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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明末来华之前，曾在远东旅行的几个著名基督教人士，虽然行色匆匆，可是都留下了游记。后来就有传教士常驻远东传教了，他们多有商人陪同。
“成吉思汗”在蒙古语中，是“拥有海洋四方”的意思，典雅的说法大概叫“横扫六合”吧。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3次西征，建立了大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东到太平洋，西达黑海，南到南海，北到北冰洋，说“横扫六合”，也算名副其实。
从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可汗，到1259年，其嫡孙蒙哥汗（1209～1259）去世，大蒙古帝国存续的时间不长。帝国的遗产就是分裂后的元朝，及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主要在今新疆、中亚、西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交通畅达，传驿制度完善，物品与人员的交流，盛况空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就是此时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许多西方人来到远东，出使、经商或者旅行，并且留下了许多知名的游记。他们把中国内地叫大契丹（原南宋地区叫蛮子省）。Cathay成为西方对中国的称谓。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1235～1242），继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之后，蒙古铁骑又在里格尼茨（今波兰境内）击溃了波兰和普鲁士联军，踏进匈牙利境内，甚至乘筏渡过了奥得河（Oder），兵锋直逼德国边境，别部且挺进到维也纳附近。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惊慌失措，莫知应对。
1245年，新即位仅两年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召集全欧主教在法国里昂开会，商讨对策。有前线传来的信息说，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于是，教皇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打探其宗教信仰状况，最好能让他们信仰基督。意大利人柏朗嘉宾（1182～1252）荣膺其选，1245年复活节那天（4月16号）首途之日，他已年届63岁高龄。
柏朗嘉宾1246年8月到达了上都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境内），见到了贵由汗，次年11月回到欧洲，交上了一份旅行报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完整文字记载。读读全书的标题，你就知道他想知道什么：
“他们所在的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他们的服装、住宅、财产和婚姻”、“他们崇拜的神，他们认为是罪恶的事，占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礼仪”、“他们的性格、风俗习惯和食物等”、“鞑靼帝国及其首领的起源，皇帝与王公们的权利”、“关于战争，他们军队的结构和武器，他们在作战中的计谋，对待战俘的残酷，他们攻夺城堡的方法和对降敌的背信弃义”、“他们怎么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字和他们实行的暴政，曾经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怎样同他们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在交战中防范他们的计谋，要塞和城市的防御设施，怎样对待鞑靼人俘虏”、“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区，我们遇见的证人，鞑靼皇帝和诸王的宫廷”。
显而易见，柏朗嘉宾力图摸清蒙古人的战争实力、作战特点、武器装备，其出使的军事意图远大于传教目的。关于中国内地的情况，在第五章介绍提到“大契丹”，涉及蒙古与金朝的战争，说蒙古人“尚未征服契丹的另外半壁江山（南宋），因为它在海上”。
在柏朗嘉宾回来不久，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49年又派遣使者前往汗八里（源自突厥语，意为帝京，即今北京市）拜见蒙哥大汗。使者报道了蒙古王公改宗基督教，即“也里可温派”（元代对基督教各教派的统称）的情况，想象的成分居多。辽金时期，也里可温教在蒙古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颇为盛行，这似乎坐实了欧洲流传的东方有约翰长老的故事。
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1251～1253），摧毁了巴格达和叙利亚，在基督教世界赢得一片喝彩声，刺激了欧洲教俗世界要联络蒙古人制裁伊斯兰教的幻想。因此，法王于1253年派遣方济各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汗廷。如果上次出使是打听军情，这次出使就是试图传播福音。
鲁布鲁克1255年8月回到的黎波里（今利比亚首都），留下的报告有三十八章，他列专章介绍也里可温教徒及其寺庙（第二十四章）、介绍和尚的寺庙和偶像（第二十五章）、介绍他参加宗教论战的情况（第三十三章）。当时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1214～1294）在巴黎会见鲁布鲁克时，曾谈到东方见闻，1266年培根在自己的书中转述了鲁布鲁克的观察，说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Serers）：
“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由于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的。有人告诉我说，大契丹的这座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契丹还有许多省没有臣服于蒙古人。契丹人身材矮小，说话带强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他们有很多人在哈剌和林做工，子承父业。他们要给蒙古人交纳巨额赋税，约有1.5万马克（重的银锭），这还不算交纳的丝绢和粮食及其他劳役。”
