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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惑从小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我们念的是全区最好的初中，从进学校开始，考试就不曾间断。周考月考摸底考，期中期末大统考，名字各种各样，变着法地轮番轰炸，无非是想用火药教会我们尽早习惯面对残酷。然而对那些尖子生而言，这种残酷反倒充满乐趣，我想，他们一定曾将自己想象成乱世里的群雄、英超赛场的球星，或者华山之巅的剑客，在这无尽的比试中展示自己的过人才智。学校为每次考试统计的排名对我们不啻是一种残忍的揭露，但对他们却仿佛是提供了游戏的规则和判罚。人一旦有了些什么，就会沉迷于排行论次，在哪里都是如此。也许正是他们这种诸神之战般的得意心态，使我心生一计，想到一个能让我们也从中取乐的方法。每逢考试之前，我便掏出一本笔记本，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十个学生的名字写在上面，以“其他”结尾，接着招呼周围的同学给他们下注，赌这回年级第一会是谁。每人只能下注一块钱，不多不少，排名出来后赢者平分池子里的总钱。考试前夜的十二点，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往这群参与游戏的名字下面画上一条粗重的黑线，示意就此封盘。在教导主任抓住我进行全校通报批评之前，这个活动的规模相当火爆，几乎成了一场全年级的狂欢。杨惑也加入了进来，他可是那十个名字里的一个。你不能下注别人，我说，防止你放水。那我就下自己，他说着就自信地把一枚硬币交给了我。那笑容就好像是在水蓝色的清晨里拂过竹林的一绺微香的风，这让我好几天里都在琢磨这种从容的神情。我想，不愧是尖子生，连笑起来都是优秀的。我也跟着下了他的注。那一回，他果真得了第一，我们各得到二十块钱，一起吃了肯德基。他说母亲不让他吃肯德基，给的零花钱也严格控量，这才找我下注。那你接着买，我随口说，你行。他又露出了那种沉着的微笑，说，我正是这么想的。我咬着炸鸡腿看了他一眼说，可你也不能回回都第一呀？他端正坐姿，似乎来了兴致，神采飞扬地向我解释道，这次我们赢了二十吧，那就是说只要二十回里我得了一次第一就不亏。就算押我的人多，分下来十块总有的，你觉得给我十次机会，我会一个第一都拿不到吗？不会，不会。我一边摇头一边照他说的算，最后的结论确信无疑。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大概每五次就能得第一，毫无疑问的种子选手了。
那年区里搞人才引进，杨惑的父亲就从安徽举家搬到了这里。根据杨惑的说法，他父亲设计制造的减压塔可以把石油分馏得跟刀削一样利索分明，轻油收率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我听不懂这些，但我看到他家里常有大盒的月饼和螃蟹，就觉得至少待遇不错。很长一段时间杨惑邀我周末去他家里玩，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少练一会儿小提琴，但上午的奥数课还是免不了。他对奥数不算讨厌，却对小提琴心怀恐惧。每次学校搞文艺活动，他都被老师点名表演，他就在舞台上歪着脖子拉起来。琴声是婉转柔美的，然而他的表情却似乎裹着恨，或者怒，牙关紧咬，腮肉死绷，好像在凶狠地剥着琴弦的皮，我从未在别的时候见他露出过这种表情。我们在他家里玩着我带来的游戏机，一玩就是一下午，他的母亲脸上暗涌了层层愠色，我就在下个周末带了作业和他一起做，她的脸这才松了下来。遇到不会的题时，杨惑就去隔壁房间找父亲，没等我转了几圈笔，他就带着漂亮的解法跳回来了，这让我感觉他父亲无所不能得有点不近人情。后来，我想他母亲到底还是对我有意见，开始在我在场的时候也让杨惑练起琴来，我起身要走，她敷衍地劝一阵，就塞给我两个月饼送我出门了。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听见身后的琴声穿过重重硬墙在楼道上金丝银绸般散漫开来，脑中就浮起他那张咬牙切齿的兽样的脸。
我那时候想，要是杨惑的母亲知道她儿子正在我那儿成天下注玩，恐怕非打死我不可。后来教导主任在家长会上也把我这个“某同学”的恶劣事迹对着全年级家长大加批判，会后班主任还让我母亲单独留下，导致杨惑的母亲一回家就忧心忡忡地问他那个“某同学”是不是我。当然不是，他说，他没那么机灵。杨母拍了他一脑袋，这算哪门子机灵。你以后少跟他玩，我觉得这孩子不踏实。杨惑不置可否。你不会也去下注了吧？杨母忽然灵醒似的一问。他连忙摇头，好像摇得越快就越具说服力。而那时候我和他已经各赚了小一百块钱，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了。他每次都下注自己，我每次也就跟着一起，一开始是觉得确实他成绩最好，也最稳定，到后来这渐渐成为友谊的证明一类的东西，一种互鉴忠心的温暖仪式。有时他说他最近状态不佳，劝我赌另个尖子生，我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杨惑那一栏下。当然他并不每次都能得第一，状态也有起有伏，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我们的总账一直在变厚。杨惑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所以后来当他问我借钱的时候，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把钱打给了他。尽管那时候我的合伙人刚卷了钱逃走，我和杨惑也已有三年不曾见面。
“不想知道为什么？”他收到转账后发消息说。
“只要知道是你本人就行了。”我说。
“我刚回国，各种手续一直在忙，今天刚刚安顿了些，有时间吃个饭？”
“当然，看你方便。”
初中毕业以后杨惑去了市里最好的四个高中之一，也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名校”。那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学业紧张程度全市有名，比我们的初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杨惑却似乎反而越发活泼自在起来。他偶尔回来一次，每次我们都见面，每次他都笑得比以往更张扬，只有聊起学业时他才恢复了以往的沉着神色，若有所思地说，那里强手如云。接着又笑起来，那种让人心安的嫩绿色的笑，仿佛在说他也是高手之一。出国前最后一次回来时，他带了个女孩子，他们旁若无人地嬉笑打闹，与其说是情侣倒更像是兄弟，或者他正以这样的方式追求着她。问起来时，他们都对情侣的说法矢口否认，然后互相嫌弃又含情脉脉地对望一眼。他们说他明年要去法国留学，学校里的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可能直接上当地的大学。你也跟着一起吗？我问那个女生。我才不去，她弯着眼睛瞥杨惑，外国人有狐臭。你就是成绩不够，杨惑冲她挤眉弄眼。一年以后，她和我进了同一所大学，并且成了我的初恋女友。
那天和杨惑吃饭时，我就想起了这段往事，因为他又带了个女人一起，说是在法国认识的，现在在上海做室内设计师。这一回他大大方方地介绍这便是他的女友，已經谈了两年。长相上跟我的初恋一个类型，但性格却截然不同。话不多，笑起来也含蓄，像掩在水草后面。席间上厕所时他对我说，他准备回国工作，为了她，外国的银行卡在国内转出有资金上限，所以一时有些周转不过来。没关系，我说，我们之间不要说这些。 “你觉得她看上去多大？”他换了话题。
我回忆了一下她的脸，她的皮肤状态，她的优雅举止，她黑色连衣裙裹住的紧实的腰膘肉，说：“比我们小一两岁吧。”
“二十九了。”他说，“和丈夫谋定离婚，孩子归他。”
我听到自己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音，好像一列绿皮火车被小型剪刀轻便地一刀两断，无声无息地停下了。我提上裤子，掏出两根烟，示意他大可继续往下说。他摆摆手：我不抽烟。我便自己点了一根。
“父母不太满意，我是说，我的父母。”
“不难理解。”
“但我还是想试试。”
“你自己不介意？”
“孩子的抚养费由丈夫出，她一周去看一次，所以这个层面上没什么问题。”他一如当年和我解释下注策略时那样条分缕析，“感情上嘛，谁都有过去。况且我知道她对他已经几乎到了厌恶的程度，那对我就更没有影响了，不如说这种厌恶还使我多少有些暗喜。”
我点点头，吸了口烟。回到座位上后，我又仔细端详了一番那个女友，她的模样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仿佛在蠕动着迎合她的实际年龄。笑容像一只受惊吓的兔子，从杨惑脸上出其不意地蹿出来，他没头没脑地说起法国的见闻。他在大学里学统计学和应用数学，硕士毕业后就去了投行工作，投行苦啊，他笑着说，压力大。头都秃了，他女友软软地接话。这时我才发现他的鸭舌帽下没有一缕头发露出来。他们也许想到了他摘帽后的样子，不约而同地笑了，笑得很夸张，鹅一样，杨惑红着脸叫她别提这事，她仍然笑个不停。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初恋的时候，她和杨惑也是这样互相打趣。后来我反复询问，她都说他们是“世间至纯”的普通朋友，谁也没有追过谁，谁都看不上对方。多问无益，我就这么信了下来，但说不好在最后分手的那个夜晚我有没有重新冒出过怀疑。怀疑和信任的形状都如泥鳅般难以把握。杨惑接着问我的近况，我说了大学毕业后创业失败的故事，他们唏嘘一番，我说得尽量轻巧，才使气氛不致过于沉重。现在准备休息一阵，到时候再重整旗鼓，我说。他们为我加油。“听佩佩说你们分了是吧？”他问完就对女友解释了一下佩佩是谁。分两年了，我说，还是单身好。分别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杨惑的女友，有佩佩的影子，我想，也许我看谁都有佩佩的影子，尤其是当她们站在杨惑身边的时候。
和他们分别后我就去了盘里。那是一间酒店式公寓的套房，一间摆着张北欧风格的白枫木长桌，另一间小型储藏室里堆着各种杂物，掘开密不透风的衣物、纸箱和书报杂志，一只黑硬冰冷的全钢密码保险箱就会如酸话梅核般摄人心魄地露出来，剩下一间最大的房间里横一张巨型德州扑克专用牌桌，如同一只被供起来的长吻鳄鱼。我在这张桌子上已经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赋闲以后是这只鳄鱼在向我吐钱济难。盘一周开三次，一个月换一个地方，场景一直在变，鳄鱼却始终大张着嘴。我也许的确不踏实，但应该算得上机灵，至少在玩牌方面是如此。我不仅有一套读牌算计的本事，更自豪的是，我坚决保持着绝对自律，一晚上只买入两手，输光就决不买码。按照我的水平和相应的数学期望，只要这种自制没有损坏，我的总账就会稳定增长，一如当时杨惑为他自己下注的分析。杨惑从不令我失望。我亲眼见过人们是如何在牌桌上慢慢变成恶魔，被一时的不幸或者自认为的不幸冲昏头脑，向盘主一笔一笔地贷钱，这时，那个从福建来的青年（他精瘦如猴，面如焦土，穿的却都是名牌T恤，趿一双人字拖。眼睛又细又斜，好像两束流星在鼻峰碰撞，各朝耳根远远弹去。口音很重，笑起来时眼缝漏光，像藏了针。嘴唇突出，这使他只要嘴角一上扬就占据了全部的视觉中心，仿佛嘴里还套着五张厚嘴。很难想象此人只有二十岁，也许是他的丑陋，也许是他的行事风格，总让我疑心他谎报了自己的年纪）便不动声色地蹑进储藏室，锁上门，隔了一会儿出来，将筹码和现金交到他手上，笑脸盈盈地说：一天五个点。好几次我看见人们就这样一晚上输了十几万，然后消失一阵，再次走进盘里的时候已经卖掉了房子。马上就能赚回来，盘主说，你打得没问题。因此归根结底，这不是赌博，这是修性。须戒贪戒嗔，须将理智与情感一刀两断，须有佛性。我不懂佛，但我懂控制。
这天晚上我一直玩到了局散，赢了好几千块，离座时才敢放心地欢快起来。人们碎珠般丁零当啷地走了，盘主留在最后收拾房间。荷官从厕所門口出来，换回了日常的衣服。那一把暗三打得漂亮，她说。暗三总是很难防，我说，注意到她的脸比牌桌前柔美了几分。我们依次走进电梯，门合上的时候，空间抽动了，浪漫的失重感从我们的脚踝上升。我们各站住一角，像被拉长的弹簧，稍一松手就大事不妙。她侧对着我，尖下巴从长发里高高扬起，看着逐渐变小的数字。我感觉电梯在呼哧呼哧地紧缩，像聚光成火。清香如鸟在电梯里盘旋不已，带着我的眼神、我的燥热，在她瓷白的胳膊和小腿上四处翻飞。她终于扭过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出一声暖响，弹簧松了。
做完以后我起身喝了杯水，一条冰凉的细线穿过我的喉管，意识变得湿润透明起来。盘里共有三个荷官轮流当班，都被整形刀刻成了三胞胎。听不少盘里的人说起过她们在床上的样子。不假，我想。她短暂地令我忘记了自身的迷失。我们躺着聊了些盘里的事情，这个牌手那个牌手的，好像在聊我们共同的亲戚。接着我又开始试探她，想要再来一次，但她拒绝了。是对我不满意吗？我问。不，她说，但这是规矩，一天只能一次。我还以为我们聊得很愉快，我说。已经对你很好了，她说，都没让你先付钱。付钱？我说，什么钱？她坐起身来，在黑暗中不解地瞪我，你不会这么天真吧？我感到胸口在沙沙作响，说，我以为……没什么以为的，她说，我又不是鸡，逮谁都啄。我闭了眼睛，用黑暗遮蔽黑暗，用沉默克服沉默，只有叹气声像被剪断的发丝那样飘零而落。多少？我问。一万元。我猛睁了眼，扭头望她，好像被她的话烫到了。第一次一万元，她补充道，之后每一次都减半，一个月后再重新算。我沉思一阵，那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来看我五次，你的花费甚至还没开房钱贵。我一周就能找你五次，我说。她笑了笑，那再好不过。转账的时候她可能发觉了我的一丝不快，安慰似的说，就当你给女朋友买了包呗。我苦笑，你还挺会营销。那我抱着你睡觉可以吧？我问。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像在扫描我心里的邪念，然后说，可以，但不能乱来，你知道后果。我不知道后果，但我能猜到。大嘴盘主有一百种方式为他的小情人出气。那天晚上我觉得她的怀抱很温馨，买来的东西我们总是会分外珍惜。 那个月我一共找了她四次，往后她便用各种理由推托不见，直到下个月初的时候，她又嫣然地勾搭起我来，我没有理她。我再也没有和她睡过觉。
发现事情有蹊跷是在那年深秋。好几个初中同学发消息问我杨惑有没有问我借过钱，他们都在疑惑为何迟迟没有还钱。我说国外银行往国内转账可能比较困难。他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们说，但是都好几个月了，不至于这点钱都还不出来吧。他问我们每人借了五千块，确实不是个大数目。但那可是杨惑呀，我说。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当时也毫不犹豫地给了他。怎么会这样呢？就算真要骗钱也不是这么个操作法呀，我想，这段时间他还常找我喝酒呢。他说他已经在上海的摩根大通安顿了新的工作，并且和之前那个设计师女友分手了，因为她发现杨惑在大学毕业后在中餐馆端了一年的盘子，而这件事从没听他提起过，她一直以为他毕业之后直接去了投行。但是法国的竞争确实激烈啊，杨惑说，她也不是不知道，许多名牌学校的毕业生都经历过这些。但她就受不了，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失去了安全感。安全感，杨惑笑笑，说实话，像我们这种智商的人——他指了指我们两个——真要对女友瞒些什么，真的是太容易不过的事。说这话的时候他眉剑目星，谨慎而清凉的笑意在脸上影影绰绰，可是仔细一看嘴角似乎也未曾上扬。但我万没想到她会不理解我打过工，他继续说，往后就愈演愈烈，每天都要查我手机，一举一动都得向她汇报，不然就哭，说他令她想起了那可恶的前夫，就这么着，我提分手了。没有家长的原因？我问。他顿了顿，说，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几种原因，造就一种结果。说完就抿了口酒。我想到杨母在他家中走动的身影。我问他现在还拉小提琴吗，他似乎被这个问题电了下，几秒钟后才缓过来，说，不太拉了，但是捡起来很快。我们还聊了游戏之类的话题，总之气氛融洽，一度忘了自己曾借过他钱。初中同学们劝我催催他，让他有点紧迫感，我就发了条消息给他。他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等那边资金进来就有钱了。”
