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报道说，活跃在上海滩大街小巷而又不时要防备城管驱赶的街头艺人，如今可以执证正大光明地表演了。其实街头艺人一直是上海滩的一道风景线，我想到了自己小辰光的街头艺人。
　　
　　 1958年大跃进期间，政府在城乡结合部的荒地上，造了一大片工人新村，我们家是第一批搬进新村的人家。我家的商业二村在广灵二路上，属于虹口区，过了水电路属于宝山县，就是农村户口了。记得在我念小学二三年级时，由于搬进新工房里的人家越来越多，政府又在广灵一路跟广灵二路的交叉路口，造起了一家商店，跟过去散落在周边的烟纸店、供销社相比，老大的一家商店，卖什么都有。不过对于我们小囡来说，更感兴趣的是，新商店门前有一大片方砖铺的广场，我们可以在此地踢球、斗鸡、摔跤、造房子、跳橡皮筋（后两项是小姑娘们玩的游戏）。过去只是在市中心出现的街头艺人，也开始来这里拉起场子，变戏法、猴子出把戏、卖狗皮膏药……让我们这批小囡很开心，可以不出钞票看白戏了。
　　 那辰光只要听到一阵熟悉的锣鼓声，就晓得此地来了耍猴人。小朋友们都会大叫“哦！看猢狲出把戏去了！”“不出钞票看白戏去了！”大家互相招呼着，奔到新商店的广场上。我们贴着耍猴人画的粉笔线盘腿坐下。跑得晚的，只好站在第二排、第三排。再晚的，就只能踮起脚尖看了。
　　 小猢狲老猢狲在耍猴人的吆喝声和“啪啪”的鞭子声中，乖乖地完成一系列的表演：挑担、推车、爬竿……当然猢狲们最拿手的生活是翻跟斗，耍猴人不喊停，它们会接连不断地翻下去。它们哪能会不觉着头晕？怪不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斗可以翻十万八千里。我想写《西游记》的那位老兄，说不定也是跟我一样喜欢看猢狲出把戏的朋友。
　　 讲是不出钞票看白戏，其实并不准确。猢狲们在表演了几套节目之后，在耍猴人的授意下，便开始捧着帽子、罐头之类的盛器，挨个讨钞票。这个辰光，小孩子们基本上都像小猢狲一样，“呼啦”一下，一哄而散。这个辰光，蹲在第一排的就不合算了。有一次，我坐在第一排，跑得慢，被一只老猢狲拖住了衣袖，犟也犟不脱。我的面孔跟老猢狲的面孔贴得很近，它嘴巴里露出的七撬八裂的牙齿，看得清清爽爽，太吓人了。我只好从口袋角落里摸出一只5分角子，扔进它的搪瓷杯子里。老猢狲这才松开手，周围几个大人哈哈大笑起来，纷纷朝老猢狲的杯子里扔角子。我好没面子，捂着脸逃走了。从此以后，看猢狲出把戏，我再也不敢坐第一排了。
　　
　　 新商店广场上经常有卖狗皮膏药的前来摆摊头。拳师划好场子，一跺脚，“嗨！嗨！”一叫，大家就围了上去。最起劲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喜欢“不出钞票看白戏”的小巴腊子（小孩）。拳师多为山东人，不是山东人也操一口山东话。拳师千篇一律的着装，黑颜色的对襟褂子，大裤裆裤，裤脚管扎着细麻绳，下面是一双圆口布鞋。拳师本事大得不得了，用手掌劈砖头，用脑袋顶水缸，用肚皮顶刀尖，用牙齿咬铅丝……每表演完一个节目，拳师就要满场“跑龙套”，卖他的狗皮膏药。说起膏药的功效来，什么腰酸背痛牙齿痛胃气痛……都可治，简直是能治百病的神丹妙药。这膏药是卖给大人的，跟我们小囡浑身不搭界，我们不必东逃西藏，可以笃悠悠的继续“不出钞票看白戏”。要是大人们都不肯掏钱，那拳师就会收起摊，到别的地方去卖他的狗皮膏药了。
　　 这狗皮膏药真有这么神奇吗？记得有一次一个大块头阿姨挤进场子里，手里捏着好几张膏药，面色铁青：“侬卖的是啥个断命膏药？一点屁用也没有的！退给侬！退给侬！”拳师喉咙粗，说啥也不肯退。大块头阿姨嗓门尖，一副不讨回钞票绝不罢休样子，跟电影《阿尔及利亚姑娘》里的加米拉一样，不屈不挠。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吵起了相骂。后来拳师光火了，突然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朝着自己的脑门上用力一敲，砖头立刻断成两爿。大块头阿姨一看，吓坏了，别转屁股就跑。我想，这拳师卖的狗皮膏药可能是假的，他的本事倒一点不假。不过讲起“卖狗皮膏药”总是个贬义词，就像前些年电线杆上经常看到的“老军医”招贴一样。
　　 我们看拳师卖狗皮膏药，有时还会看到一些长得奇形怪状面黄肌瘦的小囡，身子缩在坛子里“表演”节目，看上去真作孽。这时一旁的大人常常会警告我们，这些小囡都是被拐子拐走卖给卖拳头的。于是我们吓得不敢一个人在外面野了。不过那些警告很快也就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该玩的玩，该野的还是在外面野。
　　
　　 那些年，新村里经常出现一些挑担的街头艺人。我最感兴趣的是做糖人、捏面人的小摊贩。糖人是秦糖（麦芽糖）做的。艺人从保温的格子里挑出各种颜色的秦糖，两只手七绕八绕，一歇歇功夫，孙悟空、猪八戒们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们手里。做糖人动作必须快，不然秦糖很快就会在空气中凝固住。而做面人就要潇洒得多，可以笃悠悠地捏。围观做糖人、捏面人的小囡很多，而那些艺人也不会驱赶我们。围观的人多，也是一种广告。
　　 我看做糖人、捏面人简直入迷了。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一道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人家都有雄心壮志，不是想当科学家、工程师，就是想当作家、画家，而我却大言不惭地宣称，等我长大了，要做个穿街走巷专门给小朋友做糖人、捏面人的人（我无法进行该岗位描述）。老师读出来，引起哄堂大笑。我心里恶狠狠地想：有什么好笑的？叫你们做糖人、捏面人，你们还做不来呢？
