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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一大早，位于北京复兴路上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一些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此前，为了配合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馆藏的大批展品已经陆续迁出了。今天要迁移的则是重头戏——矗立在兵器馆拱形展厅中央的一枚灰白色弹道导弹。它就是有着“镇馆之宝”之称的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枚当时的导弹。它高17.68米，加上1.5米的底部托座，几乎顶上了展厅的顶棚。40多年来，这个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庞然大物一直没有移动过，由于材料已经老化，运送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断裂。为了这个“高危品”的搬迁，工作人员已经整整准备了20天。
上午9点多，约20吨重的“东风一号”被高高的钢铁脚手架牢牢抱住，三台大型吊车在四周相互配合。随着钢丝绳越绷越紧，比4层楼还高的导弹被小心翼翼地拔起，慢慢放平，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缓缓移动了600多米，最后迁至馆外广场。改扩建前难度最大的一次文物转移工作大功告成!
其实，名扬世界的“东风一号”导弹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它是1964年2月27日运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之后，才奉上级的指示改成此名的。1960年发射时，它被称为“1059”导弹。在它的身上，浓缩着新中国导弹研制之初的一段艰辛与辉煌。
秘密行动
1957年10月下旬，驻守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让他即刻启程返回北京的紧急命令。毫无准备的他带着满腹疑问踏上了归国之路。两个多月以后，孙继先所统领的20兵团，也忽然从朝鲜西海岸消失了。一时间，美国情报机关大惑不解，在一份报告里称，中共驻西海岸的志愿军第20兵团于近日秘密失踪，去向不明……
时针指向了1957年12月24日。这一天的深夜，远在北京南郊的一个站台上，一列满载苏联士兵和装备的火车悄然驶入。奇怪的是，黑漆漆的站台上没有灯光，只有一些手电筒的微光如萤火虫般时时闪现：偶尔还有几句简短的口令，或俄语或汉语，在低声传送着。显然，这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秘密行动。
孙继先接到的紧急命令和20兵团的神秘动向，隐藏着什么天机?北京郊外站台的那个冬夜，正在进行什么行动?这两个远隔千里的举动，看似毫不相干，多年以后，人们才恍然悟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在那个冬夜，两枚P-2型弹道导弹和100多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在不起眼儿的南郊站台上踏上了中国国土。而不久后的1958年初，甘肃北部的戈壁深处悄然矗立起一排排军帐。军帐里驻扎的，正是从朝鲜神秘失踪的20兵团官兵。他们的任务是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当时称为“20训练基地”，后被称作“东风航天城”，现在则是大家熟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孙继先，就是这个基地的领头人。
这一切，还得从不久前中国和苏联政府达成的一项秘密协定说起。
说到这个秘密协定，不得不提起新中国的导弹梦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以核武器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偌大的中国领土被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下。要想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拥有核武器。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能否发展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来对抗美国的核威胁?新中国领导人始终犹豫不决。直至1955年秋，被美国军方软禁了五年的著名火箭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后，问题才有了答案。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认为：“掌握或开拓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发展导弹技术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内易于突破……”这一真知灼见，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可以说，被美国军方视为“可抵上五个师”的钱学森的归来，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导弹的命运。
一个月后，新中国“12年科学规划”制定，导弹和原子弹技术被列为重中之重。但是，在科技落后的新中国，研制国际尖端的导弹技术，可谓困难重重。195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苏联的回复颇为冷淡，仅仅同意为我方培养技术干部。这与中国的要求相差甚远。
中方一边继续与苏联秘密谈判，一边加紧时间自行筹建。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錢学森出任第一任院长。从此，中国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难历程。
几个月后，中苏谈判有了转机。由于在处理波匈事件和苏联党内斗争中得到了中共的支持，赫鲁晓夫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热情。1957年9月，以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定，即著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议中称，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
正是根据这个协定，1957年12月的那个冬夜，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杖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从此，我国开始仿制苏联的P-2近程导弹。
“半路退场”
1958年，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华指导仿制工作。当苏方带来的设计图纸铺开在办公桌上时，大家面面相觑。除了钱学森能看懂外，其他人没几个明白图上绘的是什么，但这更激发了技术人员的干劲。一个月后，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寓意为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从零起步的中国导弹研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和技术基础，技术人员在逆境中不畏艰辛，把一个又一个困难踩在了脚下。然而，回眸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提供的有限的技术援助对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为此曾开玩笑：“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中苏这段“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1959年，这对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之间产生了裂痕，身处沙漠深处的试验基地不时感受到从莫斯科袭来的阵阵寒流。苏联专家开始在“1059”仿制中有意无意地制造障碍，中方人员忧心忡忡。6月，苏共中央借口国际局势，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一些图纸资料、样品 也不再运往中国。因为种种原因，事先制定的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的目标，未能实现。
