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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党教片创作目前正在传统的表现模式中挣扎,在新媒体和新传播方式冲击下亟待破局。而新媒体的井喷式发展也给党教片创新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党教片应积极突破固有的表现和传播模式,融入新媒体潮流。这个过程痛苦而又欢欣。作为探索者,我们要抛弃以往的经验和惯例,同时又会发现新的方法和路径。《我是党员》微纪实系列片,就是我们历经煎熬、山重水复之后制作采撷到的最清新的花束。
模式困境中的视角“突变”
《我是党员》的主人公们,都是那些战斗在基层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党员。最初制作的六部片子,我们选择了姜成学、李相宇等人。这些人有不少共同特点:年纪都很大,几乎都在耄耋之年;都是普通党员,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两个共性,其实也是因服务于主题而形成的。我们想说的是:这些普通的党员,正是党的事业基石,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起眼的事情,从一屋扫起,为天下尽心;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经历过一生风雨,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心不改,至死不渝。
这是我们首次大规模地将镜头集中聚焦在普通党员身上。以往,我们喜欢拍先进典型,拍先锋模范。我们更喜欢刻意地拔高人物,把典型推上神坛。但实际上,社会是万花筒,人也同气相求,人们更喜欢看到的是那些和他们一样的,甚至就在身边的人物。先进典型拍得多了,先进性似乎就在对人们的反复“填鸭”中淡化了,人们看了也觉得没什么,觉得千篇一律,甚至觉得虚伪。这种时候,普通人的故事反而更吸引人,普通人身上的亮点反而显得更加耀眼。这是信息爆炸时代过度传播造成的,想让群众关注我们,我们就必须先关注群众。
这些老党员就在群众之间,他们也是群众。我们把镜头下沉,讲他们的故事,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这是一个视角的“突变”。这其实也是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视角,人们关注的,始终都是他们自身的投影而已。所以,有的群众看了之后会对身边的人说:“电视上那人我认识。”
眼球经济下的内容为王
《我是党员》以微纪实的表现手法,抓住人物、事件的特点和亮点,制作小而精的短片,突出故事情节,力求以小见大。最后成片很短,每部只有一分半钟,但其实为了这一分半钟的片子,我们采访取材却经常要一两个月。拍出来的视频资料,每部都超过一千分钟。后期做的,其实主要就是对素材的取舍。如何将一千分钟浓缩为一分半钟?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何况一分多钟里是讲不了很多故事的。所以,最后我们灵机一动:只选取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吸引人的故事,不及其余。
阜新市的退休干部李相宇自从退休后一直和农民在一起,义务为农民讲课,从未间断。一次,在赶往授课地点的途中,他乘坐的大客车出事侧翻,他昏迷了十几分钟才醒过来,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人在医院,他还在想:“如果详细检查就耽误上课了,几十个农民一天都得白等。”为了不失信于农民,他偷偷溜出医院去上课,上课时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后来学员们又把他送回了医院。但这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在片子里提都没有提,因为情节太长,也没有现场,讲不好。讲不好就不如不讲,把篇幅节省下来讲最核心的故事——李相宇一生都在教农民如何防虫杀虫。对于群众来说,这个故事更让他们感动;对于李相宇本人来说,这个故事概括了他的后半生。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就是内容为王,在竞争视线资源的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要以内容吸引人的关注。如果内容太假、太空或者太长,人们都可能不喜欢。所以,我们拍的片子要源于生活,要故事生动,更要删繁就简。
碎片化的画面表达式
