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为人子女，更应将孝道放在立身首位，以孝敬父母为根本己任。在这方面，近代不少文化名人堪称我们的表率。
　　鲁迅在北京时，与母亲居住一起。每当母亲生病，他都亲自陪同到医院诊疗，或请医生来家医治；鲁迅既在教育部任职，又在北大、女师大等院校兼课，平时还要写作、应酬，但他总会抽出时间陪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每次开了工资，鲁迅便会买回各种点心，先送到母亲房里，由母亲挑选合意的留下，家人再挑，最后才轮到自己；母亲爱读通俗小说，鲁迅就时不时为母亲购买，如《海上花列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美人恩》等。有的小说鲁迅自己并不喜欢，但只要母亲想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后来，鲁迅辗转各地，就和母亲通信，常常一月一封，有时更多，一年有20余封。鲁迅不仅在家书里向母亲报平安，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以免她挂念。鲁迅曾说：“我娘是受过苦的，做儿子的应当担负起一切责任。”他说到也做到了。
　　胡适三岁零八个月时，父亲病故了。后来，因为学业与工作，胡适与母亲聚少离多。不过，这丝毫也不影响他对母亲的至爱至孝。最有力的证明是胡适的婚姻，可以说是“甘心为爱我者屈”。胡适受过西方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之类的理比谁都懂，但他还是要与小脚女人江冬秀结为连理，且不离不弃，拿胡适自己的话说便是：“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这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母亲对胡适影响甚大，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胡适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作为文化巨人的胡适是可敬的，而作为普通子女的胡适则是可爱的。
　　提起傅斯年，人们总是想到他在学术界及教育界的“霸气”。其实，生活中的傅斯年溫情脉脉，是一位大孝子。和鲁迅、胡适一样，傅斯年还没成年，父亲便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母亲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傅斯年因此十分感激母亲。母亲患有高血压，且身体肥胖，这个病不能吃肥肉，于是，夫人俞大彩便几乎不买肥肉，但老太太喜欢吃肥肉，有时还向儿媳妇发火。一次，婆媳产生不和，傅斯年便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向母亲说明利害关系，母亲消气了才起来。晚上，他又悄悄地安抚夫人：“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吗？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抚养成人，我只想让她老人家高兴，尽尽孝道。”
　　黄侃是个怪人、狂人，虽放浪形骸，却奉母至孝。每次母亲从北京回老家湖北蕲春，或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一路陪同。奇怪的是，母亲能与儿子常年分别，却不愿抛下一口寿材，而黄侃居然也依从老人家的心意，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原来，这口寿材别具一格，上面有黄侃父亲亲笔题写的铭文，自然独一无二、不可替代。1908年，母亲病重，黄侃回到家照顾了六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黄侃大恸，吐血不止。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黄侃被迫逃亡日本，但思母不已，便请好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记，请章太炎写跋，这幅画成为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梅贻琦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治校有方，为人也善，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子。当年，在美国留学时，能够获得国内的接济，一般的留学生都放开着花，梅贻琦却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寄回家中。学成归国后，梅贻琦在清华担任教职，提亲者踏破门槛，他却无一例外地婉言谢绝。原来，他是为了赡养父母，帮助三个弟弟求学而有意将自己的婚姻大事一拖再拖的。后来，梅贻琦与韩咏华结婚。但他一如既往地照顾母亲和弟弟，将每月薪水一分为三：父母一份，弟弟们一份，自家一份。三个弟弟均对梅贻琦深怀感激之情，幺弟梅贻宝曾含泪说：“（梅贻琦）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可见，梅贻琦对母亲与家人的亲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文化名人的鲁迅、胡适、傅斯年、黄侃、梅贻琦，以其渊博的学识让我们敬仰，而作为孝子的他们，也同样以光辉的人格令我们感动！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