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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县是鄂西北的一个山区县，隶属襄阳市管辖。当年，这里是一片穷山恶水，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全国脱贫致富的先进县。十分有幸的是，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了十四年。
我是黄梅县人，1963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1968年夏天，我们67届的大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一部分同学去军垦农场，一部分到基层。我和我的同学江美莲是恋爱关系，为了能分配在一起，就没有报名去军垦农场，自愿去了保康。
1968年9月11日晚，我和江美莲从武汉乘火车踏上了前往保康的征程。12日清晨，我们在襄阳下了火车，13日早晨六点钟坐上了去保康的大蓬车。襄阳到保康路程不算远，约一百五十公里，但是过了谷城石花街后，就全部是山路，开始是爬山坡，一个陡坡足足爬了半个小时，爬上蒋家坡后就是下坡。上坡难，下坡险。下坡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汽车飞快地向下俯冲，搞得我们心惊肉跳，吓出了一身冷汗。车到河谷，又在河里穿来穿去，这条河就是流经房县保康到谷城的南河。出了河谷就到了保康县县界——过渡湾。汽车过了渡船就直奔保康县城。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八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到保康。
保康县城不大，散落在一条山沟里。有一条河叫清溪河，自东向西穿过县城，河水清澈见底。县城只有三条街，一条正街不足三百米，街的顶头就县政府;一条河街约五百米，分布着一些小杂货铺;一条东沟街道稍长一点，但也不足千米，基本上是居民住的地方。我们在县城游览了一下，听别人戏说：“保康县赛猪圈，河里打扳子，大堂听得见。”另外还有人说，抽上一支烟，可绕县城走一圈。可见县城之小。
根据县革委会教育组的安排，我和江美莲同时分配到保康三中。过了几天，三中校长赵选举来县里接我们，安排我们与三中老师范文秀一起去马良镇的重阳三中所在地。去马良的车也是大蓬车，路况更差、更险。特别是上猴儿岭，从车上往下看，悬崖近百丈，搞得人心惶惶，真怕出事。好在司机技术高超，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了马良镇。下车后我们找了一辆板车，把行李往车上一放，拖着板车，下午三点多钟才到了学校。
保康三中地处农村，是马良镇的一个小公社——重阳公社所在地，距马良镇有五六里路。三中是一所新盖的学校，学校边有一条小河流过，不远就是重阳峡，直通宜昌，峡谷非常险要，人很难通过。学校旁边有三棵大松树，人称为穆林头。学校周边环境倒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不过就是离城镇远了一点。三中是个学新办的学校，学生不多，只有三个班。我和江美莲各带初一的数学，我还带初二的物理和二个班体育，江美莲带两个班生物。三中的生活非常简陋，没有单身宿舍，男老师集中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三个女老师住半间教室，另半间放仪器，只有管财务和总务的老师才有半间房，就连校长也与我们老师住在一起。
上第一堂课，学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在讲台上讲课，学生们在桌子下面敲得叮当响，我四下一看，厉声问道：“是谁敲的桌子？”学生们你望着我，我瞧着你，相互做了个鬼脸，便一齐哄堂大笑起来。我气得两眼火星直冒，因为这是我当老师的第一堂课，想发火又不敢发火，只好忍着性子把第一堂课讲完。
下课后，我对班长说：“老师在台上讲课，你们在下面敲桌子，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老师，不是我们不懂礼貌，是你在讲课时把敲字念成犒字了，在我们这儿，说犒是骂人的话。”
听班长这么一讲，我顿时拍了拍脑壳，原来是我把黄梅的方言敲、犒同音的老习惯带到课堂上来了，怪不得引起学生们的哄笑。课堂教学必须用普通话，这是老师的素质，也是搞好教学的關键。我除了向同学们检讨认错以外，还暗暗下定决心，从学习汉语拼音开始，学习普通话，并向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同学请教，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几个月以后，学校突然宣布一项决定：所有公立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去办，本地教师全部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东两位教师侯振民、王庆金提出的建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史称“侯王建议”。根据这一建议，本地教师都回原籍去了，我们是外地老师，又重新安排到城关镇中学。
城关镇中学是由镇第二小学升级改办的，由于是新办的中学，原来的县一中改为五七中学，暂时不招生，所以，城关镇的所有中学生都拥到镇中来了。
1970年春，学校招生扩大了，第二年春天，高中招两个班，一个班是城关镇的学生，另一个班是城郊农村的学生，我带班主任和数学。在两年多的教学生涯中，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总觉得在对学生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上应该有自己的路子，虽然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于是我就边工作边教学，边探索边总结，逐步积累自己的经验。在当班主任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我逐步做到以情诱导，融成一片，正面教育，分类实施，发挥所长，人尽其才。这种思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下是一套比较好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学生教育要有感情，有关爱，把学生当着自己的亲人，以感情和爱心来诱导学生去看问题、做事情。自己要放下老师的架子，与学生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使学生愿意与老师接近，愿意向老师讲真话，这样就能了解学生的真实心情。我从来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有时候也与学生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我釆取缓冲的办法进行冷处理，切记不要光考虑老师的威严，而忽略了学生的人格。对学生教育要说服，不能压服，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理服人，多表扬少批评，即使是批评要及时准确，抓住要害和重点，不能讽刺挖苦，更不能说过头话，要语重心长，要多鼓励。