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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雪铁龙公司的“东方探险之旅”在全球，尤其是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我有幸收藏到一本《黄色之旅》的法文毛边初版本，最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上有雪铁龙公司创始人安德列·雪铁龙先生的亲笔签赠手迹，而且是送给当时的北平俱乐部。
1932年2月12日一队满是尘土的雪铁龙汽车行驶在北京的马路上，车轮卷起了一溜黄尘。车上的“老外”兴奋地和围观的老百姓打招呼，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原来他们刚刚经过315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跋涉，行程一万六千公里，从遥远的贝鲁特来到他们梦想的终点——北京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之下，成功的喜悦和眼前这座宏大的东方古城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法国公使馆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欢迎远行而来的勇士们。
早在1925年，雪铁龙公司就委托法国驻中国使馆武官布里索·德斯马耶将军负责研究在中国建立汽车装配厂的可能性，这可说是“东方之旅”探险活动的前奏曲。1927年，继雪铁龙公司成功完成了远征非洲的“黑色之旅”后，公司创始人安德烈·雪铁龙先生就开始酝酿项新的计划。他最初定下的目标是南极大陆，此行的名称被定为“白色远征”，但是这个计划很快便被迫放弃了，因为汽车在南极探险必须一路除冰，费用过于高昂，于是它被一项新的计划取而代之。
新计划选择的路线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路，即沿着丝绸之路远行东方的“黄色之旅”(现大多称为“东方之旅”)。在20世纪初的西方人眼里，东方依然是个像谜一般的神话，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东方之旅”远征，毫无疑问是一项极富挑战和刺激的行动，可以引起法国公众的猎奇心理，实现宣传雪铁龙品牌的轰动效应。雪铁龙公司的宣传创意一向以大手笔和标新立异著称，曾用飞机尾气在巴黎上空中拉出“Citroen”的字样。1925年还第一次用20万只灯泡将“Citroen”拼在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上，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一奇观。在夜间，远在40公里外都可以看到，轰动一时，成为经典的广告创意。
1930年(民国十九年)雪铁龙方面派代表维克托·普安来华，与中国商谈共同组织一支“科学”考察团。经过初步商谈，考察团定名为“一九考察团”，意为民国十九年成立的考察团，后因故当年未能组成。1931年初考察团正式成立，名称也改为“中法联合科学考察团”。这次考察，雪铁龙公司是最大的赞助企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也提供了大量津贴。考察团所用交通工具，是由法国雪铁龙公司特制的淡黄色履带式汽车，中方则几乎没有提供经济赞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双方队员在考察团中地位的不平等。中方参与的主要目的是科学考察，队员也大多是各领域的学者，而法方首要任务是探险和猎奇。目的不同使中法双方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后来竟发展到维克托·普安殴打中方队员的恶性事件，并最终导致中方退出考察队伍，终止了这次合作。中方团长褚民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退出考察队后中方队员由新疆取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当时曾在队中的学者杨钟健形容这次考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远没有达到几年前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考察团所取得的成果。考察团本计划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等活动，后在中国学者的强烈呼吁下被国民政府禁止。至此，这个中法科学考察团的活动就半途而废了，成了雪铁龙公司单方面的汽车探险活动。这次失败的合作给中国学术界留下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记忆。
为了这次探险，雪铁龙团队足足筹备了三年，但远行依然要冒极大的风险。车队将穿越中东地区，喜马拉雅山脉，最后来到中国内地。沿途除了要遭遇地理和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困难外，还要穿越战争纷飞的地域，充满着种种不安全因素。尽管如此，1931年4月4日，雪铁龙车队的每一个成员带着梦想和挑战的激情踏上了征程。探险队伍兵分两路，一支“帕米尔组”从贝鲁特出发，穿越中东地区、克什米尔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并计划在新疆和第二支队伍汇合。另一支“中国组”从北京出发，由东向西穿越中国北部，奔赴喀什。在这个过程中，车队穿越了沙漠，翻过了山脉，遭遇了严寒，体验了酷暑，凭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他们在新疆喀什附近成功会师了。这支队伍里还加入了一些自然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者，为这次探险增添了些许科学考察的色彩。
