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
　　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20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成员）、《民主报》仇亮、《国光新闻》田桐，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一顿打得不轻！
　　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他们打完并不走，而是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且“沿途殴打”。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这场架的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其实，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
　　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而线下，只要梁启超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常冲去砸场子，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咖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二次革命迅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