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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题为《警惕大型律师事务所里的女性合伙人》的博客文章中，夏侬把职场上的“泼妇”归纳为3类——
第一类是“攻击型泼妇”。这类女性在公司中担任高管，位高权重，会毫不犹豫地向任何人发起口头攻击。夏侬对我说：“这类女性合伙人的来电会把我们吓尿了！”
第二类是“具有温和与攻击两面的泼妇”，她们会“在电子邮件中用略微有些无礼的话语”暗示你“实在不应该在下午6：30之前下班”。可以说，这类泼妇甚于第一类，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这类人如何看待你。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类是“不通人情的冷漠型泼妇”。夏侬写道：“这类人忙个不停，忙工作，忙家庭，忙得没时间干别的……她们不想那么苛刻，不过既然她们当助理时，会在半夜接到工作任务。现在上位了，当然也会在半夜派工作给下属。”
“当然也会有例外，”夏侬补充道，“不过不多。”
你可能会觉得，像夏侬这样的人进入一家精英律所会如鱼得水。夏侬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曾编辑过宪法期刊并在一家地方法院实习，毕业时几经斟酌才进入这家律所。夏侬知道，进入一家大型律所意味着加班会很多，但6位数的学生贷款让她做出了这一选择。她希望自己的开朗性格能赢得老板及业务导师的喜欢。
但这并不很奏效。
律所的工作节奏之快，到了让她恐惧的地步。夏侬表示，合伙人会在深夜向她布置任务，有时还要求律师通宵工作，却在第二天一早说那些工作根本用不着。傍晚7点下班已经算是早的，这时夏侬要悄悄地溜出办公室，蹑手蹑脚地经过电梯，然后走楼梯下楼，以免被老板撞见。为了缓解压力，她还学会了抽烟。
多年前夏侬便注意到，尽管在法学院上课时，班上同学性别均衡，但进入律所后，女性合伙人却非常非常少。这并非不寻常：当时全美律所的合伙人，大概只有17%是女性，而时至今日，这个比例只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而且，至少在夏侬任职的律所，似乎没人喜欢那少数几个女性合伙人。“她们是有名的泼妇，爱发号施令，却不愿听别人的解释。”夏侬告诉我。
夏侬曾看到一位女性合伙人因为出租车没有快点儿来，便在出租车停靠点对其员工大声尖叫。还有一位（女性合伙人）会当面表扬夏侬，转身却指派一名资深律师告诉夏侬，她“工作太慢了”。有一次，夏侬给一位女性合伙人（具有温和与攻击两面的那种）发电子邮件说：“附件为需要委托人提供的文件之修订版列表。若有疏漏，请告知。”这位合伙人回复她说，“这是你不够自信的又一例证”，“在我看来，‘若有疏漏’这句话，说明你对自己整理的文件是否完整毫无信心。”
夏侬坦陈，自己是有一点敏感，但她并非唯一有上述感受的职场女性。“几乎所有女助理都被逼哭过。”她说，或许有些男主管唐突草率，不过有些男主管则很和善。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女性合伙人都非常严格冷酷。
尽管如此，夏侬表示她可以理解高管女性的强势行为。她们痴迷于自己的工作，经常工作至晚上9、10点。当上合伙人后，她们要么不要小孩，要么就请全天候保姆照顾小孩。“这样的女性通常对其他女性有一种敌意，”夏侬说，“仿佛是在說，‘我都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在这家律所里工作了16个月，夏侬终于忍受不了了，她辞职去了另一家工作轻松的律所，稍后又休假在家照看年幼的孩子。如今的夏侬表示，如果让她回到那家大型律所上班，给一位女性合伙人当助理，她会谨慎考虑的。在她看来，那里面的女性合伙人会认为她“在职场上退步了”，“许多女性似乎总想把职场上的其他女性比下去”。
当我询问其他女性有无类似经历时，一些人显得惊讶无比，可继而她们会说“是的，曾经有那么一次……”然后讲一堆女性消极怠工的事儿。数十位女性采访下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名牧师，倾听她们忏悔针对女权主义所犯的罪行。
她们所讲的故事里充满着恶意与卑鄙。一位名叫塞丽娜·帕伦博的律师告诉我，有一次她回意大利老家续签签证，回来后发现一名女同事向老板打她的小报告，“说我的表现平平，工作时不够专注”。一位公关部主管卡特琳·帕克对我说，她的一位女性前经理曾在她犯下小错时高叫道：“你要我怎么和一个像你一样无能的人一起共事？”我的一位朋友，姑且叫她凯瑟琳吧。几个月前，凯瑟琳因未能在一项业务中盈利，她的女上司就用异常刺耳的语气同她说话。“这正是一个你不顾我所说，自己擅作主张盲目执行任务的完美例证。”这位女经理在电子邮件中向凯瑟琳发飙之前，又突出标记了上面那句话。
