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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在冷战后致力于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而在新工党上台执政之前，英国一直对此保持消极态度。但是，自布莱尔新工党上台之后，英国一改前态，积极加入到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英国的传统思想和政治理念发生了改变，而是新工党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对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进行某种调整的结果。本文以二战后英国政府的欧洲防务政策与其自身角色定位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佐证，论述英国新工党政府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政策变化与其国际角色定位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这种调整的有限性。
关键词：英国；新工党政府；欧盟安全与防务；国际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K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4-0042-11
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对于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给予了如下评价：“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这一评价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或许是准确的，然而，在14年后的今天看来，正是1997年上台的英国新工党政府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20世纪末以来，欧盟的安全和防务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欧盟制定了自己的安全战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被成功地派往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独立防务被写进了欧盟宪法……欧洲的独立防务似乎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在上述发展过程中，英国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表现得十分积极，努力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新举措的出台和实施。那么，英国新工党政府的这一转变到底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长期困扰英国的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的取舍问题与新工党态度的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影响到新工党的态度变化，那么这对欧洲防务建设的进程与前景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亟待回答并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联系二战后欧洲国际角色定位和欧洲安全政策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探讨新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变化与其积极推动欧洲防务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有助于英欧关系与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研究。
一、从“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到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1945-1996年)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西欧各国不但在经济上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也无力同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相抗衡。处于夹缝中的英国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过去重视灵活的均势外交、避免长期卷入欧洲争端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兴超级大国密切关注欧洲命运的世界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初期英国曾经短暂地接管了欧洲的防务，外交大臣贝文还提出了“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希望能够将西欧联合起来，成为可与美、苏相抗衡的一种强劲力量，而英国则可以作为西欧力量的领导者，以图在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贝文努力倡导西欧国家的联合，并着力建立英法联盟作为西欧联盟的核心。这就是二战后初期被称为“宏伟计划(Grand Design)”的以英法为核心、建立西欧联盟的设想。虽然“宏伟计划”在推行过程中有着种种阻碍，既要保证不会刺激苏联的敏感神经又要保证法国愿意与英国进行合作，但是在贝文的努力之下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7年英国与法国签署了有关两国军事互助的《敦刻尔克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可以更多地介入欧洲，承担欧洲防务的重任，它还使英国在控制西欧局势的同时，又能进一步建立大西洋联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条约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条约为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
然而，英国虽然努力尝试建立西欧联盟并且希望西欧能够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自身实力的差距以及冷战的迅速到来都使英国意识到必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西欧的安全。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依靠“第三种力量”还是向大西洋彼岸寻求帮助，成了英国必须做出的选择。恰逢此时，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继而，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3月31日苏联开始逐步封锁柏林。面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威胁，在安全问题压倒一切的考虑下，英国在不情愿中迅速地将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开始寻求美国的帮助。在这样一种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英、美以及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很快达成协议，1949年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由此以美国主导的、以北约为载体的大西洋安全体系得以确立，而承载英国“第三种力量”构想的西欧联盟进入了休眠状态，《敦刻尔克条约》则成了“宏伟计划”的仅有成果。
笔者认为，英国这样的选择是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共同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传统均势主义的影响，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恢复欧洲均势。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以及英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英国面临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使英国维持原有的大国地位等，都是英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贝文曾经寄希望于以西欧各国联盟为内容的“第三种力量”能够提供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当冷战到来时，美、苏之间的合作已经不复存在，而苏联对西欧的安全威胁则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联美制苏”就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和英国外交的主要方针，这就决定了英国只能放弃“第三种力量”的构想，而转向大西洋主义。另外，英国信奉大西洋主义在其对欧洲一体化初期的态度中也得到反映，它担心加入西欧一体化会影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英国不能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力量，从而冒着失去英国大国地位的风险。总之，英国认为它不能使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受到影响，因为无论是在维持世界均势上还是在安全防务方面，美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与美国的关系要比同欧陆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在经过反复斟酌和思量之后，英国成为大西洋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自北约组织成立之日起，欧洲安全就成为大西洋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欧洲也丧失了独立防务。而欧洲安全与防务中的“大西洋联盟部分”也随之诞生。在欧洲人看来，有了美国人的核保护伞，似乎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北约所存在的一些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北约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是一个负担共享、利益均沾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不平衡的、非标准的军事组织。美国人一直承担着北约60％以上的费用，而西欧则一直是一个“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这导致了美国人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以及美欧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从军事角度看，军事和经济力量超强的美国并不需要盟国。四这使得美国人在北约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主席一职一直都是由美国人来担 任，而欧盟国家只能出任秘书长。虽然这引发了欧洲人的强烈不满，但是因为冷战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以及欧洲人对于这种低费用的安全防务的相对青睐，都令双方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还算相安无事。问
