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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引黄工程的关注与支持
1990年1月18日至2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他在仔细听取了关于引黄入晋的汇报后，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引黄人晋的事情办好!”山西的这件大事，他始终记在心上，几年以后，他在看望出席全国八届人大和八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山西代表和委员时，高兴地说：“最近中央和围务院已批准引黄工程啦!”接着，他又叮嘱大家说：“引黄人晋，这件事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
1989年9月7日，李鹏总理在陈俊生同志为引黄工程立项的报告上批示：“请计委研究”。后来，1994年3月，他在看望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山西代表时明确地说：“山西是一个缺水的省，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把万家寨引黄工程建设好!”1995年4月，李鹏总理在山西视察工作时又说：“山西省水资源很缺，不引水没有别的出路。”“引黄是一条出路。我支持你们!不仅向北引，而且向南引!”可见他的批示是有倾向的。次日，9月8日，姚依林副总理便立即作了批示：“送请计委研究。万家寨引黄可能是条可行之路，可否在今后计划中加以考虑。”他的批示就很明确了。
1997年10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在万家寨引黄工程世界银行贷款协定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4亿美元的贷款正式生效。
1989年8月14日，来山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认真听取了关于引黄人晋的汇报，察看了引黄入晋的线路图。他说：“水和阳光、空气一样重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如果断了水，城市里的人就无法生活，建设和发展也都是空谈，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也相继视察了引黄工程。宋平说：“山西别的水源不多，主要靠黄河水。万家寨引黄工程是山西的重大工程，你们叫生命工程，符合实际。”乔石说：“引黄工程是从山西实际出发的，也是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他们还分别为引黄工程题词，乔石的题词是：“艰苦奋斗，引黄人晋”；宋平的题词是：“引黄人晋，造福人民”。
在引黄工程立项、筹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邹家华副总理。
邹家华要求国家计委和水利部、电力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坚决支持引黄工程。他在给计委的批示中说：“请计委领导同志阅，并予支持!万家寨引黄工程不仅对山西十分重要，对国家也十分重要。请水利、电力部领导亦阅，并予支持!”
1990年9月20日，邹家华召集晋蒙两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了一次协调会，明确了建设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各方的权益与责任，使各方形成合力，推动了引黄工程的付诸实施。
当引黄工程筹资遇到困难，而收取水资源补偿费又难以通过时，又是邹家华副总理挺身而出，在胡富国、孙文盛、郭裕怀的请示报告上批道：“请李鹏总理阅示!山西的办法是在整顿秩序、不增加用户负担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一方面有利于解决万家寨工程资金的筹集，另一方面也不致有大的影响。”在请总理阅示的同时，邹家华副总理自己已经亮明了态度。接着，他又批示给计委主任陈锦华：“锦华同志：已向总理报告过，可以据此办理!”