教育学生还要以身示范，想要学生去做的事，首先自己要带头做到，不能强求学生去做那些难以做到的事情。只有这样，学生才信服你。在对学生教育时，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那就是要分类指导，要充分认识到每个学生各有长处，要利用其优势，培养其特长。实际上，学生的智力、能力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想每个学生成绩都优秀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让学生都成为有用之才是能够做到的，也应该做到。有些学生成绩虽不那么好，但是在劳动上表现突出，动手能力很强，在社会上处理事务能力比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要高一筹。有些学生在校比较调皮，不被人们看好，但是这些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却对老师非常尊敬，对学校非常关心，能为学校出力办事，胜过有些自认为成绩好的同学。所以不同类别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他们都能成为社会各种有用的人才。 在对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我也认真探索过许多方式方法。我釆取启发教学，精讲多练，因材施教，各有所得，培养尖子，带动全班。实践证明，这套办法比较合适的。在进行数学教学时，我一般釆取提问设疑或举例引入新课。首先让学生动起脑筋，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这样就调动了学生求知的欲望。讲课时做到少而精，注重语调引人入胜，抓住重点提纲挈领，突出双基指出难点，让学生在最佳时间内能掌握住本节课的知识，然后让学生看书提问或者讨论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做到互教互学，当堂问题当堂弄懂。课后布置适量作业，巩固所学知识，不额外增加学生的负担。对学生要因材施教，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要求全班学生。有些学生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我就积极培养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给他们提供一些课外作业，使他们学得更深，成为班上的尖子，然后又回过头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来带动全班，做到水涨船高。
1973年春，中央决定恢复秋季招生制度，原来的五七中学和城关镇中学合并成为新的一中，我就任一中校长，我当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八岁。有的同事笑我说：“你是全地区一中最年轻的校长呀。”我随即也说了句：“我们是山区，人才缺，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罢了。”保康经济基础薄弱，硬件、软件设施都跟不上，山区的学校的校长难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保康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学部分校长外出考察，学习别人开门办学的经验。这次考察去了三所学校，一是河南辉县的抗大中学，二是蒲圻县的车埠中学，三是监利县的棋盘中学。这三所学校各有特色，值得学习。参观学习回来以后，我们也开门办学，办起了校办工厂，课程也增设了三机一泵。
正当教学工作日渐走上正轨的时候，1975年暑假发生了特大洪水，山洪暴发，把县城的一条河街冲得干干净净，汽车站，食品加工厂，体育运动场都被冲垮了。食品加工厂正在决口处，留在厂里的十多人不知下落，死不见尸。体育运动场正值全县集中训练，我们学校的三位学生，一名被冲走后一直未找到尸体，一名是眼看着房子被冲毁掉下来砸死的，唯独有一位是被洪水冲走抓住树枝爬到树上而得救的。后来为了恢复灾后重建，我校总务主任开拖拉机拉石头不小心掉下几米的高坎，当场死亡。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在开门办学中学开拖拉机的学生在回校途中掉进山崖，当场摔死。学校发生的这些死人事件，虽说领导也亲自帮忙做工作，安慰家属和家长，但是作为一校之长，必须亲自处理这些事情，为此，我害了一场大病。
我在保康艰辛生活和工作了十四年，虽然吃了苦头，也伤了身体，但磨炼了自己，使我成熟了许多。更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付出对保康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为保康当地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在学校里，由于加强了思想教育，同时，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农忙时节的劳动锻炼，使学生养成了能吃苦的品德。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高中毕业后都留在了农村，经过在农村的摸爬滚打，大都成了保康的基层干部。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成了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有的在支部书记这一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的，还提拔为科局长，有的还当上了副县长和县工会主席。城镇学生毕业后当了知识青年，后来由于招工招干也都参加了工作。大部分学生都去了襄阳轴承厂和襄樊棉纺厂。其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还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所带的学生由于当时大学停止招生，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叫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批推荐上的大学的有华中师范大學，中南财大，第二批推荐的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第三批推荐的有南京航空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他们毕业以后，有的留大学当教师，现在都是教授或者是学校中层干部。其中，任定成由华中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刘克勤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保康从教，后来又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张远达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美国留学。有的学生毕业后到深圳去开办公司，发展不错很有成绩。