1960年，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开始了。赫鲁晓夫下令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他尖刻地说：“有些人不愿意躲在我们的核保护伞下，非要自己搞。我看他们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都穿不上裤子。”
8月底，苏联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撤离命令下达后，几个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专家，还在争分夺秒地向中方传授技术。但也有人撂下了狠话：“离开我们苏联，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此时，正在建设的工程和进行的试验已经被迫中断了。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私下认为，苏联的“半路退场”可谓“釜底抽薪”，没有苏联的援助，大家恐怕要收摊不干了。在这紧要关头，被视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坚定地表示：“我们自己可以搞成功。”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听闻此言，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不必太忧虑。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也好，要不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党中央指示，要自力更生，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把导弹打上天。
苏联专家刚刚撤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又波及到基地，粮食供应骤然减少。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夜盲症或严重脱发。面对重重困难，中国人毫不畏惧，决心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打造奇迹。以钱学森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战，自主创新，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
1960年6月底，国防部五院向中央军委报告，争取十一前后完成第一批1059导弹的仿制任务，并进行飞行试验。1960年秋，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我国第一枚仿制型的弹道导弹“1059”研制成功了。
戈壁“惊雷”
1960年10月23日，“1059”导弹从北京启程，在层层保护下，被专列运往酒泉导弹发射靶场。
然而，就在第二天，苏联科拜努尔火箭发射场发生了人类火箭史上最为惨痛的悲剧：因为点火故障，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台上的164名苏联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苏联人大为恼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封锁了消息，对外宣称飞机失事。30多年以后，这一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在苏联前期指导下造出来的“1059”导弹按原定计划，正在进行试飞的准备工作。人人手心里捏着一把汗。要知道，苏式P-2导弹，是在德国V-2导弹基础上，用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仿制而成的；美国的红石导弹也是在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仿制而成的，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然而，中国人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建设速度之快，令熟悉内情的人在惊叹之余，也是紧张万分。
1960年11月5日，正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戈壁滩夜里的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20多度，弱水河畔的导弹发射场，在几只探照灯的照射下，亮如白昼，一派繁忙。一枚液体燃料推动的地对地导弹屹立在发射架上，“1059”试飞即将开始。
上午8时，现场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参试人员和各种车辆按规定逐步撤离发射场。当时人们并不清楚导弹的威力，不少人都站在离发射台不远的戈壁上观看。元帅聂荣臻和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则在简陋的平房指挥所里现场指挥。
9时1分28秒，现场指挥员下达了“一分钟准备”的命令，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一分钟后，当倒计时器上闪现出“0”时，指挥员果断喊道：“点火!”声音刚落，坐在控制室里的导弹操纵手伸出右手大拇指，摁下了发射按钮。
这天的发射场上空，天高云淡，能见度很好。随着一声巨响，只见发射台周围腾起一股浓烟，导弹的尾部喷吐出橙红色的火焰，随即拔地而起，直刺苍穹，掀动了整个戈壁大地的战果，几秒钟后，导弹开始程序转弯，在空中画出一道白色的弧线，这是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美丽轨迹。
發射场还在急剧抖动，人们的心也跟着不住地颤动。此时的导弹已经远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还不敢说是最后的成功。在场的人们不敢喘大气，不敢咳嗽，只有沿途各观测站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向指挥中心报告：发现目标，飞行正常!发现目标，跟踪良好1
8分钟后，传来了好消息：“1059导弹飞行了550407米，精确命中目标。”人群顿时欢腾起来。在晚上的庆功会上。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1059”导弹发射成功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亚洲上空炸响的这一声惊雷，成为“东风压倒西风”的奇兵。它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不仅对赫鲁晓夫的轻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也使美国的核威胁失去了往日的强硬。对于在天灾人祸中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来说，更是激发了无穷的信心。有人说，当初年轻的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挺立，靠的是两根支柱：一根是大庆油田，一根就是“两弹一星”。
1964年2月27日晚，一枚“1059”导弹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半个月后，按上级指示改名为“东风一号”。40多年来，它矗立在军事博物馆里，向参观者无言地诉说看当初的峥嵘岁月。这枚新中国导弹的先驱，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启迪：太空已经成为21世纪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夺取“制天权”至关重要。如今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与果断决策。中国人无意称霸世界，但会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捍卫自己的主权，这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神圣使命。
“东风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枚当时的导弹。它高17.68米，加上1.5米的底部托座，几乎顶上了展厅的顶棚。40多年来，这个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庞然大物一直没有移动过，由于材料已经老化，运送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断裂。为了这个“高危品”的搬迁，工作人员已经整整准备了20天。
上午9点多，约20吨重的“东风一号”被高高的钢铁脚手架牢牢抱住，三台大型吊车在四周相互配合。随着钢丝绳越绷越紧，比4层楼还高的导弹被小心翼翼地拔起，慢慢放平，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缓缓移动了600多米，最后迁至馆外广场。改扩建前难度最大的一次文物转移工作大功告成!