1993年5月22日，山西省举行引黄工程试开工的奠基典礼。邹家华率领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亲临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引黄工程举行奠基典礼表示热烈祝贺，对山西省委、省政府为建设万家寨引黄工程所作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符合山西实际情况的正确抉择，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明智之举”。
之所以叫“试开工”，是因为立项的程序尚未最终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邹家华参加典礼并发表讲话，是对引黄工程的极大支持。
1996年初，世界银行表示，如果引黄工程一期不能将联接段和太原市的供水以及污水处理包括在内，将不得进行预评估。由于原来申报的立项内容并未包括这些项目，一时又难以更改，致使世行贷款陷于僵局。4月29日，邹家华副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皮特·鲍特利和世行评估准备考察团团长古纳。这种规格是从来没有过的，破例的，目的是向世行表明中国政府支持引黄工程的态度。邹家华副总理说：
“万家寨引黄工程是黄河中游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工程在山西境内，表面上看是解决山西缺水的问题，实际上山西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山西是中国的能源基地，是煤炭生产的集中省份，解决山西缺水的问题，使山西经济、山西煤电工业得到发展，这也是全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筹集资金。山西省水、电、煤水资源补偿费的出台收缴，就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高兴看到世界银行能够与山西很好地合作。”
“中央政府将与有关方面仔细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的一切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支持山西省搞好这项工程，直到胜利建成通水。”
会见后，世界银行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紧接着，邹家华副总理受李鹏总理委托，于5月22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万家寨引黄工程的枢纽、引水、供水三部分要统筹规划，分别组织实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项目法人制度，工程的三部分要分别组成项目法人，实行静态投资包死，保证工期和质量；
引黄工程南干线、联接段和太原市供水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请国家计委在6月底以前报国务院，争取7月研究审批。对部分工程设计的修改报告、环评报告、枢纽移民规划等，请水利部、环保局等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审查；
山西省的筹集资金政策可以继续执行。工程的整体性，对利用世界银行贷款4亿美元、意大利政府双边贷款O，3亿美元的承诺，以及太原市供水工程利用日本协力基金贷款等问题，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部门抓紧研究落实。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5月28日，国务院以“国阅(1996)88号”文件印发了《听取山西省关于万家寨引黄工程有关问题汇报的会议纪要》。这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88号文件”，是我们据以推动引黄工程程序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件。
从工程的立项到水资源补偿费的出台和增收，到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困难，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命悬一线!每当遇到跨不过的坎，趟不过的河，每当千钧一发之际，将死将生之时，总是邹家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使引黄工程终于一次次转危为安，重回正常轨道。引黄工程的成功兴建，与邹家华的名字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是另一位起了重要关键作用的领导人。钱正英长期担任水利部(有一段时间是水电部)部长，又是权威的水利专家，很早就对山西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有清醒的 认识。早在1981年11月，她在听取了山西关于引黄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后便说：“山西煤多是长，水少是短，不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怎么能够扬长避短?”
钱正英对引黄工程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引黄工程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并不断推动立项进程；二是在技术上给予引黄工程全面的大力支持。
钱正英建议由水电部和山西省联合召开了两次山西水资源评价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得出了“引黄入晋，势在必行”的结论；第二次会议进一步得出了“引黄人晋，刻不容缓”的结论。这就为引黄工程的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7年10月，钱正英部长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报告，阐述了山西缺水的严重情况，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报告说：“要缓和山西省水资源的危机，兴办万家寨引黄一期工程，势在必行。山西省对该工程已进行了多年的前期工作，经水电部两次组织专家讨论，认为是可行的。大家建议，尽快按照基建程序，由国家计委组织对设计任务书(或项目建议书)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可以说，这是引黄工程正式进入立项程序的开端。
