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间的一个深夜,窗外寒风瑟瑟,有友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张光直先生故去了。虽说已经好几年和光直先生没有过从,但他的身体不好,而且每下愈况,我倒是从不同渠道听说了。他的这个病是很折磨人的,听说后来在台湾还动过脑部手术,而效果并不理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冬天也就真的走了。
　　我是个十分疏于交往的人,离开哈佛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便不得不为稻粮谋,与学界渐行渐远。尤其后来光直先生被李远哲请到台湾去作中研院的副院长,我便感到更是隔了一层。在得知他从台湾又回到波士顿之后,我曾几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处走动一下的念头,但马上就又被疏懒和惶惑打消了。
　　直到二月间的一个晚上,剑桥新语社假哈佛燕京的一间会堂召开纪念光直先生的活动,在会上听到光直先生的许多旧雨谈及他为人的豁达和不拘一格,我这才有了不少悔意,觉得实在不应有那些顾虑,真是应该在他生前多去看望病中的他才对。如今他走了,天人永隔,我对此将只得抱憾终生。
　　光直先生是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然后在哈佛做到终身教授;而我则是来自内地,1989年底才第一次有幸到访哈佛。我们的交情似乎应该从这时才算开始,其实也不尽然。
　　尽管光直先生原籍是台湾板桥,但他出生在北京,小学和初中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是高中上了不久之后才随父母回到台湾去,而那已经是1947年以后的事情了。凑巧的是,他上的小学与我竟是同一个学堂,只是前后相差了二十年之久。他的班级老师当年还是个年轻的女士,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白发斑斑的校长,而且桃李满天下,闻名遐迩;他的地理老师原来是个初出茅庐,面有羞色的青年,可是到我聆听这位先生口若悬河地授课时,尽管他仍旧是声若洪钟,但已年近花甲,而且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了。
　　不过,我原本并不知道有光直先生这样一个事业卓然有成的校友,而且后来还会一见如故,相知恨晚。在结识光直先生之前,我是偶然通过电视里的一则报道而发现和光直先生的这桩缘分的。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内地刚刚门户开放,光直先生大约是最早由美国到访中国的人士之一。那是一个惊讶与悔恨齐飞,艳羡共懊恼一色的年月。美国的访客有如外星来人,众星捧月,于是便有那些乖巧伶俐之徒招摇过市,竟然也就能够所向披靡,风光无限,其中又不知生出多少不足向外人道的笑话。
　　可是在差不多整日都是报道无数世界名人访问中国,接见、吃饭、游览、吹牛的电视节目中,我却意外看到一条新闻,是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看望旧日小学教师陶淑范的消息。并且中美交往中断几十年,一旦通邮之后,光直先生立即致函母校,叙旧言欢。或许是因为我也曾在这所小学就读的缘故罢,所以分外注意了这件事。确切的年月已经记不清楚,但总归是我还没有干上考古这个行当,甚至也还没有到故宫担任“行走”一职之前的事。那时我还是京城里一文莫名的“待业青年”,并不知道光直先生为何方神圣,只是在“文革”恶臭尚未完全散尽,而海外华人也每每只会趋奉时政的当口,光直先生有此尊师爱校一举,便顿觉如沐春风。
　　后来我到考古所作学生,读了他的书,听到同行对他学术的评价,这才知道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名声,当时只是觉得结识光直先生乃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与光直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的确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得是我在考古所论文快要答辩的那个暑天,这样说来就应该是1981年的夏季。我正在考古所的图书馆里埋头看书,突然所里领导找我去,说是加州大学柏克利的教授吉德炜先生要到北大作古文字学的演讲,陪同的翻译对考古专业不了解,于是吉先生找到所里,希望叫我去给他作口译。吉德炜当时是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成员,当年又正值中美的蜜月期,大约所里的领导到美国访问也得到吉先生的不少关照。如今既是吉先生提出要求,正好做个顺水人情,投桃报李,所以也就爽快地答应了人家。我是因为有朋友正在柏克利读书,吉先生一定是从他们那里知道我的底细,所以也就不便推托。