我怔了一会儿，开玩笑地说：“你这个说辞是越来越像骗钱的了。”
他没有回复。
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件事，“一个大项目”，这怎么也不像是杨惑能搬出来的低劣理由。低劣得甚至有些诙谐，仿佛大象在学猫叫。继续深思却又发觉，低劣归低劣，一时之间竟还真找不到什么漏洞和驳辞。也是啊，要真是骗钱不早就拿了钱跑路吗？怎么还会让你联系得到他。琢磨不透，便不再琢磨。毕竟那可是杨惑。
翌年情人节，一个初中同学问我有没有看到杨惑的朋友圈，我翻了翻，发现他晒了张合影，和他的新女朋友，花团锦簇，餐厅富丽。这人这样大手大脚的，怎么就是不还钱呢？初中同学说。你有催过吗？我问。当然，我说我要读博士了，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学费都快交不起了，他只是说他会尽快还。他怎么变成了这样？初中同学的语气听上去很焦虑。我说，我也不清楚。你也去催催吧，他跟你关系最好。我试试，我说。他不是赚很多钱么，怎么就短这五千块老还不上啊。你说他不会是赌钱了吧？不像，我说。确实不像。我见过不少赌钱的人，他不像，他的眼神不脏，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那就是玩了杠杆搞大投资失败了？他继续猜测。大投资也不差这五千啊，我说。他沉默了，好像在继续思考有什么别的原因，也许是再也想不到了，便回了一句：搞不懂他，这都快一年了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和他绝交了。
我发消息给杨惑：又谈恋爱啦？
“对。”他说，“这个我很喜欢。”
“之前那个不喜欢？”说完我才意识到此刻他们应该还在一起，又是情人节这种气氛，他的回答用膝盖也想得到。
“不一样。”他说，“这个我感觉是真爱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话，但是我没再问下去了。
六月的一天盘里发生了件事。
那天的雨仿佛火烧连营，乌泱泱红彤彤汹涌一片，映得电光缠着黑光，黑光卷着水光，在窗外的画幅里噼啪作响，像九千只碗一把一把往地上摔。我们在屋内门窗紧闭，却仍能嗅到雨夜的泥泞气味，听见树叶的庞杂窣响。荷官无声地洗好了牌，训练有素地给每人发了两张，并示意枪口位开始下注，一系列动作宛如在冰上进行。这不是上次那个荷官，但给人的感觉相差无几。自那以后我时常带着一种轻蔑的微笑看她们，那面容酷肖的尖下巴三胞胎。在白炽灯下的某些角度，这些脸显得怪异极了。我在想象中把她们每一个人都已用残酷的手段教训了一顿，她们罪有应得。但在玩牌时，我从不想这些。这天晚上我的手气不太好，这一把又早早地弃了牌。我平心静气，感受自己呼吸的质地，思考接下去的策略。有时我会幻想杨惑在这张桌子边的情景，试图将他打牌的模样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事实。真的不像吗？我自问道，一边观察身边的赌客。一个体型壮实的大鼻子青年人脸色血红，双眼外弹，他刚输了一把大的。一个穿低胸装的胖女人看了自己的牌后就继续在手机上打牌，她总是这样一心多用，但打得不怎么样。一个穿白色汗衫的光头汉子叼着烟把盖着的牌捏出细微的一角，低下头眯眼窥看良久，好像在瞄准两牌空隙里的一条蛇，看完他又扫视了一圈别人，扔出了筹码加注。哪个都不像杨惑。盘主坐在一旁边玩手机边朝这里瞄一眼，吃不准他是在瞄牌局还是荷官。正是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我的外卖。”光头说。门外的人也这么喊。盘主放下手机快步走到门口，脸贴到猫眼上，好一会才揭下来，把门抽出一条狭长的竖缝，一只手闩着把手，一只手伸进缝里，好像被门沿和框唆着。
“不好意思，雨太大了，稍微送迟了些，希望能够体谅，不要给差评。”门外的人说。
“知道了。”盘主咕哝似的说。
两只手在门缝处迅速交接，不知怎么的，那儿传来啪的一声闷响，循声望去，盘主的腿边一只外卖袋歪斜地软了，琥珀色的混浊液体浸透袋底，在门毯上漫了开来。“对不起，我去给您换一份。”说着，便见到门缝松了一些，一个蓝色的身影在那黑口子里呼的一声矮下去。“我自己来，你走吧！”盘主厉声说。他握住门把的手臂露出了青筋。牌局暂停了，所有人都在看着门口。光头仰着脖子，似乎在心疼自己的食物。“实在不好意思！”外卖员不知从哪儿抽出了纸巾，兀自在地上擦着，下蹲的动作使他的身形宽了起来，那件廉价的蓝色制服烁烁灼人。“我让你走你听到了吗？”盘主将门向外推，顶着外卖员的膝盖。他悻悻地站起来，用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恐眼神看着眼前的男人，盘主瘦小背影后面的表情想必更加可怖。這时，我看见外卖员的眼珠移开了，直冲冲地对着我，对着我们绿莹莹的牌桌，对着桌上一摞一摞的彩色筹码，对着白衬衫黑马甲的荷官，好像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在终点大张旗鼓地燃烧了起来。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迷惑和慌张，我并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意识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即使意识到，是否真有胆量去报警，但无论如何，盘主已经拎住他的领子拽进屋内，砰地关上了门，把他钉在玄关墙壁上，往他的小腹攻城锤般送了一拳，痛得那人直弯腰。“你瞎看什么？叫你走听不懂吗？”他说，“我可告诉你，你的名字和电话订单上都有，如果敢给我捣乱，你就等着吧。”“不敢，不敢。”那人连声叫道。荷官关上了房间门，外面的殴打声仍持续了一阵，几支长柄伞落到了地上。大雨在身旁的窗外摇天动地，无数双紫红色的手在拍打着玻璃，车辆闯入雨幕，车辆逃出雨幕，粘连出一串盘主的骂声。雨幕被车辆扯破，车辆被雨幕撕裂，露出了一团外卖员的哀号声。东倒西歪的黑树叶被车灯照成了一块块瘤，那些瘤拳打脚踢，头破血流，风一吹，扑簌声搡着呜咽声滚进屋内，撞到墙上，溅成一扇浓墨重彩的孔雀尾。那片灯影很快就吓得飞走了，窗外又漆黑一片，洞若观火，只留下屋内的十余人继续拨动筹码的脆响。外面的门打开又闭上，拖鞋趿地的声音黏糊糊阴冷冷地游了进来，爬上房门，拧动把手，门甫一开，一张大嘴就堵住了所有的空间。那张嘴出乎意料地两头翘起来：不好意思朋友们，这把打完今天就散吧，明早我换个地方，晚上再叫大家玩。 以后看来还是得小心一点，荷官笑着看他说，拿外卖时注意关房门。
离开的时候我看见那袋子外卖还孤零零地垂在地上等待收拾，写着外卖员姓名电话的订单纸又皱又湿，我看着那个名字，没来由地想道：他该不会是死了吧。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样只会徒增麻烦，盘主清楚得很。他和光头在后面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直到我走后他们还在密密麻麻地低声说。他们应该是最后两个留在房间里的人。那个光头我此后再也没见过。
事实上，这件事以后我有好一阵都不再去盘里了。有几次我还梦见那个外卖员可怜的身影，他在我脑中像一块沉甸甸的瘀血。我想，是时候回到正轨了。但创业已是不可能，资金量小力微不说，之前合作过的投资者和商业伙伴也因为后来的事不再有重归于好的希望。我试着在网上应聘，结果也不理想。我忽然发觉自己犹如一层被蜕下来的皮，从人群母体的生龙活虎之处黯然剥落，逐渐变薄，直至虚无。这时我想到了杨惑，我问他“大项目”如何了。他说——他新的借口——他母亲不太待见那个新女友，将他的工资卡给收走了。一个典型的杨式理由：乍听之下荒诞可笑，细一推敲卻又未尝不可能，同时也没有暴露“大项目”的漏洞——资金到了，可惜卡被收了，如此顺理成章。我又敬又忿，说，我最近快吃不起饭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神秘兮兮地要我下载另一个聊天软件，说要推荐一只股票给我。“微信上有人监控，”他说，“我们行业内的交流都用这个。”我于是在那个软件里跟着他的指示和信息炒股，但我将信将疑，只买了几十股。“你别对别人说，”他说，“这种事其实是不允许的。我想你应该懂。”“我懂。”一个月后，他在软件里言简意赅地说：“抛。”我便清了仓，第二天，该股果然大跌，再也没起来过。看来虽然形迹可疑，他在摩根做私募经理这件事还算真实，消息精准可靠，我便跃跃欲试地打算在他的下一个消息到来时投入重金，然而再问起来，他便一直说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他并不知道我上次几乎没有投入，也许他以为这样便算是还清了债务，或者至少减轻了负罪感。我有些后悔了。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杨惑来找我打麻将了，我想是因为他的朋友已经所剩无几。也许是我催债的语气比其他人更委婉，频率也没这么高，并且还愿意同他聊聊感情和生活，使得他仍视我为朋友而非别的什么更冷漠的身份。我对他是什么感觉我越来越说不清，可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在他还钱之前，我同他进行的每一次对话都在损耗一些珍贵之物。我历历分明地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失去，就像看见秒针一格一格地夺去时间，佩佩一日一日地消磨对我的爱意。
我答应了杨惑，因为他说他女友也一块打麻将，还有一个她的朋友。我对杨惑还钱已经信心寥然，决定从他女友做切入口。倒不是说这五千块对我的生活能起多大的改善作用，但它意义非凡。它的象征性对我至关重要，我对此深信不疑。
杨惑的新女朋友名叫米莎，从她的脸上能看到几十支水光针齐齐扎进皮肤的过程，能看到冰冷无情的手术刀在鼻翼上精雕细刻的轨迹，一沓厚比一沓的钞票将她的额头填得像一袋饱满的大米。不过，如果稍许抑制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很容易就会因这副皮囊感到赏心悦目，那绝不是荷官之流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米莎每天去公司做四小时直播，然后就回到家里，一边在手机里播放电视剧，一边哼着小调为杨惑做饭。她的房间里音响设备一应俱全，光麦克风就有好几支，无一不闪着金光。“这些不算什么。”她说，“公司里的设备还要好。”听杨惑说她花钱很厉害，自己工资卡又被没收，所以手头紧得很。我心想，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人会为男友做饭吗？也许真有这样的人吧。她知道你借钱的事吗？我问。知道，他看上去很无辜地说，我也因此说过她几回，但她已经养成了习惯，没办法。可你欠着兄弟的钱也不好，大家都是从小的朋友。我知道，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优雅地低下了眼睛，好像小马驹在等待主人。
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缝隙插进借钱的话题。起先他们问我的近况，我说我在微信上卖起了烟，可惜你不抽。我女朋友抽，他很快地说，到时候我问你买几条。我看了看上家的米莎，她正专心码牌，好像没听到我们的对话。
我问杨惑是否经常打麻将，接着顺势问他了不了解德州扑克之类的游戏。“我在法国玩过，”他说，“但不多，因为他们都玩得太大了。”
“你玩得好吗？”我问。
“南风，”他不骄不躁地回答道，“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概率游戏。”
杨惑在德扑桌边的画面此刻又在脑际晃晃悠悠地显现出来，我的心跳开始变快。我忽然冒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念头：盘主曾提到，如果介绍别人来玩，他每次贷钱介绍人都能从中抽成。想到这一点让我神经紧张，甚至认错了幺鸡和花牌。
“那你没有试着靠这个赚赚零花钱？”我决定先试探一下，“你肯定行。”
“我还是更喜欢麻将。”他像是知道我接下去的打算似的一句话瓦解了试探。
“我的意思是，你靠那个就可以轻易还完欠款了。”我想这么说，但不知怎么地噎住了。我同时看见了那个外卖员弯曲而痛苦的身形和杨惑小时候的模样。我试图将眼前的影像抹去，不得要领地将橡皮擦来回擦拭，好不容易心头一横准备接话，他却抢先一步开了口：
“我敲了。”他把门前的一张牌叠到碰牌上，示意听张。轻而又轻的“嗒”一下，这一声使我彻底泄了气。
“这么快。”对面的女生说。
“你都不让让我们。”米莎说。
“星座运势还说我今天有偏财运呢。”对面的女生打出一张牌，“不准不准。你男朋友是什么星座？”
时机就此一溜烟地远去，两个女生像穿越话题的迷宫那样匪夷所思地前往各个匪夷所思的角落。我等待着下一次谈话空隙的到来，暗自盘算着问杨惑有没有和别的初中同学聚过，由此再度切入我们心照不宣的中心。然而，空隙始终不曾到来。桌上的谈话像是踩着某种音乐的节奏，连停顿的时间都变成谈话的一部分，多一秒少一秒都经过计算，多一句少一句都破坏乐曲的连贯，我几乎以为这三个人统统看穿了我的心思，用这样一种奇迹般的配合阻止着我。我们一圈接一圈地打着，自动麻将桌一轮接一轮地翻着，杨惑又第一个敲了。那曲隐形的音乐还在我们的头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终于，步点发生了踉跄，它体力不支，轰然倾塌。米莎愁眉不展地望着自己的牌，手指在牌上东碰碰西点点，把眼前的十几张牌分开又并拢，终于下定决心似的抽出一张，到了半空却又忽地缩回，过了几秒，对着另一张牌又重复了一遍。她歪过头，咬着下唇冥思苦想。空气已经寂静了很久，她犹疑权衡的样子将所有谈话的氛围都一扫而尽。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杨惑说。
“你可快来！”米莎仿佛一直在等这句话。
杨惑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走到米莎身边蹲下，认真地看起牌来。他们的手自然而然地在米莎的腿上牵到了一起，好像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杨惑对她耐心地解说：打这张，熟牌……下家打了……你看，这样，三面听。他的声音沉稳忧伤，积雪一样轻柔地在地上覆了一层又一层，好像不是在讲解，而是告白。这时候，我看见米莎扭过头去将自己的微笑春雨般抿在了他的额头上，这个动作极其隐蔽，却又极其大方、极其坦荡，既克制又深情，既随意又郑重，既飞快又长久，只是一个薄如蝉翼的称不上是吻的吻，却让空气中的什么地方发出了动人心魄的震响。杨惑中断了解说，仰头看了她一眼，又继续说了下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我从他的眼神里明白他曾说的真爱并不是假话。这使我在那一天彻底放弃了催债的想法。