从技术的层面说，引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长距离、高扬程、跨流域的引水工程，没有水利部门各领域众多高水平技术专家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钱正英本人从工程的选址、勘察设计，到组织施工、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始终在全程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96年9月，钱正英带了一批涵盖众多专业的知名专家，对万家寨枢纽和引黄工程工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回到太原后，于16日在晋祠宾馆举行会议，钱正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讲了七条意见，后来我们习惯称之为“晋祠七条”。“晋祠七条”的前三条讲的都是质量问题，是分别从思想观念、标书编制、检查验收的角度来讲的，是在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国际承包商即将进场和即将全面开工的背景下讲的。
在谈到工程的指导思想时，她首先谈了这个工程特殊的困难。她说：“这是一个中国第一、世界少有的工程。前面的试开工和局部性开工虽然取得了部分实践经验，但是还有许多的难点会在全面施工中遇到。例如，我们不仅有岩石中的洞，而且有大量的土洞，地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湿陷性黄土。红粘土现在已经搞了，但还有膨胀土。岩石洞还有溶洞。还有，我们现在已开工的洞线都在地下水以上，将要开工的洞线，有一部分在地下水以下，而且在地下水300米以下。还有最长的洞子，43公里长的洞子。遇到这些复杂的地质情况以及长洞子，究竟用什么办法施工，虽然在设计中已经做了不少研究，认为基本上可以解决，但是，这还有待于施工的实践，有待于实践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中，要特别强调质量的重要性，要明确质量和工期的关系”。“质量和工期的关系，这是历来在我们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对矛盾。对质量和工期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该以保证质量为前提。目标是一次建成投产，经受长期运行的考验，要保证在这样一个目标前提之下来争取工期，争取缩短工期”。“要防止领导的短期行为。”
第二条讲要确保标书质量。世界银行对工程的评估完成后，就要开始国际招标，编制标书成了当时一件很紧的任务。钱正英说，“标书是施工的基础”。“今后施工的根据就是标书，跟外商签订合同的依据也是这个标书，所以一定要保证标书的质量”。“现在如果要匆匆忙忙地为了赶时间把标书定下来，将来的施工进度和质量就都不能保证，报价也不能保证，那么外商就会由于你的标书疏漏要求索赔了”。这里讲的其实不仅是标书质量，还讲了合同意识。
第三条讲检查验收。“要检查已经完成的工程，整顿已经进场的队伍，总结前一段工程的经验教训，以求提高全面施工的水平”。她严厉批评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他说：“这种作风要不得!”“干这个水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红脸饭!’最后检查你的，是水来检查，不是人来检查。水可是无孔不人的，是对你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所以工程要有毛病的话，最后非红脸不可。”接着，她又很冷静地说：“这个工程这么复杂，战线又这么长，我们又缺少经验，施工中间出些毛病是难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及早检查出来，及早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条讲的是“要花小钱，省大钱”。她是从设计费、监理费不敷使用讲起的。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转变观念的问题，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问题。越是复杂、困难的工程，所要求的科技含量就越高，就愈加需要尊重知识、科学、人才，要舍得在这方面花钱。
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才，是钱正英高度关注的问题。她每一次来考察，总要反复向我们强调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她还亲自为我们推荐、延揽人才。加拿大CCPI咨询公司是她为我们联系的。后来，CCPI公司与世界银行推荐的奥地利D2咨询公司一起，承担了整个工程的咨询工作。
我们还根据她的建议，成立了一个技术专家组，聘请张泽桢教授为组长，教授级高工许四复为副组长。这个专家小组作为我方的技术支撑力量，参与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的解决过程。后来，她又为我们请来了水电工程专家罗西北，水利部的资深水工专家、小浪底工程的高管朱云祥，城市管网专家潘寿筠，和引黄入秦的总工程师张豫生。
第五条讲的是对外交往的问题。她说：“在对外交往中，要防止两种极端化。一种是顶牛，一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认为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对外国人的合理意见，先进技术，都拒绝，这就是顶牛。有时候一种偏向会转化为另一种偏向。现在看起来，对意大利的承包商，可能就有点迁就”。“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咱们要高效率对高效率，严格性对严格性”。
