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树斌案听证前后，申诉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此前寄予厚望的“雪地”新证据，几乎被河北司法机关提出的“沙子”论掩埋。律师提出的被害人肋骨骨折的证据，也被对方评价为“不符合肋骨骨折的一般规律”。其他的，钥匙还是那个钥匙，花衬衣还是那个花衬衣，改变的只是：以前是在河北说这事，现在则转移到了山东。
　　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为了维持公众的信心，陈光武冒着律师职业资格被注销的风险，公布了聂树斌被执行的照片。杨金柱则扬言要公布聂案的全部案卷材料。
　　但这个在程序上漏洞如筛的案件，为什么在20年后还能稳坐钓鱼台？答案可能就藏在河北方面对自己办理聂树斌案的整体评价中。一方面，河北方面承认自己在办案程序上存在很多瑕疵，但同时又认为，这些瑕疵属于一般的办案质量问题，不能影响认定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证明体系。理由是当时的证明标准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强调不纠缠细枝末节。
　　这里面出现了3个含糊其辞的词，分别是“一般”“基本”和“细枝末节”。但问题的关键是，“一般的案件质量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说是“无伤大雅”的质量问题吗？那“一般的”案件质量问题，有没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还是说，由“一般质量问题”导致的冤假错案，属于应该容忍的范畴？
　　另外，究竟什么样的证据算是“细节末节”？为什么不允许纠缠于细枝末节呢？是因为如果纠缠细枝末节可能永远也无法穷尽，还是说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谁能证明细枝末节对于案件的公正审判徒劳无益？还是说，追求案件的公正审判，并非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最高目标，从而要在公正审判和细枝末节之间做一个取舍？
　　还有，“两个基本”中的“基本”，如果从量化的角度看，肯定指的不是100%，那它究竟指的是80%，还是90%？那剩下的10%、20%呢？这是司法受制于现实条件的必然代价，还是为冤假错案预留的空间？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要说事实和证据都要达到100%，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就把事实与证据都坐实就对了，但要达到“基本”的程度，搜集事实与证据要达到什么程度呢？河北方面怎么证明自己已经达到了“基本”的程度呢？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无法在事实与证据方面达到100%的情况下，是坚持判决有罪，还是坚持疑罪从无？那些“基本”之外的东西，无论是1%，还是20%，都是“疑”的部分。如果将其看做细枝末节予以忽略，就是疑罪从有，如果将其视为可能推翻“基本”的因素，若无法证明就不判决有罪，就是疑罪从无。
　　再进一步说，这可能涉及到是否把生命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证据和事实仍然存疑的情况下将人定罪甚至枪决，说明生命输给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司法理念，也可能是司法技术，甚至有可能是利益的考量，但归根结底还是个理念的问题。
　　所以，山东高院如果想在这个案件上留下一笔，就不得不做一道选择题：在事实和证据都只达到“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是坚持判决有罪，还是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