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于珠三角地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性别、有无专业证书、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影响,企业性质和工种类型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有部分影响,是否参加工会和同乡会都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升农民工的法制意识,需要改革当前国家法制宣传教育“单向灌输”模式,实现规训认知和参与认知的双重主导,实现法律的规训认知向参与认知转交,促进对话空间的形成;同时要推动农民工的实践习得,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培育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