第六条讲的是“整顿机构，充实力量”。她说：“引黄管理局是为了筹备引黄工程而建的，现在要全面开工了，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所以需要整顿机构，充实力量”，“特别要加强技术方面的管理”。“要建立总工和总监两个系统。现在总工系统基本上没有建立，监理队伍现在是开始进来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除了这个以外，为了加强引黄工程的技术指导，还需要建立一个高级的、精干的班子，在二线研究工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一些潜在性的技术问题”。这里讲的是机构改革的问题，是水工技术班子的问题，特别强调机构改革必须有助于加强技术管理。
第七条讲的是要争取水利部的支持，作为水利主管部门总体上的支持，也包括技术支持和干部支持。
我们常说引黄工程有两个支撑体系，其中一个就是以钱正英为首的在谋略、人才、技术上的支撑体系。对于引黄工程来说，钱正英所起的作用，远不止是技术层面上的。有好几次，引黄工程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是夭折的危险，都是因为钱正英在上层的努力和斡旋，才得以转危为安。 还要特别感谢的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国务委员陈俊生，一位是国家计委主任(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
1989年8月，国务委员陈俊生考察完山西，回到北京后和田纪云副总理商量，要向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作一个书面报告，争取引黄工程早日批准立项。
这是一份长达两千多字的经过认真斟酌的报告。报告说：“依林并报李鹏同志：
最近，我在山西调查农业工作时，顺便了解了反响较大的山西水资源的情况，现报告如下：
水资源缺乏，供需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如果山西水的问题不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必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后果将十分严重。解决山西水的问题己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接着，他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的第三条建议是他这篇报告的重心所在。“从长远看，解决山西用水问题，还是要靠引黄济晋。”报告中说，“这一问题，山西省政府1984年7月已正式向国务院报告提出建设‘万家寨引黄工程’，此工程包括一个水电站和引黄总干渠以及一个附属输水管道，主要解决山西北部煤矿、电厂及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问题。由于国家财力紧张，该项目至今未得到解决。1988年3月，山西省政府又向国务院报告，提出从该省销售省内外的煤炭中，每吨向用户收一元钱水资源补偿费，作为万家寨引黄工程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按全省现在的生产规模，每年可收取2.5亿元。依林同志当时批示：‘从长远考虑，解决山西水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先行一步，从万家寨引黄开始，每吨煤加收一元，包括外调和省内使用的，作为这个工程的基金，请计委议。’他们认为依林同志的意见是比较现实的，但由于一些原因，至今也未能解决。现在，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设计书以及工程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而且资金的主要来源省里已有具体意见，因此建议责成计委和有关部门立即进行评估立项，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陈俊生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推进工程的立项和收取水资源费政策的出台，都有重要的影响。
1996年5月，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第三次来山西视察引黄工程。陈锦华考察枢纽的时候，我们主动向他汇报了主持枢纽工作的周玉文的情况，他在截流中的表现，他的施工经验、组织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也谈了一直有人在告他的状。第二天傍晚，在工地检查工作时，陈锦华当着枢纽领导和许多职工的面说：“有的同志反映周玉文的情况，告状的材料我看过。我们是了解他的。干这么大的工程，有些问题是难免的。今天我是给周玉文消气来了。周玉文领导大家干枢纽，是有成绩的，大家应该支持他。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抛妻别子，把工程干好，不容易。我们要理解他，大家要支持他，我们要上下一心，把这个大工程干好!”
陈锦华到计委工作三年，三年三到三晋。他对我说：“咱们可能是有点什么缘分，我也解释不清。”究竟是什么缘分呢?其实他后面的话也说清楚了。他说：“山西是国家倚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就是煤么!我们的南方靠你们送去温暖，送去光明，国家的建设离开了山西的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分”，陈锦华在许多方面给了我们帮助。在推动工程立项的程序，在协调增加世界银行贷款的额度等方面，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积极支持太原水厂的建设，以充分发挥引黄工程的效益。在说到枢纽的问题时，他说：“枢纽的告状风，很重要的原因是基建的事，不应该那么早就盖房子，这是不对的。但已经做了，就让他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也就行了。要让他过去，不能老拖着。”“你们在太原，我们在北京，离工地都很远，谁在那里干?是他们啊!当然我们不是迁就不好的作风，讲清楚，以后不许干，就行了嘛!枢纽是你们的源头，它要建不成，你引黄工程建成了又怎么样?这不是无源之水吗?”
