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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扎根中国，那么世界一流没有任何意义。扎根中国不是说这所学校办在中国，而是它对中国的意义和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要起到推动，甚至是引领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胡海岩，严格讲是从事“理”的，但他却充满了工科人的那种“扎实”，甚至是执拗。显然，胡校长是一个不喜欢跟风的校长，他有自己的理想与坚持，他总强调办学是急不得的：如果没有严谨，无论如何是不能谈创新的！他也喜欢强调北理工的红色：为中国的复兴作了什么贡献？一如北京理工大学70多年来的坚持。
作为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校，不能“就事论事”仅仅将目光盯在工科上，它想要走向一流，必须追本溯源，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化學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的话，才会拥有原创的核心技术，也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纵深上实现更大突破。
如果别人问，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作为校长您会如何作答？
我们通常说它是一所具有鲜明国防科技特色的研究型大学，首先突出它是具有国防科技使命这样一个特点。同时又要强调它的研究性，也就是说它同时培养高端人才，为国家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当然，面对不同的群体，我可能又会强调它的某些不同方面。
也就是说维度不同，角度不同，北京理工大学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比如面对一帮孩子，我会对他们说北理工的足球在全国高校中是绝对的第一名，这句话一说，就可以赢得小伙子们的一片掌声。
如果面对比较专业的听众，我会告诉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的是以火箭、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我们为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以及新中国的军用电子工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培养了很多人才。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院士就毕业于北理工，也就是说，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学科是非常强大的。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的雷达专业和坦克专业也很强，我们是国家唯一设立坦克设计制造这样完整体系的学校。
2007年您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那一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做校长，一晃10年了。您现在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定位或发展的考虑是什么？
对于一所大学来讲，10年不过是一个瞬间。在我的观念中，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10年往往只能走一步。
其实来北理工之前我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其前身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院校。来到这之后，才慢慢体会到它的这种红色基因，它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当然也体会到它建校几十年来，为我们国家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所作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所传统的军工院校，实现了五个转变。今天回过头来看又有1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那五个转变之中，其中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从原来以军为主，转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现在要面向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同时要面向国防科技现代化。
我们过去是一所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现在是理工并重，相互融合，同时又有工理管文协调发展。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理工并重，交叉融合”。这10年来在这方面的進步比较快，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以国防科技为特色的学校，如果要走向一流，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要有强大的理科，要有一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才会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和原创性的技术。
我特别注意到您强调理工的结合，您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介绍？
首先是队伍的建设。我们不仅从海内外著名大学、中国科学院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年轻学者，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优秀学者。近年来最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学科带头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建立了一批理工交叉融合的学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优秀学者和我国国防科技的相关专业去交叉，这样我们的工科有了基础做支撑，一些源头性的想法能够得以实现，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相互促进。
决定大学这样的复杂系统本质变化的是那些“慢变量”，只有所有的子系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因此，摒弃急功近利，吸取国外先进大学经验，扎根中国，符合规律的良性发展才是正道。
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经过了一个飞速发展，各高校进入了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特别是学科建设上的扩张，北理工是否规避了这种扩展，又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扩展的？
这是一种理想，大学崇尚学术自由，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敢说我们所有的扩展都是理性的，它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成分，但我们一直主张不搞大而全。我在很多场合多次坚定表态，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我们是多学科并重发展的一所国防特色学校，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的融合。
如果某些教授提议要发展一个学科，这个学科跟我们已有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这个学科很重要，或者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很好，是不能打动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在学科扩展上有过经验教训，但是有一点坚持得比较好，就是基于优势学科来做关联扩展，其次是发展与之相关的理科，发展交叉学科。
一开始我谈到了，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10年可能只走了一步，百年是完成了一个阶段，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颠覆式的变化，所以不能着急。