二是想尽办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山区输送更多的学生上大学。1978年和1979年是我校学生在高考中考得最好的两年，不仅录取的人数多，而且录取名校的人也不少。黄松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去法国留学，留在法国工作。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的占庆平，毕业后分在中南设计院工作，后来又到英国考察学习了一段时间，成了有贡献的突出人才。作家晓苏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学生，1979年从保康一中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早已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业余还坚持写小说，影响很大，还当上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和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有肖高沛，1979年从保康一中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湖北秭归县委副书记，现任宜昌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三是作为校长，除了要提高升学率外，还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健康成长。两峪山区的学生赵馥，是个女孩子，小时候在家烤火时，不小心扑倒在火坑，手被烧伤成了残疾，一只手的手指抻不直，在校学习期间，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为了不影响她将来的生活，在她毕业前我帮她找到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讲明原因，给她做了整植手术，使她十几年未伸直的手能伸直了。毕业回到农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开始了人生新的生活。
四是在保康留下了一片有价值经济林。1975年大洪水后，县委县政府为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发展经济，决定在大水林场建造经济林。1976年暑假我们组织学生进入大水的深山老林，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在大山里挖坑，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吃住在大山里，手磨破了也不叫苦，直到完成任务才下山。第二年春天又上山去把树苗都栽上，而且要保质保量保存活。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那一片漆树林已经发挥了经济作用。这也算是留在保康山区的一点纪念吧！
1983年春，我因身体原因调离了工作十四年的保康，回到我的老家黄梅县的邻县武穴市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我们闲居武昌南湖，有了一个安身的家，帮我爱人江美莲圆了一个武汉姑娘回家的梦。如今，我虽然离开保康多年，但还是经常梦见那个我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的地方。
袁永清，湖北黄梅人，湖北大学数学系67届毕业生，曾任湖北保康一中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我是黄梅县人，1963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1968年夏天，我们67届的大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一部分同学去军垦农场，一部分到基层。我和我的同学江美莲是恋爱关系，为了能分配在一起，就没有报名去军垦农场，自愿去了保康。
1968年9月11日晚，我和江美莲从武汉乘火车踏上了前往保康的征程。12日清晨，我们在襄阳下了火车，13日早晨六点钟坐上了去保康的大蓬车。襄阳到保康路程不算远，约一百五十公里，但是过了谷城石花街后，就全部是山路，开始是爬山坡，一个陡坡足足爬了半个小时，爬上蒋家坡后就是下坡。上坡难，下坡险。下坡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汽车飞快地向下俯冲，搞得我们心惊肉跳，吓出了一身冷汗。车到河谷，又在河里穿来穿去，这条河就是流经房县保康到谷城的南河。出了河谷就到了保康县县界——过渡湾。汽车过了渡船就直奔保康县城。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八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到保康。
保康县城不大，散落在一条山沟里。有一条河叫清溪河，自东向西穿过县城，河水清澈见底。县城只有三条街，一条正街不足三百米，街的顶头就县政府;一条河街约五百米，分布着一些小杂货铺;一条东沟街道稍长一点，但也不足千米，基本上是居民住的地方。我们在县城游览了一下，听别人戏说：“保康县赛猪圈，河里打扳子，大堂听得见。”另外还有人说，抽上一支烟，可绕县城走一圈。可见县城之小。
根据县革委会教育组的安排，我和江美莲同时分配到保康三中。过了几天，三中校长赵选举来县里接我们，安排我们与三中老师范文秀一起去马良镇的重阳三中所在地。去马良的车也是大蓬车，路况更差、更险。特别是上猴儿岭，从车上往下看，悬崖近百丈，搞得人心惶惶，真怕出事。好在司机技术高超，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了马良镇。下车后我们找了一辆板车，把行李往车上一放，拖着板车，下午三点多钟才到了学校。
保康三中地处农村，是马良镇的一个小公社——重阳公社所在地，距马良镇有五六里路。三中是一所新盖的学校，学校边有一条小河流过，不远就是重阳峡，直通宜昌，峡谷非常险要，人很难通过。学校旁边有三棵大松树，人称为穆林头。学校周边环境倒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不过就是离城镇远了一点。三中是个学新办的学校，学生不多，只有三个班。我和江美莲各带初一的数学，我还带初二的物理和二个班体育，江美莲带两个班生物。三中的生活非常简陋，没有单身宿舍，男老师集中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三个女老师住半间教室，另半间放仪器，只有管财务和总务的老师才有半间房，就连校长也与我们老师住在一起。
上第一堂课，学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在讲台上讲课，学生们在桌子下面敲得叮当响，我四下一看，厉声问道：“是谁敲的桌子？”学生们你望着我，我瞧着你，相互做了个鬼脸，便一齐哄堂大笑起来。我气得两眼火星直冒，因为这是我当老师的第一堂课，想发火又不敢发火，只好忍着性子把第一堂课讲完。
