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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诉诸民主的爱国激奋
一天之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五四运动。
1919年5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那时的市面光怪陆离，人力两轮车就算先进交通工具，和骑兵并行的还有人抬的轿子。城里只有不多的几辆汽车，奔驰往返的多是马车。最摩登的地方要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经常西装革履，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却总是一袭长袍，而教授辜鸿铭还留着一条小辫。须知此时清朝已被推翻七年，早就没人强迫剃发了。
5月4日晴间多云。民国伊始，天安门不再是皇帝颁布诏令的神圣之地，旁边开辟了一块中央公园，供普通百姓游览。虽然长安街东西两边都有三座门挡着路口，从天安门到正阳门的中华路两边被高大的红墙夹住，但天安门广场还是四通八达，又比别处宽阔，自然成了市民聚会的地方。可是，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心情游玩，大家都感到：有大事了。
东南西三面，都有大队学生涌来，有的穿长袍，有的穿黑色短制服，人人举着小旗，喊着口号。下午1点多，金水桥边已经聚集了两千多学生，一幅横幅上面有四个火红大字：“还我青岛”。
口号声此伏彼起，围观的人们即使听不清演讲内容，也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巴黎和会即将签署和约。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德国失败。作为胜利的协约国成员，中国连日举行大庆。当年义和团杀掉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竖立牌坊赔礼道歉，现在，中国人把这块象征屈辱的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碑”，迁到中央公园，在这里庆祝对德胜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演说“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欢呼“公理战胜强权”。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好不容易当了一次战胜国，中国代表提案“废除不平等条约”。举国盼望：这次可以收回被德国霸占的胶州湾了。
中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美英法一起向中国施压，巴黎和约将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完全移交日本。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还是没有被列强放在眼里。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被证实。熊希龄、梁启超等政界人士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决议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可是，学生们等不及了。3日晚，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一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全场义愤填膺，当即通过决议：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明天在天安门集会示威。
4日下午的天安门集会，学生们轮流登台讲演，发布宣言：“……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大家整齐队伍，浩浩荡荡走向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使馆的驻地，学生们要去那里呼吁西方国家，制止日本侵吞中国的行为。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国中之国。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傲视不远的紫禁城；墙头的枪眼控制着墙外禁止通行的操场，大炮将中国中央政府各机关统统纳入射程。学生队伍不得不停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前，使馆界巡捕声称必须向大总统请示才能放行。电话请示进行了两个小时，学生们在太阳下暴晒。罗家伦等四个学生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上陈词，期望得到“同情之援助”。美国使馆收下了陈词，但表示公使不在，难以晤面。洪流受阻，改道奔流，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学生队伍立即转向东北方向的赵家楼。这个行动超乎预先计划，总指挥傅斯年极力阻止，可是，连他自己也被洪流裹挟而去。
震耳的声浪和奔涌的人潮淹没了赵家楼曹宅。火光升腾，曹宅起火。赵家楼的烈火照耀着北京的夜空，中国人的心也在燃烧。国务总理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学生，警方、军方部署武力镇压。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参加学生大会，表示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劝说学生恢复上课。学生们不肯接受停止活动的建议，还成立了学生干事会，自己领导自己。1919年5月4日，烈火在中国首都升腾。
接力：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
北京学生的示威，尽管有火烧赵家楼之举，还是被社会各界公认为爱国行动。5月4日那天，在学生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北师范教授鲁迅，都在哪里呢？
胡适正在上海迎接美国哲学家杜威，而杜威对运动有诸多指责。鲁迅那天始终在南半截胡同的家中，十分关切地听取孙伏园等学生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
陈独秀头天晚上刚为《每周评论》著文，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号召“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这期刊物，恰恰在5月4日发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一层的图书馆办公室，这里一直是学生商讨山东问题的场所。这天下午，不断有学生赶到这里向老师汇报示威情况。
突然爆发的“五四”，是学生自发的爱国事件。而深究前因，却是启蒙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着关系。
北京的“五四”，迅速扩散到全国。5月7日，上海首先举行国民大会，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集队向英、美、法、俄、意使馆呈书请愿，北京政府扛不住各界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随之，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点燃了导火索，中国人胸中蓄积的反帝情绪爆炸了。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工商各界纷纷声援学生，普遍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学生的“排日”活动，日本炮舰进驻中国的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等口岸。驻北京的日军派出一个排，公然荷枪实弹上街示威，通过北京总统府时，中国警卫居然还向日军敬礼。