很多女性告诉我，也有男同事私底下对她们做手脚，但那是另外一种感觉。而本来应该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女性这样做时，那种感觉更糟糕。
同时，接受我采访的另外一些女性坦承，她们曾试图抢夺其他女同事的职位。年轻的阿比盖尔在一家咨询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有段时间，她的一位女同事休了6周产假，这引起了她的怨恨。“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支持女性，是女权主义者，”阿比盖尔说，然而，“我当时（对同事休假）的反应可能是，‘或许应该想个办法把她开掉’。”
像夏侬一样，很多女性都担心在职场上遭遇同性间的勾心斗角。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调查以及许多学术研究显示，大部分女性希望自己的上司及同事性别为男性。2009年一份刊登于《管理人员性别》杂志上的调查显示，尽管许多女性认为女人会是好主管，但“女性员工并不想在女主管手下工作”。而且，进入职场越久的女性，越是不想在女主管手底下做事。
201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师金·埃斯瑟尔在对逾6万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更希望为男老板做事，而且就算是已经当上主管的女性，也常会给相同答案。调查参与者称，女老板太“情绪化”，“刁钻刻薄”或“恶毒”（愿意为男老板工作的男性所占的比例，略少于女性）。 。而对142位律所秘书（几乎全部为女性）进行的一项小型调查显示，没有一人愿意和女性做同事，仅有3%的人表示愿意向女律师汇报事情（近半数人不在乎同事或上司的性别）。“我不愿在女性手底下做事，因为女上司令人讨厌。”一名女子说道。在另一项研究中，有女上司的女性，比上司为男性的女性有着更多的不适症状，如失眠和头疼。
实在很难想象女性会对与自己相同性别的主管抱持这样的偏见，那么女人究竟何苦为难女人呢？其实，心理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而他们的发现显示，女性其实不是恶棍。
去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高档餐厅里，采访了一个女性经理人的聚会。我本没打算采访职场上的泼妇行为，这种行为却自动找上门来。在我自我介绍是一名记者时，几位女性不约而同地做出鬼脸。于是我在开场白中说道，如果有人不愿接受采访，那我就不采访她们。
此话一出，一位身穿豹纹夹克的金发中年女性看了看我，说道：“你去看精神病医生时，会说‘没人喜欢我，没人愿意同我讲话’吗？”
我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她会这样说话，就问她是否因为沟通方式问题而遭到过排斥。
这位名叫苏珊，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担任顾问的女子说道，在她所处的那个狂人环境中，粗暴无礼反而是一种优势。“我的沟通方式与众不同，更像是男人，”她说，“我玩过很多种运动，运动时我与对手激烈争抢，运动结束时依然是朋友。大家都喜欢我。”
然而这种看似大学兄弟会般的工作环境，对于苏珊公司的其他女性而言不见得是好事。在她任职的公司里，大多数财政顾问是男性，但大多数助理是女性——苏珊称这种情况是“恶之温床”，她说：“这些女性获得的（事业）空间有限，她们好似被关进一座小小的监狱，在里面斗个不停。”
为什么女性会互相攻击？
波士顿伊曼纽尔学院的心理学家乔伊斯·贝内森认为，从进化角度讲，女性本来就注定不会跟与自己不相干的女性合作。贝内森发现，比起男人和男孩，女性更不想和地位或层级比自己低的同性合作，更有可能断开同性间的友谊;在社交方面更加会互相排斥。她还指出，猿类的世界也有类似情况：公猩猩更愿意相互之间梳毛，并成群结队去狩猎或巡视地盘。相比之下，母猩猩就很少结盟。为了完成传宗接代，母猩猩还必须同其它同性竞争。