为了拍好《我是党员》,摄制人员付出了很多。由于高清摄像机对灯光的要求极高,所以几乎所有的室内拍摄都需要补光;运用定焦镜头拍摄时,每拍摄一个画面都要更换一次镜头。这还不算,尤其是剪辑,简直是煎熬,往往需要剪一个多礼拜才能完成一部。因为画面素材太多,而片长太短,怎么精简镜头,怎么选出最好的画面,就成了难题。最后,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画面组接方式,整个片子里没有任何一个长镜,都是快进快出。这样的画面显得变换极快,如果放在大屏幕上,可能会给人一种有些花了眼的感觉。但放在小屏幕尤其是手机屏幕上,却显得很生动,可视性也强。比如《姜成学》,片子的镜头转换就非常迅速,而在画面的高速组接中,总共展现了十几个场景,变换了二十多次镜头。这些镜头都是经过精心选取的,画面构图、人物表情、背景处理都极为考究。姜成学的表情就选取得非常精心,展现在片中的都是他最具内涵的表情:诉说初心时的深情,讲述叛逆的孩子变成少先队员时的感动,说心里话时的意味深长……这种精准而凝练的镜头组接方式,使画面语言更具感染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注意画面内容与主人公独白间的配合。主人公讲述自己的心声和经历时,画面出现的内容能极好地补充主人公的独白,同时又不重复表达。以往的不少片子,经常出现画面与解说表达内容重复的问题。而我们的系列片,主人公短短的自述只是情节的骨干,表达不出细节性的东西,真正的表达任务其实是由画面来完成的。
传播路径的全新突破
《我是党员》的创新点很多,片子的视角下沉是创新,重视创意也是创新,画面剪辑还是创新。但所有创新点中我们认为最具价值的,还是为了适应新媒体传播所做出的模式创新。
首先,《我是党员》系列片中的所有片子,都是套用一个结构方式。开篇开宗明义,中间主人公自述,结尾则是主人公最为深情的一句心里话。可以说,做出一部片子后,接下来的其他片子制作的难度就降下来了,甚至一部比一部感觉好做。这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因为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形成连续性。系列片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都市频道黄金时段分期播出的,经常占用广告时间,乍一看很像公益短片。为了体现系列性,统一片子的结构方式很有必要。不过,结构是统一的,内容却是各具独特性的,就好比一个个音符,样子是相同的,却有不同的音高。而这所有的音符统一于“我是党员”这个唯一的主题下,就形成了如歌的行板,恢宏壮丽起来。小故事要反映大主题不容易,我们这种结构方式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我是党员》的镜头创新也是为了更加适应新媒体传播需要。画面的快进快出,以及对人物表情、镜头意境的刻意追求,是为了使片子在小屏幕上播放时能突出细节、丰富节奏,适应新媒体受众的审美取向。几乎所有画面我们都采用中近景拍摄,很少采用远景。因为在手机屏幕上播放时,远景会让人看着“不过瘾”,显得疏离。记得六部片子里,只有《张菊香》中有一个远景,那是因为画面中反映的是张菊香的“爱心服务队”这个团体。为了让中近景的画面内容具有延展性,我们还大量采用了特写镜头。比如《姜成学》中,反映“大手牽小手”,我们拍摄的就是老人与少年紧紧相牵的手。
《我是党员》的制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模式创新,也是一次路径探索。然而,世间事都是如此,一旦模式形成,就会成为束缚;一旦路径产生,就会造成依赖。真正要摆脱模式困局,还需要我们一直把思想放飞到天空。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
模式困境中的视角“突变”
《我是党员》的主人公们,都是那些战斗在基层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党员。最初制作的六部片子,我们选择了姜成学、李相宇等人。这些人有不少共同特点:年纪都很大,几乎都在耄耋之年;都是普通党员,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两个共性,其实也是因服务于主题而形成的。我们想说的是:这些普通的党员,正是党的事业基石,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起眼的事情,从一屋扫起,为天下尽心;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经历过一生风雨,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心不改,至死不渝。
这是我们首次大规模地将镜头集中聚焦在普通党员身上。以往,我们喜欢拍先进典型,拍先锋模范。我们更喜欢刻意地拔高人物,把典型推上神坛。但实际上,社会是万花筒,人也同气相求,人们更喜欢看到的是那些和他们一样的,甚至就在身边的人物。先进典型拍得多了,先进性似乎就在对人们的反复“填鸭”中淡化了,人们看了也觉得没什么,觉得千篇一律,甚至觉得虚伪。这种时候,普通人的故事反而更吸引人,普通人身上的亮点反而显得更加耀眼。这是信息爆炸时代过度传播造成的,想让群众关注我们,我们就必须先关注群众。
这些老党员就在群众之间,他们也是群众。我们把镜头下沉,讲他们的故事,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这是一个视角的“突变”。这其实也是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视角,人们关注的,始终都是他们自身的投影而已。所以,有的群众看了之后会对身边的人说:“电视上那人我认识。”
眼球经济下的内容为王
《我是党员》以微纪实的表现手法,抓住人物、事件的特点和亮点,制作小而精的短片,突出故事情节,力求以小见大。最后成片很短,每部只有一分半钟,但其实为了这一分半钟的片子,我们采访取材却经常要一两个月。拍出来的视频资料,每部都超过一千分钟。后期做的,其实主要就是对素材的取舍。如何将一千分钟浓缩为一分半钟?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何况一分多钟里是讲不了很多故事的。所以,最后我们灵机一动:只选取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吸引人的故事,不及其余。
