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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年龄，对于老北京是没有印象的，但是对于40年来北京的变化却有着切身的体会。变化着的北京是活的，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让我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体验。
记得10岁的时候，大我两岁的邻居李姐姐常带我游走于大栅栏的胡同中。不经意间就跑到了前门或者广场上，跑一圈回来再吃饭，明天接着漫无目的地跑。现在想起来，我们跑过的那些由老墙与老房组成的胡同是那么深远，那么安静。我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一家人在墙上打出一个小洞，洞内安着小灯泡，灯泡前放置的两片玻璃中间夹张图片，主人一会儿换一张一会儿又换一张，让我们常常忘记了回家。一晃40年过去，与李姐姐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也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还记得修建地铁一号线时，人们讨论它的修建目的，那时更多的人好像并没有将它看成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防空用的，交通则是兼顾。我与李姐姐也去现在的前门地铁站那儿扒着木板缝儿看，感觉深不见底似的。这个时候北京的城墙刚拆了不久。
之后我与许多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伟大的城市在以后的岁月中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习惯了它，常认为已经非常美好了。我们担心的是副食本上的东西还有什么没有买，工资什么时候发放等等现在看来并不起眼的东西。日子就是这样零碎着过来的，不过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
一日，我突然觉得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太快了，快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快得让人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家。
老城，请你慢些走
2003年，我从中关村搬到了老城区大栅栏，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建筑还是生存状态都好像差了100年，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对老城区有所侧目，于是在小时候走过的巷子中转了一个月。之后我拿起了相机走进了(而不是走近了)许多院落，走进了许多人家，越来越发现它那残存的美丽，特别是当你得知这些建筑的人文历史后就会更生发思古之情。原来这儿曾是一个山西商人的住宅；这儿曾是广东会馆，后来变成了学校；这儿曾是八大胡同中有名的荣华楼，现在成了居民楼；这儿曾是大烟馆，现在也成了商店；这儿曾是国民党的电台，现在成了饭馆……100年，那曾有过的辉煌和苦难都统统写在了这些老房子与人们的述说当中。
30多年来，北京原城区内的胡同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近两年，我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去拍这些胡同，现在已经有970条胡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记录。下一步将是对其变化过程进行记录与研究。
在胡同中认识了一位老刘。老刘退休了，在煤市街改造中，他扛着一个大摄像机，整天地在这一带拍。之后我与这位大哥一起拍了半年，到了2005年，我意识到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定格下千变万化的北京，实在太不可能了。胡同消失的速度让人吃惊，一个公告出来就是几十条胡同一起变成平地，再变成大楼。无论您是站在花儿市还是站在和平门，四处望望就会发现，一个古老的北京正在离开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退去，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来不及反应时发生的。
我开始构思，如果有更多的人同时记录下北京胡同的变迁过程，有更多的人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兴许能放慢它远去的脚步。于是，我与老北京网的一些网友们开始了最初的拍摄，我的信念是只要是好事终会有人跟进。2006年6月9日，我又与一些一直关注老城变化的朋友们组建了中国记忆网(www.memoryofchina.org)。两年多来，一到周末，在十几个城市，有几百名我们的志愿者在同一理念下进行着同一工作，这让我感觉到了民众参与文物保护的可能性。
记录也是保护的方式之一
我开始走出北京，将视野放在了更多的地区。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小村子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与北京性质相同的事件。山西大同在改造城市中居然将一切平房、土楼全部列为棚户区加以改造，而这其中大多数是清朝中晚期的优秀民建，其中许多是老字号老店铺。可见，一些地区的文化遗产与新建设相比，已经“惨”到了何种地步。
目前，社会变迁对传统文化载体的巨大影响正在呈现出加速度。走过了一些地区，看到了一些老房子、老街区的命运——得到保护或者最终被拆掉。我对于北京也有了更清醒一点的认识：北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先不动老城区，要成片地保护，而不是分成若干片儿。因为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认识与能力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将更多的选择放给后人，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就像将永定门城楼拆毁，几十年后再复建的道理一样。什么时候“复建”“异地迁建”这些词从文物保护中消失了，什么时候也就标志着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我们的文保理念基本成熟了。
数年来，我用了三架相机，拍了十几万张图片。一次我将一台717相机送至维修点，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从来没有见过用得这样狠的!”是的，它陪同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它记录下了太多的变迁。现在它已“退休”了，成了我记录北京的见证。
我对档案馆的同志说：“我会将上千条胡同的图片按胡同门牌整理好，无偿地交给有关部门，最终它们都应当回报给社会。我希望新北京与老北京在变化中能共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见证北京发展的行动中来!记录也是保护的方式之一。”
体会发于悲情痛苦的另类快乐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说不清楚历史的民族，或者一个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怜的，也是不值得让人信任的。神话永远是神话，那不是历史本身，历史一定是能得到证明的。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通过物质或者非物质形式为载体传承的。一个家庭也有自己的家史，这些家史往往是通过老房子、老照片、老人使用过的物件传承的。我们保护的就是自己的历史，它们组成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它们让世界多彩，让空间得到了纵深。
一个声音说，你忘了它吧，像风忘记树叶一样；另一个声音说，你记下它吧，像山脉与河流。沉重的、厚郁的、非个人的、非情绪的、理性的、铁一样的冷静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喜怒，而是要对一个时代负责。
我快乐，我兴奋，在每一个早春，在每一天的开始，我都对自己说，你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你活着可以时时与祖先对话，你死了可以与子孙对话。