两面挤压之下，5月14日，大总统徐世昌一方面通電挽留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方面也挽留举国唾骂的曹汝霖，还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19日，北京2万5千多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国贼。25日，徐世昌命令京师和各省严厉镇压。6月3日，北京风雷骤起，沙尘蔽日，军警逮捕学生170余人，次日又拘禁700多人。两种力量顽强较量。 上海传出的消息，再次令举国震惊。5月5日夜里，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得知北京“五四”消息，立即到复旦公学敲钟报警，大学部、中学部的复旦学生当即奋起。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就在北京学生被禁止上街的这天，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游行、大集会。5月9日国耻日，上海学校罢课，商店停业。6月4日，上海学生当日停课，沿街跪求商人罢市。
6月5日上午，在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店员的支持下，上海各商号陆续罢市。而上海的工人，不待学生呼吁，就主动罢工。同时，上海各校也普遍罢课。人称上海“三罢”。
上海是中国第一商埠，有商业公团63个；上海是中国另一文化中心，有大中学生2万人（仅次于北京的2万5千人）；上海是中国产业中心，有工人50万众；内地各城市无不视上海为转移。上海的“三罢”成为北京“五四”的第二波次，再次动员了全国。罢工罢市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驻军与官员急电北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
人民的斗争只是取得阶段性胜利，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巴黎和约还是那个和约。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李大钊亲自上街散发宣言。陈独秀同高一涵登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散发传单，被暗探当场逮捕。这又导致全国的抗议浪潮再起。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组织性迅速提高。超越城市范围，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超越行业范围，天津成立了各界联合会。
巴黎和约将在6月28日签字，全国各界又掀起拒签请愿运动。和约首先关系山东命运，山东驻军第五师全体士兵通电抗议，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山东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共同守候新华门，坚持面见大总统。陕西代表屈武以头撞柱，血溅总统府。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团体举行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签约前夜，巴黎的中国代表已经收到国内发来的拒签电报7000多份，而中央政府却依然态度含混。6月28日签约日，旅欧学生、华工3万多人齐聚巴黎，包围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声称“专使出门当扑杀之”。
这天，中国代表没有赴会签字。代表团最年轻的顾维钧出面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拒签的态度。此刻，中国代表团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拒签指令。
中国的立场，虽然没有得到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认可，但是，这毕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中国的民心，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的民众，广泛地联合了。从“五四”到“六三”再到“六二八”，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已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运动。
新生：新人、新阶级、新政党
一个运动能否具有长期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新人崛起。
时入1920年代，当年的辛亥中人，有些已显老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与青年同气相求。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在五四运动期间始终是联络全国的枢纽。由于北京当局的严格禁止，各地团体与北京联络，往往通过天津进行。而天津的爱国组织，也成立得较早。天津首创成立跨行业的“各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四处鼓吹，推动全国各省都成立联合会，最终形成“全国联合会”。
4月，留日学生周恩来回国，一到天津，就反对母校南开学校聘请徐世昌、曹汝霖担任校董。已经没有天津学籍的周恩来积极参加天津的运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著文介绍世界新思潮，主张青年“应该去做真正的群众运动”。天津学界的先进青年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邓颖超是“逸豪”（1号），周恩来是“伍豪”（5号），社中还有郭隆真、刘清扬、马峻等人物。
湖南还出了个毛泽东。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本来注定会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可是，4月份，他却因家事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错过地点，不等于错失历史。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却有机会成为湖南的五四领袖。
湖南长沙，早有新民学会的组织基础。从北京归来的毛泽东，又带回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由毛泽东等人筹划的湖南运动，尽管起步不是最早，却在组织上更显周密。首先以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在5月28日创建全省学生联合会，下设评议部、执行部等办事机构。6月2日，学联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20个学校的代表共同议决罢课。6月3日开始的罢课活动，立见成效。男校罢课之后，女校迅速跟进，连没有罢课的小学也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国货。还成立了“十人团”，作为学生活动的基层组织。学联又串连社会各界，同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联合发起“湖南省国货维持会”，又由国货维持会派出30个宣讲团到全省各县宣传。在各界普遍发动的基础上，又适时成立了全省各界联合会，建立了真正的平民团体。
参照北京陈独秀出版《每周评论》的经验，湖南也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多数文章都由毛泽东个人撰写。毛泽东剖析大局，倡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风暴，“这种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中国，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鼓舞无畏精神，“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斗争方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一再加印，影响超出湖南，波及全国。
