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世界经济危机威胁着中国制造业的生存。以工代赈、支持就业的呼声渐高。同时，国家财政收入突破六万亿的新闻又引起了一阵亢奋。把两个新闻联系起来想一想，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是否面临着国富民穷的威胁？
　　发消费券也好，以工代赈也好，说明政府手里有许多钱，花得起；但老百姓手头紧，甚至基本生计都成了问题，需要救济。以工代赈比发消费券要聪明得多，那就是鼓励老百姓自己动手、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建立一个低效率、甚至有可能养懒人的福利国家。
　　但是，仅仅以工代赈还是不够的，更要以学代赈。以工代赈，多是通过国家增加投入而创造就业机会，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手段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乃必要之举，但并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第一，一个健康的经济，可以在特殊时期依靠政府投入维持必要的增长，但在长时段内还要依靠私有企业的表现。中国不可没完没了地造桥修路。第二，以工代赈所创造的工作，多是些体力劳动，附加值甚低，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国富民穷的问题。更长远的办法，是以学代赈，振兴中国的义务教育。
　　如今制造业面临危机，有些人就出来说：不要唱低制造业，毕竟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还拥有大量教育程度非常低的人口的中国，是解决就业的关键。对此我完全认同。不过，接下来的我们还要问：目前中国仍然有这么大的低教育人口是否正常？在20世纪80年代这无疑是正常的，因为改革刚刚开始，没有钱办教育；20世纪90年代也算正常，因为那时虽然有了点钱，但投资教育需要时间才能收到回报。但是，在2009年是否就有点不正常了呢？现在18岁的高中毕业生，是20世纪90年代末进的小学。那时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条件吧？
　　如果现状不改变，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循环论证：中国有大量低教育人口，所以需要维持低端的制造业；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劳动力质量不高，所以没有必要在教育上投太多资；再过十年，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中国有大量低教育人口，所以需要维持低端的制造业！
　　可是，十年后的情况和十年前不同了。到时候，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随着非独生子女一代逐渐退休而减少，社会老龄化，被抚养人口增多，需要每个劳动力创造更大的附加值才能维持经济的动力。同时，经济发展使生活费用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在低端制造业上，中国比起印度、越南等国来，将丧失优势。其实很多优势现在正在丧失。也就是说，十年前教育投资不足，现在也许后果还不那么严重；现在教育投资不足，十年后则不堪设想。所以，六万亿的财政收入中，要拿出一大笔支持义务教育才是。
　　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一味哭穷已经说不过去了。中国在教育上应该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凡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他或她有身份证，那么不管在哪里住下，都可以拿着证明其住址的文件（在美国只要电力公司的一个收电费的信封即可），把孩子送到所在地区的学校。任何学校不得拒收。学校根据学生人数，从政府获得财政拨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现在则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些学校普通人还是无法问津。举例而言，许多大学，其大学的经费本来是国家给的，但所办的附属中小学，简直就跟私立一样，除了本校子弟外，入学如同登天，要考试不说，甚至各种费用（包括学生家长所在单位的赞助费用）一大笔，一个进城的民工子弟即使住在学校附近也不得其门而入。这样还怎么让民工的下一代成为高端人才？
　　在美国，即使是非常名牌的公立学校，除了极少数像波士顿拉丁这种学校需要考试外，都不能拒绝接收本地区的孩子。甚至还有特别的安排把穷区的孩子送到富人区的学校上学。
　　如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就必须在这方面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有学校都应该是重点，所有孩子也都应该是重点培养的对象。这样，小学文化的民工子弟，十几年后才可能成为高级工程师，中国的社会才会更公平，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