贝内森认为，在原始社会，为寻找配偶以及为后代争夺资源，女性不得不常常面对竞争，也由此会互相勾心斗角。帮助另外一个女人，意味着会让她在求偶时占据优势，或者让她的孩子比你的孩子更受益，所以你才会对她不理不睬。贝内森告诉我，女性“可以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谈些私房话，显得教养十足、亲密无比，但与此同时，她们会在私底下互相拆台。这种反差实在可怕。”
贝内森的理论当然非常有争议，身为女性的她也坦承自己在学术界像是被排挤的孤鸟。
如果贝内森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女性不得不花很大气力去修复自身这种“恶意的活力”，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也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女性排挤同性的奋斗过程，并非出于本意。他们主张，是现代职场逼得女性在职场上彼此排斥。
1980年代末，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罗宾·艾丽，试图理解为什么女性在办公室里的互动，有时会变得刀锋相向。“我在工作中遭遇的最困难处境，是拜一位女性所赐，”艾丽告诉我，“但我也受到过女同事最美好的帮助。”对于女性为繁衍后代而互相争斗等盛极一时的传统说法，艾丽并不买账。她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女性和所有人类一样，都是根据所处的环境做出应对”。
为了测试这一假设，艾丽找来律所名录，并将律所分成两组。A组是合伙人、高阶主管几乎全是男性的律所（女性合伙人仅占不到5%）;B组则是女性高阶主管稍微比男性多的律所。然后她问两组律所中的女性律师“对女同事的感觉如何”。
艾丽发现，两组律师都身处令人劳神的工作环境，不过相对于B组，在合伙人、高阶主管几乎全是男性的A组律所中，女性职员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令人担忧，而且非常针对个人”。她们甚少为女同事考虑，向女同事提供帮助（如果有的话）也很少。而且當中的女性合伙人“几乎都会辱骂下属”。一名年轻律师这样评价她的上司：善于耍弄手腕却毫无法律才能的泼妇。
这样看来，或许可以推测：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女性会不自觉地认为，能够爬上高阶职务的女性人数少之又少，因此她们必须与其他同性竞争那些位子。研究显示，当女性感到“这家公司给女人的机会很少”时，她们就会开始将同性视为障碍，不愿协同工作，有时还会互相争斗。
就在艾丽做上述研究的同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助理教授及心理学家内奥米·埃勒莫斯也在研究学术界女学者稀缺现象。在荷兰，女教授只占教授总数的4%，埃勒莫斯起初还以为，这可能是对女性有偏见的男性“使绊子”的结果，然而对女教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原因在于女性自身，接受调查的女教授形容自己“如同男人一样有进取心并喜欢主导别人”，不过却感觉不到女性同事对自己的帮助，也不想与女性做同事。
11年后，埃勒莫斯对阿姆斯特丹和意大利的在读博士生及大学教职员工展开了调查，结果与上述类似。即便年轻男性与女性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差不多，女教授也往往认为，年轻女下属总是对工作不够投入。埃勒莫斯管这些喜欢强调自己与别的女性如何不同的职场女强人叫作“蜂后”，这个词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卡萝尔·塔夫雷斯在1970年代创造的。
这一结果发表之后，埃勒莫斯沮丧地发现，媒体报道将其作为“女性天生恶毒”的证据，“一些记者还乐于制作‘女人不待见女人’这种标题”。心灰意冷的埃勒莫斯曾一度想放弃这项研究，后在学生贝尔·德克斯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
2011年，埃勒莫斯和德克斯在63名荷兰女警当中开展了一项小规模调查。通过这项调查，她们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产生“蜂后”的土壤。
“职场女性意识到，要获得成功就要让自己与其他女性与众不同，这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这是她们在一个团体中学会的生存之道。”埃勒莫斯说。
