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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师徒一个个都在苦水中泡过，取经路上的日子也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险象环生，苦海无边。
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奇怪的想法，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像只有苦难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
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的精神。但太多的苦难，也能毁灭一个人的所有尊严和自信。孟子说，大丈夫必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能够做到的，人世间又有几个？太多的苦难，只会剥夺生命的质量，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自尊，摧毁人的理想，摧毁人的信念，摧毁人的思想，而只有极少数有大志而且意志特别坚韧不拔的人、才华特别丰富的大才、奇才，才有可能逆水而上，成就梦想。
唐僧的苦难，同成就他的事业并无必然联系。他如果小时就有天伦之乐，未必就不会读书。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这些不是因为苦难才得来，而是他须拜菩提祖为师，在环境优美的须弥山学习十一年的成果。孙悟空的苦难，那是压在五行山下的五百年。这苦难给他带来了什么？是驯服、奴化、忍耐和逆来顺受。在五行山下的时间里，孙悟空的法术并没有提升，只是不羁的精神日渐消磨，活跃的创造能力逐步萎缩。
孙悟空苦难的缔造者，严格说来，是玉帝本人。孙悟空虽然出身寒微，毕竟有能力有水平，但玉帝和他所创造的天庭，却大材小用，只让孙悟空当个马夫。后来虽说封了齐天大圣的空头衔，却又不给他相应的待遇，连一张蟠桃大会的入场券都没有，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即使没有孙悟空出现，迟早会有张悟空、李悟空、王悟空等来叫板。沙僧原本是玉帝的侍卫官，职官是卷帘大将，却只是因为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这样的小过失，竟然要下凡做妖怪，每七天还要受刀刑穿胸百余下。比起孙悟空的打碎天堂的所有殿堂庙宇、亭台楼阁、瓶瓶罐罐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尽管沙和尚沉默寡言，但他心里会平衡吗？
盡管苦难来了，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面对，但我们能否分析—下，哪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
司马迁能写出伟大的《史记》，不是因为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而是他本来就有理想有才华。否则，就难以反证，历史上受到宫刑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却仅有一部《史记》？宋朝的苏东坡，出身富裕人家，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一生虽说宦海沉浮不已，但一直是国家的中高级干部，生活有保障，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中外历史上，很多做出成绩的人，都少有苦难的折磨。“吹尽狂沙始到金”，是因为首先有金，否则，狂沙吹尽，还不照样是狂沙？
任何人为的苦难，对人类而言，都是噩梦。
如果因为极少一部分的人在苦难中依然做出了成就而歌颂苦难，那就是自欺欺人。歌颂苦难，鼓励苦难，怀念苦难，而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们，却由此可以逃避惩罚而变成恩主，这不正是他们希望的最好结果吗？太多的苦难，早就消磨了绝大多数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孙悟空们在一个个的苦难面前坚持下来了，但原先那个充满灵气和自由思想的精灵，却如泥牛人海，一去不复返了。
生龙活虎的孙悟空从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起，即已死了。
（选自2019年4月27日《今晚报》）
赏读借鉴
对苦难的歌颂，永远是成功学、励志文的“梗”。没了这个“梗”，就好比郭德纲上台忘了“包袱”，没法说相声一样。苦难与挫折，是人生路上的常客，其本质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神秘的大自然和复杂的社会面前的无力感。正因为它是人生的常客，强调苦难对人的成长、成功的作用，有化解矛盾、消除戾气，保持人的内心平和和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意义。从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角度出发，一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而且有必要引导人们对困难有正确的认识。但—旦过了头，一味地讴歌苦难，美化苦难，并把苦难视为个人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仿佛不吃点苦头就干不成任何事情，则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种病态。
在很多数情况下，苦难会阻碍甚至毁灭一个人的成功。如果苦难真对人那么重要，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扶贫，2020年消除贫困人口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苦难会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从而导致人的心理扭曲。苦难，只是命运降临后个体被动无奈地接受，绝不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更重要的是，大肆宣扬苦难对人的正面意义，并把它设定为人生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其背后隐藏的目的有可能是防止人们去关注、追究苦难生产的根源，进而消灭之。对苦难的病态歌颂，应该扔到太平洋里了。
过年喽（二）
梁实秋和鲁迅不喜欢过年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原因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给长辈们拜年“要叩头如捣蒜”，“从心坎儿觉得窝囊”。直到民国前一两年，家中过年的方式才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从梁先生的笔下，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老式”过年的一鳞半爪。