　　演讲之后,吉先生便酒饭酬谢一番。我想吉先生是学得中国古文化的同时,也就顺便学得了中国的人情世故(想起1990年初,我到柏克利校园作客,住在陈世骧教授的遗孀陈太太家中,才知道吉先生曾是陈先生的学生。从陈太太的作派上完全看得出当年吉先生是如何从师父和师娘身上耳濡目染中国的应酬文化,一笑)。其间我们谈起我毕业之后留学深造一途,吉先生说到哈佛的张光直先生目前人就在北京,何不一访,到光直先生那里绝对是个正途,并十分热情地将光直先生旅馆的电话地址写给我。
　　与生人交往对我来讲总是一件头痛的事,但吉先生的怂恿与我对前途的茫然,再加上对光直先生的景仰,最终使我鼓起勇气给光直先生打了个电话。没有想到光直先生十分热情,约好隔日见面。
　　记得我是到旅馆见到光直先生的。他身材不高,两眼十分有神,简直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仿佛可以将人彻底看透。这是他的突出特点,许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我只是略道仰慕之情,并大致介绍了我的经历和学历。其间特别提到我的先天不足,曾有十年失学的缺陷。光直先生听完之后既没有断然否定,也没有轻言许诺,只是仔细介绍了申请程序的细节。那时作学生的人不像如今打算出国的青年人,人还在国内,全部手续简直比美国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人了解得还要透彻。当时我的年岁虽然在同一届研究生里还算是小的,但毕竟已是三十出头,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沧桑之感,只是听了光直先生一番鼓励的话,才添了一点不妨尝试一下的勇气。
　　光直先生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就将哈佛的申请文件寄给我,并详细注释了申请过程中我应当特别留意的地方。我当然知道他的好意和他在哈佛的地位,所以格外用心填写。
　　当时的中外关系与政治局势一样,像是一场反复发作的疟疾,忽冷忽热。完全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如果又恰恰落在这种夹缝之中,也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考古所一场所务会议差不多就要结束的时候,刚刚调来的行政领导忽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地大发脾气,说是有人私下与外国暗通款曲,并且警告今后没有领导批准,一律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后来有人告诉我,矛头所指就是我和另外的一名研究生。因为我和德国同行曾有过书信往来,后来人家到中国来,要求与我见面,并且有书相赠,于是惹起了这位领导的火冒三丈。光直先生尽管是完全的中国人,但在这位领导的心目中肯定早已是美国人,与光直先生的交往当然也属里通外国,由此我不得不决然切断了包括光直先生在内的所有“涉外”交往。对我这个十分懒于交往的人来说,这样做倒也并不为难,只是觉得有负于光直先生的关心,因为我不得不停止哈佛的申请,而且无法告知我的处境。
　　在那个百废待兴而又茫无头绪的年代,乱点鸳鸯谱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此后不久,正当我在河南裴李岗参加考古发掘的时候,所里催我马上回京,然后阴错阳差地遣我到德国去学习西洋考古。在别人看来,或许这也算是荣宠,但我知悉其中的究竟之后便只觉得啼笑皆非了。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德国的一个偶然机会学了一点电脑知识,不想反倒是这点雕虫小技成全了我今日的生计,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事到如今,大批的莘莘学子竟对电脑趋之若鹜,奉为“高科技”,这乃后话了。
　　后来旧友阿城到哈佛来访问,见到光直先生,谈及他也是同一间小学的毕业生,而且曾与我一同到云南插队。光直先生便与阿城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合影,嘱他向我致意。阿城回国之后告知此事,我多少更觉得当年放弃申请哈佛一事有欠光直先生的人情。1989年底到哈佛之后,我首先便把当年的处境解释一番。光直先生并不介意,说到德国去学习也是一样。其实他对那时的种种委曲、弊端早已是洞若观火,只是不愿点破而已。
　　1986年我从德国回国,于是便有老一辈的同事开玩笑,说到下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也就都老了,该轮到我们这一辈人尝尝味道。说我既是去了德国,以后无论怎么分辩也都是德国特务。听到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我也就自暴自弃,罔顾什么警告,继续保持我和光直先生,以及其他海外人士的通信。
　　大约是在1988年的前后,我想将在西德学习的电脑考古分析方法再深入下去,在得到几位先知先觉的学长的鼓励后,便计划到电脑发达的美国去见识一下,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哈佛的光直先生。他见信后立刻给我很好的建议,并推荐给洛氏基金会。
