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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风作为一位充满个性和激情的编辑出版家，有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和编辑实践。现代民主和革命观念以及鲁迅的精神人格，是胡风独特编辑人格形成的重要来源。追求光明和希望的革命与启蒙思想、特立独行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关爱与提携文学青年的感召力量是胡风编辑人格的形态特征。胡风编辑人格的独特魅力对当下出版人依然具有价值引领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胡风;《七月》;编辑人格;价值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2-0153-04
[基金项目]苏州市职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项目;2017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XWD226）
[作者简介]吴井泉，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期刊中心编审，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编辑理论。
从现代编辑出版的角度看，胡风无疑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家和优秀的编辑，他以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风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凭一己之力不仅创办《七月》《希望》等文学刊物，更是引领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浪漫主义诗派——“七月派”，显示出非凡的编辑能力和文坛“领路人”的气质。胡风由此被左翼文艺家邵荃麟评价为是当时最好的编辑家[1]（P10）。作为一名成功的编辑，胡风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追求，并且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是进步的且革命的。主要在于他一直深受“五四”文化影响，并将自己视为鲁迅精神的传人，在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这一点上从未动摇过。受自身的文化学识、人生阅历、精神气质、教育程度、文学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一名成熟的编辑往往都会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独具特色的编辑风格，这种编辑风格又因为个性气质等原因，往往可以上升到编辑人格的层面加以考察。胡风的编辑人格充满着强烈的追求光明与希望的力量，既是特立独行的，也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与团结意识，是一种矛盾而颇具魅力的编辑人格的彰显，即使是在当下，仍然对一个编辑人格和刊物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好的借鉴、启迪的意义。
一
胡风的编辑人格的首要特征是革命的、启蒙的，具有强烈追求光明和希望的价值取向，这一点是鲜明而不容置疑的。胡风编辑下的杂志，是国统区里最早关注并发表了大量的反映延安革命生活和新气象方面的文学作品。延安及解放区的作家有丁玲、鲁藜、孔厥、吴伯箫、艾漠、邵子南、周而复、公木、晋驼、侯唯动、胡征等。《七月》时期，胡风与延安主流交往甚好，一经出刊，胡风总会把《七月》寄给丁玲、刘雪苇等，由丁玲、刘雪苇等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1939年9月，丁玲与胡风通信云：“从办事处带的《七月》十份，收到了，除我与雪苇各留一份，余皆送给各要人机关了。”[2]（P104） 1938年3月，《七月》第3期刊发了《毛泽东论鲁迅》一文，出刊后，胡风将刊物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将样刊转赠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说，很欣喜，如有新的，请继续寄。据吴奚如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文艺刊物不多，《七月》最先发出了歌唱，为广大读者所欣喜和关注。有许多先进革命价值和理念的作品被翻译到苏联那边去了[3]（P24）。由于与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密切联系，《七月》常被误认为“共产党刊物”而遭到当时报刊审查部门的无端干扰和刁难。
胡风的编辑人格始终在探索和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反帝反封建意识在胡风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尤其在反封建问题上丝毫不妥协。反帝反封建是两个维度的斗争，反帝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言，必须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使中国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反封建，即改造中国社会内部肌体，包括思想、精神、制度、器物、肉体等，刮骨疗毒，革陈布新，更多地要揭出自家的“黑暗”和“污秽”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一，启蒙的主题没有终结。当救亡压倒一切，启蒙被边缘化的情势下，胡风仍坚信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只不过斗争已进入更为隐蔽更为艰难也更为复杂的历史阶段。胡风认为，黑暗与污秽并没有成为历史，仍在阻碍着抗战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何抖落掉黑暗与污秽的精神负累，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即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将鲁迅开拓的启蒙精神、启蒙传统向纵深推进。