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之后，全国各地的运动似乎告一段落，而湖南的毛泽东等人，却及时为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標——驱张。
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搜刮民财，摧残教育，湖南人恨为“张毒”。张敬尧公然逆五四大潮，解散学联，刺杀上海国民大会来湘代表，驱散抵制日货大会，甘作湖南公敌。毛泽东组织全省各界联合行动，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游说，分化利用军阀矛盾，终于迫使张敬尧退出长沙。 “驱张”的胜利，被别处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这也显出：五四运动的成果，已经远远不止拒签和约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首次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上海的工人未经学生鼓动，就自愿自动地罢工，而且，在上海护军使强令开市、上海总商会决定开市的情况下，工界仍共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工人对运动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学联告同胞书称：“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学生、工人，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力量。新人、新力量，又有新的思潮為指导。五四风起，社会主义思潮风行全国，马克思主义成了显学。
受此影响，孙中山整理革命思路，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会见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5月1日，中国人民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国内的毛泽东万里通信，共同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诞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诞生了。
新人、新阶级、新政党，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是把中国引上新的道路。
邓颖超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时候，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运动领导人比作浪尖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并负载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
当年的五四弄潮儿，后来在风浪中各有沉浮。北京五四游行的指挥人傅斯年、罗家伦，后来留学美国，专注学术。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成为中共领袖，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起草北京学生宣言的许德珩，后来创建“九三学社”任主席。陕西学联赴京代表屈武，后来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千波万浪之中，汇成一支巨大洪流。五四风起云涌后三十年，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正走向自己的百年。随着时间的运行，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爱国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大海永在，五四精神永在。
一天之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五四运动。
1919年5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那时的市面光怪陆离，人力两轮车就算先进交通工具，和骑兵并行的还有人抬的轿子。城里只有不多的几辆汽车，奔驰往返的多是马车。最摩登的地方要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经常西装革履，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却总是一袭长袍，而教授辜鸿铭还留着一条小辫。须知此时清朝已被推翻七年，早就没人强迫剃发了。
5月4日晴间多云。民国伊始，天安门不再是皇帝颁布诏令的神圣之地，旁边开辟了一块中央公园，供普通百姓游览。虽然长安街东西两边都有三座门挡着路口，从天安门到正阳门的中华路两边被高大的红墙夹住，但天安门广场还是四通八达，又比别处宽阔，自然成了市民聚会的地方。可是，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心情游玩，大家都感到：有大事了。
东南西三面，都有大队学生涌来，有的穿长袍，有的穿黑色短制服，人人举着小旗，喊着口号。下午1点多，金水桥边已经聚集了两千多学生，一幅横幅上面有四个火红大字：“还我青岛”。
口号声此伏彼起，围观的人们即使听不清演讲内容，也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巴黎和会即将签署和约。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德国失败。作为胜利的协约国成员，中国连日举行大庆。当年义和团杀掉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竖立牌坊赔礼道歉，现在，中国人把这块象征屈辱的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碑”，迁到中央公园，在这里庆祝对德胜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演说“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欢呼“公理战胜强权”。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好不容易当了一次战胜国，中国代表提案“废除不平等条约”。举国盼望：这次可以收回被德国霸占的胶州湾了。
中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美英法一起向中国施压，巴黎和约将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完全移交日本。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还是没有被列强放在眼里。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被证实。熊希龄、梁启超等政界人士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决议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可是，学生们等不及了。3日晚，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一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全场义愤填膺，当即通过决议：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明天在天安门集会示威。