这天最后，杨惑和米莎各赢了几百块。我以转账为由问米莎要了微信，打算之后找机会问她男友借钱的事。如果牌桌上多少讲究脸面，那私底下总有办法可以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事实上，我疑心她压根就不知道杨惑欠着兄弟们几万块钱。
又是一年深秋，街上有了凛冬逼近的气息，落叶被寒风赶着在地上拼命打转，人们露出来的皮肤越来越少。米莎却仍穿着一条藏青色齐膝褶裙，着一对肉色丝袜来到我面前。“你不怕冷么？”我说。
“别看这样，这袜子可厚了呢。”她笑着说，“这么穿方便，不然到了公司还得换衣服。”
我马虎地点了几下头，说：“走吧。送什么你想好了吗？”
“没有啊，这不是来找你帮忙了嘛。”我们隔着一臂的距离并肩走进商场。
“还有一个月才到他生日，你这么早就开始准备？”
“早点准备心里安稳嘛。”她说，“先随便逛逛，找找灵感。”
米莎不可谓不好看，然而此刻我对她毫无那方面的兴致，陪她出门为杨惑挑生日礼物也不过是为了可以借机打探关于他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让杨惑还钱”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好像一旦目标完成，我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有时它甚至带给我一种侦探游戏般的乐趣，我频繁地整合已知的所有信息，列举杨惑这诡秘行为背后的所有真相可能，有一些瞬间，我几乎希望他能永久地这么欠下去，让这种神秘始终笼罩在我们近二十年的情谊里，并在今后的二十年、四十年，继续长此以往，在每次我们相逢时、饮酒时、各怀鬼胎时，都有无穷的微妙情愫和复杂人心供我摸索和把玩。然而，那毕竟不切实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两天以前，当我一如往常打开微信小号准备接单卖烟时，发现它已经被举报封号。是谁举报的呢？为什么你买了烟还要举报我呢？那道血红色的感叹号标志像一声拉得极长的警报，呜哇呜哇地警诫我的生活再一次走错了方向。我叹气，我顿足，我无计可施。米莎在前面兴致勃勃地挑着衣物鞋帽，不时问我哪件适合杨惑。爱情使她充满了廉价的快乐。我问米莎，你喜欢杨惑什么？他很聰明，她说，也很爱我，长得也不错，简直完美呀！他是不是经常买礼物给你？我问。她走向下一家店，边说，这倒没有，都是我自己买的，别看现在直播没落了，小平台上的收益还是挺高的。
疑团重重，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我接着又想，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谎的呢？
“哎，杨惑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扭头问我。
我想了一阵。
“和现在差不多。”我说，“聪明、潇洒，有时候完美得反而让人琢磨不透。”
她嘴角向下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一点也不潇洒，经常傻乎乎的，我也傻，我们就一起傻。我们互相学狗叫，互相开低级的玩笑，有时候看上去彼此嫌弃，可是下一秒又笑着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刻。很难想象吧？他也有这一面。”
我回想起他第一次带佩佩来的画面。他们固然没有当着我学狗叫，也没有抱在一起，但我试着想象他们这么做时，好像也未尝不可。或者这些事在我不知道的场所和时间未尝不曾发生过。
“没想到。”我说。
“他常和我提起你。”米莎看上去心不在焉地说，她的目光在周边的店门口滑来滑去。
“是吗？”
“嗯。”她说，“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从小就在一起玩。刚回国那一阵还问你借了钱，这件事也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有点诧异她主动提了借钱的事。
“他和我说过，留学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事实上常常感到孤独。”
“我明白。”
“不过现在好啦。”她快慰地说，“总算是回到了国内，朋友都在身边，工作也稳定了下来。最主要还遇到了我。”她欢快地笑起来。
我想提醒她那笔钱他现在还没有还，但看见她在柜台上哼着抖音流行的小曲活蹦乱跳的样子，一股不知何来的暖流拥住了我，好像一群劝架的人。我乘着这股暖流，九曲连环地来到自身心底的幽谷，透过那里的水雾和山岩，意外地发现我实际上为他们俩感到高兴。廉价的快乐也是快乐，肤浅的幸福也是幸福，表面的笑容，到底还是笑容。商厦宽大无边，坐地百尺高，店铺像一只只巨型冰块整齐地在两边排开，夹着当中熙攘的人群，把宽阔的走道变得逼仄拥挤。衣帽、首饰、玩具、电子用品让米莎挑花了眼，她对着手中的物件沉思默想，左右端详，一边问我的意见一边皱着眉头，或是舒展笑容。那副认真思考的模样如此引人注目，好像她不是在逛街，而是在寻找凶案的线索。好不容易，她挑中了一顶法国名牌的帽子，他现在离不开帽子，她说。她问了价格，脸颊一跳，我清楚地看到她拿着帽子的五指痉挛般抽动，五条又细又嫩的锯齿样的电流。她犹豫了一会儿，无辜地对我说，这可是一件大衣的价格。显然，这家的大衣价格更惊人，我说，不如先去别的店看看，我觉得应该有性价比更高的，比如对面这家。她看了看对面的皮具店表示认同，依依不舍地放下了帽子，对店员说：先帮我留着。对面的皮具店价格也不菲，可她觉得价格不菲的包要比价格不菲的帽子来得划算得多。这个包好，她说，他毕竟是投行人士，拎的包也得体面些。我点点头：印象里他也确实没什么像样的手包。听我这么说，她便拿着它和店员讲起价来，我就坐在换鞋凳上看她的背影，长舒一口气。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陪女人逛街总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事。我无聊地四下张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佩佩。她正从对面那家法国名牌店门口出来，手里拎着店里的购物袋，崭新而饱满。我想我一定是看错了，因为佩佩后来也去了法国，听说还准备在那里常住。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不讨厌外国人的狐臭了。但我的目光紧紧地贴在她身上，怎么也揭不下来。她出门便拐了弯，侧对着我，头颅在人群中若隐若现，好像溺水的人，至此已向我展现了二百七十度的面容，这二百七十度和佩佩分毫不差。绝不可能是别人，我想，我耳根发热，我胸膛着火，起身追了出去。十几个人阻在我们中间，几十个人围在这些人两侧，我一边试图拨开人群，一边在五颜六色、盘根错节的手脚臀头里瞄准身影残缺不全的佩佩。她披着及肩长发，麦黄的发尾松鼠毛似的微微翘起，着一身火红色紧身毛衣和过膝长靴。这是佩佩吗？我一边追赶一边自问。为何从没听朋友们说起她回国的事呢？可是她背影的线条愈发清晰，她手提的购物袋摇摇晃晃仿佛也来自我记忆中的画面，仿佛这购物袋也是我所难忘的她的一部分。另一只手，我终于看清，挽着一只长着西装皮的粗壮的右手。我停下了脚步，顺着那只手抬眼，一个短发精干的年轻人的后脑勺在和她交头接耳。我不敢上前了，但转念之间我又变了主意，这是佩佩吗？我一定得弄清楚，于是我又快步跟了上去。我们仅隔五六米了，我几乎闻到了佩佩身上熟悉的体香。他们看看东，我跟着他们，他们瞥瞥西，我跟着他们，他们在尽头右转，我也跟着他们，但是当新的大理石路铺在我面前时，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人群中的火红毛衣，火红毛衣旁的齐整寸头，昂贵的法国名牌购物袋，哪个都了无踪影，仿佛只差几秒的时间，他们的转角就像上一班公交车那样开走了，我转进的只是似是而非的下一班车。人群还是如蜂群般涌动，他们色彩灰白、平凡无奇的脸和后脑毫无美感地遍布在走道上、扶梯中、店铺里。扫遍视野里的每一个角落，佩佩和那个男人齐齐消失，简直就像是海市蜃楼一般。 米莎问我怎么不见了，我说我去上了个洗手间。我一路上到处发消息问我和佩佩的共同朋友，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她回国了。然而我始终无法认为这是梦境，或是幻觉，我想象佩佩和那个陌生的西装男人说笑的神情，想象购物袋里所盛衣物的高昂价格，想象她在国外经历的一切，想象自己，感到羞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我怅惘地叹了一口气，看见那团赭红色的气体在空中久久没有散去，它变化多端，最终形成了一条描绘着女人胸、腰、臀的凹凸曲线，一扭一扭地在我视线前方牵着我的鼻。秋天是沿着这条魅惑的曲线走向尽头的。
我又去盘里了。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赢到那个法国品牌一件大衣的钱就走。我不知道这是在和谁赌气，也许不过是给自己的放纵或发泄找的借口。但是，这并不难，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盘主龇开那张吞并一切的大嘴，问我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刚卖了一套房子，我说。他笑得更厉害了，好像我们一起捉弄了谁。你又没贷钱，哪需要卖房子呀，他说。房子太多，揣着重，我说。盘里的人都笑了。
目标迟迟没有完成，第一天就进了水下，往后的几次都在一丝一丝艰难地平账。但我没有放在心上，每一次都如失忆般重新开始。牌桌使我激动，牌桌使我冷静，牌桌使我想起胜利或者迈向胜利的时光，我在这时候才像个英雄一样昂首挺胸，目光冷峻。概率、数字和牌型在脑中跳跃腾挪，它们像蛾子扑棱着翅膀，披着日光灯洒下的光晕，扰动荷官身上的香气，凿穿每个人怪石嶙峋的脸，在他们急遽收缩和放大的瞳孔边呼啦啦地腾空而起，又沙沙地贴桌盘旋，鸡鸣狗叫，大喜大悲，使我忘记过去，看见未来。久未谋面的荷官看着我笑，冶艳地笑，试图以此从我记忆的深海里锚一样缓缓地拉起我们摧枯拉朽的夜晚。我没有吃这一套，我赢钱了。在这湾浑浊虚假的笑容里我赢钱了，比那件大衣的钱还多，我大口大口地透气。作为余音，我再玩三把就走，不然他们不会轻易放我，我弃三把牌，然后起身走人，每次赢钱时我都这么干。但这次不一样了，我拿到了一对K，这是无论如何也弃不得的好牌。我打得很凶，好牌需要做隔离，两家跟注了，第三家甚至加了注，我不怕他，他是个松手，拿不起对A，我继续加注。他全下，我照跟不误，另两家把牌一扔，仰着脖子看好戏。果然，他是三四同花。看到我的牌后那人敲了一下桌子，从鼻孔里爆射而出的叹气声把牌震出一个洞。荷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无妨，我想，这把赢了今晚再让你骗一次。我对着她那双狐狸样的眼睛露出了微笑，甚至都没有注意她发下的牌。看官起了声长哄，我低头急视，翻牌三张里仅有一张四，没有花面和顺面，我仍镇定自若，胜率还是我大。那人一动不动，眼球鼓起，抻了脖子杀人样瞪着荷官的白骨手。盘主也放下了手机旁观起来。第四张是无关牌，这样一来我便有九成胜率，下一张只要不是三或者四那就是我赢了，比自定的目标超出了一倍。那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他躺到了座椅靠背上，恋恋不舍地最后拨弄着自己的筹码。可是下一秒，也许更久，在一阵哄堂的爆炸声中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所有人都发出咿咿呀呀的怪叫，房间内一时酷热难当，只我一人仿佛寒冷街角的弃婴那样孤零零地看着最后发下的那张黑桃三。黑桃总是意味着不幸。顷刻间我一无所有。Bad beat，意思是被小概率牌翻盘取胜。兄弟对不住了，那人强装礼貌，喜笑颜开。KK全下一点问题都没，盘主说，碰到Bad beat就连Tom Dwan也要吃瘪。他拍着我的肩如此安慰道。我要贷钱，我说。我的策略没毛病，我相信运气总敌不过概率。可是我错了，也许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只是在这一刻它才从月牙背后露出了阴笑。那一圈呜哇呜哇的警报声在耳边轰鸣，我听见杨惑说这游戏很简单，不过是算概率而已，我看见那个陌生的寸头男子伏在佩佩身上的猪样的躯体，她穿金戴银，她璀璨夺目。我感到荷官那高耸的颧骨牵动着脸上其余的假肉，做出了鼓励、嘲笑、怜悯、爱慕的表情，它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这张脸，挤得她发出痛苦的娇吟。第一次一万块，她赤身裸体地说。我赤身裸体地发抖。在我意识到自己早就失去冷静的时候，我已经贷了十万块钱，一输而尽，到后来我甚至以输为快，好像我在体驗别人的人生，一掷千金，花天酒地，好像我输了是在施舍，赢了是在受贡。直到盘终人散，站在初冬无垠的大风中央，我才脱离了这种疯狂，像是灵魂出窍或者灵魂入窍。紧跟着清醒而来的是对刚刚发生的一切的难以置信。这乖戾的既定事实看不见摸不着，思考起来显得像是天方夜谭。接受这个结果花了我好一阵时间，最后在家里那张衣被乱叠的单人床边通过两汪浓浓的泪水把欠下的贷款彻底润进我的意识。
我发消息给杨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他还钱。数目虽然杯水车薪，但它对我如此重要。我原以为他睡了，或者装作睡了，或者又想了个别的什么借口，我打定主意，如果真那样，我一定会撕下脸。可是，他却还钱了，他还了我一千块，然后告诉我他的父亲得了晚期胃癌。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早就已经成了他身上的固有属性，但此刻我还是为之错愕。我把这个消息又反复看了几遍，确认汉字和含义之间的联系。
“刚做了手术，现在在住院，大约两周后开始化疗。”他发了语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再无耻，不会编这样的借口。我把那一千块又发回给了他，说：“那这钱你先用着吧。”
他拒收了：“这不打紧，现在和爸妈住一块，开销都是他们来，我个人暂时也用不着什么钱。”
我不清楚手机界面上显示对方拒收的时候我是否怀着某种窃喜的心情，但我试图不去捕捉它。接着，他又发来了一条语音，打开的时候我有些心惊，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枯槁、干瘪、遍体鳞伤，它犹犹豫豫地蹒跚而来，钻出听筒时已经狼狈不堪。在几秒钟前还不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有空喝酒？”那个声音说。
“就现在吧，”我说，“方便吗？”
“正好，”他这时的声音又恢复了正常，“来我家可以吗？我妈今晚照顾外婆，就我一人在家。”
“好。”