《七月》创刊两年后，胡风在与曹白通信中透露出来：《七月》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不由的”揭出自家的黑暗和污秽来。“本意是完全站在建设的这一面，并没有想到半点的破坏的。然而我真担心《七月》是会受到这破坏的罪名，因而会莫名其妙地夭折了”[4]（P684）。胡風这种知识分子启蒙的精神气质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比如，丘东平、舒芜、曹白、聂绀弩、萧军、路翎、绿原等。其二，追求平等自由、追求光明与希望是胡风编辑人格中极其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犹如一把利刃，既对内也向外，既对国民党的政治黑暗统治、腐败的官僚专制体制等的抨击，也对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其目的是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及精神面貌。胡风是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去建构和改造“人”，使“人”能够得到解放，全面自由地发展。
同时，胡风的编辑人格有着强烈的特立独行气质，洋溢着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胡风性格耿直、争强好斗、不合群、有主见，这在左翼文艺家当中是出了名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在《七月》《希望》的办刊中也异常鲜明。胡风坚决反对和他人合作办刊，同时也不办组织指导性刊物，这是他的底线，绝不让步。胡愈之曾提议，让《七月》与《文艺阵地》合并出版，由胡风和茅盾合编，他还说，即将不久，茅盾去新疆，刊物即由胡风一个人主编，但胡风拒绝了[5]（P119）冯乃超也提出把《七月》办成指导性的组织刊物，胡风断然拒绝，他解释说，编刊物完全是自己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6]（P490）。只有是自己的刊物，才能不受别人的掣肘，才能完全保证自己的办刊意图和办刊思想的实现。事实证明，胡风是明智的，如果真的与茅盾合作，其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胡风也不想受制于外界的压力与束缚，哪怕是组织上的，如按冯乃超提议的那样，把《七月》办成抗战文艺运动的指导杂志，《七月》就会成为国防文学的机关刊物，其独立个性便会荡然无存，什么文学思想、美学理念和独立自主办刊的想法就会落空，只能仰人鼻息，没有话语权，这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 左翼文艺主流对胡风的孤立与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胡风的逆反心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和对文学的责任感也随之迸发，要作出一番事业给那些人看看，其实胡风的性格里早已充溢着领袖欲和孤傲气。胡风坚信自己能办成最有特色的延续文学命脉的期刊。他在与梅志通的信中写道：与《木屑文丛》《海燕》和《工作与学习丛刊》相比，“我更爱这《七月》” [7]（P38）。因为这是用自己的血液抚养的刊物，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胡风都没有放弃它，“为我自己，当然不办的好，物质精神受损失，但这是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丢掉了也可惜” [7]（P57）。胡风以清醒的体认，充满自信地认为，他创办的刊物一定是新文学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价值链条之一。胡风说不办那些四平八稳、一团和气的刊物，要办读者喜欢的有冲击力的高质量的刊物。“搞一个有左翼以及中间作家在内的大刊物，在我也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平均面孔’，不但不必要，而且划不来，那会把有一点新鲜质素的，得之不易的作品的影响惨淡了，形不成冲刺力量”。同时，胡风为了与指导性杂志保持疏离，使刊物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不办统一战线的国防文学的大刊物，而办成“小而精”“内质集中”的小刊物，突显个性色彩，他说，与茅盾等编的大刊物相比，他的刊物“只算是打打游击的小民兵”。这是一种低调的自信，其实胡风有这样心理，就是想用这种小刊物与茅盾等的大刊物争一下高低，这种以民间定位的视角敢于去和官方竞争求得期刊发展的态度和精神，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胡风的自信确实得到了验证，他的期刊木秀于林，争得了一日之长。
二
胡风立意于年青面孔，向新文学输入新鲜血液，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应该到了收获的时代了。的确，在胡风的扶掖下，年青作家群体不断地成长起来，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美学观念，新的美学原则在悄然崛起，如路翎的小说、绿原的抒情诗等，都给文坛带来了新的审美冲击和体验。基于此，胡风才敢于排斥成名老作家、不向中老年作家约稿，比如，郭沫若、茅盾等。“而这种办刊思想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产生的反响是，臧克家认为胡风对他有成见，茅盾则认为胡风口袋里有一批作家”[8]（P233）。胡风办刊深受读者市场欢迎，这也是他办刊自信的来源之一。《七月》在当时具有不俗的销量与影响力。如《七月》第一期在武汉出版的上午，“总代售生活书店两小时内被抢买去了四百多份”[5]（P80）。“在《七月》明信片中可以窥见，读者不断地要求补订，刊物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出版合订本”[8]（P233）。据胡风回忆，《希望》第一集在重庆出版后，在重庆“不几天就卖光了。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外埠发得很少，后来听说在昆明竟出现了排队买《希望》，甚至用比定价高十多倍的黑市价来买的现象”[5]（P233）。
