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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的解读，反思了现代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政策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在国家规划的步伐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存环境的维持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文章从政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经历的生态移民为例，提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来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从而引发对于少数民族政策制定的思考。
关键词：生态移民;少数民族;政策制定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63-04
我国的生态移民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恶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如特大洪水、沙尘暴等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些灾害都是由于过度的资源开采和超负荷的人口运作引起的。随后，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移民便是其中一方面的体现，而生态移民政策便作为一项环境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将人类移居他处，以恢复和建设生态环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受到了生态移民政策的影响。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本就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态移民后，其传统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观念与国家的现代化规划相碰撞，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反思。《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谢元媛的毕业论文，这篇文章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为例，记录了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在经历了国家规划的生态移民后的发展状况，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记录和描述了鄂温克猎民在传统生活环境转变和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发展和心路历程，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国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思考。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作者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只身一人去了内蒙古根河市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研究靠打猎和饲养驯鹿生活、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的敖鲁古雅乡鄂温克猎民。这项研究的起因在于《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标题为“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走出大山迁新居”的新闻，这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作者作为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狩猎采集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利用第一手田野工作资料进行论证，提出了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文章以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为出发点，对于作为“周边的边缘民族”——狩猎采集民族——鄂温克族经济上的适应与非适应、文化逐渐消失的问题、鄂温克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一、进入田野：政策人类学方法下的参与式观察
政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强调的是对他者的观察，这种观察建立在研究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解和认知。这种认知不以改变他者文化为目的，而是基于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和探索。在《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研究一个不为人所了解的民族或部落，需要摒弃传统研究对陌生文化的猎奇心理，“而是融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来关注人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时又运用文学创作的表达法去揭示人们在烦琐生活场景中体现的文化观念”[1]5。需要指出的是，不论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人类学最基本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法来获取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政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深入到森林深处，与部落居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一到达根河市，她就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对当地很有研究的学者一见面就很认真地告诫她：“南有西双版纳，北有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最与众不同的就是有鄂温克猎民，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人数稀少，就因为这，他们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不判死刑的地方。”[1]39这使她了解到了当地的文化与外部的“文明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让她意识到，在对这个古老的部落进行研究时，一定不能采用以前那种固化的现代思维来评判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外部来访者，人们总是会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抵触情绪，这会使得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对研究者无法袒露心声。得不到最真实、最原始的资料，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就无法达到。在和这些居民们交流时谢元媛了解到，现在居住在新敖乡的人，对自己的住房还有生活状况并没有那么满意。“……似乎对这套住房并不太满意，她说这房子盖得太小了……这比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可小多了。再说，这房子说是给猎民盖的，可猎民都不喜欢，我妈就嫌这地砖凉，又爱脏，没法往地上坐，真不如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好……”来自猎民的这些抱怨，都是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念，然而谢元媛却觉得，从“现代”生活转变到“落后”生活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应，但是从“落后”生活转变到“现代”生活，人们应该很容易接受吧。因而，来自新敖乡乡亲们的抱怨让她很不理解，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她之后到山里的田野调查做了铺垫。
新敖乡的生活方式与谢元媛以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猎户的生活状态，谢元媛收拾了行李和当地朋友一起上山了。山里的生活起初是迷人的，但随后巨大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她感到无法适应，“对猎民点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感，就是觉得脏、觉得苦，是在熬日子。”[1]58在第一次上山的短短时间里，谢元媛对猎户这种原始、艰苦的生活感到难以理解，心里的疑惑更多。为什么她觉得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鄂温克老猎民却心向往之呢？尤其是那些稍年长的乡亲为什么更是愿意放弃新敖乡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到猎民点上去居住呢？
