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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香港这座城市就背上了“文化沙漠”这样的名声，尽管这里有着全亚洲最大的书展，尽管这里住着西西、刘以鬯等一批作家。但吊诡的是，你如果在大部分的香港书店里闲逛的时候，成功学、励志学的书显然要多些，很多时候你在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几本像样的文学书。一方面香港真的有在华文世界可以拿得出手的好作家；另外一方面，港人的阅读水准到底如何也确实不好作评。
不过，在香港的历史上，其实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都与这片土地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关联。散文家小思的这本《香港文学散步》，正是对这些历史的追忆，她将这些人的故事重新进行梳理，还选取了其中的代表作编入其中。
蔡元培：谁人还识蔡孑民
1937年，抗战爆发，蔡元培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养病。1938年，他撑着病体，在香港的圣约翰教堂演讲，讲的仍然是“美育”和“同情”，因他认为“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都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1940年，74岁的蔡元培病逝，超过1万人聚集在南华体育场，灵车驶入时，诸人静默3分钟。如今，南华体育场与老照片中看到的开放式景象已经完全不同。围墙将整个体育场全部封闭，里面正在施工，我们只能从缝隙中窥得一点体育场内的样貌。
《香港文学散步》收录了好几位作家寻访蔡元培墓地的散记。我对照书中的描述，第二天独自前往位于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坟场位于半山腰，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对面是个渔港，无数大小渔船停泊在港口，海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临近黄昏时，风景十分优美。
照着小思的记录，我向保安询问“资”字段的方位，保安反问：“是要找蔡元培的墓吗？”“是的。有很多人来过吗？”“每年总有一些吧，都是内地来的学生。”这里的情况已经与余光中1970年来时大不相同。当时，诗人黄国彬打听到蔡元培墓地所在，通知余光中，他们打电话至坟场守卫处，守墓人十分无知，几经盘问，才问得“也许”他们要找的“蔡老师”的确葬于此地的消息。一群人前往祭拜后，余光中写了《蔡元培墓前》，历史学家周策纵写了《顽石》以示纪念。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却迷失在大片相似的墓碑群中，好心的保安带着我来到几块绿云石拼成的一块墓碑前，上面用金色大字写着：蔡孑民先生之墓。与我一路走来看到的几位蔡姓爵士的墓碑相比，它不仅简陋，而且供奉寥寥。站在半山腰往上看，漫山遍野都是墓碑，瞬间感到一种忧郁。蔡元培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名字，不过是这成百上千个墓穴中的一个，就如同余光中在40年前所说的，在香港，知蔡元培者已经不多，知蔡孑民者就更少了。
萧红：黄金时代在这里画上句号
萧红最后一部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写成，那时萧红身体极差，却写出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她从东北一路辗转，来到这个南方的小岛，回忆居然那么清晰。表示这个地方的空气也是很鼓励人把所有的生活面放到最大，你可以回头看自己，也可以往前看。”小思说。
1940年，赴港不到两年的萧红因严重肺病，在曰军的轰炸声中客死香港。关于萧红病逝后的故事，还有一段后续。萧红的骨灰其实分了两半，一半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葬在浅水湾海滨的一棵影树下，另一半骨灰被端木藏起，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一棵大树下。
浅水湾的这一半，在1957年迁到广州。另一半仍然留在圣士提反。1996年，端木去世，他的遗孀钟耀群遵从他的遗愿，找到一直有书信来往的小思，请她帮忙，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萧红埋骨之处。但当时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仍由英国人主持，难以进入。次年，换了一位中国校长后，小思向他提出请求，终于了了端木的遗愿，将骨灰安放在大树下。
戴望舒：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片土地
在我看来，戴望舒是《香港文学散步》中最有趣的一个。他两次赴港，前后加起来待了超过10年，却从来只把这地方当作一个暂居地。
对戴望舒来说，祖国是重要的。1942年，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关押入中环的域多利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存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他暗中从事抗日文艺活动的居所，就在不遠处的蒲飞路，那座松树环绕的小楼，戴望舒称作“林泉居”，并多次以此为笔名发表文章出版刊物。战火来袭之前，他任职《星岛日报》副刊，风花雪月，闲暇沉浸书海，写下心得散文《香港的旧书市>，连店名都古雅，如今当然皆不复存在：“龄记”、“德信”，还与友人合伙经营“怀旧斋”。入狱之后，身心皆受折磨……血泪的背后是赤子之心，他燃烧着悲愤北望神州，剖白道“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狱中题壁》里，他许下自己死后，希望朋友们不要悲伤，“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的愿望，前后对照，在香港，这位在江南雨巷踌躇的诗人，完成了椎心泣血式的转型。
小思曾于1987年设法进入此监狱，拍下了许多照片。这座监狱现被列为“古迹”，进行了保护，一般人无法再进入了。
1949年10月，哮喘十分严重的戴望舒执意北上，次年病逝于北京。
鲁迅：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尽管写的是史，《香港文学散步》与传统的文学史，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是一部私己的历史。相对于集体创造、重复与消费的传统文学史叙事， 《香港文学散步》中的呈现，则更侧重个人痕迹，强调小叙事与个别的独特性。这是常常被漠视的，也使得作家们“人”的属性愈发丰满，让读者更易产生同情共感，从而找到切入文学作品的新角度。