陈锦华的这番话提醒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有大局观，要有孰轻孰重的分寸感。
除了上面说到的诸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国务院各部委的许多负责同志，国家物价局局长马凯、水利部部长纽茂生，农业部两任部长刘江、陈耀邦，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叶青、姚正炎等都为引黄工程的立项、筹资、世行贷款、解决技术难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述所有这些关心、支持引黄工程的领导同志，将永远载入这项伟大工程的史册上。
(责编 曲星)
1990年1月18日至2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他在仔细听取了关于引黄入晋的汇报后，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引黄人晋的事情办好!”山西的这件大事，他始终记在心上，几年以后，他在看望出席全国八届人大和八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山西代表和委员时，高兴地说：“最近中央和围务院已批准引黄工程啦!”接着，他又叮嘱大家说：“引黄人晋，这件事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
1989年9月7日，李鹏总理在陈俊生同志为引黄工程立项的报告上批示：“请计委研究”。后来，1994年3月，他在看望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山西代表时明确地说：“山西是一个缺水的省，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把万家寨引黄工程建设好!”1995年4月，李鹏总理在山西视察工作时又说：“山西省水资源很缺，不引水没有别的出路。”“引黄是一条出路。我支持你们!不仅向北引，而且向南引!”可见他的批示是有倾向的。次日，9月8日，姚依林副总理便立即作了批示：“送请计委研究。万家寨引黄可能是条可行之路，可否在今后计划中加以考虑。”他的批示就很明确了。
1997年10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在万家寨引黄工程世界银行贷款协定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4亿美元的贷款正式生效。
1989年8月14日，来山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认真听取了关于引黄人晋的汇报，察看了引黄入晋的线路图。他说：“水和阳光、空气一样重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如果断了水，城市里的人就无法生活，建设和发展也都是空谈，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也相继视察了引黄工程。宋平说：“山西别的水源不多，主要靠黄河水。万家寨引黄工程是山西的重大工程，你们叫生命工程，符合实际。”乔石说：“引黄工程是从山西实际出发的，也是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他们还分别为引黄工程题词，乔石的题词是：“艰苦奋斗，引黄人晋”；宋平的题词是：“引黄人晋，造福人民”。
在引黄工程立项、筹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邹家华副总理。
邹家华要求国家计委和水利部、电力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坚决支持引黄工程。他在给计委的批示中说：“请计委领导同志阅，并予支持!万家寨引黄工程不仅对山西十分重要，对国家也十分重要。请水利、电力部领导亦阅，并予支持!”
1990年9月20日，邹家华召集晋蒙两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了一次协调会，明确了建设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各方的权益与责任，使各方形成合力，推动了引黄工程的付诸实施。
当引黄工程筹资遇到困难，而收取水资源补偿费又难以通过时，又是邹家华副总理挺身而出，在胡富国、孙文盛、郭裕怀的请示报告上批道：“请李鹏总理阅示!山西的办法是在整顿秩序、不增加用户负担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一方面有利于解决万家寨工程资金的筹集，另一方面也不致有大的影响。”在请总理阅示的同时，邹家华副总理自己已经亮明了态度。接着，他又批示给计委主任陈锦华：“锦华同志：已向总理报告过，可以据此办理!”