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谢元媛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猎民那样的对森林的感情。她发现，自己只是个外人，在山里住的那些日子，她并没有从猎民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的世界，一直在用“外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猎民的生活世界，所以体会不到猎民们的快乐。因此，她决定再次去山里，感受猎民的生活。
从谢元媛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提倡研究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学习、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和记录，了解当地的民族风俗。政策人类学将研究者自身看作“陌生人”，在参与观察中，要经历两次“陌生”。第一次要从心灵或身体上“背叛”自己之前的社会，“远离”自己生活的空间和人群。第二次要从思想上摆脱自己社会的束缚，到陌生的空间去，融入他人的生活和社会，寻找能够与他们结合为一体的线索[2]。 谢元媛起初在新敖乡的居住是为了与猎民沟通感情，为之后深入调研做铺垫。如果说第一次居住在“大点儿”只是对传统猎民们生活状态的一个初步了解与认识，那么谢元媛第二次居住在“大点儿”，则是开始了真正的田野调查。
可以看出，谢元媛一开始心里一直抱着“外人”的态度来观察猎民，这令她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理解不了他们不肯移民的原因。而第二次去山上的时候，她开始像猎民一样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生活，“用猎民的眼睛看森林，用猎民的感官接触森林，一切都变得那么安宁、和谐……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享受着不被打扰的简单悠闲生活，是那么恬淡、轻松、自由自在……”[1]71
田野调查法一直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武器。研究者到所要了解的群体当中去，通过亲身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来融入对方群体，并且深入地了解对方。对于敖乡搬迁研究来说，只有通过参与式的观察，才能真正体会乡民搬迁后生活的种种困难和外人无法理解的情怀;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观察，才能够了解乡民种种行为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驱动力;只有通过参与观察，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少数民族问题，从而真正了解他们因现代文化的扩张而受到的影响。
二、反思与启发：政策人类学如何指导少数民族政策制定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实现某种利益而服务的，所以公共政策应具有公共性，关注公共利益。政策人类学提倡人类学的知识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其目的在于将传统人类学的方法与公共政策制定相结合，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政策制定及其科学性，并为其提供指导与可行性方案。
（一）发展还是倒退：移民政策的实施困境
为了改善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20世纪末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然而，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劣限制了居住在西部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我国西部居住着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生活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
政府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就“必须改变这一地区农牧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破坏”[1]100，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只有将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地区的人畜迁移出去，通过抚育、人工种植，才能逐渐改善生态区的环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的生态移民政策应运而生。所谓生态移民，就是政府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角度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迁移出去，把迁移出去的人口安置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形成新的村镇。移民们从迁出原住地到在新的居住地安置下来，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
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看，生态移民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承受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极大的破坏;而生态移民政策的目的则是为了改善自然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生态移民政策都是基于公共利益所做出的政策，政府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为了环境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政府这项看起来没有什么缺陷的政策却在敖乡鄂温克猎民这儿遇到了抵触。当政府为这些猎民新建了家园要求他们搬迁移民过“更好”的现代化生活时，却在当地激起了波澜。让猎民最痛心又最不明白的是“鄂温克猎民群体怎么会到今天的地步——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差。30年前，甚至15年前，他们还都觉着活得很有尊严，活得很带劲儿。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1]76。虽然，这种生活上的变化并没有对猎民的生活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种生活状态潜移默化的转变让猎民感到心理上的抵触。猎民们也意识到国家的政策是为了自己更美好的生活，是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可是这种心理上说不出的落差让他们感觉到，在经历了搬迁之后，生活情况更糟糕了。而具体的原因他们又不明白，只好将错误归结到搬迁上。
当地政府进行生态移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鄂温克猎民的生活状况，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是，现代文明中的规划观念并没有占据传统猎民的意识形态。政府在做出这些生态移民政策时，都是基于国家的“规划现代化”，即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对国家和人们生活的现代性规划而实现整个国家、人民和环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虽说这些政策都无可厚非，但政策的接受者——那些需要迁移的少数民族人民却没有被放在主体地位上，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既定政策的接受者和落实者来执行生态移民政策，这就造成现代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
（二）保护还是侵略：少数民族文化该何去何从
当现代化开始干预到了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时，政府大多数时候是基于文化保护的原则来制定相关政策的。然而，所谓的保护文化多元性，并不能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强制保护做法。多元文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要将各种文化形态割裂，而是要保持彼此间的平等对话，“绝不是一种（主流）文化对另一种（边缘）文化说‘你不行，我要取代或改造你’。而是通过对话去了解，进而发现可以互为补益的可取之处”[1]206。
鄂温克猎民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这次生态移民。在少数民族地区由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而引发的心理与行为冲突在所难免。从根本上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神圣的发展权，少数民族人民关注自己民族发展的心情无可指责。只是，这次生态移民对他们不愿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愿望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必须放弃狩猎。传统的狩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现代文明相脱节，政府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可是制定的政策却不是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是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规定他们朝着一个既定的弃旧迎新的方向发展。