胡风的编辑人格的特征是关爱青年同道，甘为人梯，用心血浇灌文学嫩芽的价值取向。以爱恨极端鲜明的性格而著称的胡风对青年作者的关爱与尊重是令人钦佩的，胡风作为期刊主编、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当时文坛上是举足轻重的权威人士，属于青年崇敬的“领袖”人物，但胡风从没有在文学青年面前耍大牌，颐指气使，对青年同道始终是充满温情与爱的。《七月》《希望》几乎每期都发表新作家的作品，制作新作家专栏。贾植芳认为，胡风编辑刊物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编辑传统，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而是完全看作品的质量，尤其重视青年作者的来稿，其中绝大多数青年作者，被他培养成作家、诗人，但他的认真和敬业，得罪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这使得他的处境很尴尬和难堪[3]（P174-175）。青年作者侯唯动，这位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成名作《斗争就有胜利》长诗就发表在《七月》上，胡风曾回忆说，他读侯唯动初次寄来的诗是写在粗糙发黄的毛边纸上的，对其模糊的字迹，文理有些不通的句子，感到非常吃力，但这首诗却有着异常的魔力吸引了他，他将这首诗进行了修改编辑加工，一首好诗就这样诞生了[9]（P271）。而当时，胡风对作者情况一无所知。著名作家路翎是胡风一手带大的文学新人，为他在《七月文丛》推出了三部文集，实属罕见。胡风与路翎互相成就的故事成为作家与编辑家珠联璧合的佳话。可以说，胡风倾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努力培养更多的青年同道。
胡风热情而平等地对待青年同道，对他们的劳动创造给予最大的尊重。比如，对于不采用的稿件退稿时，一般都附上退稿意见与勉励之语，让作者感受到温暖和尊重，这也是青年作者敬重胡风的原因之一。青年作者马希良当时是一所流亡中学的学生，由于受《七月》的启迪，根据身历当地的社会实感，农民仍处于原始耕牧方式的贫困状态，与抗战需要相去甚远，因而写成课堂作业《沙地的牧民》（诗），国文老师看了，好心鼓励我向文学刊物投寄，但先后通过《自由中国》《文艺阵地》，寄给郭沫若、茅盾两位文学大师均无反响。后来他把已视为废纸的作业寄给胡风，精神上已做好准备，失望當在意料之中。不料竟出乎意料，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认为这首诗试想写出西北牧民的疾苦，还可以继续修改，努力写好[3]（P543）。
在重庆《七月》复刊的困难时期，有出版商给胡风开出的出版合同条件非常苛刻，胡风说：“整个刊物一期只百元，除了稿费，我所得无几，他（出版商）的意思是，稿费可以看情况，有的可以少给点。而我的意见是，稿费决不能少，不管新老作家，都应一视同仁。” [5]（P126）从稿费不能少、新老作家没有差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胡风对作家创作劳动的尊重，尤其对青年作者的尊重，对于青年作家人格和创造的尊重。贾植芳于1939年11月间来到重庆，他给胡风寄去一篇稿子，并告知他在一个报馆工作，胡风费了千辛万苦，找了多家报馆，最后才找到了他，刚一见面就递给他一叠纸币。“这是二十元，你过去在前方给《七月》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因为给战地寄钱不便，还在我这里，现在我带来了”[3]（P172-173）。
胡风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俨然成为青年同道的爱护者、保护神，敢于为青年同道争“口袋”，鼓与呼。比如，年青诗人田间出道不久，便面临着文坛的责难与非议，胡风义愤填膺，力排众议，为田间奠定了擂鼓诗人的地位。1985年3月，田间逝世前，还对胡风的帮助充满了感恩的情怀[9]（P270）。胡风提携的青年作者何止田间一人，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青年作者。如雷蒙，当时的雷蒙对于编者、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有人批评雷蒙不懂诗，幼稚，韵都不会押，而且还指责胡风将雷蒙的《母亲》一诗放在杂志的开篇，胡风在《编后记》里写道，他似乎不懂诗，也不会“押韵”，在批评家看来，当然是“幼稚”的，但我读了却有点感动。这当然是我的“幼稚”的欣赏力还只能接受这种“幼稚”的作品的缘故[9]（P271）。 对青年同道的引领、战士与诗人一体化的倡导，是胡风多年的一贯表现。鲁迅先生曾云：“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0]（P544）胡风深得鲁迅先生真髓，也反复强调青年同道要成为“战士和诗人的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要真诚地对待革命和艺术，这两者合二为一不可偏颇。曾卓认为自己深受胡风的教诲和影响很大，尤其是“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的人诗合一理念，给予他很大教益和启迪[3]（P554）。难能可贵的是胡风本人也是战士型作家，胡风用他崇高的人格影响和感召了大批青年同道，七月派同道也不负胡风“战士与诗人一体化”的期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可以被压碎，决不可被屈服”的精神血液，凝结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股刚健蓬勃的力量，至今仍然给人以警醒、以启迪。
三
胡风的《七月》《希望》杂志虽已过眼云烟，成为历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历史并没有忘记当年期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作出的贡献，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估量，在今天仍然具有值得深入探索的期待。