　　 我决定自己也来做面人。那时粮食供应都是定量的。我们虽是南方人，可由于米面供应是有比例的，我们还得定期做一些面食，比如烙饼、蒸馒头、做面疙瘩。当姆妈蒸馒头时，我总要拗一段面团，捏样小东西，比如捏一只小兔子，椭圆形的身子，捏出脑袋、耳朵，用剪刀一剪，两只长耳朵，一剪，一撮短尾巴，再嵌两粒赤豆当兔子的眼睛。姆妈看到我做出来的兔子像模像样，觉得稀奇得不得了，蒸出来还要给隔壁邻居看，“阿拉大伟做的兔子，侬看像勿像啊？”
　　 不过家里没有这么多面团给我浪费，于是我灵机一动，玩起了泥巴。我模仿面人师傅的动作、手势，做起了泥娃娃，荫干，有时还给它们涂上颜色。后来看到报上刊登的泥塑《收租院》的照片，我有点激动起来，做泥娃娃不但是个技术活，还跟艺术搭上边呢。 　　
　　 记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新商店，看到广场一角围着好多看热闹的人。我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脊背上弓起一只驼峰的中年人，手里捏着一支拖把似的大笔，蘸着铅桶里的水，在方砖地上写字。点横撇捺，竖直弯钩，时而中规中矩，时而龙飞凤舞，字写得瞎好（非常好）。大家啧啧称赞，他像是聋子，一点也没响，只顾写字。
　　 有的人看了一歇就走掉了，我却一直立在旁边看。要晓得那些年，谁都羡慕能写一手好字。我正为自己的字写出来像蟹爬而着急，有这么一个现成的老师，我哪能舍得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仔细地看他如何起笔、运笔、收笔，直到天色暗了下来，驼背停下来不写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三日两头看到驼背在方砖地上写大字。我一直想跟驼背搭话，可他眼睛瞄也不瞄我一眼，说不定还真是个聋子。我一点也不生气，只要他写大字，我就在旁边观摩。我的字就是从那时开始，慢慢写得好起来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驼背戴上了红袖章，忙碌在大街小巷，写大字标语当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用宽宽的底纹笔，在墙壁上刷大字，写的是一种新魏体（“文革”中很时兴的），“砸烂”“火烧”“炮轰”……写出来的字，变得火药味十足，可他还是一副闷声不响的样子。他的字写得又快又好，因此围观的人很多。我当然也会挤在人群里“看白戏”。不过没多少日脚，驼背不见了。后来听说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查出来他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就取消了他写革命标语的资格，关到“牛棚”里去了。
　　
　　 再讲一件街头艺人的事。
　　 在新商店斜对面的邮电局边上，有一个小花坛。花坛里的花早就被野蛮小鬼采走了，只留下稀毛癞痢样的枝叶和一圈冬青树。记得有一天我经过小花坛时，听到一阵好听的乐曲声，像是从无线电（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一样。我奔过去一看，只见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大姐姐，闭着眼，身子一扭一扭的，在拉小提琴。我们小辰光会乐器的人不多，一般都是吹笛子、吹口琴，拉手风琴算是高级的。听到琴声，围过来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大人小囡都有。大家叽叽喳喳、指指点点的，可那位大姐姐不为所动，继续闭着眼拉琴，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里。她拉的是一段外国乐曲，抒情委婉。
　　 一曲终了，大姐姐张开眼，突然板起面孔光起火来：“啥人放在这里的？要死嘞，我又不是卖唱的！神经病！”我看到地上掀开的提琴盒里，扔着几张角票。叽叽喳喳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这次我发现，大姐姐的眼睛看上去有点斗鸡。“啥人放的？啥人放的？”见没有人出来认领，斗鸡眼姐姐抓起那几张角票，噔噔噔，跑到邮电局门口挂着的“失物招领箱”前，把角票塞进了箱子的洞洞眼里。
　　 那以后我经常看到斗鸡眼姐姐在那里拉琴，不过她脚边的提琴盒再也没有掀开过。她拉的次数多了，前来围观的人也逐渐少了下去。不过我总是在一边静静地听她拉琴。后来我听说她就住在对面洛阳新村里，她是音乐附中的学生，因为生肝炎休学在家，所以经常出来拉拉琴，散散心。我听她拉琴，也是在散心。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在街头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我发现了她的身影。她是文艺小分队的队员。她不再拉小提琴，而是拉起了手风琴。她不再拉西洋乐曲，而是拉“东风吹，战鼓擂”。她还会吹笛子，能把锣鼓敲得节奏分明，让人心潮澎湃。我心里好崇拜她，尽管她面孔长得恶难看。“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街头表演很多，不过当人们看来看去就这么点节目，看“白戏”的人也就少了下去，大家似乎更热衷于看批斗会之类的“热闹”。
　　
　　 我们小辰光，穿街走巷的街头艺人真不少。有“小热昏”卖梨膏糖的，“金铃塔，塔金铃，金铃宝塔四只角……”;有变戏法的，“毯子身上盖一盖……”;有拉洋片看西洋镜的，“来看一看，瞧一瞧……”闹猛得不得了。后来有了城管，街头艺人就少了。
　　 如今街头艺人可以持证上岗，不能不说是桩好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