内心的渴望和现实的矛盾常让猎民陷于尴尬的境地——让政府管还是不让政府管？让政府管着，就只能是按照政府规划的路子定居，然后因为无力参与现代竞争而被“养起来”，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不让政府管，自己又确实无法回到原初自食其力的生活状态，又有许多实际中需要求助于政府的地方，因为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1]204。 对于习惯了这种传统生活的猎民来说，被政府规划好的现代化生活并不是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的，由于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中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而这些并不被现代社会所了解和接受，这就导致了现代文化的扩张对于传统小众少数民族文化来讲成为了一种“侵略”。
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和诉求就有更多的现实可行性，因为“民族也是一种利益集团，民族的活动也就是民族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活动”[3]，并且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对汉族来说还比较滞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像马平先生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目前“边缘化趋势、弱势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相对汉族而言，少数民族在一定意义上讲，确属社会弱势群体。”[4]
鄂温克民族所经历的生态移民，是我们反思现代化的一个良好契机。通过对生态移民事件的叙述和亲身的参与观察来记录不同亲历者的声音，从而揭示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来促进各个利益群体间的相互了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对于边缘的少数民族而言，如何得到长久的发展是学术界和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移民事件就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在实地的田野工作中，主导生态移民的市乡两级政府官员向我表达了他们力图改善鄂温克猎民生活的良好愿望，我也了解到他们为早日实现鄂温克族现代化生活而采取的措施与帮扶行动。”[1]11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其本意是想要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但最终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想要保护多元文化，让它们在新时代下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发展，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但是，文化的保护并不能等同于强制地去改变一种少数族群的文化形态和生活状态，这并不符合政策人类学所提倡的利益公共性。保留多元文化、鼓励不同文化形态的交流与平等对话，才能使政策制定体现公共利益的真正内涵。公共利益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物质上的利益，更应该包含对人的人格、尊严、自由以及人们之间平等的肯定和尊重。
（三）启发：如何运用政策人类学来完善政策利益公共性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记录了在当前中国发展大背景下，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人群的生存状况，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记录了这些生存在现代文明之外人群的日常生活。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仅是对日常鲜活的生活经验的简单描述，而是借此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所存在的问题。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以所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更多的要具有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农民工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更进一步思考，这些在经济得到发展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本身就存在问题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被等同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尤其是总量数据上的经济增长，而很少顾及“发展”是否更加均衡持久，是否惠及更多人群，是否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就使得我国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片面地去关注经济和效率，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平等。同样，我们对待一些弱势地区“没有得到发展”的人群时，也是用经济利益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生活的。
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其社会结构都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少数民族作为其中特殊的一部分，更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优先考虑。中国社会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改革必然会对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冲击。因此，国家在政策制定上，一定要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调节多方利益，实现少数民族的长治久安。
政策人类学提倡人类学的知识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的含义是指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国家和人民共有的空间。政策人类学的目的是探索这些领域，并为实现这些领域的建设目标提供人类学视角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方案。各个民族群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客观现实是国家必须看到的，既不能回避，亦不能否定。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为例来说，为什么政府好心安排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之后引起了人们诸多的抱怨？如何改变那种不太积极的生活状态？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政府规划实施的这次生态移民中，我们看到那些习惯了在森林中生活的传统猎民是“失语”的，他们并没有主动参与到政府规划的生态移民工程中来，他们的诉求并不为政府所了解。因此，检验一项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要通过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来评判，是由他们真正的利益诉求是否能够被采纳、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而决定的。