下课后，我对班长说：“老师在台上讲课，你们在下面敲桌子，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老师，不是我们不懂礼貌，是你在讲课时把敲字念成犒字了，在我们这儿，说犒是骂人的话。”
听班长这么一讲，我顿时拍了拍脑壳，原来是我把黄梅的方言敲、犒同音的老习惯带到课堂上来了，怪不得引起学生们的哄笑。课堂教学必须用普通话，这是老师的素质，也是搞好教学的關键。我除了向同学们检讨认错以外，还暗暗下定决心，从学习汉语拼音开始，学习普通话，并向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同学请教，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几个月以后，学校突然宣布一项决定：所有公立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去办，本地教师全部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东两位教师侯振民、王庆金提出的建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史称“侯王建议”。根据这一建议，本地教师都回原籍去了，我们是外地老师，又重新安排到城关镇中学。
城关镇中学是由镇第二小学升级改办的，由于是新办的中学，原来的县一中改为五七中学，暂时不招生，所以，城关镇的所有中学生都拥到镇中来了。
1970年春，学校招生扩大了，第二年春天，高中招两个班，一个班是城关镇的学生，另一个班是城郊农村的学生，我带班主任和数学。在两年多的教学生涯中，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总觉得在对学生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上应该有自己的路子，虽然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于是我就边工作边教学，边探索边总结，逐步积累自己的经验。在当班主任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我逐步做到以情诱导，融成一片，正面教育，分类实施，发挥所长，人尽其才。这种思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下是一套比较好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学生教育要有感情，有关爱，把学生当着自己的亲人，以感情和爱心来诱导学生去看问题、做事情。自己要放下老师的架子，与学生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使学生愿意与老师接近，愿意向老师讲真话，这样就能了解学生的真实心情。我从来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有时候也与学生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我釆取缓冲的办法进行冷处理，切记不要光考虑老师的威严，而忽略了学生的人格。对学生教育要说服，不能压服，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理服人，多表扬少批评，即使是批评要及时准确，抓住要害和重点，不能讽刺挖苦，更不能说过头话，要语重心长，要多鼓励。教育学生还要以身示范，想要学生去做的事，首先自己要带头做到，不能强求学生去做那些难以做到的事情。只有这样，学生才信服你。在对学生教育时，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那就是要分类指导，要充分认识到每个学生各有长处，要利用其优势，培养其特长。实际上，学生的智力、能力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想每个学生成绩都优秀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让学生都成为有用之才是能够做到的，也应该做到。有些学生成绩虽不那么好，但是在劳动上表现突出，动手能力很强，在社会上处理事务能力比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要高一筹。有些学生在校比较调皮，不被人们看好，但是这些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却对老师非常尊敬，对学校非常关心，能为学校出力办事，胜过有些自认为成绩好的同学。所以不同类别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他们都能成为社会各种有用的人才。 在对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我也认真探索过许多方式方法。我釆取启发教学，精讲多练，因材施教，各有所得，培养尖子，带动全班。实践证明，这套办法比较合适的。在进行数学教学时，我一般釆取提问设疑或举例引入新课。首先让学生动起脑筋，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这样就调动了学生求知的欲望。讲课时做到少而精，注重语调引人入胜，抓住重点提纲挈领，突出双基指出难点，让学生在最佳时间内能掌握住本节课的知识，然后让学生看书提问或者讨论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做到互教互学，当堂问题当堂弄懂。课后布置适量作业，巩固所学知识，不额外增加学生的负担。对学生要因材施教，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要求全班学生。有些学生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我就积极培养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给他们提供一些课外作业，使他们学得更深，成为班上的尖子，然后又回过头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来带动全班，做到水涨船高。
1973年春，中央决定恢复秋季招生制度，原来的五七中学和城关镇中学合并成为新的一中，我就任一中校长，我当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八岁。有的同事笑我说：“你是全地区一中最年轻的校长呀。”我随即也说了句：“我们是山区，人才缺，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罢了。”保康经济基础薄弱，硬件、软件设施都跟不上，山区的学校的校长难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保康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学部分校长外出考察，学习别人开门办学的经验。这次考察去了三所学校，一是河南辉县的抗大中学，二是蒲圻县的车埠中学，三是监利县的棋盘中学。这三所学校各有特色，值得学习。参观学习回来以后，我们也开门办学，办起了校办工厂，课程也增设了三机一泵。