杨惑的家还在老地方，他的父母当年望着飞蹿而升的房价畏首畏尾，总认为这种病态迟早会终结，等到他们意识到房价在高空盘踞的时间将会久得超过他们的想象时，手中的存款已经无力去亡羊补牢，无奈之下只好把房子重新翻修一遍，多出来的钱聊胜于无地做些投资，以及供杨惑上学。杨惑在这么说的时候显得事不关己，好像在谈论别的人家。我们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是新换的一个设计师品牌，颜色很新潮，青团一样，坐下去时好像陷在泥里。没有买房，他们就有很多闲钱去置换好的家具。他说完就往茶几上的方杯里斟酒，蓝牙音响里流淌出也许是爵士风格的轻音乐，钢琴悠然而动，铃鼓沙沙作响，他说了个名字，我不认识，也没记住。我四下环视着客厅，白色比以往更多了，整体的色调也显得活泼，好像住在里面的是一对年轻情侣。起初我以为是错觉，感到屋子变得宽阔，后来才发现家里没有过去常见到的月饼或是螃蟹了，也有可能是早都收拾起来，总之它看上去空空荡荡，寂寥得很。我这才想起我几乎没有在他家的客厅里久坐过，最为熟悉的应是他自己的房间，毕竟我在那儿待的时间最长，毫无疑问，那里也变了。我感到这栋屋子好像一个化妆刻意的老女人参与进了我们的相聚，它已经老了，可是它不愿承认，死皮赖脸地强塞给我们温暖。 我们碰了一杯，一饮而尽，馥郁的黑方，不掺水不加冰，敲锣打鼓地沿着脊柱下滑游行。他看着酒杯，没有起身再斟，沉默捆住了我们。我想他是在回忆父亲在病床上的样子。上次见你时他还完全没有迹象吧？我说。我的话好像把他从深水里捞了上来，他说，对，很突然。每年都体检吗？嗯，他说，但是没用，查不出什么，都是些常见的毛病。前段时间他觉得没胃口，去做了检查，胃镜做了好几次，不太好，但不至于这么严重，最后做了切除手术，发现肿瘤是在胃黏膜的下边。我的脑中推出他父亲的模样，和杨惑一样棱角分明的脸，说起话来一板一眼，好像每一句都是用句号隔开，每一次隔开都有智慧在氤氲。我想起他轻而易举解开奥数题目的样子。在那个富有才华的躯体里，肿瘤如同蓄势待发的乌云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随着胃袋膨胀收缩、翻滚蠕动，身手敏捷地躲过一道又一道来自胃镜的隐形光线。我望着杨惑的脸，他把酒瓶和酒杯提在手里，换了个更随意的坐姿。我说，那好像也没有办法，该做的都做了，无奈它如此隐蔽。他又往杯里倒酒了，边说，他以前得过胃溃疡，所以一直以为是那留下的后遗症。也许真有关系，我说。多多少少，他说，几种原因，造就一种结果。然后又沉思了一会儿，我也沉思，回想在哪里曾听他说过一样的话。心情也是原因之一吧，他沉思后得出结果，几年前我爸在炼油厂风光正劲，眼看着要被提拔成为厂长，结果一天夜里，厂子里的两个值班女工起了纠纷，其中一人用剪刀剪穿了对方的喉咙，接着自己从减压塔顶一跃而下，地上紫黄色的脑浆花了三天才冲洗干净。这事当然和我爸无关，但毕竟是他的下属，属于监管不力。力也好，不力也好，出了这样的事故，他难辞其咎，虽然没有停职，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那以后虽然他不太表现出来，但我还是能感到他有点郁郁寡欢，身边人的态度多少也有变化。是有人在搞他？我问。这倒不清楚，据说那两个女工是同性恋，其中一人也许有精神病，因为情感上的矛盾一时冲动，发作了，当然，真要阴谋论起来总有说法，不过这样就没底了。他平静地说道。我们又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喝了点酒，突然他脸上的肉开始抽动，仿佛沸腾了的水，颤抖着说：你不知道我爸现在成了啥样。
我想象一些通常能想到的画面，接着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他给我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对丧父或者即将丧父的情感很难感同身受，我把母亲的角色代入了进去，说了些安慰的话，尽管我不太擅长安慰人。反倒是他好像特意顾及我的不安，把话题牵到了别处。他问我后来有没有再炒股，我说没有，没有消息我就不会炒股。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炒股比玩牌更像赌博，转念我就想起了我贷款的事，可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又聊到了感情。他说在他父亲住院的时候，米莎的父母常常送来鸡汤，可显然杨父已经不能喝鸡汤了，他们还是执意要送，说给家人喝喝也好，还老是说要来看看杨父。杨父不愿让人看到自己这副憔悴不堪的模样，他们却仍提了好几次，就这样杨母气了，杨父也跟着气。他们本就不喜欢米莎，觉得直播这职业不体面，又不是本地人。可我们本也不是本地人，杨惑说。他母亲更气了，说，有户口就是本地人，我看他们就是想攀我们家。可我们家也没什么高贵了，杨惑想这样说，但他念及父亲就在一旁，就把话咽了下去。他提到母亲时眼里有种冷酷的意味。那你呢，我问，你介意这些吗？当然不，他这么说着但语气是怯弱的，不过我父亲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恐怕……无论如何，亲人和恋人如果只能二选一，那我毫无疑问是选择亲人的。说完他神情凝重，好像这件事才是最让他苦恼的部分。我想起米莎为他生日买的手包，生日就在明天，不知她现在做何感想。我爱她，杨惑好像经历千辛万苦算出某道题的答案似的说，千真万确。这时我感到他真诚得像一粒盐。他在手机上打下“大项目”三个字的时候脸上也是如此真诚的神色吗？我不禁如此想道。
大项目，大项目。我想起他说过的一个又一个借口，开始试着这么去相信：也许那些都是真的，也许只是我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乐曲在地上流淌了一片，月光和灯光缠绕在一起，追逐着乐音，从灰白的木地板爬到立式空调机上，从机顶的熊猫玩偶俯向电视柜冰冷漫长的表面，从柜上的书籍和盆栽蔓延到斜倚在墙角的琴盒。光纸在那里摊开了，找到故乡一般亲切地附着了上去，严丝合缝，任黑暗继续笼罩死气沉沉的餐桌椅。照着我们的是一些平庸的光，唯琴盒处跳脱动人。琴盒崭亮如新，一尘不染。你最近有拉过琴？我问。没有，他说。那怎么这么干净？他扭过头望着琴盒几秒，超过了需要看清的时间。我想我们都猜到了，是杨母在日日打理着琴，她日渐苍老的手撑着白色或杏色的格子方布不无爱怜地在暗红色松木琴盒上来回擦拭（那擦拭的动作几近抚摸）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我们的视线沿着琴盒的曲线滑动，那也是杨母擦拭过程的曲线。
不如拉一段？我对杨惑说，好久没有听你拉琴了。
我也很久没拉了，他说，你现在喜欢上听这个了？
倒也不是，我说，不过感觉有点能明白其中的妙处了。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我试试。于是就站起身来背对着我走向墙角，那一刻我恍惚以为他就是那个走在佩佩身边的西装背影，但很快就意识到那并不可能，身材不像，发型也不一样，只是一些气质之类的东西相似罢了。
他在那儿捣鼓了半天，关掉蓝牙音响，调琴、试音，接着转过身来，挺拔地站在电视柜前，摆好架势。不用谱？我问。都刻在肌肉里呢，他笑着说。我把腿盘到沙发上，一个劲地鼓掌，好像在等待自己上台领奖。他在掌声中忽然卸了肩，握着琴弓的右手垂荡下来，腼腆地一笑：感觉怪怪的。他这一说我也顿生同感，便抬起手来按了墙上的开关，灯灭尽了，五彩斑斓六神无主七嘴八舌的家什物件统统被吸入黑暗，只有月光筛过窗户，填平他面前的一方空地，让他的半个身子苍白如纸。这样好多了，他轻松地说。接着我就听到了哀婉的琴声，那声音在深夜里大得惊人，刚出响时仿佛在吵架。但很快，一切都被软化了。我听不明白个中门道，以门外汉的角度，深深为这美妙的韵律折服陶醉。琴声如奶样浸透我的毛孔，如羽样轻盈地回旋漫游，如坟样激活五官对悲伤的感触。它的枝蔓上结出他的母亲，结出整个小学人头攒动的学生，也许还结出米莎或者别的女友，结出我。我们围绕着高级而空洞的木琴腔随风飘荡，一缕一缕，一年一年。我真的成了烟，成了无，什么都思考不了了。我闭上眼，让最后一点亮骤然消逝。我又睁开眼，让那一点亮骤然复苏。杨惑在那粉末似的光雾里露出了半张脸，半张脸上的一只眼死盯着光里的琴颈，光里的琴颈上他的手指时而弹起，时而捻动，那是五根藤鞭、五颗流星、五条野狗，将明晃晃的琴弦调戏得瑟瑟发抖。琴弓切割着弦的同时也切割着他的脸，切割着他愤怒的下颚。在黑暗中他脸上的愤怒更加肆无忌惮了，眼白着火，酒窝皲裂，下唇撬开上唇，它们齐心协力，拔山举鼎，将阴影都扭断。嘎吱一声。嘎吱一声。琴声也随之中断了。他用一只眼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方向，又回到了左手，好像黑玻璃球滚到地上又被拾了起來。他的左手在琴把上无声地比画了一番，琴弓再次启动，几秒前的旋律重又响起，来到刚才停止处时，不和谐音如同一记鸦叫打碎了空气。他又重新试了几次，我看到他那半张脸上的神情惊恐起来、柔情起来、无助起来、孤独起来，他再也没有找到能让乐曲延续的音符，或者即便找到，也已生疏到无力演奏。他的独眉和独眼震颤不已，眉间的皱纹高高折起，嘴唇也战战兢兢地松懈了，而且越松越大，好像失去控制。他把这张离奇诡谲的脸缓缓地别进黑暗，把整个人和琴都埋了进去。然后我便从那团黑寂里听到他似有若无的抽泣声。 我想我应该起身拍拍他的肩，或者说些什么起到类似作用的话，可是我垂下了头，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唯有叹气声从我的口中溃败似的逸出。
哭声很快就明显起来，再也不是若隐若现的了。我一直以来很难想象杨惑哭时的样子，我甚至一度以为哭这种表情是不会展现在他这张从容的脸上的。而如今他当真哭了，我却依然无法看见。我们像是在共同聆听他的哭声（好像他的哭声接替了夭折的琴声）那样无言了很久，但也许也没那么久，因为窗外的天空依然黑如井洞，而这一夜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多得像要撑破黑夜的胃，但它却仍完好无损地黑着。它黑了一分一秒，一窗一帘，似乎还将永无止境地继续黑下去时，杨惑开口了。
我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他脆弱地说。声音传来的方位表明他是站着而非蹲着或者坐在地上。
谁不是呢，我说。
黑里的黑色的他的哭似乎更剧烈了。
我身体前倾，朝着大片的黑暗问出了我一直想要问的问题：“你是不是去赌钱了？”
沉默在谎言和真实之间来回滚动，他仿佛又在算题了。我忽然感觉我们的立场变得很奇怪，他站着我坐着，我问他答，仿佛训斥或者审问。少顷，他清晰地说：“没有。”
“那是去做了投资？就是那种……高风险的。”
“没有。”他这次回答得很快，也更坚定。
“那是……”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这时的声音已经完全驱走了哭泣的颤抖。
我想，他大约该庆幸黑夜罩住了他的眼神。
没过多久，他平静下来了，叫我开灯。色彩以最快的速度各就其位，他背着我收拾琴，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哭过的痕迹，仿佛刚才的事被擠出了现实。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他说了声“生日快乐”，他很得体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天根底下终于渗出一线墨蓝。我离开之前，我们在门口拥抱了一下，他抱得很紧。我立刻意识到，这四千块钱我是再也要不回来了。
走出小区的时候天像逃命似的越亮越快，照得万物轮廓分明，只是犹套了一圈浅蓝的光晕。路上有了晨跑的人影。我回到家里把乱麻般的心绪弃置一边，倒床就睡，疲惫使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忧虑却又把我的苏醒时间硬生生地拉早了几个小时，才不到中午，我就已经双眼大睁，再无睡意。初中同学发来消息，普天同庆似的告诉我杨惑还他钱了，虽然只有一千块，但是个好的开始。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他并不知道杨父的事情。
这天下午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昨夜的事情，我感到窗外的景物不再是景物，流逝的时间不再是时间，只有我的债款真实有效，沉重如山。我茶饭不思地思考这件事，最后拿起了手机，拨下了110。有人聚众赌博，我说。接着告诉了他们地址，还有那个外卖员的姓名，手机号是怎么也记不全了。下一次开盘是在明天晚上，可我一放下手机就开始担心有人会找上门来。我侧耳细听门外走过的每一声脚步，每有一人发消息来我都心惊肉跳，直到看见那不是盘主发来的才少许放心。晚饭过后，又一阵消息提示音响了，是米莎。她说她订了KTV的包厢想为杨惑庆祝生日，但就在几分钟前杨惑跟她提了分手，她便想找我谈心。
晚上见，我说。和她一起唱歌总好过一个人在家里胆战心惊。
包厢被她布置得既用心又蹩脚，从淘宝买来的气球铺了一地，背景墙上贴着金光闪闪的“Happy Birthday”几个字。她还准备了皇冠和喷射式彩带，一个粉红色的惊喜箱里放着又一簇氢气球，气球底下是那只小牛皮的高档手包。这个手包送你吧，她说，退也退不掉，就当是感谢你陪我好了。我说，我不能收，你卖了它吧。她就显得忧愁起来。我则担心这么引人注目的装饰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事实上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醉汉跑进包厢和我们碰了一杯酒，一群人在后面看着他笑，我想他大概是玩游戏输了。喝完酒后他环视了一圈包厢对我说了句“生日快乐”，我不愿多解释，就跟他说了声“谢谢”。后来我偶尔怀疑他会不会是盘主底下的奸细，接着为自己过于神经质的多虑哑然失笑。盘要明晚才开始，明晚过后一切才能见分晓，我这么想着心脏却还是锤个不停。米莎先是问我杨惑有没有跟我说过她的一些什么，我想，此刻大概已经不适合再告诉她事实。他觉得你太浅薄，我说，你也知道，他学历高，工作好，家里也不错，他的女朋友也应该是个有内涵、有想法的人，而不是整天关心些无聊的八卦，为感情上的事搞得死去活来。他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她问。一开始不是，我说，后来这个想法才开始变得强烈，直到主宰了他。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昂着头颅点燃一支烟，穿着黑色丝袜的右腿搭在左腿上，高傲又冷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好像在一秒钟里获得了二十年的成熟和世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根烟抽罢，她的头又低垂下来了。她不断地喝酒，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一边笑一边哭地跟我讲他的事。那都无关紧要了，杨惑有能力向她隐瞒任何他不想让她知道的事。我便在这时开始回忆我的过去。我的父母、我的合伙人、杨惑、杨父杨母、他的历任女友、佩佩、西装男、荷官、盘主、光头、外卖员……他们像一支行刑队那样从我面前不动声色地走过，押着佝偻着身子的我前往一无所有的地方。米莎喝醉了，她横卧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口中喃喃自语。她拉我手的力道好像在抓着蹦极时的绳索，她需要这只手给她安全感。我也因这只手得到了她的安慰。这是一只吹弹可破的手，一只未经污染的手，佩佩的手好像也长这样，女人的手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样子。顺着这只手，我看见了她黑长的睫毛，看见了她宽松的领口。领口里的半块胸脯和乳罩截面生产出滚滚的热流又沿着我们的手顶回我的心里。我这时觉得我离不开她了，好像我才是那个即将坠落的人。在她的手里我安全得忘记了一切。我的身子不再佝偻，它挺得火柱样笔直。我想到杨惑将永远欠着我的那四千块钱，一种别样的偿还在我的脑中构思，它是今夜屠杀般的狂欢，它是米莎雪白善良的肉体，而米莎就在眼前，这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就在眼前。我贪得无厌地打量米莎，恨不得立刻展开行动，可我甫一站起，却又坐下了。我望着满房间的生日装饰悲从中来，我拿起了桌上的酒，以最快的速度往自己喉咙里灌，为了我接下去要干的事，我得喝得再醉一点，再醉一点……直到我听到自己难为情的哭声，直到米莎从沙发上升起哭声，直到杨惑在包厢的某块黑暗里无中生有地洇出哭声。三条哭声互相应和，错落有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心事。