阜新市的退休干部李相宇自从退休后一直和农民在一起,义务为农民讲课,从未间断。一次,在赶往授课地点的途中,他乘坐的大客车出事侧翻,他昏迷了十几分钟才醒过来,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人在医院,他还在想:“如果详细检查就耽误上课了,几十个农民一天都得白等。”为了不失信于农民,他偷偷溜出医院去上课,上课时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后来学员们又把他送回了医院。但这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在片子里提都没有提,因为情节太长,也没有现场,讲不好。讲不好就不如不讲,把篇幅节省下来讲最核心的故事——李相宇一生都在教农民如何防虫杀虫。对于群众来说,这个故事更让他们感动;对于李相宇本人来说,这个故事概括了他的后半生。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就是内容为王,在竞争视线资源的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要以内容吸引人的关注。如果内容太假、太空或者太长,人们都可能不喜欢。所以,我们拍的片子要源于生活,要故事生动,更要删繁就简。
碎片化的画面表达式
为了拍好《我是党员》,摄制人员付出了很多。由于高清摄像机对灯光的要求极高,所以几乎所有的室内拍摄都需要补光;运用定焦镜头拍摄时,每拍摄一个画面都要更换一次镜头。这还不算,尤其是剪辑,简直是煎熬,往往需要剪一个多礼拜才能完成一部。因为画面素材太多,而片长太短,怎么精简镜头,怎么选出最好的画面,就成了难题。最后,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画面组接方式,整个片子里没有任何一个长镜,都是快进快出。这样的画面显得变换极快,如果放在大屏幕上,可能会给人一种有些花了眼的感觉。但放在小屏幕尤其是手机屏幕上,却显得很生动,可视性也强。比如《姜成学》,片子的镜头转换就非常迅速,而在画面的高速组接中,总共展现了十几个场景,变换了二十多次镜头。这些镜头都是经过精心选取的,画面构图、人物表情、背景处理都极为考究。姜成学的表情就选取得非常精心,展现在片中的都是他最具内涵的表情:诉说初心时的深情,讲述叛逆的孩子变成少先队员时的感动,说心里话时的意味深长……这种精准而凝练的镜头组接方式,使画面语言更具感染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注意画面内容与主人公独白间的配合。主人公讲述自己的心声和经历时,画面出现的内容能极好地补充主人公的独白,同时又不重复表达。以往的不少片子,经常出现画面与解说表达内容重复的问题。而我们的系列片,主人公短短的自述只是情节的骨干,表达不出细节性的东西,真正的表达任务其实是由画面来完成的。
传播路径的全新突破
《我是党员》的创新点很多,片子的视角下沉是创新,重视创意也是创新,画面剪辑还是创新。但所有创新点中我们认为最具价值的,还是为了适应新媒体传播所做出的模式创新。
首先,《我是党员》系列片中的所有片子,都是套用一个结构方式。开篇开宗明义,中间主人公自述,结尾则是主人公最为深情的一句心里话。可以说,做出一部片子后,接下来的其他片子制作的难度就降下来了,甚至一部比一部感觉好做。这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因为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形成连续性。系列片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都市频道黄金时段分期播出的,经常占用广告时间,乍一看很像公益短片。为了体现系列性,统一片子的结构方式很有必要。不过,结构是统一的,内容却是各具独特性的,就好比一个个音符,样子是相同的,却有不同的音高。而这所有的音符统一于“我是党员”这个唯一的主题下,就形成了如歌的行板,恢宏壮丽起来。小故事要反映大主题不容易,我们这种结构方式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我是党员》的镜头创新也是为了更加适应新媒体传播需要。画面的快进快出,以及对人物表情、镜头意境的刻意追求,是为了使片子在小屏幕上播放时能突出细节、丰富节奏,适应新媒体受众的审美取向。几乎所有画面我们都采用中近景拍摄,很少采用远景。因为在手机屏幕上播放时,远景会让人看着“不过瘾”,显得疏离。记得六部片子里,只有《张菊香》中有一个远景,那是因为画面中反映的是张菊香的“爱心服务队”这个团体。为了让中近景的画面内容具有延展性,我们还大量采用了特写镜头。比如《姜成学》中,反映“大手牽小手”,我们拍摄的就是老人与少年紧紧相牵的手。
《我是党员》的制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模式创新,也是一次路径探索。然而,世间事都是如此,一旦模式形成,就会成为束缚;一旦路径产生,就会造成依赖。真正要摆脱模式困局,还需要我们一直把思想放飞到天空。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