大约15年前，玛格丽塔·罗森菲尔德——如今已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位著名教练——便遇到了一位“蜂后”上司。这位上司当时仅30岁出头，但其衣着举止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不少。一天，罗森菲尔德在上班路上扭伤了脚踝，并渐渐肿胀起来。因担心伤势越来越严重，又恰好那时不太忙，她便向上司提出可不可以早点儿下班。
“你要明白，我对你有着很高的期望！”罗森菲尔德回忆女上司的话，当时这位女上司教训她说，为什么“仅仅觉得事情有可能发生就要早退”？“但我觉得自己快要走不动路了！”罗森菲尔德回答说。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从业经历，以及我是如何坐到今天这个位子上的吧！”上司喋喋不休道，“你知道我是如何与经常对我进行性骚扰的男性共事的吗？你知道那边那个男员工如何想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却不得不完成一个标书？而你，扭伤了脚踝就以为可以早退？！”罗森菲尔德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上司期待的那种员工。半年之后，她离职了。
使事情变复杂的是，每个人对于“恶毒”的理解各不相同，即便“蜂后”一词有时也会惹恼那些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的女性。而社会对于性别的双重标准，使得女性必须通过鼓吹自身、赢得尊重来获得高位，“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么别的女人也可以做到”。可如此一来，她们又会遭到非议。
关于这一点，希拉里·克林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佛蒙特州前州长玛德琳·梅·库宁去年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文章写道，希拉里与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男人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而女人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女神”。
第一类是“攻击型泼妇”。这类女性在公司中担任高管，位高权重，会毫不犹豫地向任何人发起口头攻击。夏侬对我说：“这类女性合伙人的来电会把我们吓尿了！”
第二类是“具有温和与攻击两面的泼妇”，她们会“在电子邮件中用略微有些无礼的话语”暗示你“实在不应该在下午6：30之前下班”。可以说，这类泼妇甚于第一类，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这类人如何看待你。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类是“不通人情的冷漠型泼妇”。夏侬写道：“这类人忙个不停，忙工作，忙家庭，忙得没时间干别的……她们不想那么苛刻，不过既然她们当助理时，会在半夜接到工作任务。现在上位了，当然也会在半夜派工作给下属。”
“当然也会有例外，”夏侬补充道，“不过不多。”
你可能会觉得，像夏侬这样的人进入一家精英律所会如鱼得水。夏侬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曾编辑过宪法期刊并在一家地方法院实习，毕业时几经斟酌才进入这家律所。夏侬知道，进入一家大型律所意味着加班会很多，但6位数的学生贷款让她做出了这一选择。她希望自己的开朗性格能赢得老板及业务导师的喜欢。
但这并不很奏效。
律所的工作节奏之快，到了让她恐惧的地步。夏侬表示，合伙人会在深夜向她布置任务，有时还要求律师通宵工作，却在第二天一早说那些工作根本用不着。傍晚7点下班已经算是早的，这时夏侬要悄悄地溜出办公室，蹑手蹑脚地经过电梯，然后走楼梯下楼，以免被老板撞见。为了缓解压力，她还学会了抽烟。
多年前夏侬便注意到，尽管在法学院上课时，班上同学性别均衡，但进入律所后，女性合伙人却非常非常少。这并非不寻常：当时全美律所的合伙人，大概只有17%是女性，而时至今日，这个比例只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而且，至少在夏侬任职的律所，似乎没人喜欢那少数几个女性合伙人。“她们是有名的泼妇，爱发号施令，却不愿听别人的解释。”夏侬告诉我。