责任编辑 胡百慧
我们念的是全区最好的初中，从进学校开始，考试就不曾间断。周考月考摸底考，期中期末大统考，名字各种各样，变着法地轮番轰炸，无非是想用火药教会我们尽早习惯面对残酷。然而对那些尖子生而言，这种残酷反倒充满乐趣，我想，他们一定曾将自己想象成乱世里的群雄、英超赛场的球星，或者华山之巅的剑客，在这无尽的比试中展示自己的过人才智。学校为每次考试统计的排名对我们不啻是一种残忍的揭露，但对他们却仿佛是提供了游戏的规则和判罚。人一旦有了些什么，就会沉迷于排行论次，在哪里都是如此。也许正是他们这种诸神之战般的得意心态，使我心生一计，想到一个能让我们也从中取乐的方法。每逢考试之前，我便掏出一本笔记本，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十个学生的名字写在上面，以“其他”结尾，接着招呼周围的同学给他们下注，赌这回年级第一会是谁。每人只能下注一块钱，不多不少，排名出来后赢者平分池子里的总钱。考试前夜的十二点，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往这群参与游戏的名字下面画上一条粗重的黑线，示意就此封盘。在教导主任抓住我进行全校通报批评之前，这个活动的规模相当火爆，几乎成了一场全年级的狂欢。杨惑也加入了进来，他可是那十个名字里的一个。你不能下注别人，我说，防止你放水。那我就下自己，他说着就自信地把一枚硬币交给了我。那笑容就好像是在水蓝色的清晨里拂过竹林的一绺微香的风，这让我好几天里都在琢磨这种从容的神情。我想，不愧是尖子生，连笑起来都是优秀的。我也跟着下了他的注。那一回，他果真得了第一，我们各得到二十块钱，一起吃了肯德基。他说母亲不让他吃肯德基，给的零花钱也严格控量，这才找我下注。那你接着买，我随口说，你行。他又露出了那种沉着的微笑，说，我正是这么想的。我咬着炸鸡腿看了他一眼说，可你也不能回回都第一呀？他端正坐姿，似乎来了兴致，神采飞扬地向我解释道，这次我们赢了二十吧，那就是说只要二十回里我得了一次第一就不亏。就算押我的人多，分下来十块总有的，你觉得给我十次机会，我会一个第一都拿不到吗？不会，不会。我一边摇头一边照他说的算，最后的结论确信无疑。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大概每五次就能得第一，毫无疑问的种子选手了。
那年区里搞人才引进，杨惑的父亲就从安徽举家搬到了这里。根据杨惑的说法，他父亲设计制造的减压塔可以把石油分馏得跟刀削一样利索分明，轻油收率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我听不懂这些，但我看到他家里常有大盒的月饼和螃蟹，就觉得至少待遇不错。很长一段时间杨惑邀我周末去他家里玩，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少练一会儿小提琴，但上午的奥数课还是免不了。他对奥数不算讨厌，却对小提琴心怀恐惧。每次学校搞文艺活动，他都被老师点名表演，他就在舞台上歪着脖子拉起来。琴声是婉转柔美的，然而他的表情却似乎裹着恨，或者怒，牙关紧咬，腮肉死绷，好像在凶狠地剥着琴弦的皮，我从未在别的时候见他露出过这种表情。我们在他家里玩着我带来的游戏机，一玩就是一下午，他的母亲脸上暗涌了层层愠色，我就在下个周末带了作业和他一起做，她的脸这才松了下来。遇到不会的题时，杨惑就去隔壁房间找父亲，没等我转了几圈笔，他就带着漂亮的解法跳回来了，这让我感觉他父亲无所不能得有点不近人情。后来，我想他母亲到底还是对我有意见，开始在我在场的时候也让杨惑练起琴来，我起身要走，她敷衍地劝一阵，就塞给我两个月饼送我出门了。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听见身后的琴声穿过重重硬墙在楼道上金丝银绸般散漫开来，脑中就浮起他那张咬牙切齿的兽样的脸。
我那时候想，要是杨惑的母亲知道她儿子正在我那儿成天下注玩，恐怕非打死我不可。后来教导主任在家长会上也把我这个“某同学”的恶劣事迹对着全年级家长大加批判，会后班主任还让我母亲单独留下，导致杨惑的母亲一回家就忧心忡忡地问他那个“某同学”是不是我。当然不是，他说，他没那么机灵。杨母拍了他一脑袋，这算哪门子机灵。你以后少跟他玩，我觉得这孩子不踏实。杨惑不置可否。你不会也去下注了吧？杨母忽然灵醒似的一问。他连忙摇头，好像摇得越快就越具说服力。而那时候我和他已经各赚了小一百块钱，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了。他每次都下注自己，我每次也就跟着一起，一开始是觉得确实他成绩最好，也最稳定，到后来这渐渐成为友谊的证明一类的东西，一种互鉴忠心的温暖仪式。有时他说他最近状态不佳，劝我赌另个尖子生，我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杨惑那一栏下。当然他并不每次都能得第一，状态也有起有伏，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我们的总账一直在变厚。杨惑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所以后来当他问我借钱的时候，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把钱打给了他。尽管那时候我的合伙人刚卷了钱逃走，我和杨惑也已有三年不曾见面。
“不想知道为什么？”他收到转账后发消息说。
“只要知道是你本人就行了。”我说。
“我刚回国，各种手续一直在忙，今天刚刚安顿了些，有时间吃个饭？”
“当然，看你方便。”
初中毕业以后杨惑去了市里最好的四个高中之一，也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名校”。那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学业紧张程度全市有名，比我们的初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杨惑却似乎反而越发活泼自在起来。他偶尔回来一次，每次我们都见面，每次他都笑得比以往更张扬，只有聊起学业时他才恢复了以往的沉着神色，若有所思地说，那里强手如云。接着又笑起来，那种让人心安的嫩绿色的笑，仿佛在说他也是高手之一。出国前最后一次回来时，他带了个女孩子，他们旁若无人地嬉笑打闹，与其说是情侣倒更像是兄弟，或者他正以这样的方式追求着她。问起来时，他们都对情侣的说法矢口否认，然后互相嫌弃又含情脉脉地对望一眼。他们说他明年要去法国留学，学校里的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可能直接上当地的大学。你也跟着一起吗？我问那个女生。我才不去，她弯着眼睛瞥杨惑，外国人有狐臭。你就是成绩不够，杨惑冲她挤眉弄眼。一年以后，她和我进了同一所大学，并且成了我的初恋女友。
那天和杨惑吃饭时，我就想起了这段往事，因为他又带了个女人一起，说是在法国认识的，现在在上海做室内设计师。这一回他大大方方地介绍这便是他的女友，已經谈了两年。长相上跟我的初恋一个类型，但性格却截然不同。话不多，笑起来也含蓄，像掩在水草后面。席间上厕所时他对我说，他准备回国工作，为了她，外国的银行卡在国内转出有资金上限，所以一时有些周转不过来。没关系，我说，我们之间不要说这些。 “你觉得她看上去多大？”他换了话题。
我回忆了一下她的脸，她的皮肤状态，她的优雅举止，她黑色连衣裙裹住的紧实的腰膘肉，说：“比我们小一两岁吧。”
“二十九了。”他说，“和丈夫谋定离婚，孩子归他。”
我听到自己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音，好像一列绿皮火车被小型剪刀轻便地一刀两断，无声无息地停下了。我提上裤子，掏出两根烟，示意他大可继续往下说。他摆摆手：我不抽烟。我便自己点了一根。
“父母不太满意，我是说，我的父母。”
“不难理解。”
“但我还是想试试。”
“你自己不介意？”
“孩子的抚养费由丈夫出，她一周去看一次，所以这个层面上没什么问题。”他一如当年和我解释下注策略时那样条分缕析，“感情上嘛，谁都有过去。况且我知道她对他已经几乎到了厌恶的程度，那对我就更没有影响了，不如说这种厌恶还使我多少有些暗喜。”
我点点头，吸了口烟。回到座位上后，我又仔细端详了一番那个女友，她的模样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仿佛在蠕动着迎合她的实际年龄。笑容像一只受惊吓的兔子，从杨惑脸上出其不意地蹿出来，他没头没脑地说起法国的见闻。他在大学里学统计学和应用数学，硕士毕业后就去了投行工作，投行苦啊，他笑着说，压力大。头都秃了，他女友软软地接话。这时我才发现他的鸭舌帽下没有一缕头发露出来。他们也许想到了他摘帽后的样子，不约而同地笑了，笑得很夸张，鹅一样，杨惑红着脸叫她别提这事，她仍然笑个不停。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初恋的时候，她和杨惑也是这样互相打趣。后来我反复询问，她都说他们是“世间至纯”的普通朋友，谁也没有追过谁，谁都看不上对方。多问无益，我就这么信了下来，但说不好在最后分手的那个夜晚我有没有重新冒出过怀疑。怀疑和信任的形状都如泥鳅般难以把握。杨惑接着问我的近况，我说了大学毕业后创业失败的故事，他们唏嘘一番，我说得尽量轻巧，才使气氛不致过于沉重。现在准备休息一阵，到时候再重整旗鼓，我说。他们为我加油。“听佩佩说你们分了是吧？”他问完就对女友解释了一下佩佩是谁。分两年了，我说，还是单身好。分别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杨惑的女友，有佩佩的影子，我想，也许我看谁都有佩佩的影子，尤其是当她们站在杨惑身边的时候。
和他们分别后我就去了盘里。那是一间酒店式公寓的套房，一间摆着张北欧风格的白枫木长桌，另一间小型储藏室里堆着各种杂物，掘开密不透风的衣物、纸箱和书报杂志，一只黑硬冰冷的全钢密码保险箱就会如酸话梅核般摄人心魄地露出来，剩下一间最大的房间里横一张巨型德州扑克专用牌桌，如同一只被供起来的长吻鳄鱼。我在这张桌子上已经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赋闲以后是这只鳄鱼在向我吐钱济难。盘一周开三次，一个月换一个地方，场景一直在变，鳄鱼却始终大张着嘴。我也许的确不踏实，但应该算得上机灵，至少在玩牌方面是如此。我不仅有一套读牌算计的本事，更自豪的是，我坚决保持着绝对自律，一晚上只买入两手，输光就决不买码。按照我的水平和相应的数学期望，只要这种自制没有损坏，我的总账就会稳定增长，一如当时杨惑为他自己下注的分析。杨惑从不令我失望。我亲眼见过人们是如何在牌桌上慢慢变成恶魔，被一时的不幸或者自认为的不幸冲昏头脑，向盘主一笔一笔地贷钱，这时，那个从福建来的青年（他精瘦如猴，面如焦土，穿的却都是名牌T恤，趿一双人字拖。眼睛又细又斜，好像两束流星在鼻峰碰撞，各朝耳根远远弹去。口音很重，笑起来时眼缝漏光，像藏了针。嘴唇突出，这使他只要嘴角一上扬就占据了全部的视觉中心，仿佛嘴里还套着五张厚嘴。很难想象此人只有二十岁，也许是他的丑陋，也许是他的行事风格，总让我疑心他谎报了自己的年纪）便不动声色地蹑进储藏室，锁上门，隔了一会儿出来，将筹码和现金交到他手上，笑脸盈盈地说：一天五个点。好几次我看见人们就这样一晚上输了十几万，然后消失一阵，再次走进盘里的时候已经卖掉了房子。马上就能赚回来，盘主说，你打得没问题。因此归根结底，这不是赌博，这是修性。须戒贪戒嗔，须将理智与情感一刀两断，须有佛性。我不懂佛，但我懂控制。
这天晚上我一直玩到了局散，赢了好几千块，离座时才敢放心地欢快起来。人们碎珠般丁零当啷地走了，盘主留在最后收拾房间。荷官从厕所門口出来，换回了日常的衣服。那一把暗三打得漂亮，她说。暗三总是很难防，我说，注意到她的脸比牌桌前柔美了几分。我们依次走进电梯，门合上的时候，空间抽动了，浪漫的失重感从我们的脚踝上升。我们各站住一角，像被拉长的弹簧，稍一松手就大事不妙。她侧对着我，尖下巴从长发里高高扬起，看着逐渐变小的数字。我感觉电梯在呼哧呼哧地紧缩，像聚光成火。清香如鸟在电梯里盘旋不已，带着我的眼神、我的燥热，在她瓷白的胳膊和小腿上四处翻飞。她终于扭过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出一声暖响，弹簧松了。
做完以后我起身喝了杯水，一条冰凉的细线穿过我的喉管，意识变得湿润透明起来。盘里共有三个荷官轮流当班，都被整形刀刻成了三胞胎。听不少盘里的人说起过她们在床上的样子。不假，我想。她短暂地令我忘记了自身的迷失。我们躺着聊了些盘里的事情，这个牌手那个牌手的，好像在聊我们共同的亲戚。接着我又开始试探她，想要再来一次，但她拒绝了。是对我不满意吗？我问。不，她说，但这是规矩，一天只能一次。我还以为我们聊得很愉快，我说。已经对你很好了，她说，都没让你先付钱。付钱？我说，什么钱？她坐起身来，在黑暗中不解地瞪我，你不会这么天真吧？我感到胸口在沙沙作响，说，我以为……没什么以为的，她说，我又不是鸡，逮谁都啄。我闭了眼睛，用黑暗遮蔽黑暗，用沉默克服沉默，只有叹气声像被剪断的发丝那样飘零而落。多少？我问。一万元。我猛睁了眼，扭头望她，好像被她的话烫到了。第一次一万元，她补充道，之后每一次都减半，一个月后再重新算。我沉思一阵，那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来看我五次，你的花费甚至还没开房钱贵。我一周就能找你五次，我说。她笑了笑，那再好不过。转账的时候她可能发觉了我的一丝不快，安慰似的说，就当你给女朋友买了包呗。我苦笑，你还挺会营销。那我抱着你睡觉可以吧？我问。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像在扫描我心里的邪念，然后说，可以，但不能乱来，你知道后果。我不知道后果，但我能猜到。大嘴盘主有一百种方式为他的小情人出气。那天晚上我觉得她的怀抱很温馨，买来的东西我们总是会分外珍惜。 那个月我一共找了她四次，往后她便用各种理由推托不见，直到下个月初的时候，她又嫣然地勾搭起我来，我没有理她。我再也没有和她睡过觉。
发现事情有蹊跷是在那年深秋。好几个初中同学发消息问我杨惑有没有问我借过钱，他们都在疑惑为何迟迟没有还钱。我说国外银行往国内转账可能比较困难。他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们说，但是都好几个月了，不至于这点钱都还不出来吧。他问我们每人借了五千块，确实不是个大数目。但那可是杨惑呀，我说。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当时也毫不犹豫地给了他。怎么会这样呢？就算真要骗钱也不是这么个操作法呀，我想，这段时间他还常找我喝酒呢。他说他已经在上海的摩根大通安顿了新的工作，并且和之前那个设计师女友分手了，因为她发现杨惑在大学毕业后在中餐馆端了一年的盘子，而这件事从没听他提起过，她一直以为他毕业之后直接去了投行。但是法国的竞争确实激烈啊，杨惑说，她也不是不知道，许多名牌学校的毕业生都经历过这些。但她就受不了，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失去了安全感。安全感，杨惑笑笑，说实话，像我们这种智商的人——他指了指我们两个——真要对女友瞒些什么，真的是太容易不过的事。说这话的时候他眉剑目星，谨慎而清凉的笑意在脸上影影绰绰，可是仔细一看嘴角似乎也未曾上扬。但我万没想到她会不理解我打过工，他继续说，往后就愈演愈烈，每天都要查我手机，一举一动都得向她汇报，不然就哭，说他令她想起了那可恶的前夫，就这么着，我提分手了。没有家长的原因？我问。他顿了顿，说，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几种原因，造就一种结果。说完就抿了口酒。我想到杨母在他家中走动的身影。我问他现在还拉小提琴吗，他似乎被这个问题电了下，几秒钟后才缓过来，说，不太拉了，但是捡起来很快。我们还聊了游戏之类的话题，总之气氛融洽，一度忘了自己曾借过他钱。初中同学们劝我催催他，让他有点紧迫感，我就发了条消息给他。他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等那边资金进来就有钱了。”