对大学来讲，慢变量是决定其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就如同你可以看很远，但要做好眼前的事，你不能太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不仅会毁了大学，也会毁了老师和学生。在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这个规律可能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同样，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人们在描述它、分析它的时候，就要从每一个子系统入手。整个大学的发展，不是说一个子系统好了，它就好了。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只要有一两个点是亮点了，我们就是一流大学了。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一两个亮点恐怕还称不上一流大学。喜马拉雅山肯定是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基础上产生的。同样，每个子系统之间是强关联的，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所一流大学，其科学研究做得特别好，人才培养却很差，这肯定不是一流大学。同样，一所大学科研很好，人才培养也很好，但校风特别差，也不能算一流大學。所以一定是强关联的各个系统协同协调发展，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学校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您曾经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留学，还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能否谈一谈这两所高校的不同风格，国内高等教育可从中借鉴到什么？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斯图加特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工科院校，杜克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完全是两个体系、两种风格。概括地讲，斯图加特大学让我体验到德国人的严谨和细致，杜克大学则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创新和自由。
特别有感触的是，德国对孩子的教育很少灌输知识，更多的是对做人的培养，就是要有一定的规矩。后来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同样让我感受到这一点，杜克大学尽管很崇尚创新，学术也很自由，但也要遵守规矩，不能乱来。
因此，我觉得无论做什么，还是需要尊重规律、遵守规矩，不能随心所欲。人的成长有规律，大学的成长同样有规律。所以最近在与一些社会人士或教育界以外的人士谈到大学时，我都会强调，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体育有体育的规律，奥运会拿金牌这样的策略用到教育界恐怕就要出问题。
具体到北理工，如果简单比较，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斯图加特大学，工科为主，培养工程师。我经常向同事们传播德国人那种认真、仔细的习惯，要求他们严谨严谨再严谨。如果大家做事都非常认真了，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了。如果连基本的严谨都没有，我还真不敢让大家把创新作为第一使命。
建设“双一流”，放眼世界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肯定是快速提升的捷径，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但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扎根，在此基础上产生人才孵化效应，长远来看，还是要立足于自身如何能够培养出好的人才。
“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推出后，您如何评价新时期这一推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工程？
我认为“双一流”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了，有具体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对北理工来讲，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實现的。
面对“双一流”，您对北理工有怎样的考虑？
我想借最常用的一句话来回答——扎根中国，世界一流。如果没有扎根中国，那么世界一流没有任何意义。不久前，我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我的观点，要用三把尺子来度量“双一流”。一把尺子是大学本源，一把尺子是教育规律，还有一把尺子就是人民满意。这其中，人民满意是社会效益，实际上就是扎根中国的体现。扎根中国不是说这所学校办在中国，而是它对中国的意义和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要起到推动，甚至是引领作用。
谈到“双一流”，大家纷纷动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夺人才，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这件事既有长远的考虑，又有现实的考虑。如果从长远考虑，我认为一流大学自身就应该培养出很多一流人才，而不用着急去抢，可以用自己一流的人才去与別的大学交换人才。我感觉，自己培养的人才如果不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历练一下的话，他们的视野是不够宽的。从短期来看，毕竟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大家千方百计要从世界名校引进人才，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籍的，只要优秀我们都想要，从而达到快速的提升，这是现实的考虑。
客观地说，的确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效率。
是的，对这种做法我并不反对，但我也经常跟很多同事谈我的观点，还是要立足于长远，立足于自己如何能够培养出人才，如果太追求短期效益，与我刚才所讲的教育规律是相悖的。
所以，近年来我们引进人才会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到海外去读博士，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他们有北理工的基因，在国外名校开拓了视野、提升了能力，回来后会更加适合我们这片土壤。
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北理工有什么吸引力或优势？
这个问题特别难，不是你提的问题难，而是我们面临的工作难度特别大。我们身处一座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而且名校众多，所以我们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我会强调我们的学科优势，例如学校的信息学科很强大，能排到世界前五六十位，其研究水平是与国际接轨的。
第二，我们已经营造出一个理工融合的氛围，这是和很多工科学校不同的，人才来了之后，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培养学生，为未来学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我們是做国防的，有很充裕的研究经费。你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能不能真正打动人，还是取决于年轻人才究竟想做什么。我认为最终还是事业留人，让他们感觉在这里能成就一番事业。
您在北理工任了10年校长，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
我希望能够在6分以上，但是最高达到8分左右就好了。
您以前担任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然后任北理工校长。在教授和校长的身份转化间，您觉得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从教师到校长的转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在前面没有人或是缺人的情况下，走上大学的管理岗位。当校长的最初一两年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原来我只对自己负责，对我的两三个学生负责就行了，一下子要对几万人负责，最初的感觉就是有压力，睡不着觉。
您曾经将大学建设概括为“大楼、大师、大气”。大楼、大师都可以理解，大气怎么讲？