第二，北约第五条中“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的措辞使美国不需承担自动卷入的义务。随着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加剧，北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担心在一场危机中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拖入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
所以，基于以上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欧洲一体化从低级领域向高级领域“溢出”，法、德等大国开始迫切地希望能够拥有独立的欧洲防务。而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可能。法德之间实现了和解，为欧洲拥有独立的防务扫清了第一个障碍。1963年法德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在外交、防务和教育文化方面进行紧密合作，确定“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970年卢森堡报告开启了欧洲政治合作(EPC)；1987年法德成立“安全和防务委员会”，1988年建成法德混合旅。法德的这些建设自己的防务、摆脱北约和美国控制的努力，也可看成是冷战背景下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上欧洲主义的萌动。至此，战后欧洲安全与防务的整体格局已经非常清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战后欧洲防务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独立防务也在积极建设。在这样的形势下，冷战期间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就呈现出一种欧洲离心倾向。
然而，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虽然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并逐渐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自北约开始接管欧洲防务之后，却一直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信奉大西洋主义，积极追随美国。作为北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对法德建设独立防务这种离心倾向却不以为然，甚至加以反对，其基本原因依然是英国坚信只有美国具有与苏联抗衡、维护西欧安全的真正实力，任何导致北约涣散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欧洲一体化也获得了长足发展，面对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建设欧洲共同外交和防务支柱的目标，英国仍然不为所动，坚守大西洋主义。
二、布莱尔政府的“向欧洲靠拢”
从冷战时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英国一直都是大西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而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则是若即若离。然而，在1997年新工党上台之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新任首相布莱尔明确提出英国需要积极地融入欧洲。布莱尔在他当选英国首相之后第一次关于欧洲的重要演讲中就指出，他希望创造一个人民的欧洲，并且声称英国接受在欧洲成为建设性伙伴的目标。布莱尔上任仅两个星期之后，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也声称：“英国将希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同年11月布莱尔再次发表演说称：“我们必须结束近20年的孤立局面，并且成为欧洲的一个领导伙伴。”可以说，积极融入欧盟并且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之一，成为布莱尔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目标，英国似乎在“站队”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即开始从坚守“大西洋主义”向兼顾欧美转变。
布莱尔上台之后外交方针的变化与英国对其国际角色定位的重新认识密切相联。布莱尔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是以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大大加快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基础的，所以加强英国与世界的联系使英国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布莱尔的外交政策中，“枢纽外交”占有重要地位，即英国从战后长期遵循的“三环外交”中作为一个世界“连接点”的角色转变为一个欧美之间的“枢纽国”的角色；从以往的一个对全球发挥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开始向着一个可以通过影响美国来实现自身影响力的西方“道德旗手”的角色转变。正如布莱尔自己所说：“事实上英国必须同时兼修欧美：因为我们在欧洲强大，所以同美国打交道时就更强大。”可见，英国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相对实力的改变，对自身的定位做出了一种“聪明”的调整。
显然，要想实现“枢纽外交”，使英国真正成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枢纽，就一定要提高英国在欧洲内部的地位。那么，英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领域作为积极融入欧洲的最佳“阵地”呢?在政治上，法国是欧洲绝对的领袖，无法动摇，加之法德轴心业已形成多年，根基牢固。所以在政治领域，英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良好效果。在经济方面，虽然英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金融、工业和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在2000年时，英国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但是，因为英国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实力强大，所以英国历来对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更是困难重重。而没有加入欧元区，也令英国在欧盟内部经济领域发挥影响力的能力大打折扣。虽然英国的经济实力足以使其在国际上作为一个中等实力强国发挥影响力，但是却不足以使英国成为欧洲的领袖。
不过，在军事方面，英国与其西欧邻国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虽然在冷战时期，英国的军事力量已经退居中等强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跨越了核门槛的国家之一。这就表明了英国在当今世界军事领域中的地位。查普特(R.Chaput)就曾经指出，作为最后一招，英国外交讨价还价的能力来自于其武装力量，以及它对和平的影响力，即取决于其为保持国际力量平衡所能够运用的军事力量。其次，英国与北约和西欧联盟之间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同时鉴于英国拥有欧洲最强的军事力量，所以任何有关欧洲防务的讨论都不能绕开英国。布莱尔政府决定以防务领域作为突破口，使英国在欧盟内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新工党主张在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甚至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积极建立欧洲防务力量既标志着布莱尔政府对欧盟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又成为其重新获得对欧洲的影响力、争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的突破口。
1998年上半年，英国在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就提出了支持欧盟具有独立的军事能力的声明。当然，英国要想在欧洲防务中发挥作用，也不能离开法国的支持和帮助，法国就曾经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英国坚持认为北约应该在欧洲防务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那么法国将会退出北约。所以，在经过充分考虑之后，1998年10月在奥地利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布莱尔号召欧盟各国在防务问题上实行更加严密和有效的合作。他同时指出，“这不是要复制北约，建立一支欧洲常设军队，或者脱离政府间的决策机制。”㈣同年12月，英法共同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共同声明》，即《圣马洛宣言》。《圣马洛宣言》打破了自二战结束以来英法之间在欧洲防务上的隔阂，标志 着英国开始积极融入到欧洲的防务建设进程中，因此这个声明被认为在欧洲防务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诞生”，从此“两条路线结合在一起”。在2000年12月的欧盟尼斯首脑会议上，布莱尔既支持了欧盟东扩和机构改革计划，又维护了英国的根本利益。尼斯会议也被看作布莱尔和英国外交的一次成功和胜利。应该说，布莱尔认识到英国自加入欧共体以来一直没有能够成功地占据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现在就成了英国取得突破的关键领域，因为在该领域英国有条件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以及科索沃战争蒙受“羞辱”的外力刺激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的发展。1999年6月科隆会议决定以“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ESDP)取代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ESDI)；12月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提出完整、详细的建军蓝图，以增强军事能力；2000年12月在尼斯会议上批准在欧盟部长理事会内建立政治和安全委员会(PSC)、军事委员会(MC)和军事参谋部(Ms)，进一步把西欧联盟整合进欧盟；2001年7月，原属西欧联盟的安全研究所和卫星中心也划归欧盟；2003年欧盟成功向马其顿和民主刚果派驻维和部队，之后又实现了向波黑和阿富汗派遣军队；2004年，欧盟军事筹备局成立，欧洲独立防务被列入欧盟宪法。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话说：“五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欧洲安全战略，今天如此真实地在欧盟实现了。”
三、是否从大西洋主义者转变为欧洲主义者?
