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遇到灾异之类，比如月食，通常会下诏罪己，并且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
　　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罪己诏，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留下遗诏，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简葬。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老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即游乐园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汇报，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下棋，两个人下得酣畅淋漓，都没看见古弼在一旁等候多时了。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太武帝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自知伤了皇帝的面子，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政府部门去执行。然后自己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因为自己毕竟动作粗鲁，有失礼仪。可是，太武帝却说：赶紧穿上衣服戴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自古德政，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江西筠州有一个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诽谤上级了，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了；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你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但是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所有的责任让皇帝负责，老百姓的怨言都是给皇帝的。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佑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虽然后来给“元佑党人”平反，毁“元佑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书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佑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佑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
　　许石林
　　文史学者，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