胡风的编辑人格应该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核心，其编辑人格的形成、特征和价值取向等对当下办刊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胡风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和风雨飘摇的环境里，仍然没有忘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以一己之力艰难地实践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他以笔为旗，为祖国而歌，表达了自己如何融入战争的思考和心声：“人说无用的笔啊把它丢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依然要尽情地歌唱/依然要尽情倾听兄弟们的赤诚地歌唱——/迎着铁的风暴火的风暴血的风暴/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仇火/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真爱/也歌唱掉盘结在你古老的灵魂里的一切死渣和污秽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的重载。”（胡风《为祖国而歌》）在这首诗里，胡风的指向是非常清晰的，他对在战争时期作家投笔从戎是认可的、值得鼓励的，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他更强调的是不能丢掉“以笔为旗”的主体责任，“书生许国凭文字”，作家的特殊使命与担当就是要做祖国和人民的赤诚歌者，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幻、国恨家仇，抖掉古老灵魂里的民族痼疾的卑污、苦痛和侮辱的重载，使整个民族实现肉体与精神上的浴火重生，创造出一个新中国。这是极其重要的文艺任务，万万不能丟掉。同时，胡风非常重视“战士型”作者，他的《七月》和《希望》上发表的“战士型”作者的文章数量最多，许多作者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柏山、丘东平、彭燕郊、孙钿、吴奚如、曹白、天蓝、鲁藜、聂绀弩、阿垅、侯唯动等，他们上马提枪，下马挥笔，直面书写战争的悲壮与惨烈，经受着血与火和生与死的考验，歌唱出心头上的仇火与真爱，完成了“战士型”作家的塑造。胡风是以编辑期刊的方式完成了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显示其编辑人格的伟大。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事业心和创新精神。胡风创办期刊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文学事业和自己的文学“信仰”。胡风编辑的期刊，除了作者的稿酬等费用以外，几乎所剩无几，主要的利润都被《七月》杂志挂靠的出版公司赚去，作为畅销杂志的主办人胡风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七月》是胡风的最爱，因为这是用自己的血液抚养的刊物，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胡风都没有放弃它，“为我自己，当然不办的好，物质精神受损失，但这是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丢掉了也可惜”[7]（P57）。由此可见，胡风把办刊视为一种崇高的事业、一种崇高的“信仰”，是薪火相传的“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胡风的这种对办刊事业的敬重和热忱，其境界与格局，不能不令人敬佩。
胡风办刊讲究质量、讲究精益求精，创新精神始终贯穿始终。胡风编辑的期刊质量精美，形质如一，浑然天成，体现了他的敬业态度和工匠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把编辑“一本杂志作为一篇创作”来看待，即创作就要讲究创新，讲究独辟蹊径，这就使胡风在编辑期刊时，敢于冒险，敢于突破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思维定式，勇于创新，探索出别具一格的编辑理念、编辑策略和编辑方法。胡风认为，编刊人“不是一个单纯编刊物的人”，编刊人一定要有“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编辑理念，对于今天的办刊人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11]。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甘于扶掖新人、为作者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编辑人格的特点是不以“名人”为本位，不拉“名人”稿件，不搞“名人效应”，他的主要精力和心血放在青年作者的身上，甘于为青年作者做嫁衣，这不是一般办刊人所能做到的，尤其是在当下。胡风扶掖的青年作者基本上是从读者群中挑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七月》《希望》的成长进步是与读者、作者的成长进步相一致的。《七月》《希望》几乎每期都推出青年作家作品，尤其还设立新作家的专栏，这无疑为青年作者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平台和通道，这些编辑策略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极大地激励与激发了青年作者的创作激情。
胡风的编辑人格是令人敬佩的，他不畏权势和名家，特立独行、敢于挑战的性格和勇气值得我们借鉴，他敬畏思想和质量，敢于创新创业、尊重作者、扶掖新人的情怀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编辑人格是一部打开的大书，永远值得我们去品味和阅读。
[参 考 文 献]
[1]牛汉.散生漫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2]杨桂欣.丁玲与胡风[C]//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晓风.我与胡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4]胡风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胡风全集：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7]胡风.胡风家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张玲丽.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9]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5[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1]段永建.胡风“编辑”的三个向度[N].文艺报，2016-07-20（6）.