那么，布莱尔上台后，英国外交是不是开始走上了一条真正多边主义的道路?英国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确实发生了从大西洋主义到欧洲主义的转变，还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尔上台前的英国历届政府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一直与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息息相关，也可以说英国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的态度，是由英国对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所决定。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政治家和民众内心都有一种很深的大国情结，认为英国应该是世界性的大国。而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二战之后英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选择。
(一) “三环外交”与英国战后对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的态度
虽然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与19世纪的世界格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均势主义思想和孤立主义思想在英国依然根深蒂固。所以，英国在政治上依然有着十分强烈的世界大国诉求，却又并不想过分地融入到欧洲中去。他们希望世界能够聆听他们的声音，希望可以在全世界发挥重大的影响作用。然而，随着英国国力的衰退，政治家们意识到战后的英国如果想要继续往日的荣光，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就必须依靠美国的力量。所以，凭借着在二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英国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共识，共同建立起了横跨大西洋的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联盟”(Anglo-Saxon Alliance)——“英美特殊关系”。“英美特殊关系”本是战争的产物，主要体现在二战中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上。所以当战后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强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英国自然不会放弃在防务领域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良机。事实上，正是通过“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实现了“帝国衰落后的软着陆”。另外，在目睹了二战的惨烈战况之后，英国人更加相信必须利用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美国作为欧洲防务的永久基础是必要的。
英国期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维护自己世界大国地位的诉求，在其二战后出台的“三环外交”方针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作为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三环外交”将英国定位为一个在世界占有独特地位的国家，是一个“处在三个环间的连接点”的国家。而在英国人看来，如此定位的另一个好处是，虽然“英美特殊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伙伴关系，但是美国在重大事情，尤其是涉及欧洲事务的时候，总要先同英国磋商，听取英国的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英国甚至以美苏之间的调解人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冷战”政策达到危险的程度时，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刹车”，这使得英国在美苏之间扮演了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三环外交”是英国二战后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它使英国将自己确定在一个全球“连接点”的位置上。这种定位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且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坚持大西洋主义”。这一定位直接影响到二战后英国对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即完全成为一个大西洋主义者。
(二) 撒切尔主义与“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的最活跃的保护者”
虽然在保守党首相希思时代，英国政府逐渐把对外政策的中心转到了欧洲，并且发表公开声明，称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被“自然关系”所取代，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再次将“美英特殊关系”拉回了正轨，并且毫无保留地奉行“大西洋主义”。1985年，撒切尔夫人访美时曾明确表示：“我毫无保留地将这种关系描述为非常非常特殊的关系。”期间，虽然经历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利比亚、两伊战争、海湾危机，但是英美之间的特殊盟友关系一直保持了下来。
作为冷战时期英国最后一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政坛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她成功地维系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与欧洲保持距离，满足于自身作为美国伙伴的角色定位，所以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也非常冷淡。但是，至冷战结束，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冷战的结束使英国充当美苏之间调停人的功能丧失了，加之欧洲的巨大发展，此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英国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传统上在欧洲发挥平衡作用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梅杰政府虽然也想改变昔日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却因国内普遍存在的排欧情绪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英国依然“徘徊在欧洲一体化之外”，维系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向“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联盟何去何从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受到英国这种角色定位的影响，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的谈判中，英国坚持了大西洋联盟的优先性以及西欧联盟的独立性。可以说英国是“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的最活跃的保护者”。[22X191-192,190,193)
如上所述，布莱尔上台之后英国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较之以前的英国政府有着比较大的转变，但是，这也与布莱尔主义中的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认为，布莱尔政府对欧洲防务建设的积极态度只是其对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进行调整的一种反映，而笔者认为，它却并没有影响到“英美特殊关系”和“大西洋主义”对于英国政府的重要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和北约的强势存在依然影响着欧洲。随着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的不断发展，跨大西洋联盟中美欧对于安全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伴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欧之间的分歧加剧。美国希望北约能够继续主导欧洲的防务安全事务，而欧盟则希望可以积极地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身防务力量。所以就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同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独立防务之间的分歧乃至对抗。而英国新工党政府在其中起着十分微妙和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表现出积极地融入欧洲的姿态；它既秉承着大西洋主义的传统，又宣称多边主义外交。美欧之间天平上，英国又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天平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英国的影响。欧盟若想成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有英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北约和美国依然在欧洲保持着强势的存在，这也令欧盟的独立防务似乎遥遥无期，而这与英国的态度又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2000年欧盟宣布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初步计划，2003年以后英、法、德三国多次会晤商讨欧洲防务问题，就“机构性合作”、“互助防务条款”和“欧洲司令部”等问题达成共识，2004年2月10日英、法、德三国又在布鲁塞尔向外界宣布，计划组建一支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然而，英国对于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的态度却依然如故。布莱尔重申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应该在北约内部制定其有关计划，而不是一支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武装力量。此外，布莱尔还不止一次地宣称，“一些热心欧盟军队的国家将会毁掉北约。”可见，英国并没有从北约的阵营中跳出来，也并没有摆脱大西洋主义。英国之所以会在建设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上如此积极，一改昔日的消极姿态，是担心如果英国不在安全问题上积极参与，会导致英国被排除在欧盟的决策圈之外，从而减弱了对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英国又不愿意让美国的势力彻底退出欧洲，更不希望美国被欧洲的独立防务建设所激怒。由此看来，维护大西洋主义对英国的利益来说仍然要大于转向欧洲主义的期待。
第二，在建立独立安全防务方面，欧盟军事力量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无论如何，安全防务终归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欧盟在军事力量方面与美国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在冷战期间，西欧对北约的投入大概只有40％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2／3。而长期扮演“免费搭车者”的角色也令西欧的军事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军事实力过于弱小，在军事领域美国不需要盟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国家的军队就表现出缺乏全程投送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完全是在依靠美国人的力量进行战斗。德国国防部长施特鲁克抱怨说：“目前在欧盟自身所确定的政治要求与实际的军事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如果要满足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需要，欧盟就必须改善自己的军事能力。”而作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以及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军事国家和最大的净捐款国家，英国从军事技术和资金上都可以做出独特贡献。英国在远程运输、通讯指挥、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可以给欧盟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因为布莱尔坚持欧盟快速反应部队要在北约的管辖之下，以及英国对于欧洲独立防务建设的阻碍，都导致英、法、德之间存在分歧，削弱了欧盟自身的实力。
