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于是，老舍的名字，老舍的文字，老舍的饮食，也因此成了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符号。
　　
　　爱下小馆
　　
　　这里所说的下小馆，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老舍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友。在小饭馆一坐，再上几样可口的菜，谈话叙旧，无拘无束，越谈越热乎。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二是品尝风俗。从这个角度上讲，老舍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的爱好之一。
　　老舍26岁到英国当教师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有句格言：“美满的交际立于健全的胃口之上。”老舍的肠胃不甚健壮，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并患有神经性肠炎，碰见油腻、牛奶、生冷，都很难招架。甚至，东西还没进嘴，光是想一想，就有饱肚的感觉。在他眼里，最好吃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还有小米粥。一日三餐，他很能将就，只要能按时吃饭就成。
　　如此看来，下小馆，最多的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在老舍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能找到根据。像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新凤霞，碧野、萧涤非诸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老舍下小馆的事。
　　1935年的一天，老舍在青岛与萧涤非教授下馆子小酌。萧教授自带一只聊城熏鸡当下酒菜，老舍品尝后赞道：“别有风味，生平未曾尝过。”当得知这个聊城特产尚未命名时，老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像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公吗?干脆就叫铁公鸡。”此事传开后，聊城的熏鸡也就得了“铁公鸡”的绰号。
　　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老舍全靠写作谋生，生活相当艰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重庆北碚，老舍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老舍被朋友请饭，也是常事
　　
　　1941年老舍到云南，遇到了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文坛老将，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这些教授当时极穷，即使是最便宜的小馆常吃也请不起，于是便轮流地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几样菜，或烤几罐土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另一次是1942年11月16日，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举办50寿辰宴会，实为文化名人大聚餐。参加者需缴10元钱。每次菜未落桌，盘底已空空如也。文人无形，筷子已不足为武器了，而愉快胜任的莫过于两双手的“五爪金龙”。老舍的食鸭滑稽表演，让前贤刘伶自愧弗如。此种吃法戏称“闪击”，对付闪击的办法就是“游击战”，所以老舍到处游击，但不能白食，故每桌去猜拳，而猜拳又妨了吃菜，所以等到老舍伸出手去吃鸭子时，只剩骨架了。有个文友捉弄他：“舒先生请吃鸭吧!”老舍近视眼在鸭架上水漩涡般打转，接着一本正经地说：“怎么，今天厨子的火功太好了，我在研究解剖学呢!”次日清晨《快报》载道：老舍先生以其“对鸭骨头的解剖，表演了老舍式的豪放与幽默，胜刘伶、赛李白。”
　　1946年2月，老舍到上海。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十五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曹禺作饯的宴会就有九次之多，出席者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夏衍、胡风、吴祖光、赵家璧、叶以群、蓬子等。叶圣陶在日记中曾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总之，老舍的人缘极好，出门大家争着约他吃饭，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掏出钱请老舍喝酒。
　　“变”出来的“盒子菜”
　　
　　解放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
　　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不过，食品总不会重样，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回回都要刨根儿问底儿，打听老舍是由哪儿把它们“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