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国名中的“Netherland”，原意为“低洼之国”，这是因为其国土面积的一半都在海拔低于1米的位置，约1/3的国土面积甚至低于海平面，约有20%的地区是围海造田而成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地方天生就遭有潜在的海洪威胁。1953年，荷兰遭受了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海洪灾害，这场灾害让荷兰人长久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
　　荷兰的主要河流包括莱茵河、默兹河和埃姆斯河等，其中，莱茵河是荷兰最长的河流，全长764英里。在荷兰，莱茵河经过多个城市，包括阿纳姆、奈梅亨、乌得勒支和鹿特丹。
　　洪水，是一个随着气候与水文环境变化而近乎年年到访的“常规化灾难”，这意味着人们对付它的工具和管理也应当常规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低洼之国”荷兰想尽了各种办法，巧手化解“猛兽洪水”。
　　罕见洪灾后痛定思痛
　　1953年1月31日，本应是平静的星期六，一场风速达到10级的风暴却在晚上从英格兰北上经由北海并袭击了荷兰海岸。在荷兰西南部的重要港口荷兰角，水位达到了比北海的平均海平面高出3.85米的高度，而这片地方是荷兰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
　　在荷兰南部的泽兰省，当晚10点风暴达到最大风力，2月1日清晨，泽兰省的最高水位在北海平均海平面3.24米之上。彼时，许多堤坝因无法承受这样的水位而被冲破，随后荷兰南部的泽兰、北布拉邦省等地有150多个地方出现倒塌。
　　强烈的西北风和大潮相结合致使荷兰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春季洪水爆发，海水淹没了平均海平面以上5.6米的大部分陆地。面对汹涌而来的风暴潮，荷兰的大部分海防部队都不堪重负，造成大面积洪水。
　　2月1日下午，第二次风暴潮来袭，产生的影响更加恶劣，造成1836人死亡，超过7.2万人被疏散;4.7万头牛和14万只家禽被淹死，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被淹没，基础设施和农田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场自然灾害摧毁了4300所房屋和其他建筑物，另有4.3万座房屋受损，损失总额为15亿荷兰盾（相当于今天54亿欧元）。
　　这场风暴造成了巨大灾难。风暴发生后，隶属于荷兰基础设施及水管理部的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总司主持成立了堤防修复协调机构，不仅调用了数千名工人和4000多名士兵，还接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力、捐款、货物的捐助。一直到当年11月，所有的修复工程才正式结束。
　　这场风暴潮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事件，部分原因在于极端的水位和持续了24个多小时的风暴。但为什么产生了这么恶劣的影响？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总司当时总结，其中一个原因是堤坝的状况很差，荷兰西南部的许多堤坝高度过低，抗洪能力差。灾难发生前的几年里，水利委员会对堤坝几乎没有进行过维护，对堤坝建设的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战后重建中，荷兰政府对这一问题并没有重视起来。
　　然而，1953年的灾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警醒了荷兰人防洪的重要性。1959年，《三角洲法》颁布，主要的防洪屏障采用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三角洲工程正式启动。根据三角洲工程官网的介绍，由于三角洲工程的各组成部分无法同时完工，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总司为此确定了“从小到大、从易到繁”的顺序。
　　自此，荷兰的“防洪持久战”正式打响。防洪原则是尊重自然
　　此后荷兰开始从上到下打造这一“超级工程”。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总司负责制定国家防洪政策，与对主要河流、边界河流和国际河流的水利设施进行建设与管理，对省政府进行监督并指导水管会的工作;地方上，省政府水利局负责区域和地方水资源战略规划和执行规划、制定本省的水管理计划、负责组建水利管理委员会。
　　其中，就内河治理而言，荷兰的整体地势让这个国家在防洪防涝上天然就会遭受很多的阻力。“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历史上它就有这么多条运河，这与荷兰的地理特征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鹿特丹KCAP事务所城市设计师、明日工坊發起人之一林佳彪告诉笔者。