传统的猎民不喜欢“外界的打扰”，那些对他们生活持不尊重态度的做法让他们反感，而“他们并不反感从外地来学习当地语言、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大学生和一些科研工作者，因为，他们能从这群人的表现中感受到一种尊重和友好。他们反感的是对他们生活充满挑剔和鄙夷目光的记者无礼的提问、对他们嫌弃和想改造他们的官员的指手画脚。”[1]203这就可以看出，当政府希望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少数民族群体时，更多需要的是对当地传统文化和居民的尊重和认可，而不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去改造他们。“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传统猎民思想上拒斥规划现代化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这使传统猎民陷入一种更深刻的痛苦之中。如果政府采取漠视的态度，不能提供相应的帮助，或者说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别人需要的‘帮助’，那么，这将会导致的结果注定是猎民传统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毁灭。”[1]205现代政策的制定往往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宏观的角度为出发点，而那些被迫接受或者落实政策的人民或是族群的真正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想要改变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就是要从政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田野研究的方法去了解、观察那些对象，深入到他们的文化当中去。
三、小结
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其文化特殊性和其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各自的轨迹，这就使得他们一直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对外界的文化不甚了解，有着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他们也有着许多误读。这就导致当国家企图制定政策来“改造”或保护少数民族时，往往会遭到他们的反感和抗拒。 事实上，在处理国家“现代化规划”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冲突和矛盾时，只有通过对彼此的尊重、理解才可能最终达成一致。如何能够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呢？这就需要政策人类学的介入。
作为一把“手术刀”，政策人类学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学，它所主张的是用人类学的知识指导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从政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看问题，通过切身的参与观察来了解被研究对象。作为不同人群利益代表者的政府，要本着公平、平等的原则来看待不同的利益群体。只有了解不同文化的产生背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谈判沟通，才能引起双方的共鸣，以制定出真正具有公共利益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J].西北民族研究，2006（8）.
[3]周平.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马平.少数民族利益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3）.
[5]王晓毅.生态移民：一个复杂的故事——读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J].开放时代，2011（2）.
[6]刘小强，王立群.国内生态移民研究文献评述[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8（1）.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thropolog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and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
LIU Yidan，WANG Xiaol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and Philosoph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and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 reflecting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olicy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pace of national planning， the heritage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nation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policy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of the national Orugiyago Wink as an example advocate through field survey method to understand this special group， triggering the minority policy think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ethnic minorities， policy making
关键词：生态移民;少数民族;政策制定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63-04
我国的生态移民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恶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如特大洪水、沙尘暴等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些灾害都是由于过度的资源开采和超负荷的人口运作引起的。随后，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移民便是其中一方面的体现，而生态移民政策便作为一项环境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将人类移居他处，以恢复和建设生态环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受到了生态移民政策的影响。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本就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态移民后，其传统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观念与国家的现代化规划相碰撞，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反思。《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谢元媛的毕业论文，这篇文章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为例，记录了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在经历了国家规划的生态移民后的发展状况，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记录和描述了鄂温克猎民在传统生活环境转变和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发展和心路历程，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国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思考。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作者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只身一人去了内蒙古根河市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研究靠打猎和饲养驯鹿生活、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的敖鲁古雅乡鄂温克猎民。这项研究的起因在于《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标题为“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走出大山迁新居”的新闻，这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作者作为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狩猎采集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利用第一手田野工作资料进行论证，提出了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文章以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为出发点，对于作为“周边的边缘民族”——狩猎采集民族——鄂温克族经济上的适应与非适应、文化逐渐消失的问题、鄂温克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一、进入田野：政策人类学方法下的参与式观察