1993年5月22日，山西省举行引黄工程试开工的奠基典礼。邹家华率领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亲临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引黄工程举行奠基典礼表示热烈祝贺，对山西省委、省政府为建设万家寨引黄工程所作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符合山西实际情况的正确抉择，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明智之举”。
之所以叫“试开工”，是因为立项的程序尚未最终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邹家华参加典礼并发表讲话，是对引黄工程的极大支持。
1996年初，世界银行表示，如果引黄工程一期不能将联接段和太原市的供水以及污水处理包括在内，将不得进行预评估。由于原来申报的立项内容并未包括这些项目，一时又难以更改，致使世行贷款陷于僵局。4月29日，邹家华副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皮特·鲍特利和世行评估准备考察团团长古纳。这种规格是从来没有过的，破例的，目的是向世行表明中国政府支持引黄工程的态度。邹家华副总理说：
“万家寨引黄工程是黄河中游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工程在山西境内，表面上看是解决山西缺水的问题，实际上山西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山西是中国的能源基地，是煤炭生产的集中省份，解决山西缺水的问题，使山西经济、山西煤电工业得到发展，这也是全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筹集资金。山西省水、电、煤水资源补偿费的出台收缴，就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高兴看到世界银行能够与山西很好地合作。”
“中央政府将与有关方面仔细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的一切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支持山西省搞好这项工程，直到胜利建成通水。”
会见后，世界银行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紧接着，邹家华副总理受李鹏总理委托，于5月22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万家寨引黄工程的枢纽、引水、供水三部分要统筹规划，分别组织实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项目法人制度，工程的三部分要分别组成项目法人，实行静态投资包死，保证工期和质量；
引黄工程南干线、联接段和太原市供水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请国家计委在6月底以前报国务院，争取7月研究审批。对部分工程设计的修改报告、环评报告、枢纽移民规划等，请水利部、环保局等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审查；
山西省的筹集资金政策可以继续执行。工程的整体性，对利用世界银行贷款4亿美元、意大利政府双边贷款O，3亿美元的承诺，以及太原市供水工程利用日本协力基金贷款等问题，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部门抓紧研究落实。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5月28日，国务院以“国阅(1996)88号”文件印发了《听取山西省关于万家寨引黄工程有关问题汇报的会议纪要》。这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88号文件”，是我们据以推动引黄工程程序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件。
从工程的立项到水资源补偿费的出台和增收，到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困难，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命悬一线!每当遇到跨不过的坎，趟不过的河，每当千钧一发之际，将死将生之时，总是邹家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使引黄工程终于一次次转危为安，重回正常轨道。引黄工程的成功兴建，与邹家华的名字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是另一位起了重要关键作用的领导人。钱正英长期担任水利部(有一段时间是水电部)部长，又是权威的水利专家，很早就对山西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有清醒的 认识。早在1981年11月，她在听取了山西关于引黄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后便说：“山西煤多是长，水少是短，不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怎么能够扬长避短?”
钱正英对引黄工程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引黄工程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并不断推动立项进程；二是在技术上给予引黄工程全面的大力支持。
钱正英建议由水电部和山西省联合召开了两次山西水资源评价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得出了“引黄入晋，势在必行”的结论；第二次会议进一步得出了“引黄人晋，刻不容缓”的结论。这就为引黄工程的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7年10月，钱正英部长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报告，阐述了山西缺水的严重情况，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报告说：“要缓和山西省水资源的危机，兴办万家寨引黄一期工程，势在必行。山西省对该工程已进行了多年的前期工作，经水电部两次组织专家讨论，认为是可行的。大家建议，尽快按照基建程序，由国家计委组织对设计任务书(或项目建议书)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可以说，这是引黄工程正式进入立项程序的开端。
