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751年以后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在这一政教合一制下，其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呢？本文认为，其权力为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所分享。世俗贵族中的大贵族占据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高职显位，中、小贵族则担任了政府中的低级职务，他们垄断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俗官的位置；由转世活佛、寺院高级僧职和僧官组成的上层僧侣，是西藏核心权力的掌握者，他们在政府中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世俗贵族只处于从属的或者说附庸的地位。世俗贵族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向上层僧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751年以后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在这一政教合一制下，其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呢？本文认为，其权力为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所分享。世俗贵族中的大贵族占据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高职显位，中、小贵族则担任了政府中的低级职务，他们垄断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俗官的位置；由转世活佛、寺院高级僧职和僧官组成的上层僧侣，是西藏核心权力的掌握者，他们在政府中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世俗贵族只处于从属的或者说附庸的地位。世俗贵族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向上层僧侣集团渗透，以至于在西藏形成了特有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贵族政治局面。
其他文献
唐以前北方游牡民族活动地点能确考的不多。本文通过排列文献，考订出隋场帝所至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在九十九泉，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的灰腾梁地区，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的九十九泉的定位提出了修正的意见。
族群一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民族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论著中常有提及族群一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对立的观点.在2009年出版的《族群一象征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种文化方法》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族群一象征主义旨在补充和修正现代主义:以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修正现代主义对"现代"的单一关注,以大众的影响修正现代主义对精英作用的"过度"重视,以情感因素的作用修正现代主义对民族主义物质利益动机的"过分"强调.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族群一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关系的深入揭
昆明一曼谷国际公路(简称昆曼公路)连接中国、老挝、泰国三国,被定位成澜湄合作次区域的"经济走廊".在昆曼公路影响下,泰国城镇清孔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变迁.当这条国际公路与清孔水港连接时,大量流动人口与车辆涌入,清孔老城成为区域发展中心;在泰国一老挝第四大桥合龙后,口岸转移至清孔新城,老城再次成为公路通车前的边缘小镇.这种变化,是物流之城设计、泰国国家政策调整等"非地方"因素与地方产业链发展等"地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条从中国通向泰国的公路,不断更新着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对未来中国机会的期待,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吏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清乾隆年间，居住在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携带家眷西迁新疆，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屯垦戍边。他们对西北边疆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变了新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过去研究新疆屯垦史，只限于汉族的屯垦活动，这是不全面的。本文力图阐明察哈尔蒙古开发西北边疆促进了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一些村落，相应调整了人口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疆空虚的状况。
我国鸭绿江右岸从水源域到江口城的绵长广阔地区，历史上多有朝代更迭。清代的封禁、边禁，使这一地区的开垦出现过旗兵屯垦、韩民越垦、流民私垦和展边招垦等形式。旗兵屯垦是按下承种，拨给耕牛，助给农器口粮，另外也有报领荒地等做法。突发的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使韩民越垦在清代呈迅速增长之势，其垦种往往视法令之紧弛，由朝耕暮归而春越秋还，而伐木建屋久住，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占山户的佃农。清代流民潜入鸭绿江右岸屡屡以有碍围场、危害旗人等为由而遭限制，但终如破堤洪水，莫能禁逐。在大批流民偷垦的驱动下，清统治者出于经济的与政治的考
清初在东北修筑柳条边和实行印票制度，向来被治清史学者视为东北封禁的开端。本文以大量事实说明，清政府为扭转陪都盛京面临沙俄入侵和经济残破的严峻形势，于顺治、康熙两朝连续5次颁布辽东招垦令以鼓励民人出关开垦。直至乾隆初，清政府一直实行东北招垦。文从国防需要、民族团结、行政管理、人参贸易等各个方面对柳条边和印票的作用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并指出东北封禁应以乾隆五年颁发的一系列封禁令为标志。
清代北方边塞建有众多的官办牧场，放养大量的马、驼、牛、羊等各类牲畜，其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它是当时国家直接经营畜牧业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在改革宋、明政府间接经营畜牧业─—官督民办（将官畜寄养于民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曾采用的一整套严密而适用的管理办法，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记有大量地名，对研究蒙古史，尤其是明代蒙古史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受到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由于17世纪蒙古文史书采取的多是遇事声、到为止的记载方法，使不少地名考证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在研究这些地名时，首先应对17世纪蒙古文史书的有关特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以史实为依据进一步展开考证，才能避免偏差和失误，取得较好的研究结果。本文从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选取17个地名进行了考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近代、特别是清末农地的开发较大地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有史以来北牧南农的经济格局，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并带动了工、商、矿、牧各业的发展，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为稳定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新疆农地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全疆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