[责任编辑 孙兰瑛]
[关键词]胡风;《七月》;编辑人格;价值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2-0153-04
[基金项目]苏州市职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项目;2017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XWD226）
[作者简介]吴井泉，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期刊中心编审，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编辑理论。
从现代编辑出版的角度看，胡风无疑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家和优秀的编辑，他以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风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凭一己之力不仅创办《七月》《希望》等文学刊物，更是引领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浪漫主义诗派——“七月派”，显示出非凡的编辑能力和文坛“领路人”的气质。胡风由此被左翼文艺家邵荃麟评价为是当时最好的编辑家[1]（P10）。作为一名成功的编辑，胡风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追求，并且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是进步的且革命的。主要在于他一直深受“五四”文化影响，并将自己视为鲁迅精神的传人，在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这一点上从未动摇过。受自身的文化学识、人生阅历、精神气质、教育程度、文学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一名成熟的编辑往往都会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独具特色的编辑风格，这种编辑风格又因为个性气质等原因，往往可以上升到编辑人格的层面加以考察。胡风的编辑人格充满着强烈的追求光明与希望的力量，既是特立独行的，也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与团结意识，是一种矛盾而颇具魅力的编辑人格的彰显，即使是在当下，仍然对一个编辑人格和刊物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好的借鉴、启迪的意义。
一
胡风的编辑人格的首要特征是革命的、启蒙的，具有强烈追求光明和希望的价值取向，这一点是鲜明而不容置疑的。胡风编辑下的杂志，是国统区里最早关注并发表了大量的反映延安革命生活和新气象方面的文学作品。延安及解放区的作家有丁玲、鲁藜、孔厥、吴伯箫、艾漠、邵子南、周而复、公木、晋驼、侯唯动、胡征等。《七月》时期，胡风与延安主流交往甚好，一经出刊，胡风总会把《七月》寄给丁玲、刘雪苇等，由丁玲、刘雪苇等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1939年9月，丁玲与胡风通信云：“从办事处带的《七月》十份，收到了，除我与雪苇各留一份，余皆送给各要人机关了。”[2]（P104） 1938年3月，《七月》第3期刊发了《毛泽东论鲁迅》一文，出刊后，胡风将刊物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将样刊转赠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说，很欣喜，如有新的，请继续寄。据吴奚如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文艺刊物不多，《七月》最先发出了歌唱，为广大读者所欣喜和关注。有许多先进革命价值和理念的作品被翻译到苏联那边去了[3]（P24）。由于与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密切联系，《七月》常被误认为“共产党刊物”而遭到当时报刊审查部门的无端干扰和刁难。
胡风的编辑人格始终在探索和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反帝反封建意识在胡风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尤其在反封建问题上丝毫不妥协。反帝反封建是两个维度的斗争，反帝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言，必须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使中国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反封建，即改造中国社会内部肌体，包括思想、精神、制度、器物、肉体等，刮骨疗毒，革陈布新，更多地要揭出自家的“黑暗”和“污秽”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一，启蒙的主题没有终结。当救亡压倒一切，启蒙被边缘化的情势下，胡风仍坚信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只不过斗争已进入更为隐蔽更为艰难也更为复杂的历史阶段。胡风认为，黑暗与污秽并没有成为历史，仍在阻碍着抗战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何抖落掉黑暗与污秽的精神负累，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即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将鲁迅开拓的启蒙精神、启蒙传统向纵深推进。《七月》创刊两年后，胡风在与曹白通信中透露出来：《七月》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不由的”揭出自家的黑暗和污秽来。“本意是完全站在建设的这一面，并没有想到半点的破坏的。然而我真担心《七月》是会受到这破坏的罪名，因而会莫名其妙地夭折了”[4]（P684）。胡風这种知识分子启蒙的精神气质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比如，丘东平、舒芜、曹白、聂绀弩、萧军、路翎、绿原等。其二，追求平等自由、追求光明与希望是胡风编辑人格中极其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犹如一把利刃，既对内也向外，既对国民党的政治黑暗统治、腐败的官僚专制体制等的抨击，也对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其目的是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及精神面貌。胡风是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去建构和改造“人”，使“人”能够得到解放，全面自由地发展。