第三，布莱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外交主导思想有着四大基石，即多边主义、人道主义、大西洋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中大西洋主义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虽然布莱尔积极地向欧洲靠拢，参与欧洲一体化防务的进程，但这只是为了提高英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最终达到扩大对美国影响力的目的。这一点在“9·11”事件之后明显地体现出来。在2002年初，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曾称：“英国虽然失去了大英帝国，但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当中，英国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我们已经没有帝国，我们也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英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这句话道出了布莱尔的心声，也表明了英国的国际角色的新定位——“枢纽国家”。而作为一个枢纽国家，英国必须保持在欧盟的影响力，否则它无法充当欧美之间的桥梁；如果无法起到“枢纽”作用，英国就难以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对美国的影响，而“英美特殊关系”则始终是英国赖以发挥世界性影响力的基础之一。所以，“枢纽国家”的定位看上去是试图维持英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平衡，但它仍然是偏向前者；坚持大西洋主义，是英国的必选之路。
明白了这种定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在积极地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却又完全置自己的欧洲同胞的强烈抗议于不顾，追随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而导致了英欧之间的关系恶化和相互猜忌，并再一次将欧盟内部的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英国的自身定位使得它不可能抛弃“英美特殊关系”，所以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如果一定要选择，英国还是会站在大西洋主义一边。一个枢纽大国是一个要发挥世界作用的大国，而英国要想发挥世界性作用的最好途径就是追随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反对欧洲独立防务到接受“欧洲防务特性”，再到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英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调整和转变过程。这反映了英国对自身和欧洲安全的认识的变化以及外交战略的调整。然而，英国对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推动是以不损害跨大西洋关系为前提的，主张加强北约框架下的“欧洲支柱”。这既符合美国关于发展欧盟防务必须处理好与北约关系的“三不”原则，也为务实的欧洲政治家所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圣马洛之后欧洲防务的迅速进展就认为英国已经加入到了欧洲主义阵营之中，也不能因此而认定欧洲安全与防务独立将会很快实现。因为，这一切都只是英国实现自己世界定位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而已。英国还远没有发展到要抛弃大西洋主义而加入欧洲主义的地步。至少在布莱尔时期，参与欧洲防务只是英国提升自身地位的一张牌。
四、“全球枢纽”：布朗政府寻求新的定位
接替布莱尔担任首相的戈登·布朗在任时间过于短暂，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困扰，所以在欧洲安全与防务领域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因为他的外交政策在布莱尔和卡梅隆之间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所以对于布朗政府时期的政策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英国与欧洲独立防务的发展前景是必要的。
布朗上台之后，在他的演讲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全球“相互依存”，这是布朗外交政策重视多边主义外交的一个具体表现。布朗认为英国应该采取“务实的国际主义”，以期在多边合作中缔造一个新的“全球新社会”。在2008年度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布朗再次反对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张国际合作。135布朗还指出，世界力量的中心正在转移，在此挑战面前，英国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而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重新定位“英美特殊关系”。 在布莱尔担任首相期间，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英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巨大影响。英国和美国之间本就不甚平衡的关系在2002-2005年间变得日益不平衡了。学者就曾经指出，在全世界的眼里，英国仿佛是美国的“第51个州”、“永不沉没的航母”、“啦啦队队长”，甚至是“哈巴狗”。所以，布朗上台之后就力图使英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布莱尔在任期间，将英国定位为美欧之间桥梁的基本前提就是：英国以盟友的身份影响美国，使它进一步拓宽议程。而事实证明这种前提早在2004年就已经宣告破产。英国新的全球定位应该是基于全球性联合以及力量的空间转移为基础的。正如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所说，布莱尔时期的有关“桥梁”的定义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桥梁’的观念一直不是很恰当，我们有全球性的资产、全球性的语言、全球性的商业和非政府组织，还有全球性的网络资源”，应该扮演“全球枢纽”的角色，从而“在全球性的舞台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布朗政府的这种全球性定位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英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当中的分量，从而将对英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的对欧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布朗政府虽然没有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方面有什么重大举措，但是他指明了一种方向。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欧洲而独立地存在。全球相互依存已经使欧洲国家密不可分。而随着英国对于多边外交的日益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下降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虽然在如何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问题上，英国还没有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卡梅伦联合政府内部两党在是否需要更加融入欧盟问题上也存有分歧，但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在忠诚与理性之间：英国对美国和欧盟的政策》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看，英国政策有可能朝欧盟一边倾斜。该报告指出，英国应该改变“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中“极端重要”的认识，也要意识到这一“特殊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因此，英国应该更加全面地融入欧洲，尤其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强力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防务机构。这一建议与布朗政府的“全球枢纽”定位有着某种联系。一旦被采纳，将会使得英美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英美之间的关系降温也将不可避免。
然而，布朗政府关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变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它是抛弃大西洋主义而真正接纳欧洲主义，还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抑或只不过是对布莱尔露骨的大西洋主义的一种“校正”而实质不变?对此我们只能期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拭目以待卡梅伦政府的对外行为。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上述关于英国国际角色的定位的答案是什么，都将制约着英国对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和政策。
五、结论和启示
英国自二战结束之日起，就开始在欧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周旋，同时也在为了能够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而竭尽所能。传统的大国心态和下降的国力使得英国在为自己进行全球角色定位的时候，总是希望可以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英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最大化。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调停人”到布莱尔时期的美欧之间的“桥梁”，再到布朗时期的“全球枢纽”，这些定位无疑都透露出英国对于世界性影响力的渴望。而这种定位影响到了英国对于欧盟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诚然，影响英国对欧盟防务和安全建设态度的因素还有许多，但是从英国的自身角色定位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英国与欧洲防务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预测英国在未来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和影响。
在新工党执政的12年间，英国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融入欧洲——边倒支持美国——反思、重新定位”的三部曲。而在这首三部曲的背后，是英国对自身国际定位不断思考和调整，而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的态度，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从布莱尔执政前期对于欧洲防务的积极融入到“9·11”事件后对于美国毫无保留的支持，再到伊战中积极跟随美国，最后虽然同意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但却执意将其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其中每一步都折射出了布莱尔对于英国的真实定位。积极融入欧洲是为了能够提高在美国面前的影响力，更好地协调欧美；积极追随美国是为了不使“桥梁”塌方，确保英国的国际地位不会动摇。而执意要求快速反应部队不要脱离北约的控制，也是为了不与美国发生实质性冲突，从而实现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发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意图。所以说，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全球定位虽然是“桥梁”，但却是一个不平衡的桥梁。因为这座桥梁的基石是在英美一边，而非英欧一边，所以向着美国倾斜成为一种必然。