　　在第一年的遴选中,我申请的项目并没有通过。光直先生来信说,这是因为提出的题目与基金会赞助的范围过远,不过仍然鼓励我继续努力。
　　但是我便懒了申请的心思,后来还是美术学院的教授金维诺先生带斯坦福的丁爱伯先生到历史博物馆来找我,鼓励我再申请到美国来。我表示是否请丁先生也来推荐一下。他倒是满口答应,不过表示,光直先生的“面子”在基金会那里远远大于他,有光直先生“作保”,定保无虞。
　　于是我就只好再写信给光直先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再行申请,以及他是否愿意仍旧作为我的荐举人。
　　光直先生马上来信说,当然应该再申请,而且十分愿意向基金会推荐。此后又重新帮我准备申请项目而不得不做的那些琐事。
　　第二次的申请居然便在基金会通过了。1989年的圣诞节前我从波恩来到了纽约,并且赶上了基金会的圣诞晚宴。从与洛克菲勒太太和基金会办事人员的交谈中,我才真正了解到光直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望和人脉。
　　记得是在1988年,光直先生推荐他在哈佛的同事蓝贝格─卡尔罗夫斯基教授到北大讲学。事后受北大严文明先生之托,我陪蓝先生到甘肃去访问。其间我谈到光直先生,蓝先生很认真地说,你们或许还不完全了解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名声,尤其是美国学界对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推崇。其实,如果想倚重国外的合作和企图让美国学界了解你们,应该善用光直先生这个“资源”。后来我把这话说给光直先生听,他便笑了,说这只是卡尔(蓝先生的大名)一厢情愿的想法。看来光直先生不但有一个现实的眼光,而且明知在内地有更简捷的途径,但决不会违背原则,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作人的底线。在限度之内,尽力而为;超出这个限度,可为而不为。或许这就是直到今日,光直先生的许多宏愿总也未能彻底实现的缘故罢。
　　为此事作注脚的是我所知道的两件小事。其一,就在送走蓝教授之后不久,我到考古系的一位教授家中作客,见他正在为将要到访的光直先生准备各种文件,忙得四脚朝天。他在抱怨,光直先生要到周原遗址去参观,可是居然要盖六个不同机关的印章。问其原因,说是那一带有所谓的三线国防大厂,光直先生是美国人,所以要有国防部等单位的关防大印。现在已经盖了三个,其余那三个,个个是要命难缠的衙门。教授叹道,光直先生是搞考古的,不要说在离工厂几十上百里之外经过一下,就是把他带进工厂里面,他也不懂其中的奥妙!结果是直到光直先生在北大讲完课,离京回美国时,那位教授需要的大印也没有下文。光直先生临走时还在安慰他,说是下次来中国的时候可能就办成了。
　　还有一次,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听说了光直先生到北京来,有关单位就出面安排邓颖超会见光直先生。我听说后对光直先生建议,其实不妨将他在中国进行考古的许多计划趁机当面对周夫人力陈,有她助一臂之力,这些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的计划,可能就会迎刃而解,立刻实现。光直先生听了之后只是笑笑,说周夫人之所以见他,是因为师大附中的校友之谊,不宜利用机会谈论这些话题。其实光直先生多年的宿愿就是能在豫东一带作实地考古发掘,为此他不知做过多少次努力和准备,但都是无疾而终。现在在我看来是唾手可得的机会,光直先生却淡然放过了。
　　我也在时时提醒自己洁身自好,但光直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风格仍旧使我自惭行秽。
　　另一方面,在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之中,我又感到先生是个十分念旧的人。记得在我从德国来美之前,妻子已在美国,她趁到波士顿出差的机会,为我的行期与光直先生联系过。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事先约定,因此只是匆忙谈了几句话。事后,妻子的一位在哈佛就读的老同学听了,便对她说,你可真够幸运的了,哈佛大学的大牌教授哪一个是事先不约定能跟你说上半句话的。妻子这才知道,光直先生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临时下楼来见她,顿觉十分幸运。
　　后来在哈佛校园附近的中餐小馆“长风”与张先生叙旧之际,我还谈及,当年最早知道他是在电视里看到他曾有重访母校一举,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多年在海外,总想看看故人。我那次问陶先生还记得不记得我,她说还记得。我想她那是客气,是看到我从美国回来,不好意思说不记得。其实那么多学生,怎么可能都记得。”
　　我告诉他,无论陶校长记得不记得他,我倒真是从那条新闻中受到了感动。
　　“过奖,过奖。”他答道。但我认真地告诉他,由于“文革”的浩劫,我曾失学达十年之久,听到他重访母校之举的震动,不是当事人是不会理解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他便答道,若是果真如此,那也就不枉电视台的一点功德了。