正当教学工作日渐走上正轨的时候，1975年暑假发生了特大洪水，山洪暴发，把县城的一条河街冲得干干净净，汽车站，食品加工厂，体育运动场都被冲垮了。食品加工厂正在决口处，留在厂里的十多人不知下落，死不见尸。体育运动场正值全县集中训练，我们学校的三位学生，一名被冲走后一直未找到尸体，一名是眼看着房子被冲毁掉下来砸死的，唯独有一位是被洪水冲走抓住树枝爬到树上而得救的。后来为了恢复灾后重建，我校总务主任开拖拉机拉石头不小心掉下几米的高坎，当场死亡。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在开门办学中学开拖拉机的学生在回校途中掉进山崖，当场摔死。学校发生的这些死人事件，虽说领导也亲自帮忙做工作，安慰家属和家长，但是作为一校之长，必须亲自处理这些事情，为此，我害了一场大病。
我在保康艰辛生活和工作了十四年，虽然吃了苦头，也伤了身体，但磨炼了自己，使我成熟了许多。更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付出对保康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为保康当地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在学校里，由于加强了思想教育，同时，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农忙时节的劳动锻炼，使学生养成了能吃苦的品德。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高中毕业后都留在了农村，经过在农村的摸爬滚打，大都成了保康的基层干部。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成了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有的在支部书记这一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的，还提拔为科局长，有的还当上了副县长和县工会主席。城镇学生毕业后当了知识青年，后来由于招工招干也都参加了工作。大部分学生都去了襄阳轴承厂和襄樊棉纺厂。其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还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所带的学生由于当时大学停止招生，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叫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批推荐上的大学的有华中师范大學，中南财大，第二批推荐的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第三批推荐的有南京航空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他们毕业以后，有的留大学当教师，现在都是教授或者是学校中层干部。其中，任定成由华中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刘克勤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保康从教，后来又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张远达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美国留学。有的学生毕业后到深圳去开办公司，发展不错很有成绩。
二是想尽办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山区输送更多的学生上大学。1978年和1979年是我校学生在高考中考得最好的两年，不仅录取的人数多，而且录取名校的人也不少。黄松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去法国留学，留在法国工作。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的占庆平，毕业后分在中南设计院工作，后来又到英国考察学习了一段时间，成了有贡献的突出人才。作家晓苏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学生，1979年从保康一中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早已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业余还坚持写小说，影响很大，还当上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和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有肖高沛，1979年从保康一中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湖北秭归县委副书记，现任宜昌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三是作为校长，除了要提高升学率外，还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健康成长。两峪山区的学生赵馥，是个女孩子，小时候在家烤火时，不小心扑倒在火坑，手被烧伤成了残疾，一只手的手指抻不直，在校学习期间，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为了不影响她将来的生活，在她毕业前我帮她找到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讲明原因，给她做了整植手术，使她十几年未伸直的手能伸直了。毕业回到农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开始了人生新的生活。
四是在保康留下了一片有价值经济林。1975年大洪水后，县委县政府为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发展经济，决定在大水林场建造经济林。1976年暑假我们组织学生进入大水的深山老林，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在大山里挖坑，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吃住在大山里，手磨破了也不叫苦，直到完成任务才下山。第二年春天又上山去把树苗都栽上，而且要保质保量保存活。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那一片漆树林已经发挥了经济作用。这也算是留在保康山区的一点纪念吧！
1983年春，我因身体原因调离了工作十四年的保康，回到我的老家黄梅县的邻县武穴市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我们闲居武昌南湖，有了一个安身的家，帮我爱人江美莲圆了一个武汉姑娘回家的梦。如今，我虽然离开保康多年，但还是经常梦见那个我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的地方。
袁永清，湖北黄梅人，湖北大学数学系67届毕业生，曾任湖北保康一中校长，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