但是，这样定位的合理性依然值得商榷。英国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老牌帝国，如果想要恢复昔日的荣光，单单依靠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边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只有融入欧洲，积极地参与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来，才有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同时，作为欧盟国家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只有英国积极和真正地融入到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才能使得欧洲的独立安全和防务建设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而只有这样，也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欧盟乃至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如果这一目标真的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届时，英国就不是再以美国的“小伙伴”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以全球力量一极——欧盟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所以，目前英国在国际角色定位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卡梅伦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
放眼世界，在这个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定位也是异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导向性，更关系到一国外交环境的好坏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所以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加之我国战略地缘环境严峻，强国环伺，如何定位我国的国际角色就显得更为重要。就世界格局而言，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实力的转移，而实力的转移又必然带来国家地位的上升或是下降。所以，我国必须在这种快速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准定位，扮演一个符合自身实力的角色。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一家独大，但是群雄并起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摆正心态，做到“两不”、“两坚持”。所谓“两不”，是指“不争霸，不挑战”。具体来说就是不在世界上称霸，也尽量不与现在的霸主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所谓不挑战，就是要融入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去，不向现有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而是积极地适应和融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外部国际环境，保证我国能够在崛起的道路上较少地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而所谓“两坚持”，就是“坚持立足于亚洲不动摇，坚持承担符合自身实力的国际义务不动摇”。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尚缺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能力。而随着世界力量中心的转移，亚洲将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力量的又一中心。所以我国应该立足于亚洲，保持同东盟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真正发挥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另外，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大国。笔者认为这是明显带有西方色彩的偏见。我国切不可在崛起的关键时刻因为承担过于沉重的国际责任而导致发展道路举步维艰。总之，笔者认为符合当今中国实力的全球角色定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立足于亚洲的世界秩序的积极融入者和维护者。在承担着有限责任的同时，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翟袆
关键词：英国；新工党政府；欧盟安全与防务；国际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K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4-0042-11
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对于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给予了如下评价：“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这一评价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或许是准确的，然而，在14年后的今天看来，正是1997年上台的英国新工党政府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20世纪末以来，欧盟的安全和防务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欧盟制定了自己的安全战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被成功地派往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独立防务被写进了欧盟宪法……欧洲的独立防务似乎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在上述发展过程中，英国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表现得十分积极，努力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新举措的出台和实施。那么，英国新工党政府的这一转变到底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长期困扰英国的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的取舍问题与新工党态度的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影响到新工党的态度变化，那么这对欧洲防务建设的进程与前景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亟待回答并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联系二战后欧洲国际角色定位和欧洲安全政策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探讨新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变化与其积极推动欧洲防务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有助于英欧关系与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研究。
一、从“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到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1945-1996年)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西欧各国不但在经济上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也无力同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相抗衡。处于夹缝中的英国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过去重视灵活的均势外交、避免长期卷入欧洲争端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兴超级大国密切关注欧洲命运的世界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初期英国曾经短暂地接管了欧洲的防务，外交大臣贝文还提出了“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希望能够将西欧联合起来，成为可与美、苏相抗衡的一种强劲力量，而英国则可以作为西欧力量的领导者，以图在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贝文努力倡导西欧国家的联合，并着力建立英法联盟作为西欧联盟的核心。这就是二战后初期被称为“宏伟计划(Grand Design)”的以英法为核心、建立西欧联盟的设想。虽然“宏伟计划”在推行过程中有着种种阻碍，既要保证不会刺激苏联的敏感神经又要保证法国愿意与英国进行合作，但是在贝文的努力之下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7年英国与法国签署了有关两国军事互助的《敦刻尔克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可以更多地介入欧洲，承担欧洲防务的重任，它还使英国在控制西欧局势的同时，又能进一步建立大西洋联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条约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条约为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
然而，英国虽然努力尝试建立西欧联盟并且希望西欧能够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自身实力的差距以及冷战的迅速到来都使英国意识到必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西欧的安全。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依靠“第三种力量”还是向大西洋彼岸寻求帮助，成了英国必须做出的选择。恰逢此时，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继而，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3月31日苏联开始逐步封锁柏林。面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威胁，在安全问题压倒一切的考虑下，英国在不情愿中迅速地将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开始寻求美国的帮助。在这样一种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英、美以及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很快达成协议，1949年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由此以美国主导的、以北约为载体的大西洋安全体系得以确立，而承载英国“第三种力量”构想的西欧联盟进入了休眠状态，《敦刻尔克条约》则成了“宏伟计划”的仅有成果。