鲁布鲁克首次准确地把契丹人和“古代的丝人”联系在一起，还提到了中医和中草药，对汉人形体的描述和蒙古人奴役内地掠来的工匠的介绍也很具体，很可能他在和林亲眼见到过汉人。
与以教宗或法王的使者身份，出使蒙古帝国不同，另外一位东行的西方传教士鄂多立克，是自己旅行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元朝了。他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其游记1/3说的是中国，即契丹和蛮子省。
鄂多立克的兴趣不在宗教，也不在军事，他对中国的描述偏重于政治方面。他不厌其详地叙述朝廷的集会，朝参的秩序，觐见皇帝的场面，军队和狩猎，驿站的快捷等。介绍帝国的行政区划为12个省，蛮子省有2000个城市，这还不包括5000个岛屿在内。说到宫廷建筑壮丽辉煌，城市的宏伟、美丽与众多，均赞不绝口。他对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频繁地有时甚至是比较琐细地介绍城市。他介绍民俗与特产时，以猎奇心态居多。
鄂多立克高度肯定契丹和蛮子省的所见所闻，从风光景色，到城市和财富。他赞扬中国男人“英俊”，女人之美貌为“世界之最”。他称赞建筑物的外表和装潢，很少评价其建筑技术和风格。作者的比较判断，有时直接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但最多的比较只是度量数据的不同， 有时他也用家乡的城市来比较远东的城市，他赞叹广州有如此众多的船只，“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赞叹杭州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经到过那里的人”；他还说南京城里竟然有360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好”。总之，在比较中鄂多立克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与本身文化的相似性，有时甚至还有优越的地方。
这是利玛窦明末来华之前，曾在远东旅行的几个著名基督教人士。虽然行色匆匆，可是都留下了游记。后来就有传教士常驻远东传教了，如1292年到达北京的传教士孟特科维诺，就在北京设立了主教区。他们多有商人陪同。早在1224年热那亚就建立了印度贸易促进协会（东方贸易促进会），反映了当时东西商贸关系的发展。孟特科维诺自称他在北京的教堂用地，是一个西方商人购得的，泉州主教安德烈1326年的信中提到他的教区的热那亚商人，还有人提到泉州热那亚商人的海外货栈，鄂多立克说到广州的许多商行。但是除马可波罗外，很少有商人留下他们在东方活动的报告。
虽然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欧洲人，却是在华有过较长生活经历的欧洲商人中，最早报道亲身见闻的人。那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种怀疑不绝于耳。他的报道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下次详细分解。
“成吉思汗”在蒙古语中，是“拥有海洋四方”的意思，典雅的说法大概叫“横扫六合”吧。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3次西征，建立了大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东到太平洋，西达黑海，南到南海，北到北冰洋，说“横扫六合”，也算名副其实。
从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可汗，到1259年，其嫡孙蒙哥汗（1209～1259）去世，大蒙古帝国存续的时间不长。帝国的遗产就是分裂后的元朝，及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主要在今新疆、中亚、西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交通畅达，传驿制度完善，物品与人员的交流，盛况空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就是此时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许多西方人来到远东，出使、经商或者旅行，并且留下了许多知名的游记。他们把中国内地叫大契丹（原南宋地区叫蛮子省）。Cathay成为西方对中国的称谓。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1235～1242），继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之后，蒙古铁骑又在里格尼茨（今波兰境内）击溃了波兰和普鲁士联军，踏进匈牙利境内，甚至乘筏渡过了奥得河（Oder），兵锋直逼德国边境，别部且挺进到维也纳附近。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惊慌失措，莫知应对。
1245年，新即位仅两年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召集全欧主教在法国里昂开会，商讨对策。有前线传来的信息说，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于是，教皇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打探其宗教信仰状况，最好能让他们信仰基督。意大利人柏朗嘉宾（1182～1252）荣膺其选，1245年复活节那天（4月16号）首途之日，他已年届63岁高龄。
柏朗嘉宾1246年8月到达了上都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境内），见到了贵由汗，次年11月回到欧洲，交上了一份旅行报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完整文字记载。读读全书的标题，你就知道他想知道什么：