4日下午的天安门集会，学生们轮流登台讲演，发布宣言：“……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大家整齐队伍，浩浩荡荡走向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使馆的驻地，学生们要去那里呼吁西方国家，制止日本侵吞中国的行为。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国中之国。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傲视不远的紫禁城；墙头的枪眼控制着墙外禁止通行的操场，大炮将中国中央政府各机关统统纳入射程。学生队伍不得不停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前，使馆界巡捕声称必须向大总统请示才能放行。电话请示进行了两个小时，学生们在太阳下暴晒。罗家伦等四个学生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上陈词，期望得到“同情之援助”。美国使馆收下了陈词，但表示公使不在，难以晤面。洪流受阻，改道奔流，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学生队伍立即转向东北方向的赵家楼。这个行动超乎预先计划，总指挥傅斯年极力阻止，可是，连他自己也被洪流裹挟而去。
震耳的声浪和奔涌的人潮淹没了赵家楼曹宅。火光升腾，曹宅起火。赵家楼的烈火照耀着北京的夜空，中国人的心也在燃烧。国务总理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学生，警方、军方部署武力镇压。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参加学生大会，表示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劝说学生恢复上课。学生们不肯接受停止活动的建议，还成立了学生干事会，自己领导自己。1919年5月4日，烈火在中国首都升腾。
接力：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
北京学生的示威，尽管有火烧赵家楼之举，还是被社会各界公认为爱国行动。5月4日那天，在学生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北师范教授鲁迅，都在哪里呢？
胡适正在上海迎接美国哲学家杜威，而杜威对运动有诸多指责。鲁迅那天始终在南半截胡同的家中，十分关切地听取孙伏园等学生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
陈独秀头天晚上刚为《每周评论》著文，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号召“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这期刊物，恰恰在5月4日发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一层的图书馆办公室，这里一直是学生商讨山东问题的场所。这天下午，不断有学生赶到这里向老师汇报示威情况。
突然爆发的“五四”，是学生自发的爱国事件。而深究前因，却是启蒙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着关系。
北京的“五四”，迅速扩散到全国。5月7日，上海首先举行国民大会，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集队向英、美、法、俄、意使馆呈书请愿，北京政府扛不住各界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随之，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点燃了导火索，中国人胸中蓄积的反帝情绪爆炸了。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工商各界纷纷声援学生，普遍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学生的“排日”活动，日本炮舰进驻中国的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等口岸。驻北京的日军派出一个排，公然荷枪实弹上街示威，通过北京总统府时，中国警卫居然还向日军敬礼。
两面挤压之下，5月14日，大总统徐世昌一方面通電挽留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方面也挽留举国唾骂的曹汝霖，还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19日，北京2万5千多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国贼。25日，徐世昌命令京师和各省严厉镇压。6月3日，北京风雷骤起，沙尘蔽日，军警逮捕学生170余人，次日又拘禁700多人。两种力量顽强较量。 上海传出的消息，再次令举国震惊。5月5日夜里，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得知北京“五四”消息，立即到复旦公学敲钟报警，大学部、中学部的复旦学生当即奋起。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就在北京学生被禁止上街的这天，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游行、大集会。5月9日国耻日，上海学校罢课，商店停业。6月4日，上海学生当日停课，沿街跪求商人罢市。
6月5日上午，在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店员的支持下，上海各商号陆续罢市。而上海的工人，不待学生呼吁，就主动罢工。同时，上海各校也普遍罢课。人称上海“三罢”。
上海是中国第一商埠，有商业公团63个；上海是中国另一文化中心，有大中学生2万人（仅次于北京的2万5千人）；上海是中国产业中心，有工人50万众；内地各城市无不视上海为转移。上海的“三罢”成为北京“五四”的第二波次，再次动员了全国。罢工罢市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驻军与官员急电北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
人民的斗争只是取得阶段性胜利，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巴黎和约还是那个和约。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李大钊亲自上街散发宣言。陈独秀同高一涵登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散发传单，被暗探当场逮捕。这又导致全国的抗议浪潮再起。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组织性迅速提高。超越城市范围，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超越行业范围，天津成立了各界联合会。
巴黎和约将在6月28日签字，全国各界又掀起拒签请愿运动。和约首先关系山东命运，山东驻军第五师全体士兵通电抗议，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山东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共同守候新华门，坚持面见大总统。陕西代表屈武以头撞柱，血溅总统府。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团体举行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签约前夜，巴黎的中国代表已经收到国内发来的拒签电报7000多份，而中央政府却依然态度含混。6月28日签约日，旅欧学生、华工3万多人齐聚巴黎，包围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声称“专使出门当扑杀之”。
这天，中国代表没有赴会签字。代表团最年轻的顾维钧出面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拒签的态度。此刻，中国代表团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拒签指令。
中国的立场，虽然没有得到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认可，但是，这毕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中国的民心，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的民众，广泛地联合了。从“五四”到“六三”再到“六二八”，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已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运动。
