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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谊深刻反思了秦“仁义不施”而亡的历史教训，并对当时“俗靡尊奸”的社会时俗以及“匈奴违礼”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道德批判。正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总结分析，贾谊提出了“崇仁尚礼”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对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贾谊；伦理反思；道德批判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一、“仁义不施”：秦二世而亡的伦理反思
西汉初期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大乱向大治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上，生产力急剧下降，民生凋敝；政治上，“汉承秦制”，政体多沿袭或改良秦制而来，分封诸侯制度的施行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贾谊对秦自崛起至最后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考查，从伦理的高度总结了秦亡的根本原因——“仁义不施”。贾谊认为，秦的“仁义不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上“焚书坑儒”，禁百家言。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秦始皇在李斯的蛊惑下，认为当时的各家流派，尤其是儒家总是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品头论足，所谓“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同意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的方式禁止人民思想的自由，是文化的浩劫，是用非王道（非仁义）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专政。
第二，政治上的严刑酷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原本形势一片大好，人心思定，有文采的读书人都主动来投奔，这些都为建立和平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创造了条件。可是秦王却不理解广大民众的迫切心愿，而是采用错误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贾谊批评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论》）秦始皇采用的是“暴虐”“酷法”，而非是与民休息的政策。贾谊从道德上批评了秦王的“贪鄙”和“君臣不信”。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迎来一个改正错误政策的大好时机，全国人民都“引领而观其政”。可是秦二世只是一个才智平庸、目光短浅、贪图声色的君王。他登基之后，非但没能“正先帝之过”，反而变本加厉，用更加残暴的方法来统治人民。“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结果是“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过秦论》） 。
第三，指出了整个秦代时期重事功、轻伦理的政治导向对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这种败坏主要表现在君臣之道失范和人伦价值失控两个方面。贾谊在《时变》中首先总结了秦时期的普遍道德价值观念：“秦国失礼，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饬，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秦时期道德败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欺骗虚伪成为社会的主流风尚。贾谊还描述了当时的道德现状：“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 其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 得失之亡术也，悲夫！”（《时变》）就连家庭的人伦关系都已经失范——父不慈，子不孝；婆媳关系、姑嫂关系恶劣。贾谊批判这种现象为“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时变》）。对于当时的君臣关系，贾谊在《俗激》篇中说：“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君臣相背、上下相离是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
二、“四维未备”：时俗流弊的道德批判
汉初社会的道德现状堪忧，贾谊用“四维未备”以概之：“秦灭四维不张……今四维犹未备也。”（《俗激》）贾谊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1.“俗靡尊奸”的社会时俗
汉初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奢靡之风，贾谊在《瑰玮》中描述了这种状况：“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这种奢靡之风在上层社会尤为明显。贾谊在《孽产子》中描述出卖奴仆时的不正常现象时写道：“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入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容者得以被墙。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绨，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帝以衣其贱，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此臣之所谓踳也。”单从服饰便可知当时社会的富人、官吏、商贾生活的奢靡状况和对礼制的僭越。贾谊在《时变》中说道“今有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礼义节为？家富而出官耳。”只要家里有钱，先王倡导的“孝悌”“仁义礼节”都可以不要，整个社会氛围是有钱的坏人得逞：“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祭政。行虽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修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而且当时的人际交往风气是：“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 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 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 非富大家，不与出入。”贾谊对“以出伦踰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的不正之风非常不满。他在《俗激》中明确指出“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 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所寄之？” 2.诸侯王的僭越反叛