笔者认为，英国这样的选择是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共同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传统均势主义的影响，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恢复欧洲均势。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以及英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英国面临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使英国维持原有的大国地位等，都是英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贝文曾经寄希望于以西欧各国联盟为内容的“第三种力量”能够提供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当冷战到来时，美、苏之间的合作已经不复存在，而苏联对西欧的安全威胁则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联美制苏”就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和英国外交的主要方针，这就决定了英国只能放弃“第三种力量”的构想，而转向大西洋主义。另外，英国信奉大西洋主义在其对欧洲一体化初期的态度中也得到反映，它担心加入西欧一体化会影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英国不能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力量，从而冒着失去英国大国地位的风险。总之，英国认为它不能使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受到影响，因为无论是在维持世界均势上还是在安全防务方面，美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与美国的关系要比同欧陆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在经过反复斟酌和思量之后，英国成为大西洋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自北约组织成立之日起，欧洲安全就成为大西洋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欧洲也丧失了独立防务。而欧洲安全与防务中的“大西洋联盟部分”也随之诞生。在欧洲人看来，有了美国人的核保护伞，似乎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北约所存在的一些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北约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是一个负担共享、利益均沾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不平衡的、非标准的军事组织。美国人一直承担着北约60％以上的费用，而西欧则一直是一个“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这导致了美国人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以及美欧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从军事角度看，军事和经济力量超强的美国并不需要盟国。四这使得美国人在北约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主席一职一直都是由美国人来担 任，而欧盟国家只能出任秘书长。虽然这引发了欧洲人的强烈不满，但是因为冷战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以及欧洲人对于这种低费用的安全防务的相对青睐，都令双方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还算相安无事。问
第二，北约第五条中“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的措辞使美国不需承担自动卷入的义务。随着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加剧，北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担心在一场危机中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拖入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
所以，基于以上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欧洲一体化从低级领域向高级领域“溢出”，法、德等大国开始迫切地希望能够拥有独立的欧洲防务。而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可能。法德之间实现了和解，为欧洲拥有独立的防务扫清了第一个障碍。1963年法德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在外交、防务和教育文化方面进行紧密合作，确定“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970年卢森堡报告开启了欧洲政治合作(EPC)；1987年法德成立“安全和防务委员会”，1988年建成法德混合旅。法德的这些建设自己的防务、摆脱北约和美国控制的努力，也可看成是冷战背景下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上欧洲主义的萌动。至此，战后欧洲安全与防务的整体格局已经非常清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战后欧洲防务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独立防务也在积极建设。在这样的形势下，冷战期间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就呈现出一种欧洲离心倾向。
然而，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虽然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并逐渐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自北约开始接管欧洲防务之后，却一直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信奉大西洋主义，积极追随美国。作为北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对法德建设独立防务这种离心倾向却不以为然，甚至加以反对，其基本原因依然是英国坚信只有美国具有与苏联抗衡、维护西欧安全的真正实力，任何导致北约涣散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欧洲一体化也获得了长足发展，面对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建设欧洲共同外交和防务支柱的目标，英国仍然不为所动，坚守大西洋主义。
二、布莱尔政府的“向欧洲靠拢”
从冷战时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英国一直都是大西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而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则是若即若离。然而，在1997年新工党上台之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新任首相布莱尔明确提出英国需要积极地融入欧洲。布莱尔在他当选英国首相之后第一次关于欧洲的重要演讲中就指出，他希望创造一个人民的欧洲，并且声称英国接受在欧洲成为建设性伙伴的目标。布莱尔上任仅两个星期之后，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也声称：“英国将希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同年11月布莱尔再次发表演说称：“我们必须结束近20年的孤立局面，并且成为欧洲的一个领导伙伴。”可以说，积极融入欧盟并且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之一，成为布莱尔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目标，英国似乎在“站队”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即开始从坚守“大西洋主义”向兼顾欧美转变。
布莱尔上台之后外交方针的变化与英国对其国际角色定位的重新认识密切相联。布莱尔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是以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大大加快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基础的，所以加强英国与世界的联系使英国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布莱尔的外交政策中，“枢纽外交”占有重要地位，即英国从战后长期遵循的“三环外交”中作为一个世界“连接点”的角色转变为一个欧美之间的“枢纽国”的角色；从以往的一个对全球发挥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开始向着一个可以通过影响美国来实现自身影响力的西方“道德旗手”的角色转变。正如布莱尔自己所说：“事实上英国必须同时兼修欧美：因为我们在欧洲强大，所以同美国打交道时就更强大。”可见，英国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相对实力的改变，对自身的定位做出了一种“聪明”的调整。
显然，要想实现“枢纽外交”，使英国真正成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枢纽，就一定要提高英国在欧洲内部的地位。那么，英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领域作为积极融入欧洲的最佳“阵地”呢?在政治上，法国是欧洲绝对的领袖，无法动摇，加之法德轴心业已形成多年，根基牢固。所以在政治领域，英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良好效果。在经济方面，虽然英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金融、工业和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在2000年时，英国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但是，因为英国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实力强大，所以英国历来对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更是困难重重。而没有加入欧元区，也令英国在欧盟内部经济领域发挥影响力的能力大打折扣。虽然英国的经济实力足以使其在国际上作为一个中等实力强国发挥影响力，但是却不足以使英国成为欧洲的领袖。
不过，在军事方面，英国与其西欧邻国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虽然在冷战时期，英国的军事力量已经退居中等强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跨越了核门槛的国家之一。这就表明了英国在当今世界军事领域中的地位。查普特(R.Chaput)就曾经指出，作为最后一招，英国外交讨价还价的能力来自于其武装力量，以及它对和平的影响力，即取决于其为保持国际力量平衡所能够运用的军事力量。其次，英国与北约和西欧联盟之间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同时鉴于英国拥有欧洲最强的军事力量，所以任何有关欧洲防务的讨论都不能绕开英国。布莱尔政府决定以防务领域作为突破口，使英国在欧盟内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新工党主张在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甚至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积极建立欧洲防务力量既标志着布莱尔政府对欧盟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又成为其重新获得对欧洲的影响力、争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的突破口。
1998年上半年，英国在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就提出了支持欧盟具有独立的军事能力的声明。当然，英国要想在欧洲防务中发挥作用，也不能离开法国的支持和帮助，法国就曾经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英国坚持认为北约应该在欧洲防务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那么法国将会退出北约。所以，在经过充分考虑之后，1998年10月在奥地利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布莱尔号召欧盟各国在防务问题上实行更加严密和有效的合作。他同时指出，“这不是要复制北约，建立一支欧洲常设军队，或者脱离政府间的决策机制。”㈣同年12月，英法共同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共同声明》，即《圣马洛宣言》。《圣马洛宣言》打破了自二战结束以来英法之间在欧洲防务上的隔阂，标志 着英国开始积极融入到欧洲的防务建设进程中，因此这个声明被认为在欧洲防务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诞生”，从此“两条路线结合在一起”。在2000年12月的欧盟尼斯首脑会议上，布莱尔既支持了欧盟东扩和机构改革计划，又维护了英国的根本利益。尼斯会议也被看作布莱尔和英国外交的一次成功和胜利。应该说，布莱尔认识到英国自加入欧共体以来一直没有能够成功地占据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现在就成了英国取得突破的关键领域，因为在该领域英国有条件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以及科索沃战争蒙受“羞辱”的外力刺激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的发展。1999年6月科隆会议决定以“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ESDP)取代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ESDI)；12月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提出完整、详细的建军蓝图，以增强军事能力；2000年12月在尼斯会议上批准在欧盟部长理事会内建立政治和安全委员会(PSC)、军事委员会(MC)和军事参谋部(Ms)，进一步把西欧联盟整合进欧盟；2001年7月，原属西欧联盟的安全研究所和卫星中心也划归欧盟；2003年欧盟成功向马其顿和民主刚果派驻维和部队，之后又实现了向波黑和阿富汗派遣军队；2004年，欧盟军事筹备局成立，欧洲独立防务被列入欧盟宪法。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话说：“五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欧洲安全战略，今天如此真实地在欧盟实现了。”
三、是否从大西洋主义者转变为欧洲主义者?