政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强调的是对他者的观察，这种观察建立在研究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解和认知。这种认知不以改变他者文化为目的，而是基于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和探索。在《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研究一个不为人所了解的民族或部落，需要摒弃传统研究对陌生文化的猎奇心理，“而是融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来关注人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时又运用文学创作的表达法去揭示人们在烦琐生活场景中体现的文化观念”[1]5。需要指出的是，不论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人类学最基本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法来获取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政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深入到森林深处，与部落居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一到达根河市，她就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对当地很有研究的学者一见面就很认真地告诫她：“南有西双版纳，北有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最与众不同的就是有鄂温克猎民，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人数稀少，就因为这，他们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不判死刑的地方。”[1]39这使她了解到了当地的文化与外部的“文明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让她意识到，在对这个古老的部落进行研究时，一定不能采用以前那种固化的现代思维来评判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外部来访者，人们总是会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抵触情绪，这会使得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对研究者无法袒露心声。得不到最真实、最原始的资料，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就无法达到。在和这些居民们交流时谢元媛了解到，现在居住在新敖乡的人，对自己的住房还有生活状况并没有那么满意。“……似乎对这套住房并不太满意，她说这房子盖得太小了……这比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可小多了。再说，这房子说是给猎民盖的，可猎民都不喜欢，我妈就嫌这地砖凉，又爱脏，没法往地上坐，真不如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好……”来自猎民的这些抱怨，都是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念，然而谢元媛却觉得，从“现代”生活转变到“落后”生活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应，但是从“落后”生活转变到“现代”生活，人们应该很容易接受吧。因而，来自新敖乡乡亲们的抱怨让她很不理解，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她之后到山里的田野调查做了铺垫。
新敖乡的生活方式与谢元媛以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猎户的生活状态，谢元媛收拾了行李和当地朋友一起上山了。山里的生活起初是迷人的，但随后巨大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她感到无法适应，“对猎民点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感，就是觉得脏、觉得苦，是在熬日子。”[1]58在第一次上山的短短时间里，谢元媛对猎户这种原始、艰苦的生活感到难以理解，心里的疑惑更多。为什么她觉得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鄂温克老猎民却心向往之呢？尤其是那些稍年长的乡亲为什么更是愿意放弃新敖乡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到猎民点上去居住呢？
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谢元媛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猎民那样的对森林的感情。她发现，自己只是个外人，在山里住的那些日子，她并没有从猎民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的世界，一直在用“外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猎民的生活世界，所以体会不到猎民们的快乐。因此，她决定再次去山里，感受猎民的生活。
从谢元媛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提倡研究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学习、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和记录，了解当地的民族风俗。政策人类学将研究者自身看作“陌生人”，在参与观察中，要经历两次“陌生”。第一次要从心灵或身体上“背叛”自己之前的社会，“远离”自己生活的空间和人群。第二次要从思想上摆脱自己社会的束缚，到陌生的空间去，融入他人的生活和社会，寻找能够与他们结合为一体的线索[2]。 谢元媛起初在新敖乡的居住是为了与猎民沟通感情，为之后深入调研做铺垫。如果说第一次居住在“大点儿”只是对传统猎民们生活状态的一个初步了解与认识，那么谢元媛第二次居住在“大点儿”，则是开始了真正的田野调查。
可以看出，谢元媛一开始心里一直抱着“外人”的态度来观察猎民，这令她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理解不了他们不肯移民的原因。而第二次去山上的时候，她开始像猎民一样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生活，“用猎民的眼睛看森林，用猎民的感官接触森林，一切都变得那么安宁、和谐……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享受着不被打扰的简单悠闲生活，是那么恬淡、轻松、自由自在……”[1]71
田野调查法一直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武器。研究者到所要了解的群体当中去，通过亲身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来融入对方群体，并且深入地了解对方。对于敖乡搬迁研究来说，只有通过参与式的观察，才能真正体会乡民搬迁后生活的种种困难和外人无法理解的情怀;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观察，才能够了解乡民种种行为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驱动力;只有通过参与观察，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少数民族问题，从而真正了解他们因现代文化的扩张而受到的影响。
二、反思与启发：政策人类学如何指导少数民族政策制定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实现某种利益而服务的，所以公共政策应具有公共性，关注公共利益。政策人类学提倡人类学的知识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其目的在于将传统人类学的方法与公共政策制定相结合，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政策制定及其科学性，并为其提供指导与可行性方案。
（一）发展还是倒退：移民政策的实施困境
为了改善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20世纪末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然而，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劣限制了居住在西部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我国西部居住着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生活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
政府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就“必须改变这一地区农牧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破坏”[1]100，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只有将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地区的人畜迁移出去，通过抚育、人工种植，才能逐渐改善生态区的环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的生态移民政策应运而生。所谓生态移民，就是政府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角度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迁移出去，把迁移出去的人口安置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形成新的村镇。移民们从迁出原住地到在新的居住地安置下来，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