从技术的层面说，引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长距离、高扬程、跨流域的引水工程，没有水利部门各领域众多高水平技术专家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钱正英本人从工程的选址、勘察设计，到组织施工、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始终在全程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96年9月，钱正英带了一批涵盖众多专业的知名专家，对万家寨枢纽和引黄工程工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回到太原后，于16日在晋祠宾馆举行会议，钱正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讲了七条意见，后来我们习惯称之为“晋祠七条”。“晋祠七条”的前三条讲的都是质量问题，是分别从思想观念、标书编制、检查验收的角度来讲的，是在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国际承包商即将进场和即将全面开工的背景下讲的。
在谈到工程的指导思想时，她首先谈了这个工程特殊的困难。她说：“这是一个中国第一、世界少有的工程。前面的试开工和局部性开工虽然取得了部分实践经验，但是还有许多的难点会在全面施工中遇到。例如，我们不仅有岩石中的洞，而且有大量的土洞，地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湿陷性黄土。红粘土现在已经搞了，但还有膨胀土。岩石洞还有溶洞。还有，我们现在已开工的洞线都在地下水以上，将要开工的洞线，有一部分在地下水以下，而且在地下水300米以下。还有最长的洞子，43公里长的洞子。遇到这些复杂的地质情况以及长洞子，究竟用什么办法施工，虽然在设计中已经做了不少研究，认为基本上可以解决，但是，这还有待于施工的实践，有待于实践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中，要特别强调质量的重要性，要明确质量和工期的关系”。“质量和工期的关系，这是历来在我们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对矛盾。对质量和工期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该以保证质量为前提。目标是一次建成投产，经受长期运行的考验，要保证在这样一个目标前提之下来争取工期，争取缩短工期”。“要防止领导的短期行为。”
第二条讲要确保标书质量。世界银行对工程的评估完成后，就要开始国际招标，编制标书成了当时一件很紧的任务。钱正英说，“标书是施工的基础”。“今后施工的根据就是标书，跟外商签订合同的依据也是这个标书，所以一定要保证标书的质量”。“现在如果要匆匆忙忙地为了赶时间把标书定下来，将来的施工进度和质量就都不能保证，报价也不能保证，那么外商就会由于你的标书疏漏要求索赔了”。这里讲的其实不仅是标书质量，还讲了合同意识。
第三条讲检查验收。“要检查已经完成的工程，整顿已经进场的队伍，总结前一段工程的经验教训，以求提高全面施工的水平”。她严厉批评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他说：“这种作风要不得!”“干这个水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红脸饭!’最后检查你的，是水来检查，不是人来检查。水可是无孔不人的，是对你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所以工程要有毛病的话，最后非红脸不可。”接着，她又很冷静地说：“这个工程这么复杂，战线又这么长，我们又缺少经验，施工中间出些毛病是难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及早检查出来，及早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条讲的是“要花小钱，省大钱”。她是从设计费、监理费不敷使用讲起的。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转变观念的问题，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问题。越是复杂、困难的工程，所要求的科技含量就越高，就愈加需要尊重知识、科学、人才，要舍得在这方面花钱。
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才，是钱正英高度关注的问题。她每一次来考察，总要反复向我们强调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她还亲自为我们推荐、延揽人才。加拿大CCPI咨询公司是她为我们联系的。后来，CCPI公司与世界银行推荐的奥地利D2咨询公司一起，承担了整个工程的咨询工作。
我们还根据她的建议，成立了一个技术专家组，聘请张泽桢教授为组长，教授级高工许四复为副组长。这个专家小组作为我方的技术支撑力量，参与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的解决过程。后来，她又为我们请来了水电工程专家罗西北，水利部的资深水工专家、小浪底工程的高管朱云祥，城市管网专家潘寿筠，和引黄入秦的总工程师张豫生。
第五条讲的是对外交往的问题。她说：“在对外交往中，要防止两种极端化。一种是顶牛，一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认为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对外国人的合理意见，先进技术，都拒绝，这就是顶牛。有时候一种偏向会转化为另一种偏向。现在看起来，对意大利的承包商，可能就有点迁就”。“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咱们要高效率对高效率，严格性对严格性”。
第六条讲的是“整顿机构，充实力量”。她说：“引黄管理局是为了筹备引黄工程而建的，现在要全面开工了，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所以需要整顿机构，充实力量”，“特别要加强技术方面的管理”。“要建立总工和总监两个系统。现在总工系统基本上没有建立，监理队伍现在是开始进来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除了这个以外，为了加强引黄工程的技术指导，还需要建立一个高级的、精干的班子，在二线研究工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一些潜在性的技术问题”。这里讲的是机构改革的问题，是水工技术班子的问题，特别强调机构改革必须有助于加强技术管理。