“他们所在的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他们的服装、住宅、财产和婚姻”、“他们崇拜的神，他们认为是罪恶的事，占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礼仪”、“他们的性格、风俗习惯和食物等”、“鞑靼帝国及其首领的起源，皇帝与王公们的权利”、“关于战争，他们军队的结构和武器，他们在作战中的计谋，对待战俘的残酷，他们攻夺城堡的方法和对降敌的背信弃义”、“他们怎么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字和他们实行的暴政，曾经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怎样同他们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在交战中防范他们的计谋，要塞和城市的防御设施，怎样对待鞑靼人俘虏”、“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区，我们遇见的证人，鞑靼皇帝和诸王的宫廷”。
显而易见，柏朗嘉宾力图摸清蒙古人的战争实力、作战特点、武器装备，其出使的军事意图远大于传教目的。关于中国内地的情况，在第五章介绍提到“大契丹”，涉及蒙古与金朝的战争，说蒙古人“尚未征服契丹的另外半壁江山（南宋），因为它在海上”。
在柏朗嘉宾回来不久，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49年又派遣使者前往汗八里（源自突厥语，意为帝京，即今北京市）拜见蒙哥大汗。使者报道了蒙古王公改宗基督教，即“也里可温派”（元代对基督教各教派的统称）的情况，想象的成分居多。辽金时期，也里可温教在蒙古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颇为盛行，这似乎坐实了欧洲流传的东方有约翰长老的故事。
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1251～1253），摧毁了巴格达和叙利亚，在基督教世界赢得一片喝彩声，刺激了欧洲教俗世界要联络蒙古人制裁伊斯兰教的幻想。因此，法王于1253年派遣方济各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汗廷。如果上次出使是打听军情，这次出使就是试图传播福音。
鲁布鲁克1255年8月回到的黎波里（今利比亚首都），留下的报告有三十八章，他列专章介绍也里可温教徒及其寺庙（第二十四章）、介绍和尚的寺庙和偶像（第二十五章）、介绍他参加宗教论战的情况（第三十三章）。当时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1214～1294）在巴黎会见鲁布鲁克时，曾谈到东方见闻，1266年培根在自己的书中转述了鲁布鲁克的观察，说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Serers）：
“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由于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的。有人告诉我说，大契丹的这座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契丹还有许多省没有臣服于蒙古人。契丹人身材矮小，说话带强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他们有很多人在哈剌和林做工，子承父业。他们要给蒙古人交纳巨额赋税，约有1.5万马克（重的银锭），这还不算交纳的丝绢和粮食及其他劳役。”
鲁布鲁克首次准确地把契丹人和“古代的丝人”联系在一起，还提到了中医和中草药，对汉人形体的描述和蒙古人奴役内地掠来的工匠的介绍也很具体，很可能他在和林亲眼见到过汉人。
与以教宗或法王的使者身份，出使蒙古帝国不同，另外一位东行的西方传教士鄂多立克，是自己旅行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元朝了。他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其游记1/3说的是中国，即契丹和蛮子省。
鄂多立克的兴趣不在宗教，也不在军事，他对中国的描述偏重于政治方面。他不厌其详地叙述朝廷的集会，朝参的秩序，觐见皇帝的场面，军队和狩猎，驿站的快捷等。介绍帝国的行政区划为12个省，蛮子省有2000个城市，这还不包括5000个岛屿在内。说到宫廷建筑壮丽辉煌，城市的宏伟、美丽与众多，均赞不绝口。他对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频繁地有时甚至是比较琐细地介绍城市。他介绍民俗与特产时，以猎奇心态居多。
鄂多立克高度肯定契丹和蛮子省的所见所闻，从风光景色，到城市和财富。他赞扬中国男人“英俊”，女人之美貌为“世界之最”。他称赞建筑物的外表和装潢，很少评价其建筑技术和风格。作者的比较判断，有时直接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但最多的比较只是度量数据的不同， 有时他也用家乡的城市来比较远东的城市，他赞叹广州有如此众多的船只，“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赞叹杭州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经到过那里的人”；他还说南京城里竟然有360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好”。总之，在比较中鄂多立克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与本身文化的相似性，有时甚至还有优越的地方。
这是利玛窦明末来华之前，曾在远东旅行的几个著名基督教人士。虽然行色匆匆，可是都留下了游记。后来就有传教士常驻远东传教了，如1292年到达北京的传教士孟特科维诺，就在北京设立了主教区。他们多有商人陪同。早在1224年热那亚就建立了印度贸易促进协会（东方贸易促进会），反映了当时东西商贸关系的发展。孟特科维诺自称他在北京的教堂用地，是一个西方商人购得的，泉州主教安德烈1326年的信中提到他的教区的热那亚商人，还有人提到泉州热那亚商人的海外货栈，鄂多立克说到广州的许多商行。但是除马可波罗外，很少有商人留下他们在东方活动的报告。
虽然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欧洲人，却是在华有过较长生活经历的欧洲商人中，最早报道亲身见闻的人。那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种怀疑不绝于耳。他的报道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下次详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