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看，生态移民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承受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极大的破坏;而生态移民政策的目的则是为了改善自然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生态移民政策都是基于公共利益所做出的政策，政府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为了环境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政府这项看起来没有什么缺陷的政策却在敖乡鄂温克猎民这儿遇到了抵触。当政府为这些猎民新建了家园要求他们搬迁移民过“更好”的现代化生活时，却在当地激起了波澜。让猎民最痛心又最不明白的是“鄂温克猎民群体怎么会到今天的地步——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差。30年前，甚至15年前，他们还都觉着活得很有尊严，活得很带劲儿。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1]76。虽然，这种生活上的变化并没有对猎民的生活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种生活状态潜移默化的转变让猎民感到心理上的抵触。猎民们也意识到国家的政策是为了自己更美好的生活，是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可是这种心理上说不出的落差让他们感觉到，在经历了搬迁之后，生活情况更糟糕了。而具体的原因他们又不明白，只好将错误归结到搬迁上。
当地政府进行生态移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鄂温克猎民的生活状况，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是，现代文明中的规划观念并没有占据传统猎民的意识形态。政府在做出这些生态移民政策时，都是基于国家的“规划现代化”，即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对国家和人们生活的现代性规划而实现整个国家、人民和环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虽说这些政策都无可厚非，但政策的接受者——那些需要迁移的少数民族人民却没有被放在主体地位上，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既定政策的接受者和落实者来执行生态移民政策，这就造成现代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
（二）保护还是侵略：少数民族文化该何去何从
当现代化开始干预到了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时，政府大多数时候是基于文化保护的原则来制定相关政策的。然而，所谓的保护文化多元性，并不能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强制保护做法。多元文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要将各种文化形态割裂，而是要保持彼此间的平等对话，“绝不是一种（主流）文化对另一种（边缘）文化说‘你不行，我要取代或改造你’。而是通过对话去了解，进而发现可以互为补益的可取之处”[1]206。
鄂温克猎民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这次生态移民。在少数民族地区由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而引发的心理与行为冲突在所难免。从根本上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神圣的发展权，少数民族人民关注自己民族发展的心情无可指责。只是，这次生态移民对他们不愿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愿望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必须放弃狩猎。传统的狩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现代文明相脱节，政府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可是制定的政策却不是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是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规定他们朝着一个既定的弃旧迎新的方向发展。
内心的渴望和现实的矛盾常让猎民陷于尴尬的境地——让政府管还是不让政府管？让政府管着，就只能是按照政府规划的路子定居，然后因为无力参与现代竞争而被“养起来”，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不让政府管，自己又确实无法回到原初自食其力的生活状态，又有许多实际中需要求助于政府的地方，因为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1]204。 对于习惯了这种传统生活的猎民来说，被政府规划好的现代化生活并不是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的，由于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中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而这些并不被现代社会所了解和接受，这就导致了现代文化的扩张对于传统小众少数民族文化来讲成为了一种“侵略”。
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和诉求就有更多的现实可行性，因为“民族也是一种利益集团，民族的活动也就是民族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活动”[3]，并且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对汉族来说还比较滞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像马平先生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目前“边缘化趋势、弱势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相对汉族而言，少数民族在一定意义上讲，确属社会弱势群体。”[4]
鄂温克民族所经历的生态移民，是我们反思现代化的一个良好契机。通过对生态移民事件的叙述和亲身的参与观察来记录不同亲历者的声音，从而揭示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来促进各个利益群体间的相互了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对于边缘的少数民族而言，如何得到长久的发展是学术界和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移民事件就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在实地的田野工作中，主导生态移民的市乡两级政府官员向我表达了他们力图改善鄂温克猎民生活的良好愿望，我也了解到他们为早日实现鄂温克族现代化生活而采取的措施与帮扶行动。”[1]11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其本意是想要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但最终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想要保护多元文化，让它们在新时代下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发展，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但是，文化的保护并不能等同于强制地去改变一种少数族群的文化形态和生活状态，这并不符合政策人类学所提倡的利益公共性。保留多元文化、鼓励不同文化形态的交流与平等对话，才能使政策制定体现公共利益的真正内涵。公共利益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物质上的利益，更应该包含对人的人格、尊严、自由以及人们之间平等的肯定和尊重。
（三）启发：如何运用政策人类学来完善政策利益公共性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记录了在当前中国发展大背景下，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人群的生存状况，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记录了这些生存在现代文明之外人群的日常生活。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仅是对日常鲜活的生活经验的简单描述，而是借此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所存在的问题。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以所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更多的要具有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农民工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更进一步思考，这些在经济得到发展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本身就存在问题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被等同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尤其是总量数据上的经济增长，而很少顾及“发展”是否更加均衡持久，是否惠及更多人群，是否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就使得我国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片面地去关注经济和效率，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平等。同样，我们对待一些弱势地区“没有得到发展”的人群时，也是用经济利益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生活的。
