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我应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著名诗人痖弦先生之请，赴台出席“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首次参加台湾文学界的学术活动，所见所闻无不感到新鲜，而更使我高兴的是，结识了早已心仪、私淑已久的乔志高先生。他本名高克毅，乔志高是他的英文名George Kao的中译，也是他的笔名。
　　高先生是和他夫人梅卿一起来参加林语堂研讨会的。四五十年代高先生夫妇在纽约与林语堂夫妇交往颇多，高先生此次专程自美到台赴会，是表示对亦师亦友的林语堂的深切怀念，他自己当时也已83岁高龄了。但会上人多，我们未能深谈。会后台湾“海基会”李庆华先生专门设宴款待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和她丈夫黎明，乔志高夫妇和来自大陆的施建伟教授(大陆首部《林语堂传》作者)和我。当时正值第一次著名的“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开始频繁。李庆华宴请的6位中，高、林两对夫妇在台湾文化界早已大名鼎鼎，而宴请施和我，明显是对大陆学人高规格的礼遇。不料，施教授因先已有约，不克分身，只能由我一人代表了。
　　高先生温文儒雅，对后辈没有一点架子，说话又是一口不紧不慢的沪语，使我倍感亲切。席间的话题当然是围绕林语堂而展开，记得高先生说了不少林语堂在纽约的轶事，引得林太乙莞尔，说没想到您老与我爸爸那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高先生走上文学和新闻写作之路，与两位现代著名作家有很大关系。一是梁实秋，梁实秋1927年夏秋之交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青光》，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高先生就向《青光》投稿，“师法秋郎(梁实秋)风格，行文尚称‘幽默’(虽然那时离林语堂发明此语还有好几年)，不多几天居然见报!”到了30年代中期，高先生已负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又开始为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撰写“纽约客谈”专栏，与许多文坛前辈一起成为《宇宙风》的经常撰稿人。
　　高先生的经历是独特的。他出身在美国，父亲是庚款留美的官费生，在高先生3岁牙牙学语时把他带回中国。因此，他受的是中国西化家庭的传统教育，先随塾师攻读四书五经，在教会名校燕京大学毕业后，再返回美国深造。双重的文化熏陶，造就了中英文双语作家的乔志高，优游于中美文化之间的乔志高和研究美语(美国式英语)“生态”权威的乔志高。高先生的专业是新闻学和国际关系学，但他兴趣广泛，对翻译和翻译学有更高的造诣。他30年代曾任上海《大陆报》、《中国评论周报》等英文报刊的美国特约通讯40年代在纽约主编《战时中国》(China at War)；50至60年代在华盛顿担任“美国之音”编辑；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编英文《译丛》(Renditions)杂志，直至1983年荣休，专事中英文著述。高先生筚路蓝缕，创编《译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译丛》继承了30年代上海英文月刊《天下》的传统，以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中国历代优秀文学艺术为己任，英译作品包括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戏曲，从《西游记》到《红楼梦》，还有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钱钟书的《围城》和白先勇的“台北人”特辑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都是一流的高手，译文都反复推敲，力求精当，从而使《译丛》以其纯正的文学趣味和严谨的学術性在海外学界有口皆碑。《译丛》至今仍在出版，高先生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当然，对中国读者而言，高先生的“美语录”系列(第一辑“言犹在耳”、第二辑“听其言也”、第三辑“总而言之”)和《最新通俗美语词典》(与高克永合编)，可能更具影响力。这两部大书凝聚了高先生半个多世纪潜心“听”“说”美语的经验，确实是他对中国人英语教学和研究的杰出贡献。“美语录”系列已有大陆简体字本。
　　记得2001年初，我受上海“季风工作室”之托，与高先生联系“美语录”版权时，他老人家爽快地一口答应，还特地写了《寄大陆读者》一文作为代序，以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说起，为自己耄耋之年“美语录”系列能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同步出版”而深感欣慰。在“美语录”中，高先生以幽默俏皮、亦庄亦谐的笔调，深入浅出地诠释美式英语，从总统辞令到汽车文化到流行歌词到俗语俚语，从美国人习用的新旧词语的解说扩展到对美国社会人生的认知，像《海外喷饭录》、《美国人怎样谈情说爱》、《美国人自说白话》等篇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隽永之作。高先生讨论美语采用的是中国人的视角，中同式的观点和中国化的智慧，他不仅提醒我们学习英语(准确说是美语)其实是轻松有趣的，十分好玩的，而且从语言的层面对美国文化的剖析也可谓入木三分，以致《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认为“作为一名异族，他可能比美国人更能感知美国社会”。