同时，胡风的编辑人格有着强烈的特立独行气质，洋溢着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胡风性格耿直、争强好斗、不合群、有主见，这在左翼文艺家当中是出了名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在《七月》《希望》的办刊中也异常鲜明。胡风坚决反对和他人合作办刊，同时也不办组织指导性刊物，这是他的底线，绝不让步。胡愈之曾提议，让《七月》与《文艺阵地》合并出版，由胡风和茅盾合编，他还说，即将不久，茅盾去新疆，刊物即由胡风一个人主编，但胡风拒绝了[5]（P119）冯乃超也提出把《七月》办成指导性的组织刊物，胡风断然拒绝，他解释说，编刊物完全是自己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6]（P490）。只有是自己的刊物，才能不受别人的掣肘，才能完全保证自己的办刊意图和办刊思想的实现。事实证明，胡风是明智的，如果真的与茅盾合作，其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胡风也不想受制于外界的压力与束缚，哪怕是组织上的，如按冯乃超提议的那样，把《七月》办成抗战文艺运动的指导杂志，《七月》就会成为国防文学的机关刊物，其独立个性便会荡然无存，什么文学思想、美学理念和独立自主办刊的想法就会落空，只能仰人鼻息，没有话语权，这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 左翼文艺主流对胡风的孤立与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胡风的逆反心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和对文学的责任感也随之迸发，要作出一番事业给那些人看看，其实胡风的性格里早已充溢着领袖欲和孤傲气。胡风坚信自己能办成最有特色的延续文学命脉的期刊。他在与梅志通的信中写道：与《木屑文丛》《海燕》和《工作与学习丛刊》相比，“我更爱这《七月》” [7]（P38）。因为这是用自己的血液抚养的刊物，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胡风都没有放弃它，“为我自己，当然不办的好，物质精神受损失，但这是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丢掉了也可惜” [7]（P57）。胡风以清醒的体认，充满自信地认为，他创办的刊物一定是新文学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价值链条之一。胡风说不办那些四平八稳、一团和气的刊物，要办读者喜欢的有冲击力的高质量的刊物。“搞一个有左翼以及中间作家在内的大刊物，在我也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平均面孔’，不但不必要，而且划不来，那会把有一点新鲜质素的，得之不易的作品的影响惨淡了，形不成冲刺力量”。同时，胡风为了与指导性杂志保持疏离，使刊物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不办统一战线的国防文学的大刊物，而办成“小而精”“内质集中”的小刊物，突显个性色彩，他说，与茅盾等编的大刊物相比，他的刊物“只算是打打游击的小民兵”。这是一种低调的自信，其实胡风有这样心理，就是想用这种小刊物与茅盾等的大刊物争一下高低，这种以民间定位的视角敢于去和官方竞争求得期刊发展的态度和精神，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胡风的自信确实得到了验证，他的期刊木秀于林，争得了一日之长。
二
胡风立意于年青面孔，向新文学输入新鲜血液，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应该到了收获的时代了。的确，在胡风的扶掖下，年青作家群体不断地成长起来，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美学观念，新的美学原则在悄然崛起，如路翎的小说、绿原的抒情诗等，都给文坛带来了新的审美冲击和体验。基于此，胡风才敢于排斥成名老作家、不向中老年作家约稿，比如，郭沫若、茅盾等。“而这种办刊思想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产生的反响是，臧克家认为胡风对他有成见，茅盾则认为胡风口袋里有一批作家”[8]（P233）。胡风办刊深受读者市场欢迎，这也是他办刊自信的来源之一。《七月》在当时具有不俗的销量与影响力。如《七月》第一期在武汉出版的上午，“总代售生活书店两小时内被抢买去了四百多份”[5]（P80）。“在《七月》明信片中可以窥见，读者不断地要求补订，刊物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出版合订本”[8]（P233）。据胡风回忆，《希望》第一集在重庆出版后，在重庆“不几天就卖光了。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外埠发得很少，后来听说在昆明竟出现了排队买《希望》，甚至用比定价高十多倍的黑市价来买的现象”[5]（P233）。