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其社会结构都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少数民族作为其中特殊的一部分，更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优先考虑。中国社会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改革必然会对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冲击。因此，国家在政策制定上，一定要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调节多方利益，实现少数民族的长治久安。
政策人类学提倡人类学的知识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的含义是指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国家和人民共有的空间。政策人类学的目的是探索这些领域，并为实现这些领域的建设目标提供人类学视角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方案。各个民族群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客观现实是国家必须看到的，既不能回避，亦不能否定。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为例来说，为什么政府好心安排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之后引起了人们诸多的抱怨？如何改变那种不太积极的生活状态？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政府规划实施的这次生态移民中，我们看到那些习惯了在森林中生活的传统猎民是“失语”的，他们并没有主动参与到政府规划的生态移民工程中来，他们的诉求并不为政府所了解。因此，检验一项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要通过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来评判，是由他们真正的利益诉求是否能够被采纳、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而决定的。
传统的猎民不喜欢“外界的打扰”，那些对他们生活持不尊重态度的做法让他们反感，而“他们并不反感从外地来学习当地语言、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大学生和一些科研工作者，因为，他们能从这群人的表现中感受到一种尊重和友好。他们反感的是对他们生活充满挑剔和鄙夷目光的记者无礼的提问、对他们嫌弃和想改造他们的官员的指手画脚。”[1]203这就可以看出，当政府希望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少数民族群体时，更多需要的是对当地传统文化和居民的尊重和认可，而不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去改造他们。“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传统猎民思想上拒斥规划现代化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这使传统猎民陷入一种更深刻的痛苦之中。如果政府采取漠视的态度，不能提供相应的帮助，或者说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别人需要的‘帮助’，那么，这将会导致的结果注定是猎民传统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毁灭。”[1]205现代政策的制定往往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宏观的角度为出发点，而那些被迫接受或者落实政策的人民或是族群的真正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想要改变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就是要从政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田野研究的方法去了解、观察那些对象，深入到他们的文化当中去。
三、小结
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其文化特殊性和其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各自的轨迹，这就使得他们一直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对外界的文化不甚了解，有着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他们也有着许多误读。这就导致当国家企图制定政策来“改造”或保护少数民族时，往往会遭到他们的反感和抗拒。 事实上，在处理国家“现代化规划”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冲突和矛盾时，只有通过对彼此的尊重、理解才可能最终达成一致。如何能够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呢？这就需要政策人类学的介入。
作为一把“手术刀”，政策人类学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学，它所主张的是用人类学的知识指导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从政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看问题，通过切身的参与观察来了解被研究对象。作为不同人群利益代表者的政府，要本着公平、平等的原则来看待不同的利益群体。只有了解不同文化的产生背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谈判沟通，才能引起双方的共鸣，以制定出真正具有公共利益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J].西北民族研究，2006（8）.
[3]周平.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马平.少数民族利益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3）.
[5]王晓毅.生态移民：一个复杂的故事——读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J].开放时代，2011（2）.
[6]刘小强，王立群.国内生态移民研究文献评述[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8（1）.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thropolog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and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
LIU Yidan，WANG Xiaol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and Philosoph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and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 reflecting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olicy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pace of national planning， the heritage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nation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policy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of the national Orugiyago Wink as an example advocate through field survey method to understand this special group， triggering the minority policy think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ethnic minorities， policy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