　　后来我们多次谈起共同的母校师大二附小。每次谈到往日的时光,我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有许多回忆的神情,手帕胡同、西单、顺城街仿佛就在眼前。他说几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小学,最想看到的就是校园里的那眼压水井。谈到门房的老李、外号“贾大姑娘”的贾老师,他都兴趣盎然。他又告诉我,师大二附小的前门原本不是开在手帕胡同,而是在东铁匠胡同。后来是因为日本人在那条胡同里有驻军,学校担心学生害怕,才把手帕胡同的后门改成前门的。他家在手帕胡同,所以这么一改,就在师大二附小的斜对门了。说起来,他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上的是哪一所中学,在北京时偶然听见有人说起过,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北京四中。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不是。他的父亲张我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也希望他继续子承父业,所以决定让他进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不过说完这话,他立刻不服输地表示:四中其实也考上了,只是没有去。看到哈佛的教授至今仍自豪于少年时的风光,我也不禁笑了。他又说到当年如何步行沿着宣武门顺城街的城根儿,从西单到和平门外去上学,仍然还是那片童真,而且看得出来,他对北京古城那份无法割舍的相思。
　　爱屋及乌,光直先生对京腔京调也是情有独钟。
　　记得我刚从纽约来哈佛的那个晚上,因为尚未找到住处,就暂时借住在哈佛神学院的马兄处。当他得知接待我的教授是光直先生,而且还不是刚刚开始的交情,便大喜过望,连说大好。
　　我不明就里,忙问他喜从何来。马兄告我,说来实在惭愧,他前几日走到哈佛燕京门口碰到熟人,因为多日未见,便忘乎所以,高声笑骂起来,语中便不免夹带脏字粗口。正在说得兴起,发现路对面有位先生伫足朝他们这边观望,似乎十分入神。他也没有在意,和朋友临分手的时候,看到那人还朝他笑笑,他便十分纳罕,赶忙问朋友这是何人。朋友一看便说,你难道不知,此乃哈佛大学大名鼎鼎的张光直教授呀。
　　马兄听后便连连顿足,叹道如此一来便糟了。这个学期还要选光直先生的课,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原来是个这么粗鄙之人,真是如何是好,不免连连生了几天闷气。马兄接着对我说,既然我与光直先生有这份交情,无论如何要成人之美,行个好事,务必把他前几日的那番丑态向光直先生解释清楚,免得误会。
　　后来我还确实找了个机会和光直先生讲了马兄的话。光直先生听了大笑,说他还真是一直记得那天在哈佛燕京门口有人用纯正京腔讲的粗话。那口京片子的调门,字正腔圆,真是地道。开始他只是在听京腔,到了后来,听到马兄的粗口都觉得痛快,而且事后一想起来在哈佛校园里的京腔骂人就想大笑。说完之后马上对我说,对你朋友讲,让他来听课,不要在意,说老实话,在这里我还找不到个机会听这京腔呢。我便再三谢了光直先生,至于后来马兄是否结识了光直先生,以及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直先生的念旧也表现在他对故人的帮助上。
　　我从在文物出版社作编辑的朋友那里知道,光直先生一直对在内地出版他的老师李济先生的考古文集孜孜以求。当时因为我有事经常要到文物出版社打交涉,每次去编辑部,就会发现光直先生关于此事又有来信和出版社商议或者安排。在那个年月,一位政权易手时迁居到台湾的学者得以在内地刊行学术著作,除了文物出版社的眼光独到之外,不能不说是光直先生的出力之巨。
　　出版李济先生的著作是我间接看到的,而另外还有一桩事则与我有直接牵涉。
　　记得那是1989年初,我的妻子在街上偶遇她的大学同窗,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闲谈之际,顾家女公子便讲到正在为先父几百万字读书笔记的出版而烦恼。当时正是人欲横流的滥觞期,没有多少人要注意学术,或者至少说,不能卖钱的学术。尽管碍于顾老先生的名气出版社无法推托,但不好正面言商的同时,也就要求顾家包销其中一大部分,其结果便有惟恐躲避不及的意思。顾氏姐妹已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注释,如不能出版只恐前功尽弃。我的妻子也只得好言相劝。
　　妻子回家之后便有如今世道人心不古的感叹。过后不久,恰好光直先生又来北京访问。此时正是我第一次申请洛氏基金不果的时候,感到有负光直先生的帮忙。我不知此事他是否愿意伸以援手,但还是冒昧地给他打去电话,向他探询在海外出版著作的可能性。他听说以后,知道是顾老先生的文集,马上就嘱我将文稿目录提纲准备好,交他带走。于是我们就约定,第二天我去参加他在考古所的讲演,会后散场走到讲台旁,顺手将材料交他手中。
　　光直先生带走文目之后不久,就听顾家女公子告诉我们,因为是光直先生的面子,后又有钱穆先生的推荐(钱先生当年是颉刚先生一手提拔的先进,于是便有知遇之恩),又加顾先生如雷贯耳的大名,台湾联经出版社几乎立刻同意出版。据说,为了稿件安全而不丢失,顾先生的文稿是分几次带出去的,其间的波折与甘苦也是后来我的妻子与顾家女公子通讯的话题。
