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图景的展开,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将该问题推至现代学术中心地带的主要力量,则来自于排他性极强的亚伯拉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部分西方的神学家与宗教学家勇于对自身传统进行批判和修正,并就不同信仰间沟通的可能性以及具体模式作了反复的探讨,从而引发了一股持续性的对话热潮.反观我们的文化,其对各宗教始终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宽容精神.特别是在明清之际,三教融合达到顶峰.延至民国,更进一步发展出儒、释、道、耶、回“五教同源”的观念.①因此,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着丰富的对话理论与实践经验.其中的诸多话题与现象,如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更是极为独特甚至超前.这些资源适足为今日世界所借鉴,以应对信仰冲突所导致的种种时代危机.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该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绝非一劳永逸,其仍留有颇多的难题和问题意识的盲区.为避免传统在现代失效,我们在对之进行掘发、表彰的同时,还应作积极的反思与检讨.在此,笔者将围绕晚明三教对话的专家——管东溟(1536-1608,名志道,字登之)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