乔治·马利·哈尔特是这次“东方之旅”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担任“帕米尔组”的队长，他是安德烈·雪铁龙相处二十五年的挚友，常年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曾率队完成远征非洲的“黑色之旅”。他率领的“帕米尔组”一路翻山越岭，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障碍，成功到达北京。哈尔特在出发时就感到身体不适，但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阻，他不想再次延期这个准备了三年的远征。一路的风餐露宿让他积劳成疾，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被带到了香港治疗，病情已经转成肺炎。最终，这位探险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哈尔特时年仅48岁。他的去世给整个探险队笼罩了一层阴影，安德烈·雪铁龙从巴黎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道：“他去了，但他的事业永存。请把你们领队的遗体带回法国。我和你们一起为之哭泣!”哈尔特被安葬在了巴黎郊区的法国著名画家马奈的墓旁。哈尔特去世之后，“中国组”车队的领队维克托·普安也过早去世，他的未婚妻没能等到他的凯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东方之旅”结束后不久，也就是《黄色之旅》一书出版后的1935年7月，安德烈·雪铁龙也与世长辞。因为这三人的相继离世和这次探险的许多意料之外的遭遇，故有人称这次远征是一次受诅咒的探险。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人类探险史上的壮举，带着未尽的东方梦想离开了。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在六十年之后，雪铁龙公司不仅与中国的汽车企业联了姻，而且为加深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
“东方之旅”在全球，尤其是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的展览、图片、书籍都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一部丰富的黑白长片对这次传奇探险进行了详实记录，沿途拍摄的影片胶片达数千米长。我有幸收藏到一本《黄色之旅》的法文毛边初版本，最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上有安德列，雪铁龙先生的亲笔签赠手迹，而且是送给当时的北平俱乐部(这是一处供在北平生活的外国人聚会、娱乐的场所，由法国人开办，设有图书馆)。想象一下，这本书七十多年前从遥远的法国巴黎雪铁龙先生的办公桌上，穿越时空来到北京，来到我的案头又要经历怎样的～段传奇旅程呢，能够得到它在我也是一个奇迹。这本书是“雪铁龙”与中国最初交往的一件“信物”，它虽然有多种西方语言的版本，却一直没有中文译本。这次非凡的汽车探险在它的另一端——中国，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1932年2月12日一队满是尘土的雪铁龙汽车行驶在北京的马路上，车轮卷起了一溜黄尘。车上的“老外”兴奋地和围观的老百姓打招呼，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原来他们刚刚经过315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跋涉，行程一万六千公里，从遥远的贝鲁特来到他们梦想的终点——北京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之下，成功的喜悦和眼前这座宏大的东方古城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法国公使馆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欢迎远行而来的勇士们。
早在1925年，雪铁龙公司就委托法国驻中国使馆武官布里索·德斯马耶将军负责研究在中国建立汽车装配厂的可能性，这可说是“东方之旅”探险活动的前奏曲。1927年，继雪铁龙公司成功完成了远征非洲的“黑色之旅”后，公司创始人安德烈·雪铁龙先生就开始酝酿项新的计划。他最初定下的目标是南极大陆，此行的名称被定为“白色远征”，但是这个计划很快便被迫放弃了，因为汽车在南极探险必须一路除冰，费用过于高昂，于是它被一项新的计划取而代之。
新计划选择的路线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路，即沿着丝绸之路远行东方的“黄色之旅”(现大多称为“东方之旅”)。在20世纪初的西方人眼里，东方依然是个像谜一般的神话，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东方之旅”远征，毫无疑问是一项极富挑战和刺激的行动，可以引起法国公众的猎奇心理，实现宣传雪铁龙品牌的轰动效应。雪铁龙公司的宣传创意一向以大手笔和标新立异著称，曾用飞机尾气在巴黎上空中拉出“Citroen”的字样。1925年还第一次用20万只灯泡将“Citroen”拼在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上，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一奇观。在夜间，远在40公里外都可以看到，轰动一时，成为经典的广告创意。