我怔了一会儿，开玩笑地说：“你这个说辞是越来越像骗钱的了。”
他没有回复。
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件事，“一个大项目”，这怎么也不像是杨惑能搬出来的低劣理由。低劣得甚至有些诙谐，仿佛大象在学猫叫。继续深思却又发觉，低劣归低劣，一时之间竟还真找不到什么漏洞和驳辞。也是啊，要真是骗钱不早就拿了钱跑路吗？怎么还会让你联系得到他。琢磨不透，便不再琢磨。毕竟那可是杨惑。
翌年情人节，一个初中同学问我有没有看到杨惑的朋友圈，我翻了翻，发现他晒了张合影，和他的新女朋友，花团锦簇，餐厅富丽。这人这样大手大脚的，怎么就是不还钱呢？初中同学说。你有催过吗？我问。当然，我说我要读博士了，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学费都快交不起了，他只是说他会尽快还。他怎么变成了这样？初中同学的语气听上去很焦虑。我说，我也不清楚。你也去催催吧，他跟你关系最好。我试试，我说。他不是赚很多钱么，怎么就短这五千块老还不上啊。你说他不会是赌钱了吧？不像，我说。确实不像。我见过不少赌钱的人，他不像，他的眼神不脏，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那就是玩了杠杆搞大投资失败了？他继续猜测。大投资也不差这五千啊，我说。他沉默了，好像在继续思考有什么别的原因，也许是再也想不到了，便回了一句：搞不懂他，这都快一年了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和他绝交了。
我发消息给杨惑：又谈恋爱啦？
“对。”他说，“这个我很喜欢。”
“之前那个不喜欢？”说完我才意识到此刻他们应该还在一起，又是情人节这种气氛，他的回答用膝盖也想得到。
“不一样。”他说，“这个我感觉是真爱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话，但是我没再问下去了。
六月的一天盘里发生了件事。
那天的雨仿佛火烧连营，乌泱泱红彤彤汹涌一片，映得电光缠着黑光，黑光卷着水光，在窗外的画幅里噼啪作响，像九千只碗一把一把往地上摔。我们在屋内门窗紧闭，却仍能嗅到雨夜的泥泞气味，听见树叶的庞杂窣响。荷官无声地洗好了牌，训练有素地给每人发了两张，并示意枪口位开始下注，一系列动作宛如在冰上进行。这不是上次那个荷官，但给人的感觉相差无几。自那以后我时常带着一种轻蔑的微笑看她们，那面容酷肖的尖下巴三胞胎。在白炽灯下的某些角度，这些脸显得怪异极了。我在想象中把她们每一个人都已用残酷的手段教训了一顿，她们罪有应得。但在玩牌时，我从不想这些。这天晚上我的手气不太好，这一把又早早地弃了牌。我平心静气，感受自己呼吸的质地，思考接下去的策略。有时我会幻想杨惑在这张桌子边的情景，试图将他打牌的模样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事实。真的不像吗？我自问道，一边观察身边的赌客。一个体型壮实的大鼻子青年人脸色血红，双眼外弹，他刚输了一把大的。一个穿低胸装的胖女人看了自己的牌后就继续在手机上打牌，她总是这样一心多用，但打得不怎么样。一个穿白色汗衫的光头汉子叼着烟把盖着的牌捏出细微的一角，低下头眯眼窥看良久，好像在瞄准两牌空隙里的一条蛇，看完他又扫视了一圈别人，扔出了筹码加注。哪个都不像杨惑。盘主坐在一旁边玩手机边朝这里瞄一眼，吃不准他是在瞄牌局还是荷官。正是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我的外卖。”光头说。门外的人也这么喊。盘主放下手机快步走到门口，脸贴到猫眼上，好一会才揭下来，把门抽出一条狭长的竖缝，一只手闩着把手，一只手伸进缝里，好像被门沿和框唆着。
“不好意思，雨太大了，稍微送迟了些，希望能够体谅，不要给差评。”门外的人说。
“知道了。”盘主咕哝似的说。
两只手在门缝处迅速交接，不知怎么的，那儿传来啪的一声闷响，循声望去，盘主的腿边一只外卖袋歪斜地软了，琥珀色的混浊液体浸透袋底，在门毯上漫了开来。“对不起，我去给您换一份。”说着，便见到门缝松了一些，一个蓝色的身影在那黑口子里呼的一声矮下去。“我自己来，你走吧！”盘主厉声说。他握住门把的手臂露出了青筋。牌局暂停了，所有人都在看着门口。光头仰着脖子，似乎在心疼自己的食物。“实在不好意思！”外卖员不知从哪儿抽出了纸巾，兀自在地上擦着，下蹲的动作使他的身形宽了起来，那件廉价的蓝色制服烁烁灼人。“我让你走你听到了吗？”盘主将门向外推，顶着外卖员的膝盖。他悻悻地站起来，用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恐眼神看着眼前的男人，盘主瘦小背影后面的表情想必更加可怖。這时，我看见外卖员的眼珠移开了，直冲冲地对着我，对着我们绿莹莹的牌桌，对着桌上一摞一摞的彩色筹码，对着白衬衫黑马甲的荷官，好像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在终点大张旗鼓地燃烧了起来。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迷惑和慌张，我并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意识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即使意识到，是否真有胆量去报警，但无论如何，盘主已经拎住他的领子拽进屋内，砰地关上了门，把他钉在玄关墙壁上，往他的小腹攻城锤般送了一拳，痛得那人直弯腰。“你瞎看什么？叫你走听不懂吗？”他说，“我可告诉你，你的名字和电话订单上都有，如果敢给我捣乱，你就等着吧。”“不敢，不敢。”那人连声叫道。荷官关上了房间门，外面的殴打声仍持续了一阵，几支长柄伞落到了地上。大雨在身旁的窗外摇天动地，无数双紫红色的手在拍打着玻璃，车辆闯入雨幕，车辆逃出雨幕，粘连出一串盘主的骂声。雨幕被车辆扯破，车辆被雨幕撕裂，露出了一团外卖员的哀号声。东倒西歪的黑树叶被车灯照成了一块块瘤，那些瘤拳打脚踢，头破血流，风一吹，扑簌声搡着呜咽声滚进屋内，撞到墙上，溅成一扇浓墨重彩的孔雀尾。那片灯影很快就吓得飞走了，窗外又漆黑一片，洞若观火，只留下屋内的十余人继续拨动筹码的脆响。外面的门打开又闭上，拖鞋趿地的声音黏糊糊阴冷冷地游了进来，爬上房门，拧动把手，门甫一开，一张大嘴就堵住了所有的空间。那张嘴出乎意料地两头翘起来：不好意思朋友们，这把打完今天就散吧，明早我换个地方，晚上再叫大家玩。 以后看来还是得小心一点，荷官笑着看他说，拿外卖时注意关房门。
离开的时候我看见那袋子外卖还孤零零地垂在地上等待收拾，写着外卖员姓名电话的订单纸又皱又湿，我看着那个名字，没来由地想道：他该不会是死了吧。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样只会徒增麻烦，盘主清楚得很。他和光头在后面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直到我走后他们还在密密麻麻地低声说。他们应该是最后两个留在房间里的人。那个光头我此后再也没见过。
事实上，这件事以后我有好一阵都不再去盘里了。有几次我还梦见那个外卖员可怜的身影，他在我脑中像一块沉甸甸的瘀血。我想，是时候回到正轨了。但创业已是不可能，资金量小力微不说，之前合作过的投资者和商业伙伴也因为后来的事不再有重归于好的希望。我试着在网上应聘，结果也不理想。我忽然发觉自己犹如一层被蜕下来的皮，从人群母体的生龙活虎之处黯然剥落，逐渐变薄，直至虚无。这时我想到了杨惑，我问他“大项目”如何了。他说——他新的借口——他母亲不太待见那个新女友，将他的工资卡给收走了。一个典型的杨式理由：乍听之下荒诞可笑，细一推敲卻又未尝不可能，同时也没有暴露“大项目”的漏洞——资金到了，可惜卡被收了，如此顺理成章。我又敬又忿，说，我最近快吃不起饭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神秘兮兮地要我下载另一个聊天软件，说要推荐一只股票给我。“微信上有人监控，”他说，“我们行业内的交流都用这个。”我于是在那个软件里跟着他的指示和信息炒股，但我将信将疑，只买了几十股。“你别对别人说，”他说，“这种事其实是不允许的。我想你应该懂。”“我懂。”一个月后，他在软件里言简意赅地说：“抛。”我便清了仓，第二天，该股果然大跌，再也没起来过。看来虽然形迹可疑，他在摩根做私募经理这件事还算真实，消息精准可靠，我便跃跃欲试地打算在他的下一个消息到来时投入重金，然而再问起来，他便一直说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他并不知道我上次几乎没有投入，也许他以为这样便算是还清了债务，或者至少减轻了负罪感。我有些后悔了。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杨惑来找我打麻将了，我想是因为他的朋友已经所剩无几。也许是我催债的语气比其他人更委婉，频率也没这么高，并且还愿意同他聊聊感情和生活，使得他仍视我为朋友而非别的什么更冷漠的身份。我对他是什么感觉我越来越说不清，可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在他还钱之前，我同他进行的每一次对话都在损耗一些珍贵之物。我历历分明地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失去，就像看见秒针一格一格地夺去时间，佩佩一日一日地消磨对我的爱意。
我答应了杨惑，因为他说他女友也一块打麻将，还有一个她的朋友。我对杨惑还钱已经信心寥然，决定从他女友做切入口。倒不是说这五千块对我的生活能起多大的改善作用，但它意义非凡。它的象征性对我至关重要，我对此深信不疑。
杨惑的新女朋友名叫米莎，从她的脸上能看到几十支水光针齐齐扎进皮肤的过程，能看到冰冷无情的手术刀在鼻翼上精雕细刻的轨迹，一沓厚比一沓的钞票将她的额头填得像一袋饱满的大米。不过，如果稍许抑制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很容易就会因这副皮囊感到赏心悦目，那绝不是荷官之流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米莎每天去公司做四小时直播，然后就回到家里，一边在手机里播放电视剧，一边哼着小调为杨惑做饭。她的房间里音响设备一应俱全，光麦克风就有好几支，无一不闪着金光。“这些不算什么。”她说，“公司里的设备还要好。”听杨惑说她花钱很厉害，自己工资卡又被没收，所以手头紧得很。我心想，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人会为男友做饭吗？也许真有这样的人吧。她知道你借钱的事吗？我问。知道，他看上去很无辜地说，我也因此说过她几回，但她已经养成了习惯，没办法。可你欠着兄弟的钱也不好，大家都是从小的朋友。我知道，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优雅地低下了眼睛，好像小马驹在等待主人。
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缝隙插进借钱的话题。起先他们问我的近况，我说我在微信上卖起了烟，可惜你不抽。我女朋友抽，他很快地说，到时候我问你买几条。我看了看上家的米莎，她正专心码牌，好像没听到我们的对话。
我问杨惑是否经常打麻将，接着顺势问他了不了解德州扑克之类的游戏。“我在法国玩过，”他说，“但不多，因为他们都玩得太大了。”
“你玩得好吗？”我问。
“南风，”他不骄不躁地回答道，“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概率游戏。”
杨惑在德扑桌边的画面此刻又在脑际晃晃悠悠地显现出来，我的心跳开始变快。我忽然冒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念头：盘主曾提到，如果介绍别人来玩，他每次贷钱介绍人都能从中抽成。想到这一点让我神经紧张，甚至认错了幺鸡和花牌。
“那你没有试着靠这个赚赚零花钱？”我决定先试探一下，“你肯定行。”
“我还是更喜欢麻将。”他像是知道我接下去的打算似的一句话瓦解了试探。
“我的意思是，你靠那个就可以轻易还完欠款了。”我想这么说，但不知怎么地噎住了。我同时看见了那个外卖员弯曲而痛苦的身形和杨惑小时候的模样。我试图将眼前的影像抹去，不得要领地将橡皮擦来回擦拭，好不容易心头一横准备接话，他却抢先一步开了口：
“我敲了。”他把门前的一张牌叠到碰牌上，示意听张。轻而又轻的“嗒”一下，这一声使我彻底泄了气。
“这么快。”对面的女生说。
“你都不让让我们。”米莎说。
“星座运势还说我今天有偏财运呢。”对面的女生打出一张牌，“不准不准。你男朋友是什么星座？”
时机就此一溜烟地远去，两个女生像穿越话题的迷宫那样匪夷所思地前往各个匪夷所思的角落。我等待着下一次谈话空隙的到来，暗自盘算着问杨惑有没有和别的初中同学聚过，由此再度切入我们心照不宣的中心。然而，空隙始终不曾到来。桌上的谈话像是踩着某种音乐的节奏，连停顿的时间都变成谈话的一部分，多一秒少一秒都经过计算，多一句少一句都破坏乐曲的连贯，我几乎以为这三个人统统看穿了我的心思，用这样一种奇迹般的配合阻止着我。我们一圈接一圈地打着，自动麻将桌一轮接一轮地翻着，杨惑又第一个敲了。那曲隐形的音乐还在我们的头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终于，步点发生了踉跄，它体力不支，轰然倾塌。米莎愁眉不展地望着自己的牌，手指在牌上东碰碰西点点，把眼前的十几张牌分开又并拢，终于下定决心似的抽出一张，到了半空却又忽地缩回，过了几秒，对着另一张牌又重复了一遍。她歪过头，咬着下唇冥思苦想。空气已经寂静了很久，她犹疑权衡的样子将所有谈话的氛围都一扫而尽。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杨惑说。
“你可快来！”米莎仿佛一直在等这句话。
杨惑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走到米莎身边蹲下，认真地看起牌来。他们的手自然而然地在米莎的腿上牵到了一起，好像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杨惑对她耐心地解说：打这张，熟牌……下家打了……你看，这样，三面听。他的声音沉稳忧伤，积雪一样轻柔地在地上覆了一层又一层，好像不是在讲解，而是告白。这时候，我看见米莎扭过头去将自己的微笑春雨般抿在了他的额头上，这个动作极其隐蔽，却又极其大方、极其坦荡，既克制又深情，既随意又郑重，既飞快又长久，只是一个薄如蝉翼的称不上是吻的吻，却让空气中的什么地方发出了动人心魄的震响。杨惑中断了解说，仰头看了她一眼，又继续说了下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我从他的眼神里明白他曾说的真爱并不是假话。这使我在那一天彻底放弃了催债的想法。
这天最后，杨惑和米莎各赢了几百块。我以转账为由问米莎要了微信，打算之后找机会问她男友借钱的事。如果牌桌上多少讲究脸面，那私底下总有办法可以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事实上，我疑心她压根就不知道杨惑欠着兄弟们几万块钱。