夏侬曾看到一位女性合伙人因为出租车没有快点儿来，便在出租车停靠点对其员工大声尖叫。还有一位（女性合伙人）会当面表扬夏侬，转身却指派一名资深律师告诉夏侬，她“工作太慢了”。有一次，夏侬给一位女性合伙人（具有温和与攻击两面的那种）发电子邮件说：“附件为需要委托人提供的文件之修订版列表。若有疏漏，请告知。”这位合伙人回复她说，“这是你不够自信的又一例证”，“在我看来，‘若有疏漏’这句话，说明你对自己整理的文件是否完整毫无信心。”
夏侬坦陈，自己是有一点敏感，但她并非唯一有上述感受的职场女性。“几乎所有女助理都被逼哭过。”她说，或许有些男主管唐突草率，不过有些男主管则很和善。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女性合伙人都非常严格冷酷。
尽管如此，夏侬表示她可以理解高管女性的强势行为。她们痴迷于自己的工作，经常工作至晚上9、10点。当上合伙人后，她们要么不要小孩，要么就请全天候保姆照顾小孩。“这样的女性通常对其他女性有一种敌意，”夏侬说，“仿佛是在說，‘我都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在这家律所里工作了16个月，夏侬终于忍受不了了，她辞职去了另一家工作轻松的律所，稍后又休假在家照看年幼的孩子。如今的夏侬表示，如果让她回到那家大型律所上班，给一位女性合伙人当助理，她会谨慎考虑的。在她看来，那里面的女性合伙人会认为她“在职场上退步了”，“许多女性似乎总想把职场上的其他女性比下去”。
当我询问其他女性有无类似经历时，一些人显得惊讶无比，可继而她们会说“是的，曾经有那么一次……”然后讲一堆女性消极怠工的事儿。数十位女性采访下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名牧师，倾听她们忏悔针对女权主义所犯的罪行。
她们所讲的故事里充满着恶意与卑鄙。一位名叫塞丽娜·帕伦博的律师告诉我，有一次她回意大利老家续签签证，回来后发现一名女同事向老板打她的小报告，“说我的表现平平，工作时不够专注”。一位公关部主管卡特琳·帕克对我说，她的一位女性前经理曾在她犯下小错时高叫道：“你要我怎么和一个像你一样无能的人一起共事？”我的一位朋友，姑且叫她凯瑟琳吧。几个月前，凯瑟琳因未能在一项业务中盈利，她的女上司就用异常刺耳的语气同她说话。“这正是一个你不顾我所说，自己擅作主张盲目执行任务的完美例证。”这位女经理在电子邮件中向凯瑟琳发飙之前，又突出标记了上面那句话。
很多女性告诉我，也有男同事私底下对她们做手脚，但那是另外一种感觉。而本来应该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女性这样做时，那种感觉更糟糕。
同时，接受我采访的另外一些女性坦承，她们曾试图抢夺其他女同事的职位。年轻的阿比盖尔在一家咨询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有段时间，她的一位女同事休了6周产假，这引起了她的怨恨。“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支持女性，是女权主义者，”阿比盖尔说，然而，“我当时（对同事休假）的反应可能是，‘或许应该想个办法把她开掉’。”
像夏侬一样，很多女性都担心在职场上遭遇同性间的勾心斗角。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调查以及许多学术研究显示，大部分女性希望自己的上司及同事性别为男性。2009年一份刊登于《管理人员性别》杂志上的调查显示，尽管许多女性认为女人会是好主管，但“女性员工并不想在女主管手下工作”。而且，进入职场越久的女性，越是不想在女主管手底下做事。
201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师金·埃斯瑟尔在对逾6万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更希望为男老板做事，而且就算是已经当上主管的女性，也常会给相同答案。调查参与者称，女老板太“情绪化”，“刁钻刻薄”或“恶毒”（愿意为男老板工作的男性所占的比例，略少于女性）。 。而对142位律所秘书（几乎全部为女性）进行的一项小型调查显示，没有一人愿意和女性做同事，仅有3%的人表示愿意向女律师汇报事情（近半数人不在乎同事或上司的性别）。“我不愿在女性手底下做事，因为女上司令人讨厌。”一名女子说道。在另一项研究中，有女上司的女性，比上司为男性的女性有着更多的不适症状，如失眠和头疼。
实在很难想象女性会对与自己相同性别的主管抱持这样的偏见，那么女人究竟何苦为难女人呢？其实，心理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而他们的发现显示，女性其实不是恶棍。