1930年(民国十九年)雪铁龙方面派代表维克托·普安来华，与中国商谈共同组织一支“科学”考察团。经过初步商谈，考察团定名为“一九考察团”，意为民国十九年成立的考察团，后因故当年未能组成。1931年初考察团正式成立，名称也改为“中法联合科学考察团”。这次考察，雪铁龙公司是最大的赞助企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也提供了大量津贴。考察团所用交通工具，是由法国雪铁龙公司特制的淡黄色履带式汽车，中方则几乎没有提供经济赞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双方队员在考察团中地位的不平等。中方参与的主要目的是科学考察，队员也大多是各领域的学者，而法方首要任务是探险和猎奇。目的不同使中法双方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后来竟发展到维克托·普安殴打中方队员的恶性事件，并最终导致中方退出考察队伍，终止了这次合作。中方团长褚民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退出考察队后中方队员由新疆取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当时曾在队中的学者杨钟健形容这次考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远没有达到几年前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考察团所取得的成果。考察团本计划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等活动，后在中国学者的强烈呼吁下被国民政府禁止。至此，这个中法科学考察团的活动就半途而废了，成了雪铁龙公司单方面的汽车探险活动。这次失败的合作给中国学术界留下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记忆。
为了这次探险，雪铁龙团队足足筹备了三年，但远行依然要冒极大的风险。车队将穿越中东地区，喜马拉雅山脉，最后来到中国内地。沿途除了要遭遇地理和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困难外，还要穿越战争纷飞的地域，充满着种种不安全因素。尽管如此，1931年4月4日，雪铁龙车队的每一个成员带着梦想和挑战的激情踏上了征程。探险队伍兵分两路，一支“帕米尔组”从贝鲁特出发，穿越中东地区、克什米尔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并计划在新疆和第二支队伍汇合。另一支“中国组”从北京出发，由东向西穿越中国北部，奔赴喀什。在这个过程中，车队穿越了沙漠，翻过了山脉，遭遇了严寒，体验了酷暑，凭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他们在新疆喀什附近成功会师了。这支队伍里还加入了一些自然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者，为这次探险增添了些许科学考察的色彩。
乔治·马利·哈尔特是这次“东方之旅”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担任“帕米尔组”的队长，他是安德烈·雪铁龙相处二十五年的挚友，常年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曾率队完成远征非洲的“黑色之旅”。他率领的“帕米尔组”一路翻山越岭，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障碍，成功到达北京。哈尔特在出发时就感到身体不适，但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阻，他不想再次延期这个准备了三年的远征。一路的风餐露宿让他积劳成疾，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被带到了香港治疗，病情已经转成肺炎。最终，这位探险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哈尔特时年仅48岁。他的去世给整个探险队笼罩了一层阴影，安德烈·雪铁龙从巴黎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道：“他去了，但他的事业永存。请把你们领队的遗体带回法国。我和你们一起为之哭泣!”哈尔特被安葬在了巴黎郊区的法国著名画家马奈的墓旁。哈尔特去世之后，“中国组”车队的领队维克托·普安也过早去世，他的未婚妻没能等到他的凯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东方之旅”结束后不久，也就是《黄色之旅》一书出版后的1935年7月，安德烈·雪铁龙也与世长辞。因为这三人的相继离世和这次探险的许多意料之外的遭遇，故有人称这次远征是一次受诅咒的探险。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人类探险史上的壮举，带着未尽的东方梦想离开了。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在六十年之后，雪铁龙公司不仅与中国的汽车企业联了姻，而且为加深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
“东方之旅”在全球，尤其是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的展览、图片、书籍都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一部丰富的黑白长片对这次传奇探险进行了详实记录，沿途拍摄的影片胶片达数千米长。我有幸收藏到一本《黄色之旅》的法文毛边初版本，最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上有安德列，雪铁龙先生的亲笔签赠手迹，而且是送给当时的北平俱乐部(这是一处供在北平生活的外国人聚会、娱乐的场所，由法国人开办，设有图书馆)。想象一下，这本书七十多年前从遥远的法国巴黎雪铁龙先生的办公桌上，穿越时空来到北京，来到我的案头又要经历怎样的～段传奇旅程呢，能够得到它在我也是一个奇迹。这本书是“雪铁龙”与中国最初交往的一件“信物”，它虽然有多种西方语言的版本，却一直没有中文译本。这次非凡的汽车探险在它的另一端——中国，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