　　得益于历史防洪的底子，荷兰的靠海地区已经预留了很多河道，内河区域则设置了过滤体系，这个过滤体系是一个全系统的工程，排水是层层递进的，洪涝来袭时，通过各种沟渠，将一部分体量有序排至人工河流，再由人工河流定量排至内河的湖泊，多余的水就通过泵站排到堤坝顶，而堤坝顶上的排水通道是一种被称为“运河篱笆”的环状设计，它将水带到更下游的内河系统，一层层疏解水量后，最终有序地将大水排入海中。此外，农田除涝也是荷兰防洪的重要方法之一，荷兰利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利用泵站把农田积水迅速排到运河，最后送入海中。
　　治理一条河道，荷兰人会审查几个点，比如设计师会对整条河道进行审查，根据容易受淹的程度来判断并标记一些重要的位置点，包括河道的转弯处、接口处或者是河道变窄的地方。
　　与中国三大河从上游经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到入海口相比，欧洲的大河河流流经荷兰时，已经处于多平原状态，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去实践理念更为新颖的防洪方案。
　　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下游洪水泛滥问题日益加剧，荷兰提出了国家计划“还地于河”，旨在加深加宽内陆容易泛滥的平原。落实到具体层面，荷兰中部海尔德兰省的奈梅亨市开展了“还地于瓦尔河”的行动，该市没有采用惯常的做法加强堤坝的高度和强度，而是将部分堤防移至河道后方，使受淹面积变得更大，而在这片新规划的平原上，挖出一段新的运河给瓦尔河作为可以泛滥的空间。
　　城市不是以“正面刚”的形式应对可能的下游洪水，而是考虑河流的动态变化情况，这样，即使“最糟的情况”出现也不至于担心堤防强度不够进而威胁到城市本身。除此之外，这条运河还重新连接起了两个互相靠近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奈梅亨因其水景管理和城市景观计划的融合，获得世界海滨中心颁发的2011年海滨卓越奖。 　　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建立“洪水意识”
　　在人们足够了解天气的情况下，相比于地震、热浪这类相对不可测的灾难，洪水已经渐渐纳入常规灾难的管理，也正因为其日趋“常规化”，反而会让更多人掉以轻心，所以人们“洪水意识”的常态化也成了重要的目标。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总司的官网指出，在荷兰，防洪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因此，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提高公众对荷兰洪水风险的认识。
　　“韧性工程”的概念随之进入防洪管理中，即与整个城市系统相融合，关注水治理项目本身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安全性顾名思义，灵活性则是指当不同的冲击到来时它可以灵活面对不同冲击的对抗，而不仅仅是机械地蓄洪和泄洪。
　　“传统的概念是披上盔甲，有人打你一下，盔甲可以让它打不进来，但如果攻击够重你的盔甲不见得能防护;韧性则是给自己安裝一种防护，他打你一下，你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但不管打得多重，影响都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林佳彪解释道。
　　荷兰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案例，其中一个就在鹿特丹。鹿特丹博物馆公园的地下停车场是目前在荷兰境内最大的蓄水设施之一。位于停车场下层的雨水储存库最多时可以储1万吨水，若有大雨“光顾”这座城市，半个小时内就能将雨水引入储存库。随后水泵开始抽水输送到下水系统，雨停后10个小时就能全部被水泵抽干，并最终送入污水厂进行处理。
　　如此这般，人们防洪意识的建立就无需单靠一个个洪灾案例，当他们看到这些本身就容纳了防洪理念的元素时，脑子里的“防洪钟”就会响起。
　　另一方面，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不断向外扩张，靠河、靠海的城市发展得更快，也更容易向水系靠近，使得湿地逐渐耕地化、水岸逐渐硬化。海洪灾害来袭时，这些自然生态系统难以再承担足够的缓冲作用。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如何科学地向水系靠拢？
　　对此，林佳彪表示，城市扩张之际，就需要从规划到设计到管理，将“水元素”考虑进去，制定一整套的方案去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做这些考量的时候，并不再是简单将河岸硬化，框定起来，算好排洪面积就结束了。而是要比如预先要把河道及河道可能动态变化的空间预留出来，结合城市已有的排水系统，合理利用基础设施，城市才能更好地“向水发展”。
　　与水共荣的荷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交互的治水智慧。荷兰人的还地于河项目、空间规划与城市发展、洪水预测与预警、巨额水利支出等等，体现的不仅是高精尖水利工程在治水体系中各环节的高效配合，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文的关怀。（摘自“荷兰在线”） （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