去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高档餐厅里，采访了一个女性经理人的聚会。我本没打算采访职场上的泼妇行为，这种行为却自动找上门来。在我自我介绍是一名记者时，几位女性不约而同地做出鬼脸。于是我在开场白中说道，如果有人不愿接受采访，那我就不采访她们。
此话一出，一位身穿豹纹夹克的金发中年女性看了看我，说道：“你去看精神病医生时，会说‘没人喜欢我，没人愿意同我讲话’吗？”
我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她会这样说话，就问她是否因为沟通方式问题而遭到过排斥。
这位名叫苏珊，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担任顾问的女子说道，在她所处的那个狂人环境中，粗暴无礼反而是一种优势。“我的沟通方式与众不同，更像是男人，”她说，“我玩过很多种运动，运动时我与对手激烈争抢，运动结束时依然是朋友。大家都喜欢我。”
然而这种看似大学兄弟会般的工作环境，对于苏珊公司的其他女性而言不见得是好事。在她任职的公司里，大多数财政顾问是男性，但大多数助理是女性——苏珊称这种情况是“恶之温床”，她说：“这些女性获得的（事业）空间有限，她们好似被关进一座小小的监狱，在里面斗个不停。”
为什么女性会互相攻击？
波士顿伊曼纽尔学院的心理学家乔伊斯·贝内森认为，从进化角度讲，女性本来就注定不会跟与自己不相干的女性合作。贝内森发现，比起男人和男孩，女性更不想和地位或层级比自己低的同性合作，更有可能断开同性间的友谊;在社交方面更加会互相排斥。她还指出，猿类的世界也有类似情况：公猩猩更愿意相互之间梳毛，并成群结队去狩猎或巡视地盘。相比之下，母猩猩就很少结盟。为了完成传宗接代，母猩猩还必须同其它同性竞争。
贝内森认为，在原始社会，为寻找配偶以及为后代争夺资源，女性不得不常常面对竞争，也由此会互相勾心斗角。帮助另外一个女人，意味着会让她在求偶时占据优势，或者让她的孩子比你的孩子更受益，所以你才会对她不理不睬。贝内森告诉我，女性“可以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谈些私房话，显得教养十足、亲密无比，但与此同时，她们会在私底下互相拆台。这种反差实在可怕。”
贝内森的理论当然非常有争议，身为女性的她也坦承自己在学术界像是被排挤的孤鸟。
如果贝内森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女性不得不花很大气力去修复自身这种“恶意的活力”，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也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女性排挤同性的奋斗过程，并非出于本意。他们主张，是现代职场逼得女性在职场上彼此排斥。
1980年代末，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罗宾·艾丽，试图理解为什么女性在办公室里的互动，有时会变得刀锋相向。“我在工作中遭遇的最困难处境，是拜一位女性所赐，”艾丽告诉我，“但我也受到过女同事最美好的帮助。”对于女性为繁衍后代而互相争斗等盛极一时的传统说法，艾丽并不买账。她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女性和所有人类一样，都是根据所处的环境做出应对”。
为了测试这一假设，艾丽找来律所名录，并将律所分成两组。A组是合伙人、高阶主管几乎全是男性的律所（女性合伙人仅占不到5%）;B组则是女性高阶主管稍微比男性多的律所。然后她问两组律所中的女性律师“对女同事的感觉如何”。
艾丽发现，两组律师都身处令人劳神的工作环境，不过相对于B组，在合伙人、高阶主管几乎全是男性的A组律所中，女性职员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令人担忧，而且非常针对个人”。她们甚少为女同事考虑，向女同事提供帮助（如果有的话）也很少。而且當中的女性合伙人“几乎都会辱骂下属”。一名年轻律师这样评价她的上司：善于耍弄手腕却毫无法律才能的泼妇。
这样看来，或许可以推测：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女性会不自觉地认为，能够爬上高阶职务的女性人数少之又少，因此她们必须与其他同性竞争那些位子。研究显示，当女性感到“这家公司给女人的机会很少”时，她们就会开始将同性视为障碍，不愿协同工作，有时还会互相争斗。