那么，布莱尔上台后，英国外交是不是开始走上了一条真正多边主义的道路?英国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确实发生了从大西洋主义到欧洲主义的转变，还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尔上台前的英国历届政府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一直与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息息相关，也可以说英国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的态度，是由英国对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所决定。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政治家和民众内心都有一种很深的大国情结，认为英国应该是世界性的大国。而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二战之后英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选择。
(一) “三环外交”与英国战后对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的态度
虽然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与19世纪的世界格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均势主义思想和孤立主义思想在英国依然根深蒂固。所以，英国在政治上依然有着十分强烈的世界大国诉求，却又并不想过分地融入到欧洲中去。他们希望世界能够聆听他们的声音，希望可以在全世界发挥重大的影响作用。然而，随着英国国力的衰退，政治家们意识到战后的英国如果想要继续往日的荣光，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就必须依靠美国的力量。所以，凭借着在二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英国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共识，共同建立起了横跨大西洋的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联盟”(Anglo-Saxon Alliance)——“英美特殊关系”。“英美特殊关系”本是战争的产物，主要体现在二战中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上。所以当战后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强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英国自然不会放弃在防务领域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良机。事实上，正是通过“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实现了“帝国衰落后的软着陆”。另外，在目睹了二战的惨烈战况之后，英国人更加相信必须利用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美国作为欧洲防务的永久基础是必要的。
英国期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维护自己世界大国地位的诉求，在其二战后出台的“三环外交”方针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作为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三环外交”将英国定位为一个在世界占有独特地位的国家，是一个“处在三个环间的连接点”的国家。而在英国人看来，如此定位的另一个好处是，虽然“英美特殊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伙伴关系，但是美国在重大事情，尤其是涉及欧洲事务的时候，总要先同英国磋商，听取英国的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英国甚至以美苏之间的调解人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冷战”政策达到危险的程度时，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刹车”，这使得英国在美苏之间扮演了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三环外交”是英国二战后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它使英国将自己确定在一个全球“连接点”的位置上。这种定位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且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坚持大西洋主义”。这一定位直接影响到二战后英国对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即完全成为一个大西洋主义者。
(二) 撒切尔主义与“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的最活跃的保护者”
虽然在保守党首相希思时代，英国政府逐渐把对外政策的中心转到了欧洲，并且发表公开声明，称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被“自然关系”所取代，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再次将“美英特殊关系”拉回了正轨，并且毫无保留地奉行“大西洋主义”。1985年，撒切尔夫人访美时曾明确表示：“我毫无保留地将这种关系描述为非常非常特殊的关系。”期间，虽然经历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利比亚、两伊战争、海湾危机，但是英美之间的特殊盟友关系一直保持了下来。
作为冷战时期英国最后一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政坛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她成功地维系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与欧洲保持距离，满足于自身作为美国伙伴的角色定位，所以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也非常冷淡。但是，至冷战结束，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冷战的结束使英国充当美苏之间调停人的功能丧失了，加之欧洲的巨大发展，此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英国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传统上在欧洲发挥平衡作用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梅杰政府虽然也想改变昔日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却因国内普遍存在的排欧情绪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英国依然“徘徊在欧洲一体化之外”，维系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向“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联盟何去何从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受到英国这种角色定位的影响，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的谈判中，英国坚持了大西洋联盟的优先性以及西欧联盟的独立性。可以说英国是“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的最活跃的保护者”。[22X191-192,190,193)
如上所述，布莱尔上台之后英国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较之以前的英国政府有着比较大的转变，但是，这也与布莱尔主义中的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认为，布莱尔政府对欧洲防务建设的积极态度只是其对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进行调整的一种反映，而笔者认为，它却并没有影响到“英美特殊关系”和“大西洋主义”对于英国政府的重要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和北约的强势存在依然影响着欧洲。随着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的不断发展，跨大西洋联盟中美欧对于安全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伴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欧之间的分歧加剧。美国希望北约能够继续主导欧洲的防务安全事务，而欧盟则希望可以积极地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身防务力量。所以就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同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独立防务之间的分歧乃至对抗。而英国新工党政府在其中起着十分微妙和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表现出积极地融入欧洲的姿态；它既秉承着大西洋主义的传统，又宣称多边主义外交。美欧之间天平上，英国又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天平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英国的影响。欧盟若想成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有英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北约和美国依然在欧洲保持着强势的存在，这也令欧盟的独立防务似乎遥遥无期，而这与英国的态度又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2000年欧盟宣布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初步计划，2003年以后英、法、德三国多次会晤商讨欧洲防务问题，就“机构性合作”、“互助防务条款”和“欧洲司令部”等问题达成共识，2004年2月10日英、法、德三国又在布鲁塞尔向外界宣布，计划组建一支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然而，英国对于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的态度却依然如故。布莱尔重申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应该在北约内部制定其有关计划，而不是一支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武装力量。此外，布莱尔还不止一次地宣称，“一些热心欧盟军队的国家将会毁掉北约。”可见，英国并没有从北约的阵营中跳出来，也并没有摆脱大西洋主义。英国之所以会在建设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上如此积极，一改昔日的消极姿态，是担心如果英国不在安全问题上积极参与，会导致英国被排除在欧盟的决策圈之外，从而减弱了对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英国又不愿意让美国的势力彻底退出欧洲，更不希望美国被欧洲的独立防务建设所激怒。由此看来，维护大西洋主义对英国的利益来说仍然要大于转向欧洲主义的期待。
第二，在建立独立安全防务方面，欧盟军事力量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无论如何，安全防务终归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欧盟在军事力量方面与美国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在冷战期间，西欧对北约的投入大概只有40％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2／3。而长期扮演“免费搭车者”的角色也令西欧的军事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军事实力过于弱小，在军事领域美国不需要盟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国家的军队就表现出缺乏全程投送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完全是在依靠美国人的力量进行战斗。德国国防部长施特鲁克抱怨说：“目前在欧盟自身所确定的政治要求与实际的军事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如果要满足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需要，欧盟就必须改善自己的军事能力。”而作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以及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军事国家和最大的净捐款国家，英国从军事技术和资金上都可以做出独特贡献。英国在远程运输、通讯指挥、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可以给欧盟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因为布莱尔坚持欧盟快速反应部队要在北约的管辖之下，以及英国对于欧洲独立防务建设的阻碍，都导致英、法、德之间存在分歧，削弱了欧盟自身的实力。
第三，布莱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外交主导思想有着四大基石，即多边主义、人道主义、大西洋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中大西洋主义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虽然布莱尔积极地向欧洲靠拢，参与欧洲一体化防务的进程，但这只是为了提高英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最终达到扩大对美国影响力的目的。这一点在“9·11”事件之后明显地体现出来。在2002年初，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曾称：“英国虽然失去了大英帝国，但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当中，英国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我们已经没有帝国，我们也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英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这句话道出了布莱尔的心声，也表明了英国的国际角色的新定位——“枢纽国家”。而作为一个枢纽国家，英国必须保持在欧盟的影响力，否则它无法充当欧美之间的桥梁；如果无法起到“枢纽”作用，英国就难以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对美国的影响，而“英美特殊关系”则始终是英国赖以发挥世界性影响力的基础之一。所以，“枢纽国家”的定位看上去是试图维持英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平衡，但它仍然是偏向前者；坚持大西洋主义，是英国的必选之路。
