，中国也不例外。
近年来，政府已在各领域与寻租力量进行斗争。无论在房地产、矿山还是股票市场，高溢价引来众多寻租者，分成上下游利益链条，蚕食民财，一些专业市场变成拼人情、拼关系的市场。2010年6月2日，山西省纪委披露，截至当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处。2010年在股票市场，国信证券李绍武PE腐败案曝光、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涉嫌重大内幕交易逃匿、平安证券投行部门也涉嫌参与多宗内幕交易。所有这些构成的收入不均，远超过公开的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占GDP的30%。此前三年，2005年据灰色收入状况推算出的隐性收入是4.85万亿元，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扩大了近一倍，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71.4%。
寻租者搅乱了市场秩序，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加剧了市场信心的流失。《华尔街日报》对2012年1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央行、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等的分析显示，截至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约2250亿美元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2011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寻租者不必为国家与民族的将来负责，因为他们的资产已经转移。
国人对新加坡模式情有独钟，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达到了1/3，与外资经济一起并列为两大主要经济支柱。国人前往新加坡取经，往往只看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力量，却忽略了新加坡模式的核心：严厉的法制、企业内部运作的绝对市场效率优先，这使该国成为寻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行政权力绝不插手资源配置，绝不插手企业的具体经营，积极向国际开放，这使新加坡成为与中国香港地区一样的低税的金融贸易岛。
打破不必要的行业垄断，禁止资本货币市场内幕交易，都需要坚决防止并严肃惩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走哪条改革之路，都需要公平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必然走向邪路。
【禁止投机市场化，建立信用市场】
市场化缺失信用，为此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普遍的食品危机，降低了经济、监管等部门的信用，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普遍的不信任，交易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了城市富裕阶层为吃上放心菜建立农场的案例。长此以往，交易成本之高将抵消中国工人辛辛苦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增加的生产效率。
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说，对食品安全的整治，重典治乱必须重拳出击。
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奶粉丧失定价权，药用胶囊事件，使医用胶囊行业丧失定价权，白酒塑化剂事件，使白酒板块股价大幅下挫。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两大恶果：一是中国产品信用折价，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与高端制造企业难有成长空间；二是陷入拼成本的低质竞争循环，如果企业造假甚至使用有毒原材料无法受到严惩，相当于把刀直接架在了守法企业的脖子上，不造假的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失去了生存空间，遑论发展壮大。
一味拼成本、拼关系的劣质竞争循环，导致中国制造升级乏力。在工业明胶事件中，螺旋式的“拼劣竞次”显露无遗。媒体披露，食用明胶价格最低是工业明胶的两倍以上，药用明胶价格则是3.5倍以上，巨大价差让明胶产业链上的不法企业得以逐利。3倍左右的成本差异是利润率在8%以内的企业不可承受之重。造假者的低劣货横行，诚信者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纵容造假等于扼杀经济的未来。
企业的信用折价，缘于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向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倾斜。我们没有汽车召回制度，涉足三聚氰胺的企业没有受到穷尽性追究。在信息社会，捂住造假盖子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将质疑大部分产品质量不可靠，对中国制造进行整体折价处理。在资本与货币市场上，情况亦类似。
要走出困境，关键问题是政策的重心转到保护消费者、保护投资者身上来，严厉惩处造假，建立召回机制。当信用能够得到溢价时，市场才会让多数人尊重信用。
【禁止黑箱市场，建立成本市场】
中国的市场不仅要讲收益，更要讲成本，建立成本意识，杜绝收益至上。
成本意识非常重要，否则子孙后代将偿还急功近利的发展所支付的巨大成本。
以环境为例。我国绿色GDP核算未能善始善终，原因是难以获得部分地方政府的支持。绿色GD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绿色GDP核算除非如房地产调控一般强力推进，否则结果只能是偃旗息鼓，在统计GDP过程中，上万亿的环境成本被一笔带过。
再以城市化为例。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健康的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的下一轮动力。但畸形的城市化则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还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人口进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红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却相对滞后。这有可能中断城市化进程。2012年9月25日，安永发布《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指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这说明城市化未能拉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如果我们只看到城市化拉动经济的数据，而看不到半城市化的成本，如果我们只看到效率的提升，却看不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巴西式的城市化结果就近在眼前——巴西城市化率达到80％，贫困人口却并未下降。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提升，也可能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升，在制造红利消失后，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红利，缺乏培训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有时可能造成混乱。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新的红利来支撑。
【市场化是硬道理】
改革是硬道理，市场化是硬道理。
以规范的法治为前提的市场化，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的空间。市场也许有缺陷，但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比市场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理智的做法是，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方式，堵住本土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漏洞，最大可能地抑制市场化过程中不合公平、不合效率的结构。
减少寻租，是提升制度效率的根本：建立信用体制，是建立正确市场激励机制的根本；建立成本意识，是经济科学决策的基础。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2004年前后开始，人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越来越多，反映在各个方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到了2008年戛然而止，在撞到金融危机的铁壁后，出口下行、内需不振、国内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凸显，发放货币、扩大投资、拉动房地产都无法支撑长期发展。中国站在三十年前一样的十字路口，是不触动体制改革以货币强行拉动经济，还是降低发展速度以改革提升未来效率，该何去何从？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为了将来，必须选择后一种发展道路：公平的市场化、法治的市场化、透明的市场化。
