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派相声”既是相声传统风格的象征也是“津门相声”一脉的代表。经历了祖父马德禄发轫、父亲马三立俗化和他个人规整、继承和发展三个阶段。大体敷衍了近现代相声艺术的历史以及“马派”演进“正一反一合”的过程。“马派相声”醒眼夺目，只个“俗”字便可概括。易雅而归俗、就低绝不攀高，既无观念的捆绑又无使命的重负，貌似古旧却只是为了一个“好笑”。“好玩”——总是在不绝如缕中存旧立新、涤垢见新。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相声曾经的“原生态”也同时感到了世俗、真俗、大俗的魅力。马德禄由“文哏传人”而转为会活最多的“相声公司”；马三立虽“唯一”具有中学文化却因“撂地”日久而把自己“性格化”为“小市民”典型；而马志明从来低调甚至改“马派”为“马氏”尽力“矮化”自我，这一切均可在其标榜“个性”背后体会所谓时也势也，非人力所能及之历史因由。在命运多舛的相声百年中，“俗”确是相声存真求活的必然。既是市民文化的“性基因”，也是其婉而多讽嘻笑怒骂的“保护色”。唯此，“马派相声”才为我们保留了其他任何艺术样式所不能提供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市井写生、人物画廊、社会心理、民风民俗。至今我们似乎也难以掂量在百年以来相声“求真”和“求善”、“归俗”和“入雅”的争衡中究竟哪一方更切合民众的需求和相声的机理?
　　马志明的“求真”是一种既原始又深层的“本真”。真理性是由审美客体的真实性和主体不断开掘的探索精神体现的。面对前辈遗留下来的诸多技艺游离、主客相悖虽具文化情采但少内在逻辑的传统节目，志明必须为其建立种种“情境”以便接结古今参合虚实建立艺术的逻辑链条。诸如反映着婚丧大礼的近世民俗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型而被激化或强化几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因之，“马派”的《白事会》和《红事会》(《大娶亲》)便以“取境”方法将其祖辈亲历的权贵人家的历史描绘移植在捧逗之间虚拟的情感纠葛上，从而在历史的记实性中散发着夸张的喜剧性光华。《卖五器》和《大保镖》也并非传统节目之上乘，但隐含着人们的历史记忆。于是乃用“造境”方法，前者在强化“八国联军”施展淫威搜刮民宅的同时，用“显微”的手段说是如何抢掠“我”家祖上传留的“铜铁瓷锡木”——“国宝”级的“五器”，而究其实则不过是茶壶梁子、锡拉纸、半拉马掌之类。这种以强化自己之穷以对比强盗之狠的夸张，凸显的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却是难以磨灭的那个时期民众情感和心理的真实印记。技艺性的“贯口”也由此翻腐为新产生了形象性生命。《大保镖》折射着当时的社会不宁以及镖局的虚妄无能，是底层艺人谙熟江湖生活的记录。传统节目通过造境以显真、论艺更撰史的方法使节目点石成金既有独具审美亮点又有平实的性格塑造。至于《报菜名》《太平歌词》等“纯技艺”节目，也都在追求本真的探索中融技于艺、以艺润技、借境，在捧逗的纠葛过程显示性格的魅力和讽刺的光芒。而这正是先贤多年创意为后辈昭示的相声的生活滋味、文学和文化意识。传统相声之所谓讽刺乃是不留痕迹地化讥刺为灰烬纯然本真的玩笑，绝无生硬的理念掺杂。在人们开怀大笑的同时，一切“无价值”的东西便已经被扬弃和评判过了。
　　“本真”的真实和真理性是相声和一切喜剧艺术的生命。喜剧所谓夸张或变形、荒诞或廓大都旨在显示和强调对象和主体的本真性质。马志明深知先辈越夸张越可乐、越可乐越真实的妙谛，总是追索真实的神形兼备、生动性和概括性。《自食其果》中那个自作聪明说交通事故的死者是自己亲戚以便穿越围观人群亲临现场的“看客”，在其猎奇心理的背后寄寓着“这一群”的冷漠和麻木!而“死者”不是他的亲戚竟是一头驴的结底则是作者对其劣性不着鞭痕的挞伐!《核桃酥》的奇迹——一块桃酥滚地居然被轧进沥青马路而不碎，最后撬出它的甚至不是木棒儿和树枝儿，是一根儿与其配套的江米条!这里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困难时期”供应状况的苦涩回忆。《纠纷》是马志明的成名和代表作，显示了他比前辈更具理性的深刻思辨和更富意味的生活洞察。而采取的则仍是不留形迹“马派”娓娓道来的白描和冷隽客观评叙。因为行人走路踩脚而掀起的轩然大波，记录着被“阶级斗争”淬火后的某些“天津卫式”的人际关系。而自然的“熄火”也并非借助强力和诉讼只是“蹲蹲性子”的刹那间“自省”。可见“和”的力量其实早就被人民感知，“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
　　本真和自然紧密相连，真理性需要逻辑性求证，过程必须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自自然然。马志明的一切规整和创新——无论是文本还是表演，都旨在显示本然中的自由和灵动。它不是滑腻无碍的顺势倾注，而是一波三折的起伏跌宕。唯其如此才能深蓄简出举重若轻体现相声“以说为主”的滋味。《纠纷》中的派出所小屋虽是并无惩罚意味的现场，却是王德成和丁文元情绪格斗和心灵自省的“战场”，从两张条凳的对峙到移坐一张的并肩，是过程也是象征，而最后在警察前自称“盟兄弟”的称谓，既是点题生辉的诗眼也是性格升腾的自嘲，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世俗劣性的再次写照。而这一切并无硝烟的冲突，只是逻辑链条环套和自动的结果，作者只是信手拈来而已。
　　志明对文本的归置和创意都无非为舞台表演的得心应手。他的舞台风范既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又是半真半假的“角色化”与真知灼见的评叙者的结合，有“马氏”之影痕但更是他“自己”——既具其父的“浓后之淡”和“大巧之朴”，又有他个人独具的深刻和简练、洒脱和劲健。而他的喜剧情趣则始终传承马氏追求稚拙厌弃纤巧，追求自然从来不施小技小惠的门风。诸如《纠纷》的戏剧性逆转以及“包袱底”：“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均是平和安然实话实说，并不咬住不放拖泥带水，堪称这多年天津相声和马派风格的经典。
　　我与马志明先生认识三十年，“相交”并不“过从甚密”，“相知”全凭“心息相通”。古有：“山有木兮树有知，心悦君兮君不知”诗句，正可喻我心情，小文补志聊以为序。
　　
　　(《马志明表演相声集》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