明白了这种定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在积极地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却又完全置自己的欧洲同胞的强烈抗议于不顾，追随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而导致了英欧之间的关系恶化和相互猜忌，并再一次将欧盟内部的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英国的自身定位使得它不可能抛弃“英美特殊关系”，所以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如果一定要选择，英国还是会站在大西洋主义一边。一个枢纽大国是一个要发挥世界作用的大国，而英国要想发挥世界性作用的最好途径就是追随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反对欧洲独立防务到接受“欧洲防务特性”，再到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英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调整和转变过程。这反映了英国对自身和欧洲安全的认识的变化以及外交战略的调整。然而，英国对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推动是以不损害跨大西洋关系为前提的，主张加强北约框架下的“欧洲支柱”。这既符合美国关于发展欧盟防务必须处理好与北约关系的“三不”原则，也为务实的欧洲政治家所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圣马洛之后欧洲防务的迅速进展就认为英国已经加入到了欧洲主义阵营之中，也不能因此而认定欧洲安全与防务独立将会很快实现。因为，这一切都只是英国实现自己世界定位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而已。英国还远没有发展到要抛弃大西洋主义而加入欧洲主义的地步。至少在布莱尔时期，参与欧洲防务只是英国提升自身地位的一张牌。
四、“全球枢纽”：布朗政府寻求新的定位
接替布莱尔担任首相的戈登·布朗在任时间过于短暂，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困扰，所以在欧洲安全与防务领域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因为他的外交政策在布莱尔和卡梅隆之间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所以对于布朗政府时期的政策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英国与欧洲独立防务的发展前景是必要的。
布朗上台之后，在他的演讲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全球“相互依存”，这是布朗外交政策重视多边主义外交的一个具体表现。布朗认为英国应该采取“务实的国际主义”，以期在多边合作中缔造一个新的“全球新社会”。在2008年度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布朗再次反对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张国际合作。135布朗还指出，世界力量的中心正在转移，在此挑战面前，英国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而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重新定位“英美特殊关系”。 在布莱尔担任首相期间，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英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巨大影响。英国和美国之间本就不甚平衡的关系在2002-2005年间变得日益不平衡了。学者就曾经指出，在全世界的眼里，英国仿佛是美国的“第51个州”、“永不沉没的航母”、“啦啦队队长”，甚至是“哈巴狗”。所以，布朗上台之后就力图使英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布莱尔在任期间，将英国定位为美欧之间桥梁的基本前提就是：英国以盟友的身份影响美国，使它进一步拓宽议程。而事实证明这种前提早在2004年就已经宣告破产。英国新的全球定位应该是基于全球性联合以及力量的空间转移为基础的。正如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所说，布莱尔时期的有关“桥梁”的定义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桥梁’的观念一直不是很恰当，我们有全球性的资产、全球性的语言、全球性的商业和非政府组织，还有全球性的网络资源”，应该扮演“全球枢纽”的角色，从而“在全球性的舞台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布朗政府的这种全球性定位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英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当中的分量，从而将对英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的对欧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布朗政府虽然没有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方面有什么重大举措，但是他指明了一种方向。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欧洲而独立地存在。全球相互依存已经使欧洲国家密不可分。而随着英国对于多边外交的日益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下降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虽然在如何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问题上，英国还没有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卡梅伦联合政府内部两党在是否需要更加融入欧盟问题上也存有分歧，但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在忠诚与理性之间：英国对美国和欧盟的政策》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看，英国政策有可能朝欧盟一边倾斜。该报告指出，英国应该改变“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外交政策中“极端重要”的认识，也要意识到这一“特殊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因此，英国应该更加全面地融入欧洲，尤其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强力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防务机构。这一建议与布朗政府的“全球枢纽”定位有着某种联系。一旦被采纳，将会使得英美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英美之间的关系降温也将不可避免。
然而，布朗政府关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变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它是抛弃大西洋主义而真正接纳欧洲主义，还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抑或只不过是对布莱尔露骨的大西洋主义的一种“校正”而实质不变?对此我们只能期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拭目以待卡梅伦政府的对外行为。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上述关于英国国际角色的定位的答案是什么，都将制约着英国对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和政策。
五、结论和启示
英国自二战结束之日起，就开始在欧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周旋，同时也在为了能够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而竭尽所能。传统的大国心态和下降的国力使得英国在为自己进行全球角色定位的时候，总是希望可以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英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最大化。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调停人”到布莱尔时期的美欧之间的“桥梁”，再到布朗时期的“全球枢纽”，这些定位无疑都透露出英国对于世界性影响力的渴望。而这种定位影响到了英国对于欧盟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诚然，影响英国对欧盟防务和安全建设态度的因素还有许多，但是从英国的自身角色定位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英国与欧洲防务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预测英国在未来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和影响。
在新工党执政的12年间，英国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融入欧洲——边倒支持美国——反思、重新定位”的三部曲。而在这首三部曲的背后，是英国对自身国际定位不断思考和调整，而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的态度，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从布莱尔执政前期对于欧洲防务的积极融入到“9·11”事件后对于美国毫无保留的支持，再到伊战中积极跟随美国，最后虽然同意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但却执意将其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其中每一步都折射出了布莱尔对于英国的真实定位。积极融入欧洲是为了能够提高在美国面前的影响力，更好地协调欧美；积极追随美国是为了不使“桥梁”塌方，确保英国的国际地位不会动摇。而执意要求快速反应部队不要脱离北约的控制，也是为了不与美国发生实质性冲突，从而实现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发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意图。所以说，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全球定位虽然是“桥梁”，但却是一个不平衡的桥梁。因为这座桥梁的基石是在英美一边，而非英欧一边，所以向着美国倾斜成为一种必然。
但是，这样定位的合理性依然值得商榷。英国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老牌帝国，如果想要恢复昔日的荣光，单单依靠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边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只有融入欧洲，积极地参与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来，才有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同时，作为欧盟国家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只有英国积极和真正地融入到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才能使得欧洲的独立安全和防务建设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而只有这样，也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欧盟乃至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如果这一目标真的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届时，英国就不是再以美国的“小伙伴”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以全球力量一极——欧盟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所以，目前英国在国际角色定位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卡梅伦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
放眼世界，在这个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定位也是异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导向性，更关系到一国外交环境的好坏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所以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加之我国战略地缘环境严峻，强国环伺，如何定位我国的国际角色就显得更为重要。就世界格局而言，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实力的转移，而实力的转移又必然带来国家地位的上升或是下降。所以，我国必须在这种快速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准定位，扮演一个符合自身实力的角色。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一家独大，但是群雄并起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摆正心态，做到“两不”、“两坚持”。所谓“两不”，是指“不争霸，不挑战”。具体来说就是不在世界上称霸，也尽量不与现在的霸主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所谓不挑战，就是要融入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去，不向现有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而是积极地适应和融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外部国际环境，保证我国能够在崛起的道路上较少地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而所谓“两坚持”，就是“坚持立足于亚洲不动摇，坚持承担符合自身实力的国际义务不动摇”。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尚缺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能力。而随着世界力量中心的转移，亚洲将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力量的又一中心。所以我国应该立足于亚洲，保持同东盟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真正发挥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另外，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大国。笔者认为这是明显带有西方色彩的偏见。我国切不可在崛起的关键时刻因为承担过于沉重的国际责任而导致发展道路举步维艰。总之，笔者认为符合当今中国实力的全球角色定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立足于亚洲的世界秩序的积极融入者和维护者。在承担着有限责任的同时，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翟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