就在艾丽做上述研究的同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助理教授及心理学家内奥米·埃勒莫斯也在研究学术界女学者稀缺现象。在荷兰，女教授只占教授总数的4%，埃勒莫斯起初还以为，这可能是对女性有偏见的男性“使绊子”的结果，然而对女教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原因在于女性自身，接受调查的女教授形容自己“如同男人一样有进取心并喜欢主导别人”，不过却感觉不到女性同事对自己的帮助，也不想与女性做同事。
11年后，埃勒莫斯对阿姆斯特丹和意大利的在读博士生及大学教职员工展开了调查，结果与上述类似。即便年轻男性与女性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差不多，女教授也往往认为，年轻女下属总是对工作不够投入。埃勒莫斯管这些喜欢强调自己与别的女性如何不同的职场女强人叫作“蜂后”，这个词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卡萝尔·塔夫雷斯在1970年代创造的。
这一结果发表之后，埃勒莫斯沮丧地发现，媒体报道将其作为“女性天生恶毒”的证据，“一些记者还乐于制作‘女人不待见女人’这种标题”。心灰意冷的埃勒莫斯曾一度想放弃这项研究，后在学生贝尔·德克斯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
2011年，埃勒莫斯和德克斯在63名荷兰女警当中开展了一项小规模调查。通过这项调查，她们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产生“蜂后”的土壤。
“职场女性意识到，要获得成功就要让自己与其他女性与众不同，这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这是她们在一个团体中学会的生存之道。”埃勒莫斯说。
大约15年前，玛格丽塔·罗森菲尔德——如今已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位著名教练——便遇到了一位“蜂后”上司。这位上司当时仅30岁出头，但其衣着举止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不少。一天，罗森菲尔德在上班路上扭伤了脚踝，并渐渐肿胀起来。因担心伤势越来越严重，又恰好那时不太忙，她便向上司提出可不可以早点儿下班。
“你要明白，我对你有着很高的期望！”罗森菲尔德回忆女上司的话，当时这位女上司教训她说，为什么“仅仅觉得事情有可能发生就要早退”？“但我觉得自己快要走不动路了！”罗森菲尔德回答说。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从业经历，以及我是如何坐到今天这个位子上的吧！”上司喋喋不休道，“你知道我是如何与经常对我进行性骚扰的男性共事的吗？你知道那边那个男员工如何想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却不得不完成一个标书？而你，扭伤了脚踝就以为可以早退？！”罗森菲尔德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上司期待的那种员工。半年之后，她离职了。
使事情变复杂的是，每个人对于“恶毒”的理解各不相同，即便“蜂后”一词有时也会惹恼那些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的女性。而社会对于性别的双重标准，使得女性必须通过鼓吹自身、赢得尊重来获得高位，“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么别的女人也可以做到”。可如此一来，她们又会遭到非议。
关于这一点，希拉里·克林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佛蒙特州前州长玛德琳·梅·库宁去年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文章写道，希拉里与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男人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而女人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