胡风的编辑人格的特征是关爱青年同道，甘为人梯，用心血浇灌文学嫩芽的价值取向。以爱恨极端鲜明的性格而著称的胡风对青年作者的关爱与尊重是令人钦佩的，胡风作为期刊主编、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当时文坛上是举足轻重的权威人士，属于青年崇敬的“领袖”人物，但胡风从没有在文学青年面前耍大牌，颐指气使，对青年同道始终是充满温情与爱的。《七月》《希望》几乎每期都发表新作家的作品，制作新作家专栏。贾植芳认为，胡风编辑刊物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编辑传统，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而是完全看作品的质量，尤其重视青年作者的来稿，其中绝大多数青年作者，被他培养成作家、诗人，但他的认真和敬业，得罪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这使得他的处境很尴尬和难堪[3]（P174-175）。青年作者侯唯动，这位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成名作《斗争就有胜利》长诗就发表在《七月》上，胡风曾回忆说，他读侯唯动初次寄来的诗是写在粗糙发黄的毛边纸上的，对其模糊的字迹，文理有些不通的句子，感到非常吃力，但这首诗却有着异常的魔力吸引了他，他将这首诗进行了修改编辑加工，一首好诗就这样诞生了[9]（P271）。而当时，胡风对作者情况一无所知。著名作家路翎是胡风一手带大的文学新人，为他在《七月文丛》推出了三部文集，实属罕见。胡风与路翎互相成就的故事成为作家与编辑家珠联璧合的佳话。可以说，胡风倾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努力培养更多的青年同道。
胡风热情而平等地对待青年同道，对他们的劳动创造给予最大的尊重。比如，对于不采用的稿件退稿时，一般都附上退稿意见与勉励之语，让作者感受到温暖和尊重，这也是青年作者敬重胡风的原因之一。青年作者马希良当时是一所流亡中学的学生，由于受《七月》的启迪，根据身历当地的社会实感，农民仍处于原始耕牧方式的贫困状态，与抗战需要相去甚远，因而写成课堂作业《沙地的牧民》（诗），国文老师看了，好心鼓励我向文学刊物投寄，但先后通过《自由中国》《文艺阵地》，寄给郭沫若、茅盾两位文学大师均无反响。后来他把已视为废纸的作业寄给胡风，精神上已做好准备，失望當在意料之中。不料竟出乎意料，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认为这首诗试想写出西北牧民的疾苦，还可以继续修改，努力写好[3]（P543）。
在重庆《七月》复刊的困难时期，有出版商给胡风开出的出版合同条件非常苛刻，胡风说：“整个刊物一期只百元，除了稿费，我所得无几，他（出版商）的意思是，稿费可以看情况，有的可以少给点。而我的意见是，稿费决不能少，不管新老作家，都应一视同仁。” [5]（P126）从稿费不能少、新老作家没有差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胡风对作家创作劳动的尊重，尤其对青年作者的尊重，对于青年作家人格和创造的尊重。贾植芳于1939年11月间来到重庆，他给胡风寄去一篇稿子，并告知他在一个报馆工作，胡风费了千辛万苦，找了多家报馆，最后才找到了他，刚一见面就递给他一叠纸币。“这是二十元，你过去在前方给《七月》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因为给战地寄钱不便，还在我这里，现在我带来了”[3]（P172-173）。
胡风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俨然成为青年同道的爱护者、保护神，敢于为青年同道争“口袋”，鼓与呼。比如，年青诗人田间出道不久，便面临着文坛的责难与非议，胡风义愤填膺，力排众议，为田间奠定了擂鼓诗人的地位。1985年3月，田间逝世前，还对胡风的帮助充满了感恩的情怀[9]（P270）。胡风提携的青年作者何止田间一人，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青年作者。如雷蒙，当时的雷蒙对于编者、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有人批评雷蒙不懂诗，幼稚，韵都不会押，而且还指责胡风将雷蒙的《母亲》一诗放在杂志的开篇，胡风在《编后记》里写道，他似乎不懂诗，也不会“押韵”，在批评家看来，当然是“幼稚”的，但我读了却有点感动。这当然是我的“幼稚”的欣赏力还只能接受这种“幼稚”的作品的缘故[9]（P271）。 对青年同道的引领、战士与诗人一体化的倡导，是胡风多年的一贯表现。鲁迅先生曾云：“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0]（P544）胡风深得鲁迅先生真髓，也反复强调青年同道要成为“战士和诗人的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要真诚地对待革命和艺术，这两者合二为一不可偏颇。曾卓认为自己深受胡风的教诲和影响很大，尤其是“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的人诗合一理念，给予他很大教益和启迪[3]（P554）。难能可贵的是胡风本人也是战士型作家，胡风用他崇高的人格影响和感召了大批青年同道，七月派同道也不负胡风“战士与诗人一体化”的期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可以被压碎，决不可被屈服”的精神血液，凝结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股刚健蓬勃的力量，至今仍然给人以警醒、以启迪。
三
胡风的《七月》《希望》杂志虽已过眼云烟，成为历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历史并没有忘记当年期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作出的贡献，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估量，在今天仍然具有值得深入探索的期待。胡风的编辑人格应该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核心，其编辑人格的形成、特征和价值取向等对当下办刊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胡风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和风雨飘摇的环境里，仍然没有忘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以一己之力艰难地实践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他以笔为旗，为祖国而歌，表达了自己如何融入战争的思考和心声：“人说无用的笔啊把它丢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依然要尽情地歌唱/依然要尽情倾听兄弟们的赤诚地歌唱——/迎着铁的风暴火的风暴血的风暴/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仇火/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真爱/也歌唱掉盘结在你古老的灵魂里的一切死渣和污秽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的重载。”