西汉的分封制造成的“尾大不掉”的顽疾时刻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文帝时期，诸侯王的叛乱还不算很严重，但是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等级上的僭越。贾谊在《等齐》篇中写道：“诸侯王所在之官卫，织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谁是则诸侯之王乃将至尊也。”就是说，诸侯王在宫卫的设置标准、接见下级来访礼节以及处理服侍不周的人所适用的法律等方面都是效法皇宫和以君王之礼来对待，诸侯王的地位已经和君王相等同了。“然则，天子之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贾谊用反问的方式表明，这种“等齐”是不正常的，是决然不可的。
其次，法制和官制上的僭越。诸侯王不但在地位上“等齐”君王，而且想方设法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势，因而出现了法制和官制上的僭越：“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秩卿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人之最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等齐》）诸侯王的诸多官职的名称、俸禄和律法名都与中央政府一样。
最后，衣饰和器物上的僭越。既然地位和权势已经僭越，那么诸侯王在衣饰和器物上的僭越就成为必然。“御既已齐，则车饰恶不得齐？……天子车曰乘御，诸侯车曰乘御，乘御等也。”贾谊还分析了诸侯僭越在于“冀幸”和“比争”：“衣服疑者，是谓争先；厚泽疑者， 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限，是谓争尊。彼人者，近则冀幸，疑则比争。”（《服疑》）面对这种状况，贾谊提出了服饰的基本原则：“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与民，至美至神进之帝。”还提出“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的观点，贾谊希望通过立法来规定服饰礼仪，达到望其服知其人的效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符合人伦法度的基本要求。
3.匈奴的僭越无礼
西汉初期，匈奴问题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为了能稳住边疆，和匈奴修好，汉初一开始就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是这种怀柔政策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匈奴依然多次犯边入侵。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攻入北地郡；公元前166年，单于率众攻入西汉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孙卯；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六万余骑分别攻入上郡、云中等郡，给汉王朝带来很大的隐患：“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者以上不轻得复，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辱侵掠，未知息时。”（《解县》）
贾谊对此非常不满，向文帝上书，明确表示反对匈奴的这种和亲政策，认为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严重违背了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影响了大汉天子的威严。他在《势卑》中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宾！”贾谊还以“首足”喻进一步论证：“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解县》）汉天子是“首”，匈奴是“足”，所以，只有汉天子向匈奴发号施令的权力，匈奴向汉天子按时进贡，才是应有的礼仪。
贾谊对上述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移风易俗”“众建诸侯少其力”“民为邦本”“厚德怀服四夷”等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与治国思想，由此，贾谊的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
参考文献：
[1]贾 谊.贾谊集校注（增订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关键词：贾谊；伦理反思；道德批判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一、“仁义不施”：秦二世而亡的伦理反思
西汉初期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大乱向大治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上，生产力急剧下降，民生凋敝；政治上，“汉承秦制”，政体多沿袭或改良秦制而来，分封诸侯制度的施行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贾谊对秦自崛起至最后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考查，从伦理的高度总结了秦亡的根本原因——“仁义不施”。贾谊认为，秦的“仁义不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上“焚书坑儒”，禁百家言。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秦始皇在李斯的蛊惑下，认为当时的各家流派，尤其是儒家总是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品头论足，所谓“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同意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的方式禁止人民思想的自由，是文化的浩劫，是用非王道（非仁义）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专政。
第二，政治上的严刑酷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原本形势一片大好，人心思定，有文采的读书人都主动来投奔，这些都为建立和平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创造了条件。可是秦王却不理解广大民众的迫切心愿，而是采用错误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贾谊批评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论》）秦始皇采用的是“暴虐”“酷法”，而非是与民休息的政策。贾谊从道德上批评了秦王的“贪鄙”和“君臣不信”。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迎来一个改正错误政策的大好时机，全国人民都“引领而观其政”。可是秦二世只是一个才智平庸、目光短浅、贪图声色的君王。他登基之后，非但没能“正先帝之过”，反而变本加厉，用更加残暴的方法来统治人民。“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结果是“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过秦论》） 。
第三，指出了整个秦代时期重事功、轻伦理的政治导向对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这种败坏主要表现在君臣之道失范和人伦价值失控两个方面。贾谊在《时变》中首先总结了秦时期的普遍道德价值观念：“秦国失礼，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饬，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秦时期道德败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欺骗虚伪成为社会的主流风尚。贾谊还描述了当时的道德现状：“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 其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 得失之亡术也，悲夫！”（《时变》）就连家庭的人伦关系都已经失范——父不慈，子不孝；婆媳关系、姑嫂关系恶劣。贾谊批判这种现象为“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时变》）。对于当时的君臣关系，贾谊在《俗激》篇中说：“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君臣相背、上下相离是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
