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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中东欧国家多领域转型和发展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评估30年来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发展的成果与质量，至少有3个基本问题需要回答：中东欧国家建立了何种资本主义、转型是否已经完结以及转型是否不可逆转。虽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考察问题的不同角度使这些问题尚无共识，但问题的提出既有助于在理论上深化对中东欧的研究，也有利于在实践上更客观地认识中东欧，进而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与中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和加强合作。
【关键词】中东欧;转型;欧洲;资本主义类型
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肇始的社会主义实验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因剧变开始的转轨实验。两种实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承载着人们对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不同理念，并给实验国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命运。
2017年，人们怀着复杂心态，以多种方式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2019年，人们亦将以复杂的心态和挑剔的目光审视中东欧国家转型30年。虽然3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一瞬间，但它毕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思考。在中东欧转型20年时，笔者曾撰写《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一文，讨论了与中东欧国家剧变和转型有关的九个问题。在中东欧转型30年之际，笔者提出3个新的问题，希望能够引发对中东欧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讨论。
建立了何种资本主义
转型30年来，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独联体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几个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鲜明特点。第一，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断向西方民主和市场制度靠拢和趋同;第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存在差异，很难说这一地区存在一个大致相同的转型类型和进度;第三，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盟较早介入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较早锁定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第四，由于转型方式不同，中东欧既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也存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上述特征以及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初始条件、历史传统、政治精英计划等因素，不仅对这些国家的转型性质及过程产生深刻影响，也对其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类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早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类型研究者便已开发出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世界上存在多少种资本主义，以及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是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类型并无定论。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变量，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类型。例如，在资本主义类型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法国经济学家阿马布勒着重考察了5个重要因素（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领域、社会保护和教育体系）后认为，世界存在5种资本主义类型：自由主义型、北欧型、欧洲大陆型、地中海型和亚洲型。[1]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研究团队则根据国家与经济及利益组织的关系建立起4种资本主义类型：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协调的市场经济、补偿性国家资本主义。[2]
2008年，欧盟委员会也加入了这种讨论，在分析欧盟成员国的劳资关系后，认为中东欧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属于现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类型，而是中东欧地区独有的资本主义类型。[3]虽然中东欧国家在诸多领域存在若干差异，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与其老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比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的运行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地中海模式，[4]主要是因为公民社会和工会密度较弱。在欧盟内部没有法律协调的情况下，雇员的地位会更弱。此外，中东欧国家普遍缺乏基于国内且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商业领域（研发和创新），而这是北欧和欧洲大陆类型资本主义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力。这种空白不可能由国家引导的研发所填补。
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类型，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政府不仅仅把发展作为转型的目标，而且要通过发展赶上歐盟老成员国。在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内需求不断增加。在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作为增长动力的国内需求如此之大，以致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相对而言，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增长元素则更为平衡。转型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高科技产品在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出口结构中占有很高的份额。但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大量存在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元素未能因跨国公司活动而产生溢出效应。
缺少资本、弱公民社会和欧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不仅对中东欧资本主义类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进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形成特殊劳动分工，使得他们之间可能长期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这种关系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典型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欧盟内的再现。
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迄今为止，人们在界定经济转型完成的标志时尚未达成共识。过去，人们主要使用经济指标、政治指标和机构指标来判断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经济指标是根据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转轨报告》（1994年）确定的一套衡量转型内容的指标。这些指标是：小私有化、大私有化、治理和企业改造、放开价格、贸易和外汇体制、实行竞争政策、银行体系改革和放开利率、证券市场和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改革。[5]2004年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了上述经济转型和改造的任务。当然，部分转型的成果仍需进一步巩固。
政治指标是指是否已经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如今，人们大多承认，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已经完成。因为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已不存在对现行民主制度进行挑战的力量，[6]且绝大多数民众接受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机构指标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的评判。1996年，世界银行发表第一份《转轨报告》，称中东欧国家第一阶段经济转型已经完成，并撤销了转轨部。同时，世界银行的《转型》（Transition）期刊亦改名为《超越转型》（Beyond Transition）。2008年6月，世界银行关闭了在斯洛伐克设立了7年的办公室，因为世界银行指导该国进行的9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二是指欧盟对其是否接纳。2009年4月，曾任保加利亚剧变后第一任总统的热列夫在保加利亚美国大学演讲时称，虽然转型进行了较长时间，但保加利亚终于冲过了终点线，它现在是欧洲大机构（欧盟）的成员国这一事实可以佐证。[7] 在中东欧国家转型20年之际，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转型已经完成。但美国学者 K.皮斯托在2013年撰文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深层次缺陷，有必要建立“新转轨经济学”来认知和理解适用于中东欧转型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型。皮斯托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政策选择和实施何种战略的选择决定了过渡的进程及其结果，因此政治并非经济的外生因素。第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致使每个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度和质量各不相同。第三，虽然“外部因素”对转型有较强约束，但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第四，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公司的规模、新企业主是否拥有有效的控制权以及如何根据现有制度及其变革倾向来设计这种控制权，都可能决定私有化方案或类似改革战略的成败。第五，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中东欧经济转型，经济学家需要从中东欧转型中可观察到的事实中建立新的理论归纳，然后根据新数据对由此生成的模型进行测试，以期建立新的转轨经济学。[8]