（胡风《为祖国而歌》）在这首诗里，胡风的指向是非常清晰的，他对在战争时期作家投笔从戎是认可的、值得鼓励的，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他更强调的是不能丢掉“以笔为旗”的主体责任，“书生许国凭文字”，作家的特殊使命与担当就是要做祖国和人民的赤诚歌者，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幻、国恨家仇，抖掉古老灵魂里的民族痼疾的卑污、苦痛和侮辱的重载，使整个民族实现肉体与精神上的浴火重生，创造出一个新中国。这是极其重要的文艺任务，万万不能丟掉。同时，胡风非常重视“战士型”作者，他的《七月》和《希望》上发表的“战士型”作者的文章数量最多，许多作者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柏山、丘东平、彭燕郊、孙钿、吴奚如、曹白、天蓝、鲁藜、聂绀弩、阿垅、侯唯动等，他们上马提枪，下马挥笔，直面书写战争的悲壮与惨烈，经受着血与火和生与死的考验，歌唱出心头上的仇火与真爱，完成了“战士型”作家的塑造。胡风是以编辑期刊的方式完成了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显示其编辑人格的伟大。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事业心和创新精神。胡风创办期刊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文学事业和自己的文学“信仰”。胡风编辑的期刊，除了作者的稿酬等费用以外，几乎所剩无几，主要的利润都被《七月》杂志挂靠的出版公司赚去，作为畅销杂志的主办人胡风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七月》是胡风的最爱，因为这是用自己的血液抚养的刊物，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胡风都没有放弃它，“为我自己，当然不办的好，物质精神受损失，但这是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丢掉了也可惜”[7]（P57）。由此可见，胡风把办刊视为一种崇高的事业、一种崇高的“信仰”，是薪火相传的“文学运动的一条命脉”，胡风的这种对办刊事业的敬重和热忱，其境界与格局，不能不令人敬佩。
胡风办刊讲究质量、讲究精益求精，创新精神始终贯穿始终。胡风编辑的期刊质量精美，形质如一，浑然天成，体现了他的敬业态度和工匠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把编辑“一本杂志作为一篇创作”来看待，即创作就要讲究创新，讲究独辟蹊径，这就使胡风在编辑期刊时，敢于冒险，敢于突破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思维定式，勇于创新，探索出别具一格的编辑理念、编辑策略和编辑方法。胡风认为，编刊人“不是一个单纯编刊物的人”，编刊人一定要有“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编辑理念，对于今天的办刊人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11]。
胡风的编辑人格昭示我们当代编辑工作者，要有甘于扶掖新人、为作者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编辑人格的特点是不以“名人”为本位，不拉“名人”稿件，不搞“名人效应”，他的主要精力和心血放在青年作者的身上，甘于为青年作者做嫁衣，这不是一般办刊人所能做到的，尤其是在当下。胡风扶掖的青年作者基本上是从读者群中挑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七月》《希望》的成长进步是与读者、作者的成长进步相一致的。《七月》《希望》几乎每期都推出青年作家作品，尤其还设立新作家的专栏，这无疑为青年作者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平台和通道，这些编辑策略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极大地激励与激发了青年作者的创作激情。
胡风的编辑人格是令人敬佩的，他不畏权势和名家，特立独行、敢于挑战的性格和勇气值得我们借鉴，他敬畏思想和质量，敢于创新创业、尊重作者、扶掖新人的情怀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编辑人格是一部打开的大书，永远值得我们去品味和阅读。
[参 考 文 献]
[1]牛汉.散生漫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2]杨桂欣.丁玲与胡风[C]//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晓风.我与胡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4]胡风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胡风全集：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7]胡风.胡风家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张玲丽.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9]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5[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1]段永建.胡风“编辑”的三个向度[N].文艺报，2016-07-20（6）.
[责任编辑 孙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