二、“四维未备”：时俗流弊的道德批判
汉初社会的道德现状堪忧，贾谊用“四维未备”以概之：“秦灭四维不张……今四维犹未备也。”（《俗激》）贾谊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1.“俗靡尊奸”的社会时俗
汉初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奢靡之风，贾谊在《瑰玮》中描述了这种状况：“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这种奢靡之风在上层社会尤为明显。贾谊在《孽产子》中描述出卖奴仆时的不正常现象时写道：“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入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容者得以被墙。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绨，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帝以衣其贱，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此臣之所谓踳也。”单从服饰便可知当时社会的富人、官吏、商贾生活的奢靡状况和对礼制的僭越。贾谊在《时变》中说道“今有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礼义节为？家富而出官耳。”只要家里有钱，先王倡导的“孝悌”“仁义礼节”都可以不要，整个社会氛围是有钱的坏人得逞：“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祭政。行虽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修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而且当时的人际交往风气是：“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 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 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 非富大家，不与出入。”贾谊对“以出伦踰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的不正之风非常不满。他在《俗激》中明确指出“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 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所寄之？” 2.诸侯王的僭越反叛
西汉的分封制造成的“尾大不掉”的顽疾时刻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文帝时期，诸侯王的叛乱还不算很严重，但是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等级上的僭越。贾谊在《等齐》篇中写道：“诸侯王所在之官卫，织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谁是则诸侯之王乃将至尊也。”就是说，诸侯王在宫卫的设置标准、接见下级来访礼节以及处理服侍不周的人所适用的法律等方面都是效法皇宫和以君王之礼来对待，诸侯王的地位已经和君王相等同了。“然则，天子之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贾谊用反问的方式表明，这种“等齐”是不正常的，是决然不可的。
其次，法制和官制上的僭越。诸侯王不但在地位上“等齐”君王，而且想方设法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势，因而出现了法制和官制上的僭越：“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秩卿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人之最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等齐》）诸侯王的诸多官职的名称、俸禄和律法名都与中央政府一样。
最后，衣饰和器物上的僭越。既然地位和权势已经僭越，那么诸侯王在衣饰和器物上的僭越就成为必然。“御既已齐，则车饰恶不得齐？……天子车曰乘御，诸侯车曰乘御，乘御等也。”贾谊还分析了诸侯僭越在于“冀幸”和“比争”：“衣服疑者，是谓争先；厚泽疑者， 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限，是谓争尊。彼人者，近则冀幸，疑则比争。”（《服疑》）面对这种状况，贾谊提出了服饰的基本原则：“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与民，至美至神进之帝。”还提出“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的观点，贾谊希望通过立法来规定服饰礼仪，达到望其服知其人的效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符合人伦法度的基本要求。
3.匈奴的僭越无礼
西汉初期，匈奴问题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为了能稳住边疆，和匈奴修好，汉初一开始就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是这种怀柔政策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匈奴依然多次犯边入侵。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攻入北地郡；公元前166年，单于率众攻入西汉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孙卯；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六万余骑分别攻入上郡、云中等郡，给汉王朝带来很大的隐患：“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者以上不轻得复，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辱侵掠，未知息时。”（《解县》）
贾谊对此非常不满，向文帝上书，明确表示反对匈奴的这种和亲政策，认为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严重违背了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影响了大汉天子的威严。他在《势卑》中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宾！”贾谊还以“首足”喻进一步论证：“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解县》）汉天子是“首”，匈奴是“足”，所以，只有汉天子向匈奴发号施令的权力，匈奴向汉天子按时进贡，才是应有的礼仪。
贾谊对上述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移风易俗”“众建诸侯少其力”“民为邦本”“厚德怀服四夷”等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与治国思想，由此，贾谊的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
参考文献：
[1]贾 谊.贾谊集校注（增订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