新生：新人、新阶级、新政党
一个运动能否具有长期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新人崛起。
时入1920年代，当年的辛亥中人，有些已显老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与青年同气相求。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在五四运动期间始终是联络全国的枢纽。由于北京当局的严格禁止，各地团体与北京联络，往往通过天津进行。而天津的爱国组织，也成立得较早。天津首创成立跨行业的“各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四处鼓吹，推动全国各省都成立联合会，最终形成“全国联合会”。
4月，留日学生周恩来回国，一到天津，就反对母校南开学校聘请徐世昌、曹汝霖担任校董。已经没有天津学籍的周恩来积极参加天津的运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著文介绍世界新思潮，主张青年“应该去做真正的群众运动”。天津学界的先进青年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邓颖超是“逸豪”（1号），周恩来是“伍豪”（5号），社中还有郭隆真、刘清扬、马峻等人物。
湖南还出了个毛泽东。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本来注定会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可是，4月份，他却因家事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错过地点，不等于错失历史。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却有机会成为湖南的五四领袖。
湖南长沙，早有新民学会的组织基础。从北京归来的毛泽东，又带回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由毛泽东等人筹划的湖南运动，尽管起步不是最早，却在组织上更显周密。首先以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在5月28日创建全省学生联合会，下设评议部、执行部等办事机构。6月2日，学联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20个学校的代表共同议决罢课。6月3日开始的罢课活动，立见成效。男校罢课之后，女校迅速跟进，连没有罢课的小学也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国货。还成立了“十人团”，作为学生活动的基层组织。学联又串连社会各界，同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联合发起“湖南省国货维持会”，又由国货维持会派出30个宣讲团到全省各县宣传。在各界普遍发动的基础上，又适时成立了全省各界联合会，建立了真正的平民团体。
参照北京陈独秀出版《每周评论》的经验，湖南也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多数文章都由毛泽东个人撰写。毛泽东剖析大局，倡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风暴，“这种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中国，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鼓舞无畏精神，“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斗争方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一再加印，影响超出湖南，波及全国。
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之后，全国各地的运动似乎告一段落，而湖南的毛泽东等人，却及时为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標——驱张。
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搜刮民财，摧残教育，湖南人恨为“张毒”。张敬尧公然逆五四大潮，解散学联，刺杀上海国民大会来湘代表，驱散抵制日货大会，甘作湖南公敌。毛泽东组织全省各界联合行动，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游说，分化利用军阀矛盾，终于迫使张敬尧退出长沙。 “驱张”的胜利，被别处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这也显出：五四运动的成果，已经远远不止拒签和约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首次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上海的工人未经学生鼓动，就自愿自动地罢工，而且，在上海护军使强令开市、上海总商会决定开市的情况下，工界仍共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工人对运动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学联告同胞书称：“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学生、工人，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力量。新人、新力量，又有新的思潮為指导。五四风起，社会主义思潮风行全国，马克思主义成了显学。
受此影响，孙中山整理革命思路，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会见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5月1日，中国人民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国内的毛泽东万里通信，共同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诞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诞生了。
新人、新阶级、新政党，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是把中国引上新的道路。
邓颖超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时候，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运动领导人比作浪尖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并负载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
当年的五四弄潮儿，后来在风浪中各有沉浮。北京五四游行的指挥人傅斯年、罗家伦，后来留学美国，专注学术。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成为中共领袖，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起草北京学生宣言的许德珩，后来创建“九三学社”任主席。陕西学联赴京代表屈武，后来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千波万浪之中，汇成一支巨大洪流。五四风起云涌后三十年，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正走向自己的百年。随着时间的运行，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爱国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大海永在，五四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