其实，名扬世界的“东风一号”导弹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它是1964年2月27日运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之后，才奉上级的指示改成此名的。1960年发射时，它被称为“1059”导弹。在它的身上，浓缩着新中国导弹研制之初的一段艰辛与辉煌。
秘密行动
1957年10月下旬，驻守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让他即刻启程返回北京的紧急命令。毫无准备的他带着满腹疑问踏上了归国之路。两个多月以后，孙继先所统领的20兵团，也忽然从朝鲜西海岸消失了。一时间，美国情报机关大惑不解，在一份报告里称，中共驻西海岸的志愿军第20兵团于近日秘密失踪，去向不明……
时针指向了1957年12月24日。这一天的深夜，远在北京南郊的一个站台上，一列满载苏联士兵和装备的火车悄然驶入。奇怪的是，黑漆漆的站台上没有灯光，只有一些手电筒的微光如萤火虫般时时闪现：偶尔还有几句简短的口令，或俄语或汉语，在低声传送着。显然，这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秘密行动。
孙继先接到的紧急命令和20兵团的神秘动向，隐藏着什么天机?北京郊外站台的那个冬夜，正在进行什么行动?这两个远隔千里的举动，看似毫不相干，多年以后，人们才恍然悟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在那个冬夜，两枚P-2型弹道导弹和100多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在不起眼儿的南郊站台上踏上了中国国土。而不久后的1958年初，甘肃北部的戈壁深处悄然矗立起一排排军帐。军帐里驻扎的，正是从朝鲜神秘失踪的20兵团官兵。他们的任务是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当时称为“20训练基地”，后被称作“东风航天城”，现在则是大家熟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孙继先，就是这个基地的领头人。
这一切，还得从不久前中国和苏联政府达成的一项秘密协定说起。
说到这个秘密协定，不得不提起新中国的导弹梦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以核武器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偌大的中国领土被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下。要想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拥有核武器。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能否发展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来对抗美国的核威胁?新中国领导人始终犹豫不决。直至1955年秋，被美国军方软禁了五年的著名火箭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后，问题才有了答案。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认为：“掌握或开拓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发展导弹技术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内易于突破……”这一真知灼见，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可以说，被美国军方视为“可抵上五个师”的钱学森的归来，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导弹的命运。
一个月后，新中国“12年科学规划”制定，导弹和原子弹技术被列为重中之重。但是，在科技落后的新中国，研制国际尖端的导弹技术，可谓困难重重。195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苏联的回复颇为冷淡，仅仅同意为我方培养技术干部。这与中国的要求相差甚远。
中方一边继续与苏联秘密谈判，一边加紧时间自行筹建。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錢学森出任第一任院长。从此，中国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难历程。
几个月后，中苏谈判有了转机。由于在处理波匈事件和苏联党内斗争中得到了中共的支持，赫鲁晓夫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热情。1957年9月，以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定，即著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议中称，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
正是根据这个协定，1957年12月的那个冬夜，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杖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从此，我国开始仿制苏联的P-2近程导弹。
“半路退场”
1958年，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华指导仿制工作。当苏方带来的设计图纸铺开在办公桌上时，大家面面相觑。除了钱学森能看懂外，其他人没几个明白图上绘的是什么，但这更激发了技术人员的干劲。一个月后，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寓意为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从零起步的中国导弹研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和技术基础，技术人员在逆境中不畏艰辛，把一个又一个困难踩在了脚下。然而，回眸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提供的有限的技术援助对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为此曾开玩笑：“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中苏这段“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1959年，这对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之间产生了裂痕，身处沙漠深处的试验基地不时感受到从莫斯科袭来的阵阵寒流。苏联专家开始在“1059”仿制中有意无意地制造障碍，中方人员忧心忡忡。6月，苏共中央借口国际局势，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一些图纸资料、样品 也不再运往中国。因为种种原因，事先制定的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的目标，未能实现。
1960年，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开始了。赫鲁晓夫下令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他尖刻地说：“有些人不愿意躲在我们的核保护伞下，非要自己搞。我看他们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都穿不上裤子。”