我觉得用大爱、大气都可以，就是指一所大学要有高远的志向，要有担当的精神。不要总去想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不要天天只想着自己。大爱就是对民族的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那种责任感。大气是指希望能够站在北理工的肩膀上放眼全世界。（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本文选自神州学人 2017年04期）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胡海岩，严格讲是从事“理”的，但他却充满了工科人的那种“扎实”，甚至是执拗。显然，胡校长是一个不喜欢跟风的校长，他有自己的理想与坚持，他总强调办学是急不得的：如果没有严谨，无论如何是不能谈创新的！他也喜欢强调北理工的红色：为中国的复兴作了什么贡献？一如北京理工大学70多年来的坚持。
作为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校，不能“就事论事”仅仅将目光盯在工科上，它想要走向一流，必须追本溯源，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化學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的话，才会拥有原创的核心技术，也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纵深上实现更大突破。
如果别人问，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作为校长您会如何作答？
我们通常说它是一所具有鲜明国防科技特色的研究型大学，首先突出它是具有国防科技使命这样一个特点。同时又要强调它的研究性，也就是说它同时培养高端人才，为国家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当然，面对不同的群体，我可能又会强调它的某些不同方面。
也就是说维度不同，角度不同，北京理工大学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比如面对一帮孩子，我会对他们说北理工的足球在全国高校中是绝对的第一名，这句话一说，就可以赢得小伙子们的一片掌声。
如果面对比较专业的听众，我会告诉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的是以火箭、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我们为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以及新中国的军用电子工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培养了很多人才。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院士就毕业于北理工，也就是说，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学科是非常强大的。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的雷达专业和坦克专业也很强，我们是国家唯一设立坦克设计制造这样完整体系的学校。
2007年您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那一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做校长，一晃10年了。您现在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定位或发展的考虑是什么？
对于一所大学来讲，10年不过是一个瞬间。在我的观念中，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10年往往只能走一步。
其实来北理工之前我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其前身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院校。来到这之后，才慢慢体会到它的这种红色基因，它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当然也体会到它建校几十年来，为我们国家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所作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所传统的军工院校，实现了五个转变。今天回过头来看又有1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那五个转变之中，其中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从原来以军为主，转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现在要面向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同时要面向国防科技现代化。
我们过去是一所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现在是理工并重，相互融合，同时又有工理管文协调发展。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理工并重，交叉融合”。这10年来在这方面的進步比较快，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以国防科技为特色的学校，如果要走向一流，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要有强大的理科，要有一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才会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和原创性的技术。
我特别注意到您强调理工的结合，您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介绍？
首先是队伍的建设。我们不仅从海内外著名大学、中国科学院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年轻学者，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优秀学者。近年来最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学科带头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建立了一批理工交叉融合的学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优秀学者和我国国防科技的相关专业去交叉，这样我们的工科有了基础做支撑，一些源头性的想法能够得以实现，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相互促进。
决定大学这样的复杂系统本质变化的是那些“慢变量”，只有所有的子系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因此，摒弃急功近利，吸取国外先进大学经验，扎根中国，符合规律的良性发展才是正道。
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经过了一个飞速发展，各高校进入了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特别是学科建设上的扩张，北理工是否规避了这种扩展，又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扩展的？
这是一种理想，大学崇尚学术自由，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敢说我们所有的扩展都是理性的，它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成分，但我们一直主张不搞大而全。我在很多场合多次坚定表态，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我们是多学科并重发展的一所国防特色学校，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的融合。
如果某些教授提议要发展一个学科，这个学科跟我们已有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这个学科很重要，或者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很好，是不能打动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在学科扩展上有过经验教训，但是有一点坚持得比较好，就是基于优势学科来做关联扩展，其次是发展与之相关的理科，发展交叉学科。
一开始我谈到了，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10年可能只走了一步，百年是完成了一个阶段，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颠覆式的变化，所以不能着急。