又是一年深秋，街上有了凛冬逼近的气息，落叶被寒风赶着在地上拼命打转，人们露出来的皮肤越来越少。米莎却仍穿着一条藏青色齐膝褶裙，着一对肉色丝袜来到我面前。“你不怕冷么？”我说。
“别看这样，这袜子可厚了呢。”她笑着说，“这么穿方便，不然到了公司还得换衣服。”
我马虎地点了几下头，说：“走吧。送什么你想好了吗？”
“没有啊，这不是来找你帮忙了嘛。”我们隔着一臂的距离并肩走进商场。
“还有一个月才到他生日，你这么早就开始准备？”
“早点准备心里安稳嘛。”她说，“先随便逛逛，找找灵感。”
米莎不可谓不好看，然而此刻我对她毫无那方面的兴致，陪她出门为杨惑挑生日礼物也不过是为了可以借机打探关于他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让杨惑还钱”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好像一旦目标完成，我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有时它甚至带给我一种侦探游戏般的乐趣，我频繁地整合已知的所有信息，列举杨惑这诡秘行为背后的所有真相可能，有一些瞬间，我几乎希望他能永久地这么欠下去，让这种神秘始终笼罩在我们近二十年的情谊里，并在今后的二十年、四十年，继续长此以往，在每次我们相逢时、饮酒时、各怀鬼胎时，都有无穷的微妙情愫和复杂人心供我摸索和把玩。然而，那毕竟不切实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两天以前，当我一如往常打开微信小号准备接单卖烟时，发现它已经被举报封号。是谁举报的呢？为什么你买了烟还要举报我呢？那道血红色的感叹号标志像一声拉得极长的警报，呜哇呜哇地警诫我的生活再一次走错了方向。我叹气，我顿足，我无计可施。米莎在前面兴致勃勃地挑着衣物鞋帽，不时问我哪件适合杨惑。爱情使她充满了廉价的快乐。我问米莎，你喜欢杨惑什么？他很聰明，她说，也很爱我，长得也不错，简直完美呀！他是不是经常买礼物给你？我问。她走向下一家店，边说，这倒没有，都是我自己买的，别看现在直播没落了，小平台上的收益还是挺高的。
疑团重重，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我接着又想，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谎的呢？
“哎，杨惑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扭头问我。
我想了一阵。
“和现在差不多。”我说，“聪明、潇洒，有时候完美得反而让人琢磨不透。”
她嘴角向下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一点也不潇洒，经常傻乎乎的，我也傻，我们就一起傻。我们互相学狗叫，互相开低级的玩笑，有时候看上去彼此嫌弃，可是下一秒又笑着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刻。很难想象吧？他也有这一面。”
我回想起他第一次带佩佩来的画面。他们固然没有当着我学狗叫，也没有抱在一起，但我试着想象他们这么做时，好像也未尝不可。或者这些事在我不知道的场所和时间未尝不曾发生过。
“没想到。”我说。
“他常和我提起你。”米莎看上去心不在焉地说，她的目光在周边的店门口滑来滑去。
“是吗？”
“嗯。”她说，“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从小就在一起玩。刚回国那一阵还问你借了钱，这件事也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有点诧异她主动提了借钱的事。
“他和我说过，留学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事实上常常感到孤独。”
“我明白。”
“不过现在好啦。”她快慰地说，“总算是回到了国内，朋友都在身边，工作也稳定了下来。最主要还遇到了我。”她欢快地笑起来。
我想提醒她那笔钱他现在还没有还，但看见她在柜台上哼着抖音流行的小曲活蹦乱跳的样子，一股不知何来的暖流拥住了我，好像一群劝架的人。我乘着这股暖流，九曲连环地来到自身心底的幽谷，透过那里的水雾和山岩，意外地发现我实际上为他们俩感到高兴。廉价的快乐也是快乐，肤浅的幸福也是幸福，表面的笑容，到底还是笑容。商厦宽大无边，坐地百尺高，店铺像一只只巨型冰块整齐地在两边排开，夹着当中熙攘的人群，把宽阔的走道变得逼仄拥挤。衣帽、首饰、玩具、电子用品让米莎挑花了眼，她对着手中的物件沉思默想，左右端详，一边问我的意见一边皱着眉头，或是舒展笑容。那副认真思考的模样如此引人注目，好像她不是在逛街，而是在寻找凶案的线索。好不容易，她挑中了一顶法国名牌的帽子，他现在离不开帽子，她说。她问了价格，脸颊一跳，我清楚地看到她拿着帽子的五指痉挛般抽动，五条又细又嫩的锯齿样的电流。她犹豫了一会儿，无辜地对我说，这可是一件大衣的价格。显然，这家的大衣价格更惊人，我说，不如先去别的店看看，我觉得应该有性价比更高的，比如对面这家。她看了看对面的皮具店表示认同，依依不舍地放下了帽子，对店员说：先帮我留着。对面的皮具店价格也不菲，可她觉得价格不菲的包要比价格不菲的帽子来得划算得多。这个包好，她说，他毕竟是投行人士，拎的包也得体面些。我点点头：印象里他也确实没什么像样的手包。听我这么说，她便拿着它和店员讲起价来，我就坐在换鞋凳上看她的背影，长舒一口气。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陪女人逛街总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事。我无聊地四下张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佩佩。她正从对面那家法国名牌店门口出来，手里拎着店里的购物袋，崭新而饱满。我想我一定是看错了，因为佩佩后来也去了法国，听说还准备在那里常住。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不讨厌外国人的狐臭了。但我的目光紧紧地贴在她身上，怎么也揭不下来。她出门便拐了弯，侧对着我，头颅在人群中若隐若现，好像溺水的人，至此已向我展现了二百七十度的面容，这二百七十度和佩佩分毫不差。绝不可能是别人，我想，我耳根发热，我胸膛着火，起身追了出去。十几个人阻在我们中间，几十个人围在这些人两侧，我一边试图拨开人群，一边在五颜六色、盘根错节的手脚臀头里瞄准身影残缺不全的佩佩。她披着及肩长发，麦黄的发尾松鼠毛似的微微翘起，着一身火红色紧身毛衣和过膝长靴。这是佩佩吗？我一边追赶一边自问。为何从没听朋友们说起她回国的事呢？可是她背影的线条愈发清晰，她手提的购物袋摇摇晃晃仿佛也来自我记忆中的画面，仿佛这购物袋也是我所难忘的她的一部分。另一只手，我终于看清，挽着一只长着西装皮的粗壮的右手。我停下了脚步，顺着那只手抬眼，一个短发精干的年轻人的后脑勺在和她交头接耳。我不敢上前了，但转念之间我又变了主意，这是佩佩吗？我一定得弄清楚，于是我又快步跟了上去。我们仅隔五六米了，我几乎闻到了佩佩身上熟悉的体香。他们看看东，我跟着他们，他们瞥瞥西，我跟着他们，他们在尽头右转，我也跟着他们，但是当新的大理石路铺在我面前时，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人群中的火红毛衣，火红毛衣旁的齐整寸头，昂贵的法国名牌购物袋，哪个都了无踪影，仿佛只差几秒的时间，他们的转角就像上一班公交车那样开走了，我转进的只是似是而非的下一班车。人群还是如蜂群般涌动，他们色彩灰白、平凡无奇的脸和后脑毫无美感地遍布在走道上、扶梯中、店铺里。扫遍视野里的每一个角落，佩佩和那个男人齐齐消失，简直就像是海市蜃楼一般。 米莎问我怎么不见了，我说我去上了个洗手间。我一路上到处发消息问我和佩佩的共同朋友，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她回国了。然而我始终无法认为这是梦境，或是幻觉，我想象佩佩和那个陌生的西装男人说笑的神情，想象购物袋里所盛衣物的高昂价格，想象她在国外经历的一切，想象自己，感到羞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我怅惘地叹了一口气，看见那团赭红色的气体在空中久久没有散去，它变化多端，最终形成了一条描绘着女人胸、腰、臀的凹凸曲线，一扭一扭地在我视线前方牵着我的鼻。秋天是沿着这条魅惑的曲线走向尽头的。
我又去盘里了。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赢到那个法国品牌一件大衣的钱就走。我不知道这是在和谁赌气，也许不过是给自己的放纵或发泄找的借口。但是，这并不难，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盘主龇开那张吞并一切的大嘴，问我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刚卖了一套房子，我说。他笑得更厉害了，好像我们一起捉弄了谁。你又没贷钱，哪需要卖房子呀，他说。房子太多，揣着重，我说。盘里的人都笑了。
目标迟迟没有完成，第一天就进了水下，往后的几次都在一丝一丝艰难地平账。但我没有放在心上，每一次都如失忆般重新开始。牌桌使我激动，牌桌使我冷静，牌桌使我想起胜利或者迈向胜利的时光，我在这时候才像个英雄一样昂首挺胸，目光冷峻。概率、数字和牌型在脑中跳跃腾挪，它们像蛾子扑棱着翅膀，披着日光灯洒下的光晕，扰动荷官身上的香气，凿穿每个人怪石嶙峋的脸，在他们急遽收缩和放大的瞳孔边呼啦啦地腾空而起，又沙沙地贴桌盘旋，鸡鸣狗叫，大喜大悲，使我忘记过去，看见未来。久未谋面的荷官看着我笑，冶艳地笑，试图以此从我记忆的深海里锚一样缓缓地拉起我们摧枯拉朽的夜晚。我没有吃这一套，我赢钱了。在这湾浑浊虚假的笑容里我赢钱了，比那件大衣的钱还多，我大口大口地透气。作为余音，我再玩三把就走，不然他们不会轻易放我，我弃三把牌，然后起身走人，每次赢钱时我都这么干。但这次不一样了，我拿到了一对K，这是无论如何也弃不得的好牌。我打得很凶，好牌需要做隔离，两家跟注了，第三家甚至加了注，我不怕他，他是个松手，拿不起对A，我继续加注。他全下，我照跟不误，另两家把牌一扔，仰着脖子看好戏。果然，他是三四同花。看到我的牌后那人敲了一下桌子，从鼻孔里爆射而出的叹气声把牌震出一个洞。荷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无妨，我想，这把赢了今晚再让你骗一次。我对着她那双狐狸样的眼睛露出了微笑，甚至都没有注意她发下的牌。看官起了声长哄，我低头急视，翻牌三张里仅有一张四，没有花面和顺面，我仍镇定自若，胜率还是我大。那人一动不动，眼球鼓起，抻了脖子杀人样瞪着荷官的白骨手。盘主也放下了手机旁观起来。第四张是无关牌，这样一来我便有九成胜率，下一张只要不是三或者四那就是我赢了，比自定的目标超出了一倍。那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他躺到了座椅靠背上，恋恋不舍地最后拨弄着自己的筹码。可是下一秒，也许更久，在一阵哄堂的爆炸声中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所有人都发出咿咿呀呀的怪叫，房间内一时酷热难当，只我一人仿佛寒冷街角的弃婴那样孤零零地看着最后发下的那张黑桃三。黑桃总是意味着不幸。顷刻间我一无所有。Bad beat，意思是被小概率牌翻盘取胜。兄弟对不住了，那人强装礼貌，喜笑颜开。KK全下一点问题都没，盘主说，碰到Bad beat就连Tom Dwan也要吃瘪。他拍着我的肩如此安慰道。我要贷钱，我说。我的策略没毛病，我相信运气总敌不过概率。可是我错了，也许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只是在这一刻它才从月牙背后露出了阴笑。那一圈呜哇呜哇的警报声在耳边轰鸣，我听见杨惑说这游戏很简单，不过是算概率而已，我看见那个陌生的寸头男子伏在佩佩身上的猪样的躯体，她穿金戴银，她璀璨夺目。我感到荷官那高耸的颧骨牵动着脸上其余的假肉，做出了鼓励、嘲笑、怜悯、爱慕的表情，它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这张脸，挤得她发出痛苦的娇吟。第一次一万块，她赤身裸体地说。我赤身裸体地发抖。在我意识到自己早就失去冷静的时候，我已经贷了十万块钱，一输而尽，到后来我甚至以输为快，好像我在体驗别人的人生，一掷千金，花天酒地，好像我输了是在施舍，赢了是在受贡。直到盘终人散，站在初冬无垠的大风中央，我才脱离了这种疯狂，像是灵魂出窍或者灵魂入窍。紧跟着清醒而来的是对刚刚发生的一切的难以置信。这乖戾的既定事实看不见摸不着，思考起来显得像是天方夜谭。接受这个结果花了我好一阵时间，最后在家里那张衣被乱叠的单人床边通过两汪浓浓的泪水把欠下的贷款彻底润进我的意识。
我发消息给杨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他还钱。数目虽然杯水车薪，但它对我如此重要。我原以为他睡了，或者装作睡了，或者又想了个别的什么借口，我打定主意，如果真那样，我一定会撕下脸。可是，他却还钱了，他还了我一千块，然后告诉我他的父亲得了晚期胃癌。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早就已经成了他身上的固有属性，但此刻我还是为之错愕。我把这个消息又反复看了几遍，确认汉字和含义之间的联系。
“刚做了手术，现在在住院，大约两周后开始化疗。”他发了语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再无耻，不会编这样的借口。我把那一千块又发回给了他，说：“那这钱你先用着吧。”
他拒收了：“这不打紧，现在和爸妈住一块，开销都是他们来，我个人暂时也用不着什么钱。”
我不清楚手机界面上显示对方拒收的时候我是否怀着某种窃喜的心情，但我试图不去捕捉它。接着，他又发来了一条语音，打开的时候我有些心惊，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枯槁、干瘪、遍体鳞伤，它犹犹豫豫地蹒跚而来，钻出听筒时已经狼狈不堪。在几秒钟前还不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有空喝酒？”那个声音说。
“就现在吧，”我说，“方便吗？”
“正好，”他这时的声音又恢复了正常，“来我家可以吗？我妈今晚照顾外婆，就我一人在家。”
“好。”