　　不久,顾颉刚先生的著作终于出版,顾家也就了却了一桩最大的心愿。后来顾家女公子来信给我们,大家都为这桩事感谢光直先生。其实光直先生与顾家并非有旧,但得帮忙处一定帮忙,这是光直先生的一贯作风。走笔至此,今晨与北京的顾家女公子打电话核实当年的细节,得知颉刚先生的学术日记也将不日出版,不禁欣然、慨然。
　　其后我和光直先生的交往并不长。我到哈佛之后不久,发现了胆结石。其实多年前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常觉腹部不适,回国后在北京多次求医,但都当作肝炎来治,自然也就久治不愈。这次发现结石已将胆管堵死,胆汁只好通过汗腺排出,全身奇痒难忍,医生说需要立刻施行手术。光直先生听说之后,连忙跑到学校了解,知道我住院的地方是哈佛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手艺应该靠得住,嘱我放心治疗。手术的当天,他还赶到医院陪我妻子,安慰她说,您先生从此没有胆囊,五脏不全,连胆汁也没有了,从今往后一切要小心留意,好自为之,神情还颇有些担心。我妻子说,胆汁是从肝脏里来的,胆只管贮存胆汁,听大夫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光直先生听了先还是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我怎么不知道胆汁是从肝里来的。直到今天,妻子仍然感念在当年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光直先生对我们体贴的关照,也仍然记得光直先生关于肝胆的见解,觉得十分有趣。谈到光直先生时还总是说,原来大牌教授也有所不知呢。
　　术后,他又几次和他的学生到病房来看我。后来我便转到纽约上州疗养,离开了剑桥。再几个星期之后,我便云游四方,到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地,从此我和光直先生只是电话来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最后一次见到光直先生已是过了差不多一年,我又从德国返回美国之后不久。
　　仍然还是在哈佛人类学系的红楼。我告诉光直先生,我有一个也是师大二附小的同学,现在缅因大学教书,他邀我到那里去试试运气。我自忖目前的局面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当然知道光直先生是不主张我的下一步棋,但还是硬着头皮对他说了。他也没有说什么,但神情不免有些黯然。一席长谈之后,我便告辞出来。他坚持送我下楼,在门口握别。从此,在美国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我便渐渐离开了学界。
　　离开了光直先生,并不等于说不再关心光直先生身边发生的事。从报纸上,从过去同道们的口中,不时还是听说光直先生的近况。他到台湾去了,他的帕金森症加重了,他头部动手术了,他回波士顿了,他搬到公寓住了,他坐轮椅了,直至他去世了。每次听到他的消息,我都涌上要去看望他的念头,但又想,原本辜负了他当初荐举我的一番美意,有何颜目去面对故人呢,还是不见为好,否则又是惹他烦恼。另外还想,或是应该等他身体更好转一些,或是等我的境遇更改善一些,总之是一些毫不实际的托词和借口,时间就在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愿望夹缝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当晚,我不禁翻开光直先生送给我他的那本《中国青铜时代》,里面有他渴望到豫东一带作考古发掘,寻找早商文化的期望,由于种种原因,毕生没有完全实现。我又翻开他九十年代在台湾怀念少年时光的《番薯人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曾不止一次笑谈过的少年生活细节之外,还有他青年时代在台湾的种种经验与遭遇。那是我所根本不熟悉的,而且没有想到,沉稳平和的光直先生当年还是个激烈的人。而书中所附的那些京城旧日的照片和对斯城、斯巷、斯校、斯人的记述,尽管我们彼此的时代前后相去二十年,但掩卷沉吟,仍然不免让我感触良多。
　　一个书生本色的光直先生,一个童心泱泱的少年,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永远地走了。
　　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毋需我来赘言,自有今日仍在行里的人物来评说。眼下我只是想写出当年与光直先生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想到他为人的朴直与真诚,在今日的学界已不多见,故而怅然。
　　故人西去,而哈佛校园里圣街两旁的燕京学社与人类学系红楼依然如故,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留给我的是无边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