对大学来讲，慢变量是决定其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就如同你可以看很远，但要做好眼前的事，你不能太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不仅会毁了大学，也会毁了老师和学生。在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这个规律可能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同样，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人们在描述它、分析它的时候，就要从每一个子系统入手。整个大学的发展，不是说一个子系统好了，它就好了。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只要有一两个点是亮点了，我们就是一流大学了。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一两个亮点恐怕还称不上一流大学。喜马拉雅山肯定是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基础上产生的。同样，每个子系统之间是强关联的，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所一流大学，其科学研究做得特别好，人才培养却很差，这肯定不是一流大学。同样，一所大学科研很好，人才培养也很好，但校风特别差，也不能算一流大學。所以一定是强关联的各个系统协同协调发展，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学校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您曾经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留学，还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能否谈一谈这两所高校的不同风格，国内高等教育可从中借鉴到什么？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斯图加特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工科院校，杜克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完全是两个体系、两种风格。概括地讲，斯图加特大学让我体验到德国人的严谨和细致，杜克大学则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创新和自由。
特别有感触的是，德国对孩子的教育很少灌输知识，更多的是对做人的培养，就是要有一定的规矩。后来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同样让我感受到这一点，杜克大学尽管很崇尚创新，学术也很自由，但也要遵守规矩，不能乱来。
因此，我觉得无论做什么，还是需要尊重规律、遵守规矩，不能随心所欲。人的成长有规律，大学的成长同样有规律。所以最近在与一些社会人士或教育界以外的人士谈到大学时，我都会强调，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体育有体育的规律，奥运会拿金牌这样的策略用到教育界恐怕就要出问题。
具体到北理工，如果简单比较，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斯图加特大学，工科为主，培养工程师。我经常向同事们传播德国人那种认真、仔细的习惯，要求他们严谨严谨再严谨。如果大家做事都非常认真了，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了。如果连基本的严谨都没有，我还真不敢让大家把创新作为第一使命。
建设“双一流”，放眼世界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肯定是快速提升的捷径，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但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扎根，在此基础上产生人才孵化效应，长远来看，还是要立足于自身如何能够培养出好的人才。
“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推出后，您如何评价新时期这一推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工程？
我认为“双一流”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了，有具体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对北理工来讲，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實现的。
面对“双一流”，您对北理工有怎样的考虑？
我想借最常用的一句话来回答——扎根中国，世界一流。如果没有扎根中国，那么世界一流没有任何意义。不久前，我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我的观点，要用三把尺子来度量“双一流”。一把尺子是大学本源，一把尺子是教育规律，还有一把尺子就是人民满意。这其中，人民满意是社会效益，实际上就是扎根中国的体现。扎根中国不是说这所学校办在中国，而是它对中国的意义和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要起到推动，甚至是引领作用。
谈到“双一流”，大家纷纷动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夺人才，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这件事既有长远的考虑，又有现实的考虑。如果从长远考虑，我认为一流大学自身就应该培养出很多一流人才，而不用着急去抢，可以用自己一流的人才去与別的大学交换人才。我感觉，自己培养的人才如果不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历练一下的话，他们的视野是不够宽的。从短期来看，毕竟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大家千方百计要从世界名校引进人才，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籍的，只要优秀我们都想要，从而达到快速的提升，这是现实的考虑。
客观地说，的确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效率。
是的，对这种做法我并不反对，但我也经常跟很多同事谈我的观点，还是要立足于长远，立足于自己如何能够培养出人才，如果太追求短期效益，与我刚才所讲的教育规律是相悖的。
所以，近年来我们引进人才会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到海外去读博士，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他们有北理工的基因，在国外名校开拓了视野、提升了能力，回来后会更加适合我们这片土壤。
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北理工有什么吸引力或优势？
这个问题特别难，不是你提的问题难，而是我们面临的工作难度特别大。我们身处一座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而且名校众多，所以我们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我会强调我们的学科优势，例如学校的信息学科很强大，能排到世界前五六十位，其研究水平是与国际接轨的。
第二，我们已经营造出一个理工融合的氛围，这是和很多工科学校不同的，人才来了之后，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培养学生，为未来学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我們是做国防的，有很充裕的研究经费。你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能不能真正打动人，还是取决于年轻人才究竟想做什么。我认为最终还是事业留人，让他们感觉在这里能成就一番事业。
您在北理工任了10年校长，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
我希望能够在6分以上，但是最高达到8分左右就好了。
您以前担任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然后任北理工校长。在教授和校长的身份转化间，您觉得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从教师到校长的转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在前面没有人或是缺人的情况下，走上大学的管理岗位。当校长的最初一两年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原来我只对自己负责，对我的两三个学生负责就行了，一下子要对几万人负责，最初的感觉就是有压力，睡不着觉。
您曾经将大学建设概括为“大楼、大师、大气”。大楼、大师都可以理解，大气怎么讲？
我觉得用大爱、大气都可以，就是指一所大学要有高远的志向，要有担当的精神。不要总去想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不要天天只想着自己。大爱就是对民族的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那种责任感。大气是指希望能够站在北理工的肩膀上放眼全世界。（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本文选自神州学人 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