【禁止寻租市场化，发展公平市场化】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寻租力量的强大，中国也不例外。
近年来，政府已在各领域与寻租力量进行斗争。无论在房地产、矿山还是股票市场，高溢价引来众多寻租者，分成上下游利益链条，蚕食民财，一些专业市场变成拼人情、拼关系的市场。2010年6月2日，山西省纪委披露，截至当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处。2010年在股票市场，国信证券李绍武PE腐败案曝光、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涉嫌重大内幕交易逃匿、平安证券投行部门也涉嫌参与多宗内幕交易。所有这些构成的收入不均，远超过公开的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占GDP的30%。此前三年，2005年据灰色收入状况推算出的隐性收入是4.85万亿元，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扩大了近一倍，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71.4%。
寻租者搅乱了市场秩序，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加剧了市场信心的流失。《华尔街日报》对2012年1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央行、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等的分析显示，截至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约2250亿美元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2011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寻租者不必为国家与民族的将来负责，因为他们的资产已经转移。
国人对新加坡模式情有独钟，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达到了1/3，与外资经济一起并列为两大主要经济支柱。国人前往新加坡取经，往往只看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力量，却忽略了新加坡模式的核心：严厉的法制、企业内部运作的绝对市场效率优先，这使该国成为寻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行政权力绝不插手资源配置，绝不插手企业的具体经营，积极向国际开放，这使新加坡成为与中国香港地区一样的低税的金融贸易岛。
打破不必要的行业垄断，禁止资本货币市场内幕交易，都需要坚决防止并严肃惩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走哪条改革之路，都需要公平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必然走向邪路。
【禁止投机市场化，建立信用市场】
市场化缺失信用，为此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普遍的食品危机，降低了经济、监管等部门的信用，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普遍的不信任，交易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了城市富裕阶层为吃上放心菜建立农场的案例。长此以往，交易成本之高将抵消中国工人辛辛苦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增加的生产效率。
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说，对食品安全的整治，重典治乱必须重拳出击。
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奶粉丧失定价权，药用胶囊事件，使医用胶囊行业丧失定价权，白酒塑化剂事件，使白酒板块股价大幅下挫。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两大恶果：一是中国产品信用折价，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与高端制造企业难有成长空间；二是陷入拼成本的低质竞争循环，如果企业造假甚至使用有毒原材料无法受到严惩，相当于把刀直接架在了守法企业的脖子上，不造假的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失去了生存空间，遑论发展壮大。
一味拼成本、拼关系的劣质竞争循环，导致中国制造升级乏力。在工业明胶事件中，螺旋式的“拼劣竞次”显露无遗。媒体披露，食用明胶价格最低是工业明胶的两倍以上，药用明胶价格则是3.5倍以上，巨大价差让明胶产业链上的不法企业得以逐利。3倍左右的成本差异是利润率在8%以内的企业不可承受之重。造假者的低劣货横行，诚信者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纵容造假等于扼杀经济的未来。
企业的信用折价，缘于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向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倾斜。我们没有汽车召回制度，涉足三聚氰胺的企业没有受到穷尽性追究。在信息社会，捂住造假盖子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将质疑大部分产品质量不可靠，对中国制造进行整体折价处理。在资本与货币市场上，情况亦类似。
要走出困境，关键问题是政策的重心转到保护消费者、保护投资者身上来，严厉惩处造假，建立召回机制。当信用能够得到溢价时，市场才会让多数人尊重信用。
【禁止黑箱市场，建立成本市场】
中国的市场不仅要讲收益，更要讲成本，建立成本意识，杜绝收益至上。
成本意识非常重要，否则子孙后代将偿还急功近利的发展所支付的巨大成本。
以环境为例。我国绿色GDP核算未能善始善终，原因是难以获得部分地方政府的支持。绿色GD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绿色GDP核算除非如房地产调控一般强力推进，否则结果只能是偃旗息鼓，在统计GDP过程中，上万亿的环境成本被一笔带过。
再以城市化为例。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健康的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的下一轮动力。但畸形的城市化则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还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人口进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红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却相对滞后。这有可能中断城市化进程。2012年9月25日，安永发布《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指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这说明城市化未能拉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如果我们只看到城市化拉动经济的数据，而看不到半城市化的成本，如果我们只看到效率的提升，却看不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巴西式的城市化结果就近在眼前——巴西城市化率达到80％，贫困人口却并未下降。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提升，也可能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升，在制造红利消失后，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红利，缺乏培训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有时可能造成混乱。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新的红利来支撑。
【市场化是硬道理】
改革是硬道理，市场化是硬道理。
以规范的法治为前提的市场化，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的空间。市场也许有缺陷，但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比市场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理智的做法是，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方式，堵住本土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漏洞，最大可能地抑制市场化过程中不合公平、不合效率的结构。
减少寻租，是提升制度效率的根本：建立信用体制，是建立正确市场激励机制的根本；建立成本意识，是经济科学决策的基础。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