我对每一个我见到的人说：“做文保吧，你可以体会来自生命核心深处的，发于悲情痛苦的另类快乐。”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记得10岁的时候，大我两岁的邻居李姐姐常带我游走于大栅栏的胡同中。不经意间就跑到了前门或者广场上，跑一圈回来再吃饭，明天接着漫无目的地跑。现在想起来，我们跑过的那些由老墙与老房组成的胡同是那么深远，那么安静。我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一家人在墙上打出一个小洞，洞内安着小灯泡，灯泡前放置的两片玻璃中间夹张图片，主人一会儿换一张一会儿又换一张，让我们常常忘记了回家。一晃40年过去，与李姐姐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也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还记得修建地铁一号线时，人们讨论它的修建目的，那时更多的人好像并没有将它看成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防空用的，交通则是兼顾。我与李姐姐也去现在的前门地铁站那儿扒着木板缝儿看，感觉深不见底似的。这个时候北京的城墙刚拆了不久。
之后我与许多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伟大的城市在以后的岁月中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习惯了它，常认为已经非常美好了。我们担心的是副食本上的东西还有什么没有买，工资什么时候发放等等现在看来并不起眼的东西。日子就是这样零碎着过来的，不过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
一日，我突然觉得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太快了，快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快得让人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家。
老城，请你慢些走
2003年，我从中关村搬到了老城区大栅栏，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建筑还是生存状态都好像差了100年，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对老城区有所侧目，于是在小时候走过的巷子中转了一个月。之后我拿起了相机走进了(而不是走近了)许多院落，走进了许多人家，越来越发现它那残存的美丽，特别是当你得知这些建筑的人文历史后就会更生发思古之情。原来这儿曾是一个山西商人的住宅；这儿曾是广东会馆，后来变成了学校；这儿曾是八大胡同中有名的荣华楼，现在成了居民楼；这儿曾是大烟馆，现在也成了商店；这儿曾是国民党的电台，现在成了饭馆……100年，那曾有过的辉煌和苦难都统统写在了这些老房子与人们的述说当中。
30多年来，北京原城区内的胡同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近两年，我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去拍这些胡同，现在已经有970条胡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记录。下一步将是对其变化过程进行记录与研究。
在胡同中认识了一位老刘。老刘退休了，在煤市街改造中，他扛着一个大摄像机，整天地在这一带拍。之后我与这位大哥一起拍了半年，到了2005年，我意识到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定格下千变万化的北京，实在太不可能了。胡同消失的速度让人吃惊，一个公告出来就是几十条胡同一起变成平地，再变成大楼。无论您是站在花儿市还是站在和平门，四处望望就会发现，一个古老的北京正在离开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退去，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来不及反应时发生的。
我开始构思，如果有更多的人同时记录下北京胡同的变迁过程，有更多的人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兴许能放慢它远去的脚步。于是，我与老北京网的一些网友们开始了最初的拍摄，我的信念是只要是好事终会有人跟进。2006年6月9日，我又与一些一直关注老城变化的朋友们组建了中国记忆网(www.memoryofchina.org)。两年多来，一到周末，在十几个城市，有几百名我们的志愿者在同一理念下进行着同一工作，这让我感觉到了民众参与文物保护的可能性。
记录也是保护的方式之一
我开始走出北京，将视野放在了更多的地区。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小村子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与北京性质相同的事件。山西大同在改造城市中居然将一切平房、土楼全部列为棚户区加以改造，而这其中大多数是清朝中晚期的优秀民建，其中许多是老字号老店铺。可见，一些地区的文化遗产与新建设相比，已经“惨”到了何种地步。
目前，社会变迁对传统文化载体的巨大影响正在呈现出加速度。走过了一些地区，看到了一些老房子、老街区的命运——得到保护或者最终被拆掉。我对于北京也有了更清醒一点的认识：北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先不动老城区，要成片地保护，而不是分成若干片儿。因为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认识与能力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将更多的选择放给后人，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就像将永定门城楼拆毁，几十年后再复建的道理一样。什么时候“复建”“异地迁建”这些词从文物保护中消失了，什么时候也就标志着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我们的文保理念基本成熟了。
数年来，我用了三架相机，拍了十几万张图片。一次我将一台717相机送至维修点，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从来没有见过用得这样狠的!”是的，它陪同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它记录下了太多的变迁。现在它已“退休”了，成了我记录北京的见证。
我对档案馆的同志说：“我会将上千条胡同的图片按胡同门牌整理好，无偿地交给有关部门，最终它们都应当回报给社会。我希望新北京与老北京在变化中能共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见证北京发展的行动中来!记录也是保护的方式之一。”
体会发于悲情痛苦的另类快乐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说不清楚历史的民族，或者一个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怜的，也是不值得让人信任的。神话永远是神话，那不是历史本身，历史一定是能得到证明的。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通过物质或者非物质形式为载体传承的。一个家庭也有自己的家史，这些家史往往是通过老房子、老照片、老人使用过的物件传承的。我们保护的就是自己的历史，它们组成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它们让世界多彩，让空间得到了纵深。
一个声音说，你忘了它吧，像风忘记树叶一样；另一个声音说，你记下它吧，像山脉与河流。沉重的、厚郁的、非个人的、非情绪的、理性的、铁一样的冷静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喜怒，而是要对一个时代负责。
我快乐，我兴奋，在每一个早春，在每一天的开始，我都对自己说，你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你活着可以时时与祖先对话，你死了可以与子孙对话。
我对每一个我见到的人说：“做文保吧，你可以体会来自生命核心深处的，发于悲情痛苦的另类快乐。”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