杨惑的家还在老地方，他的父母当年望着飞蹿而升的房价畏首畏尾，总认为这种病态迟早会终结，等到他们意识到房价在高空盘踞的时间将会久得超过他们的想象时，手中的存款已经无力去亡羊补牢，无奈之下只好把房子重新翻修一遍，多出来的钱聊胜于无地做些投资，以及供杨惑上学。杨惑在这么说的时候显得事不关己，好像在谈论别的人家。我们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是新换的一个设计师品牌，颜色很新潮，青团一样，坐下去时好像陷在泥里。没有买房，他们就有很多闲钱去置换好的家具。他说完就往茶几上的方杯里斟酒，蓝牙音响里流淌出也许是爵士风格的轻音乐，钢琴悠然而动，铃鼓沙沙作响，他说了个名字，我不认识，也没记住。我四下环视着客厅，白色比以往更多了，整体的色调也显得活泼，好像住在里面的是一对年轻情侣。起初我以为是错觉，感到屋子变得宽阔，后来才发现家里没有过去常见到的月饼或是螃蟹了，也有可能是早都收拾起来，总之它看上去空空荡荡，寂寥得很。我这才想起我几乎没有在他家的客厅里久坐过，最为熟悉的应是他自己的房间，毕竟我在那儿待的时间最长，毫无疑问，那里也变了。我感到这栋屋子好像一个化妆刻意的老女人参与进了我们的相聚，它已经老了，可是它不愿承认，死皮赖脸地强塞给我们温暖。 我们碰了一杯，一饮而尽，馥郁的黑方，不掺水不加冰，敲锣打鼓地沿着脊柱下滑游行。他看着酒杯，没有起身再斟，沉默捆住了我们。我想他是在回忆父亲在病床上的样子。上次见你时他还完全没有迹象吧？我说。我的话好像把他从深水里捞了上来，他说，对，很突然。每年都体检吗？嗯，他说，但是没用，查不出什么，都是些常见的毛病。前段时间他觉得没胃口，去做了检查，胃镜做了好几次，不太好，但不至于这么严重，最后做了切除手术，发现肿瘤是在胃黏膜的下边。我的脑中推出他父亲的模样，和杨惑一样棱角分明的脸，说起话来一板一眼，好像每一句都是用句号隔开，每一次隔开都有智慧在氤氲。我想起他轻而易举解开奥数题目的样子。在那个富有才华的躯体里，肿瘤如同蓄势待发的乌云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随着胃袋膨胀收缩、翻滚蠕动，身手敏捷地躲过一道又一道来自胃镜的隐形光线。我望着杨惑的脸，他把酒瓶和酒杯提在手里，换了个更随意的坐姿。我说，那好像也没有办法，该做的都做了，无奈它如此隐蔽。他又往杯里倒酒了，边说，他以前得过胃溃疡，所以一直以为是那留下的后遗症。也许真有关系，我说。多多少少，他说，几种原因，造就一种结果。然后又沉思了一会儿，我也沉思，回想在哪里曾听他说过一样的话。心情也是原因之一吧，他沉思后得出结果，几年前我爸在炼油厂风光正劲，眼看着要被提拔成为厂长，结果一天夜里，厂子里的两个值班女工起了纠纷，其中一人用剪刀剪穿了对方的喉咙，接着自己从减压塔顶一跃而下，地上紫黄色的脑浆花了三天才冲洗干净。这事当然和我爸无关，但毕竟是他的下属，属于监管不力。力也好，不力也好，出了这样的事故，他难辞其咎，虽然没有停职，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那以后虽然他不太表现出来，但我还是能感到他有点郁郁寡欢，身边人的态度多少也有变化。是有人在搞他？我问。这倒不清楚，据说那两个女工是同性恋，其中一人也许有精神病，因为情感上的矛盾一时冲动，发作了，当然，真要阴谋论起来总有说法，不过这样就没底了。他平静地说道。我们又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喝了点酒，突然他脸上的肉开始抽动，仿佛沸腾了的水，颤抖着说：你不知道我爸现在成了啥样。
我想象一些通常能想到的画面，接着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他给我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对丧父或者即将丧父的情感很难感同身受，我把母亲的角色代入了进去，说了些安慰的话，尽管我不太擅长安慰人。反倒是他好像特意顾及我的不安，把话题牵到了别处。他问我后来有没有再炒股，我说没有，没有消息我就不会炒股。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炒股比玩牌更像赌博，转念我就想起了我贷款的事，可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又聊到了感情。他说在他父亲住院的时候，米莎的父母常常送来鸡汤，可显然杨父已经不能喝鸡汤了，他们还是执意要送，说给家人喝喝也好，还老是说要来看看杨父。杨父不愿让人看到自己这副憔悴不堪的模样，他们却仍提了好几次，就这样杨母气了，杨父也跟着气。他们本就不喜欢米莎，觉得直播这职业不体面，又不是本地人。可我们本也不是本地人，杨惑说。他母亲更气了，说，有户口就是本地人，我看他们就是想攀我们家。可我们家也没什么高贵了，杨惑想这样说，但他念及父亲就在一旁，就把话咽了下去。他提到母亲时眼里有种冷酷的意味。那你呢，我问，你介意这些吗？当然不，他这么说着但语气是怯弱的，不过我父亲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恐怕……无论如何，亲人和恋人如果只能二选一，那我毫无疑问是选择亲人的。说完他神情凝重，好像这件事才是最让他苦恼的部分。我想起米莎为他生日买的手包，生日就在明天，不知她现在做何感想。我爱她，杨惑好像经历千辛万苦算出某道题的答案似的说，千真万确。这时我感到他真诚得像一粒盐。他在手机上打下“大项目”三个字的时候脸上也是如此真诚的神色吗？我不禁如此想道。
大项目，大项目。我想起他说过的一个又一个借口，开始试着这么去相信：也许那些都是真的，也许只是我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乐曲在地上流淌了一片，月光和灯光缠绕在一起，追逐着乐音，从灰白的木地板爬到立式空调机上，从机顶的熊猫玩偶俯向电视柜冰冷漫长的表面，从柜上的书籍和盆栽蔓延到斜倚在墙角的琴盒。光纸在那里摊开了，找到故乡一般亲切地附着了上去，严丝合缝，任黑暗继续笼罩死气沉沉的餐桌椅。照着我们的是一些平庸的光，唯琴盒处跳脱动人。琴盒崭亮如新，一尘不染。你最近有拉过琴？我问。没有，他说。那怎么这么干净？他扭过头望着琴盒几秒，超过了需要看清的时间。我想我们都猜到了，是杨母在日日打理着琴，她日渐苍老的手撑着白色或杏色的格子方布不无爱怜地在暗红色松木琴盒上来回擦拭（那擦拭的动作几近抚摸）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我们的视线沿着琴盒的曲线滑动，那也是杨母擦拭过程的曲线。
不如拉一段？我对杨惑说，好久没有听你拉琴了。
我也很久没拉了，他说，你现在喜欢上听这个了？
倒也不是，我说，不过感觉有点能明白其中的妙处了。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我试试。于是就站起身来背对着我走向墙角，那一刻我恍惚以为他就是那个走在佩佩身边的西装背影，但很快就意识到那并不可能，身材不像，发型也不一样，只是一些气质之类的东西相似罢了。
他在那儿捣鼓了半天，关掉蓝牙音响，调琴、试音，接着转过身来，挺拔地站在电视柜前，摆好架势。不用谱？我问。都刻在肌肉里呢，他笑着说。我把腿盘到沙发上，一个劲地鼓掌，好像在等待自己上台领奖。他在掌声中忽然卸了肩，握着琴弓的右手垂荡下来，腼腆地一笑：感觉怪怪的。他这一说我也顿生同感，便抬起手来按了墙上的开关，灯灭尽了，五彩斑斓六神无主七嘴八舌的家什物件统统被吸入黑暗，只有月光筛过窗户，填平他面前的一方空地，让他的半个身子苍白如纸。这样好多了，他轻松地说。接着我就听到了哀婉的琴声，那声音在深夜里大得惊人，刚出响时仿佛在吵架。但很快，一切都被软化了。我听不明白个中门道，以门外汉的角度，深深为这美妙的韵律折服陶醉。琴声如奶样浸透我的毛孔，如羽样轻盈地回旋漫游，如坟样激活五官对悲伤的感触。它的枝蔓上结出他的母亲，结出整个小学人头攒动的学生，也许还结出米莎或者别的女友，结出我。我们围绕着高级而空洞的木琴腔随风飘荡，一缕一缕，一年一年。我真的成了烟，成了无，什么都思考不了了。我闭上眼，让最后一点亮骤然消逝。我又睁开眼，让那一点亮骤然复苏。杨惑在那粉末似的光雾里露出了半张脸，半张脸上的一只眼死盯着光里的琴颈，光里的琴颈上他的手指时而弹起，时而捻动，那是五根藤鞭、五颗流星、五条野狗，将明晃晃的琴弦调戏得瑟瑟发抖。琴弓切割着弦的同时也切割着他的脸，切割着他愤怒的下颚。在黑暗中他脸上的愤怒更加肆无忌惮了，眼白着火，酒窝皲裂，下唇撬开上唇，它们齐心协力，拔山举鼎，将阴影都扭断。嘎吱一声。嘎吱一声。琴声也随之中断了。他用一只眼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方向，又回到了左手，好像黑玻璃球滚到地上又被拾了起來。他的左手在琴把上无声地比画了一番，琴弓再次启动，几秒前的旋律重又响起，来到刚才停止处时，不和谐音如同一记鸦叫打碎了空气。他又重新试了几次，我看到他那半张脸上的神情惊恐起来、柔情起来、无助起来、孤独起来，他再也没有找到能让乐曲延续的音符，或者即便找到，也已生疏到无力演奏。他的独眉和独眼震颤不已，眉间的皱纹高高折起，嘴唇也战战兢兢地松懈了，而且越松越大，好像失去控制。他把这张离奇诡谲的脸缓缓地别进黑暗，把整个人和琴都埋了进去。然后我便从那团黑寂里听到他似有若无的抽泣声。 我想我应该起身拍拍他的肩，或者说些什么起到类似作用的话，可是我垂下了头，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唯有叹气声从我的口中溃败似的逸出。
哭声很快就明显起来，再也不是若隐若现的了。我一直以来很难想象杨惑哭时的样子，我甚至一度以为哭这种表情是不会展现在他这张从容的脸上的。而如今他当真哭了，我却依然无法看见。我们像是在共同聆听他的哭声（好像他的哭声接替了夭折的琴声）那样无言了很久，但也许也没那么久，因为窗外的天空依然黑如井洞，而这一夜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多得像要撑破黑夜的胃，但它却仍完好无损地黑着。它黑了一分一秒，一窗一帘，似乎还将永无止境地继续黑下去时，杨惑开口了。
我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他脆弱地说。声音传来的方位表明他是站着而非蹲着或者坐在地上。
谁不是呢，我说。
黑里的黑色的他的哭似乎更剧烈了。
我身体前倾，朝着大片的黑暗问出了我一直想要问的问题：“你是不是去赌钱了？”
沉默在谎言和真实之间来回滚动，他仿佛又在算题了。我忽然感觉我们的立场变得很奇怪，他站着我坐着，我问他答，仿佛训斥或者审问。少顷，他清晰地说：“没有。”
“那是去做了投资？就是那种……高风险的。”
“没有。”他这次回答得很快，也更坚定。
“那是……”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这时的声音已经完全驱走了哭泣的颤抖。
我想，他大约该庆幸黑夜罩住了他的眼神。
没过多久，他平静下来了，叫我开灯。色彩以最快的速度各就其位，他背着我收拾琴，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哭过的痕迹，仿佛刚才的事被擠出了现实。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他说了声“生日快乐”，他很得体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天根底下终于渗出一线墨蓝。我离开之前，我们在门口拥抱了一下，他抱得很紧。我立刻意识到，这四千块钱我是再也要不回来了。
走出小区的时候天像逃命似的越亮越快，照得万物轮廓分明，只是犹套了一圈浅蓝的光晕。路上有了晨跑的人影。我回到家里把乱麻般的心绪弃置一边，倒床就睡，疲惫使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忧虑却又把我的苏醒时间硬生生地拉早了几个小时，才不到中午，我就已经双眼大睁，再无睡意。初中同学发来消息，普天同庆似的告诉我杨惑还他钱了，虽然只有一千块，但是个好的开始。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他并不知道杨父的事情。
这天下午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昨夜的事情，我感到窗外的景物不再是景物，流逝的时间不再是时间，只有我的债款真实有效，沉重如山。我茶饭不思地思考这件事，最后拿起了手机，拨下了110。有人聚众赌博，我说。接着告诉了他们地址，还有那个外卖员的姓名，手机号是怎么也记不全了。下一次开盘是在明天晚上，可我一放下手机就开始担心有人会找上门来。我侧耳细听门外走过的每一声脚步，每有一人发消息来我都心惊肉跳，直到看见那不是盘主发来的才少许放心。晚饭过后，又一阵消息提示音响了，是米莎。她说她订了KTV的包厢想为杨惑庆祝生日，但就在几分钟前杨惑跟她提了分手，她便想找我谈心。
晚上见，我说。和她一起唱歌总好过一个人在家里胆战心惊。
包厢被她布置得既用心又蹩脚，从淘宝买来的气球铺了一地，背景墙上贴着金光闪闪的“Happy Birthday”几个字。她还准备了皇冠和喷射式彩带，一个粉红色的惊喜箱里放着又一簇氢气球，气球底下是那只小牛皮的高档手包。这个手包送你吧，她说，退也退不掉，就当是感谢你陪我好了。我说，我不能收，你卖了它吧。她就显得忧愁起来。我则担心这么引人注目的装饰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事实上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醉汉跑进包厢和我们碰了一杯酒，一群人在后面看着他笑，我想他大概是玩游戏输了。喝完酒后他环视了一圈包厢对我说了句“生日快乐”，我不愿多解释，就跟他说了声“谢谢”。后来我偶尔怀疑他会不会是盘主底下的奸细，接着为自己过于神经质的多虑哑然失笑。盘要明晚才开始，明晚过后一切才能见分晓，我这么想着心脏却还是锤个不停。米莎先是问我杨惑有没有跟我说过她的一些什么，我想，此刻大概已经不适合再告诉她事实。他觉得你太浅薄，我说，你也知道，他学历高，工作好，家里也不错，他的女朋友也应该是个有内涵、有想法的人，而不是整天关心些无聊的八卦，为感情上的事搞得死去活来。他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她问。一开始不是，我说，后来这个想法才开始变得强烈，直到主宰了他。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昂着头颅点燃一支烟，穿着黑色丝袜的右腿搭在左腿上，高傲又冷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好像在一秒钟里获得了二十年的成熟和世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根烟抽罢，她的头又低垂下来了。她不断地喝酒，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一边笑一边哭地跟我讲他的事。那都无关紧要了，杨惑有能力向她隐瞒任何他不想让她知道的事。我便在这时开始回忆我的过去。我的父母、我的合伙人、杨惑、杨父杨母、他的历任女友、佩佩、西装男、荷官、盘主、光头、外卖员……他们像一支行刑队那样从我面前不动声色地走过，押着佝偻着身子的我前往一无所有的地方。米莎喝醉了，她横卧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口中喃喃自语。她拉我手的力道好像在抓着蹦极时的绳索，她需要这只手给她安全感。我也因这只手得到了她的安慰。这是一只吹弹可破的手，一只未经污染的手，佩佩的手好像也长这样，女人的手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样子。顺着这只手，我看见了她黑长的睫毛，看见了她宽松的领口。领口里的半块胸脯和乳罩截面生产出滚滚的热流又沿着我们的手顶回我的心里。我这时觉得我离不开她了，好像我才是那个即将坠落的人。在她的手里我安全得忘记了一切。我的身子不再佝偻，它挺得火柱样笔直。我想到杨惑将永远欠着我的那四千块钱，一种别样的偿还在我的脑中构思，它是今夜屠杀般的狂欢，它是米莎雪白善良的肉体，而米莎就在眼前，这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就在眼前。我贪得无厌地打量米莎，恨不得立刻展开行动，可我甫一站起，却又坐下了。我望着满房间的生日装饰悲从中来，我拿起了桌上的酒，以最快的速度往自己喉咙里灌，为了我接下去要干的事，我得喝得再醉一点，再醉一点……直到我听到自己难为情的哭声，直到米莎从沙发上升起哭声，直到杨惑在包厢的某块黑暗里无中生有地洇出哭声。三条哭声互相应和，错落有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心事。
责任编辑 胡百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