像是1927年，鲁迅在香港的两场演讲，随行的许广平任广东话翻译，他“吸一包两角近乎廉价的美丽牌香烟，烟嘴还是套上象牙的”，对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呼不以为然，说“沙漠也不要紧，沙漠也是可以变的”，被彼时的几位接待者深深铭记。
不过，在香港的历史上，其实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都与这片土地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关联。散文家小思的这本《香港文学散步》，正是对这些历史的追忆，她将这些人的故事重新进行梳理，还选取了其中的代表作编入其中。
蔡元培：谁人还识蔡孑民
1937年，抗战爆发，蔡元培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养病。1938年，他撑着病体，在香港的圣约翰教堂演讲，讲的仍然是“美育”和“同情”，因他认为“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都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1940年，74岁的蔡元培病逝，超过1万人聚集在南华体育场，灵车驶入时，诸人静默3分钟。如今，南华体育场与老照片中看到的开放式景象已经完全不同。围墙将整个体育场全部封闭，里面正在施工，我们只能从缝隙中窥得一点体育场内的样貌。
《香港文学散步》收录了好几位作家寻访蔡元培墓地的散记。我对照书中的描述，第二天独自前往位于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坟场位于半山腰，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对面是个渔港，无数大小渔船停泊在港口，海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临近黄昏时，风景十分优美。
照着小思的记录，我向保安询问“资”字段的方位，保安反问：“是要找蔡元培的墓吗？”“是的。有很多人来过吗？”“每年总有一些吧，都是内地来的学生。”这里的情况已经与余光中1970年来时大不相同。当时，诗人黄国彬打听到蔡元培墓地所在，通知余光中，他们打电话至坟场守卫处，守墓人十分无知，几经盘问，才问得“也许”他们要找的“蔡老师”的确葬于此地的消息。一群人前往祭拜后，余光中写了《蔡元培墓前》，历史学家周策纵写了《顽石》以示纪念。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却迷失在大片相似的墓碑群中，好心的保安带着我来到几块绿云石拼成的一块墓碑前，上面用金色大字写着：蔡孑民先生之墓。与我一路走来看到的几位蔡姓爵士的墓碑相比，它不仅简陋，而且供奉寥寥。站在半山腰往上看，漫山遍野都是墓碑，瞬间感到一种忧郁。蔡元培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名字，不过是这成百上千个墓穴中的一个，就如同余光中在40年前所说的，在香港，知蔡元培者已经不多，知蔡孑民者就更少了。
萧红：黄金时代在这里画上句号
萧红最后一部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写成，那时萧红身体极差，却写出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她从东北一路辗转，来到这个南方的小岛，回忆居然那么清晰。表示这个地方的空气也是很鼓励人把所有的生活面放到最大，你可以回头看自己，也可以往前看。”小思说。
1940年，赴港不到两年的萧红因严重肺病，在曰军的轰炸声中客死香港。关于萧红病逝后的故事，还有一段后续。萧红的骨灰其实分了两半，一半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葬在浅水湾海滨的一棵影树下，另一半骨灰被端木藏起，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一棵大树下。
浅水湾的这一半，在1957年迁到广州。另一半仍然留在圣士提反。1996年，端木去世，他的遗孀钟耀群遵从他的遗愿，找到一直有书信来往的小思，请她帮忙，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萧红埋骨之处。但当时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仍由英国人主持，难以进入。次年，换了一位中国校长后，小思向他提出请求，终于了了端木的遗愿，将骨灰安放在大树下。
戴望舒：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片土地
在我看来，戴望舒是《香港文学散步》中最有趣的一个。他两次赴港，前后加起来待了超过10年，却从来只把这地方当作一个暂居地。
对戴望舒来说，祖国是重要的。1942年，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关押入中环的域多利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存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他暗中从事抗日文艺活动的居所，就在不遠处的蒲飞路，那座松树环绕的小楼，戴望舒称作“林泉居”，并多次以此为笔名发表文章出版刊物。战火来袭之前，他任职《星岛日报》副刊，风花雪月，闲暇沉浸书海，写下心得散文《香港的旧书市>，连店名都古雅，如今当然皆不复存在：“龄记”、“德信”，还与友人合伙经营“怀旧斋”。入狱之后，身心皆受折磨……血泪的背后是赤子之心，他燃烧着悲愤北望神州，剖白道“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狱中题壁》里，他许下自己死后，希望朋友们不要悲伤，“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的愿望，前后对照，在香港，这位在江南雨巷踌躇的诗人，完成了椎心泣血式的转型。
小思曾于1987年设法进入此监狱，拍下了许多照片。这座监狱现被列为“古迹”，进行了保护，一般人无法再进入了。
1949年10月，哮喘十分严重的戴望舒执意北上，次年病逝于北京。
鲁迅：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尽管写的是史，《香港文学散步》与传统的文学史，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是一部私己的历史。相对于集体创造、重复与消费的传统文学史叙事， 《香港文学散步》中的呈现，则更侧重个人痕迹，强调小叙事与个别的独特性。这是常常被漠视的，也使得作家们“人”的属性愈发丰满，让读者更易产生同情共感，从而找到切入文学作品的新角度。
像是1927年，鲁迅在香港的两场演讲，随行的许广平任广东话翻译，他“吸一包两角近乎廉价的美丽牌香烟，烟嘴还是套上象牙的”，对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呼不以为然，说“沙漠也不要紧，沙漠也是可以变的”，被彼时的几位接待者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