相比梁实秋，鲁迅的过年则显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过年时，他写了一篇《过年》的文章：“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可以看出，对旧历年，鲁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什么区别;像1934年过年如此有兴致，在他一生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奇怪的想法，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像只有苦难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
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的精神。但太多的苦难，也能毁灭一个人的所有尊严和自信。孟子说，大丈夫必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能够做到的，人世间又有几个？太多的苦难，只会剥夺生命的质量，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自尊，摧毁人的理想，摧毁人的信念，摧毁人的思想，而只有极少数有大志而且意志特别坚韧不拔的人、才华特别丰富的大才、奇才，才有可能逆水而上，成就梦想。
唐僧的苦难，同成就他的事业并无必然联系。他如果小时就有天伦之乐，未必就不会读书。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这些不是因为苦难才得来，而是他须拜菩提祖为师，在环境优美的须弥山学习十一年的成果。孙悟空的苦难，那是压在五行山下的五百年。这苦难给他带来了什么？是驯服、奴化、忍耐和逆来顺受。在五行山下的时间里，孙悟空的法术并没有提升，只是不羁的精神日渐消磨，活跃的创造能力逐步萎缩。
孙悟空苦难的缔造者，严格说来，是玉帝本人。孙悟空虽然出身寒微，毕竟有能力有水平，但玉帝和他所创造的天庭，却大材小用，只让孙悟空当个马夫。后来虽说封了齐天大圣的空头衔，却又不给他相应的待遇，连一张蟠桃大会的入场券都没有，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即使没有孙悟空出现，迟早会有张悟空、李悟空、王悟空等来叫板。沙僧原本是玉帝的侍卫官，职官是卷帘大将，却只是因为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这样的小过失，竟然要下凡做妖怪，每七天还要受刀刑穿胸百余下。比起孙悟空的打碎天堂的所有殿堂庙宇、亭台楼阁、瓶瓶罐罐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尽管沙和尚沉默寡言，但他心里会平衡吗？
盡管苦难来了，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面对，但我们能否分析—下，哪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
司马迁能写出伟大的《史记》，不是因为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而是他本来就有理想有才华。否则，就难以反证，历史上受到宫刑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却仅有一部《史记》？宋朝的苏东坡，出身富裕人家，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一生虽说宦海沉浮不已，但一直是国家的中高级干部，生活有保障，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中外历史上，很多做出成绩的人，都少有苦难的折磨。“吹尽狂沙始到金”，是因为首先有金，否则，狂沙吹尽，还不照样是狂沙？
任何人为的苦难，对人类而言，都是噩梦。
如果因为极少一部分的人在苦难中依然做出了成就而歌颂苦难，那就是自欺欺人。歌颂苦难，鼓励苦难，怀念苦难，而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们，却由此可以逃避惩罚而变成恩主，这不正是他们希望的最好结果吗？太多的苦难，早就消磨了绝大多数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孙悟空们在一个个的苦难面前坚持下来了，但原先那个充满灵气和自由思想的精灵，却如泥牛人海，一去不复返了。
生龙活虎的孙悟空从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起，即已死了。
（选自2019年4月27日《今晚报》）
赏读借鉴
对苦难的歌颂，永远是成功学、励志文的“梗”。没了这个“梗”，就好比郭德纲上台忘了“包袱”，没法说相声一样。苦难与挫折，是人生路上的常客，其本质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神秘的大自然和复杂的社会面前的无力感。正因为它是人生的常客，强调苦难对人的成长、成功的作用，有化解矛盾、消除戾气，保持人的内心平和和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意义。从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角度出发，一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而且有必要引导人们对困难有正确的认识。但—旦过了头，一味地讴歌苦难，美化苦难，并把苦难视为个人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仿佛不吃点苦头就干不成任何事情，则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种病态。
在很多数情况下，苦难会阻碍甚至毁灭一个人的成功。如果苦难真对人那么重要，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扶贫，2020年消除贫困人口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苦难会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从而导致人的心理扭曲。苦难，只是命运降临后个体被动无奈地接受，绝不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更重要的是，大肆宣扬苦难对人的正面意义，并把它设定为人生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其背后隐藏的目的有可能是防止人们去关注、追究苦难生产的根源，进而消灭之。对苦难的病态歌颂，应该扔到太平洋里了。
过年喽（二）
梁实秋和鲁迅不喜欢过年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原因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给长辈们拜年“要叩头如捣蒜”，“从心坎儿觉得窝囊”。直到民国前一两年，家中过年的方式才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从梁先生的笔下，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老式”过年的一鳞半爪。
相比梁实秋，鲁迅的过年则显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过年时，他写了一篇《过年》的文章：“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可以看出，对旧历年，鲁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什么区别;像1934年过年如此有兴致，在他一生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