　　《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初版于1994年，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不胫而走。这是高先生为中国人学习英美语言文化而编注的一种别出心裁、独创一格的工具书。“是本力作，集大成之作，开卷有益之作”(庄信正语)。此书虽名“词典”，却是高先生用他擅长的随笔体裁写成。且举书中对“没有白吃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free lunch)的译文为例：
　　你远道来访，朋友邀约去本地的扶轮社午餐会，还有名人演讲，到时，主人请你也讲几句话，你连忙推辞，说毫无准备。朋友笑道：“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一定得讲。”这句时常听到的调侃语，背后的哲理就是：天下没有任人讨便宜的事；每样便宜事都有它的代价。一般认为是经济学家佛利曼最先说的，因为他在一九七五年出过一本书，以此为名。佛氏自己不承认，也不清楚原句从何而来。
　　有考据癖的都想追踪此语的出典，以下几种皆系揣测之言：一九六六年一部科幻小说以此为题材；一九五九年一本讨论投资的书有此警句；一八八二年《芝加哥时报》记英国文人王尔德访美，从东到西，“一路吃白食”(following a free-lunchroute)；一八五四年旧金山一份刊物大谈当地“吃白食”的习惯。其实十九世纪，纽约、纽奥连、旧金山等地的酒馆(当年叫saloon)，白天招徕客人饮酒，在柜台上常备有“免费小吃”(fleelunch)，如煮鸡蛋、炸脆条饼(pretzel)、花生米、辣白菜。有些德国馆子的相当丰富，还供应香肠、酸猪脚等，买一杯威士忌可以乘机饱餐一顿；当然，不喝酒而吃白食的，恕不招待。往后，一来经济情形转变，二来去新式酒吧(cocktail bar)饮饭前酒渐成高级女士的习惯，fleelunch的风尚也逐渐消失。可是用来做比喻，被保守派经济学家，如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曼教授等人，借以表示自由市场运作的优点，反对以政府开支干预和控制国家的经济。
　　高先生旁征博引，对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的解释真是恰到好处。2004年《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增订版问世，高先生在“增订版前言”中强调《词典》初版10年之后增订重版，“目的不仅在为中文读者出一本有用的参考书，同时希望作成一种交流中西文化的有趣的读物。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字典，也不止于一本字典”。诚哉斯言。当我收到高先生馈赠的这部沉甸甸的增订版时，不能不感受到它的学术文化价值更是沉甸甸的。它是我所见到的最生动活泼、启人心智的英文词典，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作为翻译家，高先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翻译的《大亨小传》(大陆译作《了不起的盖茨比》，F.S.菲茨杰拉尔德著)、《长夜漫漫路迢迢》(尤金·奥尼尔著)和《天使，望故乡》(T.伍尔夫著)，都是美国文学名著，而他的翻译也都是公认的名译。在高先生看来，“翻译在本质上是一件second best(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自然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所以他主张“翻译文学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不好、好、更好’的问题，而且即使一般‘好的’翻译也必有见仁见智，各各不同的地方”。高先生谦称自己“只是个莫‘名’其‘巧’的翻译者”，但他对翻译的见解却是那么深刻而独到。高先生的翻译实践也明白无误地显示，译者如果中文不好，他的翻译一定不会好。只有像高先生这样中英文俱佳，他的翻译才有可能臻于完美。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高先生是在2000年初冬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大赛颁奖典礼上，他老人家是“文学翻译组”评委。在“文学翻译与创作专题讲座”上，高先生娓娓而谈，风趣地阐述翻译是一种“妥协”，并以克林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连珠妙语为例说明翻译如何传神达意。颁奖典礼隆重的晚宴其实也是为了庆贺高先生90大寿。我记起高先生在张爱玲逝世之后写了《张爱玲的广播剧》一文，回忆他与张爱玲在华盛顿的一段短暂的交往，并提供了张爱玲的佚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根据索尔仁尼琴成名作改编的广播剧)，本想就此事向他进一步请教，因时间匆促而作罢，原以为以后还有机会，不想成了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