8月底，苏联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撤离命令下达后，几个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专家，还在争分夺秒地向中方传授技术。但也有人撂下了狠话：“离开我们苏联，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此时，正在建设的工程和进行的试验已经被迫中断了。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私下认为，苏联的“半路退场”可谓“釜底抽薪”，没有苏联的援助，大家恐怕要收摊不干了。在这紧要关头，被视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坚定地表示：“我们自己可以搞成功。”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听闻此言，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不必太忧虑。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也好，要不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党中央指示，要自力更生，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把导弹打上天。
苏联专家刚刚撤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又波及到基地，粮食供应骤然减少。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夜盲症或严重脱发。面对重重困难，中国人毫不畏惧，决心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打造奇迹。以钱学森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战，自主创新，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
1960年6月底，国防部五院向中央军委报告，争取十一前后完成第一批1059导弹的仿制任务，并进行飞行试验。1960年秋，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我国第一枚仿制型的弹道导弹“1059”研制成功了。
戈壁“惊雷”
1960年10月23日，“1059”导弹从北京启程，在层层保护下，被专列运往酒泉导弹发射靶场。
然而，就在第二天，苏联科拜努尔火箭发射场发生了人类火箭史上最为惨痛的悲剧：因为点火故障，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台上的164名苏联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苏联人大为恼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封锁了消息，对外宣称飞机失事。30多年以后，这一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在苏联前期指导下造出来的“1059”导弹按原定计划，正在进行试飞的准备工作。人人手心里捏着一把汗。要知道，苏式P-2导弹，是在德国V-2导弹基础上，用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仿制而成的；美国的红石导弹也是在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仿制而成的，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然而，中国人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建设速度之快，令熟悉内情的人在惊叹之余，也是紧张万分。
1960年11月5日，正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戈壁滩夜里的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20多度，弱水河畔的导弹发射场，在几只探照灯的照射下，亮如白昼，一派繁忙。一枚液体燃料推动的地对地导弹屹立在发射架上，“1059”试飞即将开始。
上午8时，现场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参试人员和各种车辆按规定逐步撤离发射场。当时人们并不清楚导弹的威力，不少人都站在离发射台不远的戈壁上观看。元帅聂荣臻和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则在简陋的平房指挥所里现场指挥。
9时1分28秒，现场指挥员下达了“一分钟准备”的命令，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一分钟后，当倒计时器上闪现出“0”时，指挥员果断喊道：“点火!”声音刚落，坐在控制室里的导弹操纵手伸出右手大拇指，摁下了发射按钮。
这天的发射场上空，天高云淡，能见度很好。随着一声巨响，只见发射台周围腾起一股浓烟，导弹的尾部喷吐出橙红色的火焰，随即拔地而起，直刺苍穹，掀动了整个戈壁大地的战果，几秒钟后，导弹开始程序转弯，在空中画出一道白色的弧线，这是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美丽轨迹。
發射场还在急剧抖动，人们的心也跟着不住地颤动。此时的导弹已经远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还不敢说是最后的成功。在场的人们不敢喘大气，不敢咳嗽，只有沿途各观测站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向指挥中心报告：发现目标，飞行正常!发现目标，跟踪良好1
8分钟后，传来了好消息：“1059导弹飞行了550407米，精确命中目标。”人群顿时欢腾起来。在晚上的庆功会上。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1059”导弹发射成功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亚洲上空炸响的这一声惊雷，成为“东风压倒西风”的奇兵。它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不仅对赫鲁晓夫的轻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也使美国的核威胁失去了往日的强硬。对于在天灾人祸中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来说，更是激发了无穷的信心。有人说，当初年轻的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挺立，靠的是两根支柱：一根是大庆油田，一根就是“两弹一星”。
1964年2月27日晚，一枚“1059”导弹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半个月后，按上级指示改名为“东风一号”。40多年来，它矗立在军事博物馆里，向参观者无言地诉说看当初的峥嵘岁月。这枚新中国导弹的先驱，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启迪：太空已经成为21世纪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夺取“制天权”至关重要。如今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与果断决策。中国人无意称霸世界，但会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捍卫自己的主权，这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