第七条讲的是要争取水利部的支持，作为水利主管部门总体上的支持，也包括技术支持和干部支持。
我们常说引黄工程有两个支撑体系，其中一个就是以钱正英为首的在谋略、人才、技术上的支撑体系。对于引黄工程来说，钱正英所起的作用，远不止是技术层面上的。有好几次，引黄工程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是夭折的危险，都是因为钱正英在上层的努力和斡旋，才得以转危为安。 还要特别感谢的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国务委员陈俊生，一位是国家计委主任(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
1989年8月，国务委员陈俊生考察完山西，回到北京后和田纪云副总理商量，要向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作一个书面报告，争取引黄工程早日批准立项。
这是一份长达两千多字的经过认真斟酌的报告。报告说：“依林并报李鹏同志：
最近，我在山西调查农业工作时，顺便了解了反响较大的山西水资源的情况，现报告如下：
水资源缺乏，供需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如果山西水的问题不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必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后果将十分严重。解决山西水的问题己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接着，他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的第三条建议是他这篇报告的重心所在。“从长远看，解决山西用水问题，还是要靠引黄济晋。”报告中说，“这一问题，山西省政府1984年7月已正式向国务院报告提出建设‘万家寨引黄工程’，此工程包括一个水电站和引黄总干渠以及一个附属输水管道，主要解决山西北部煤矿、电厂及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问题。由于国家财力紧张，该项目至今未得到解决。1988年3月，山西省政府又向国务院报告，提出从该省销售省内外的煤炭中，每吨向用户收一元钱水资源补偿费，作为万家寨引黄工程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按全省现在的生产规模，每年可收取2.5亿元。依林同志当时批示：‘从长远考虑，解决山西水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先行一步，从万家寨引黄开始，每吨煤加收一元，包括外调和省内使用的，作为这个工程的基金，请计委议。’他们认为依林同志的意见是比较现实的，但由于一些原因，至今也未能解决。现在，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设计书以及工程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而且资金的主要来源省里已有具体意见，因此建议责成计委和有关部门立即进行评估立项，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陈俊生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推进工程的立项和收取水资源费政策的出台，都有重要的影响。
1996年5月，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第三次来山西视察引黄工程。陈锦华考察枢纽的时候，我们主动向他汇报了主持枢纽工作的周玉文的情况，他在截流中的表现，他的施工经验、组织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也谈了一直有人在告他的状。第二天傍晚，在工地检查工作时，陈锦华当着枢纽领导和许多职工的面说：“有的同志反映周玉文的情况，告状的材料我看过。我们是了解他的。干这么大的工程，有些问题是难免的。今天我是给周玉文消气来了。周玉文领导大家干枢纽，是有成绩的，大家应该支持他。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抛妻别子，把工程干好，不容易。我们要理解他，大家要支持他，我们要上下一心，把这个大工程干好!”
陈锦华到计委工作三年，三年三到三晋。他对我说：“咱们可能是有点什么缘分，我也解释不清。”究竟是什么缘分呢?其实他后面的话也说清楚了。他说：“山西是国家倚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就是煤么!我们的南方靠你们送去温暖，送去光明，国家的建设离开了山西的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分”，陈锦华在许多方面给了我们帮助。在推动工程立项的程序，在协调增加世界银行贷款的额度等方面，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积极支持太原水厂的建设，以充分发挥引黄工程的效益。在说到枢纽的问题时，他说：“枢纽的告状风，很重要的原因是基建的事，不应该那么早就盖房子，这是不对的。但已经做了，就让他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也就行了。要让他过去，不能老拖着。”“你们在太原，我们在北京，离工地都很远，谁在那里干?是他们啊!当然我们不是迁就不好的作风，讲清楚，以后不许干，就行了嘛!枢纽是你们的源头，它要建不成，你引黄工程建成了又怎么样?这不是无源之水吗?”
陈锦华的这番话提醒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有大局观，要有孰轻孰重的分寸感。
除了上面说到的诸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国务院各部委的许多负责同志，国家物价局局长马凯、水利部部长纽茂生，农业部两任部长刘江、陈耀邦，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叶青、姚正炎等都为引黄工程的立项、筹资、世行贷款、解决技术难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述所有这些关心、支持引黄工程的领导同志，将永远载入这项伟大工程的史册上。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