转型是否不可逆转
自201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建立“非自由民主国家”理念以来，[9]匈牙利和波兰等中欧国家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在国内实行家长式、多数主义和非自由民主政治。这些国家在政治、法律制度和规范，传媒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等方面出现强化管理的趨势;在与欧盟关系方面，大胆质疑欧盟的某些政策和安排，特别是强硬拒绝欧盟的移民（难民）分摊方案。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大声惊呼：波兰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违背加入欧盟时对实施民主和法治的承诺，是“民主倒退”，[10]有人警告说，转型有可能出现逆转，甚至有政治家呼吁将匈牙利赶出欧盟。[11]在担忧转型可能出现逆转的气氛中，欧盟意欲使用《欧盟宪法》第七条，[12]对波兰和匈牙利进行制裁，以期遏制“非自由民主”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并防止其向其他欧盟成员国蔓延。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出现“旋转”或许事出有因。
第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几乎没有真正民主的经验。相反，波兰、匈牙利等多数东欧国家都继承了一种压制性专制的政治文化。[13]
第二，中东欧国家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多次为独立而战，并努力保持其民族身份认同。这种痛苦的历史经历不利于这些国家对其他文化开放，更不用说像西欧许多国家那样愿意接受文化多元主义。这或许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拒绝接纳移民（难民）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所谓“赢家”和“输家”。经过30年转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部分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然而，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并未体会到本国经济“赶上”西欧给自身带来的好处，相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距。所谓转型“赢家”可以尽情享受昂贵的国外度假和豪华汽车，但许多农村地区以及受到去工业化影响的城镇居民的生活则不尽人意，特别是那些养老金领取者和社会中其他经济脆弱阶层均处于困境之中，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粉碎了建立一个比以往更公平社会的希望。因此，日益显现的贫富差距对当下中东欧国家政治气候的形成有相当的“贡献”。正如曾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顾问的雅克·鲁普尼克所言：“中东欧与自由主义和民主‘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与1989年后的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乱乃至相互勾结有关。” [14]
第四，渴望维护主权。保加利亚著名中东欧问题研究专家伊万·克拉斯特夫说：要理解今天中东欧向非自由主义转向，既不应该看意识形态，也不应该看经济状况，而应该看中东欧对西欧的模仿过程和心态。柏林墙倒塌后，欧洲不再分裂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模仿者（中东欧）和被模仿者（西欧）之间的关系。模仿者仰视被模仿者。而30年后，中东欧国家自愿选择的“模仿西方”在部分国家导致政治上的反弹。原因或许有二：与被模仿者相比，模仿者自感“低人一等”，而被模仿者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为加入欧盟和北约，模仿者不得不接受被模仿者对其是否达标进行评估，且后者拥有模仿者何时能够加盟入约的最终决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模仿过程也是（部分）主权丧失的过程。[15]同时，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认为，欧盟的某些“共同政策”不符合自身利益，不仅拒绝接受，同时呼吁欧盟成员国应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即将更多主权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回归成员国首都。
欧盟政治家认为，欧盟首先是一个价值观联盟，并争取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共同政策和共同行动的行为体。也正因如此，欧盟认为，2010年以来的匈牙利和2015年以来的波兰的“非自由民主”理念和拒绝接受欧盟的某些共同政策的行为违背了加入欧盟时的承诺，是“民主倒退”，比英国“脱欧”更令人担心，[16]必须对其提出警告甚至实施惩戒。[17]如果这一趋势不能被有效地遏制，不仅发生“民主倒退”的中东欧国家有可能进化为“威权”或“半威权”国家，而且如果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下称“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与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和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等政治力量汇合，将会在更大层面上改变欧洲政治。
其一，如果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追随民粹主义政治模式，将为民粹主义势力在未来新一届欧洲理事会中提供关键多数。其二，鉴于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近年来在国内的表现，两党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全欧洲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为将分散的主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的“黏合剂”。其三，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中“非自由民主”势力日益增强会降低欧盟在成员国内部维护民主、实现一体化和团结的整体能力。随着主权主义者要求将更多的主权回归成员国，越来越多的欧盟共同政策或面临国家化的风险。 这种动态可能使民主和法治准则在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中被掏空，民主和法治可能会在欧盟北部和西部成员国中继续存在，而中欧则可能会滑向新威权主义。这种由主权国家（不一定是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欧洲新格局，很可能导致昔日欧洲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深度一体化走向终结，欧盟逐渐沦为只是名义上由主权国家之间构成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重回“欧洲经济共同体”。
当然，判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否会逆转，需要厘清几个问题。一方面，转型逆转是指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是就整个转型而言？另一方面，由于政党政治具有周期特性，“民主倒退”或许是一个执政周期的现象。如果执政党连任，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民主倒退”继续演进;二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执政党被迫改弦更张，“民主倒退”有所收敛，或戛然而止。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多长时段的“民主倒退”会被视为“转型逆转”？在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之前，谈论“转型逆转”或许有些为时过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4.
[2] Hancke， Bob， Martin Rhodes， Mark Thatcher，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flict，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17.
[3]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urope 2008”，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535
【关键词】中东欧;转型;欧洲;资本主义类型
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肇始的社会主义实验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因剧变开始的转轨实验。两种实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承载着人们对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不同理念，并给实验国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命运。
2017年，人们怀着复杂心态，以多种方式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2019年，人们亦将以复杂的心态和挑剔的目光审视中东欧国家转型30年。虽然3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一瞬间，但它毕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思考。在中东欧转型20年时，笔者曾撰写《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一文，讨论了与中东欧国家剧变和转型有关的九个问题。在中东欧转型30年之际，笔者提出3个新的问题，希望能够引发对中东欧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讨论。
建立了何种资本主义
转型30年来，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独联体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几个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鲜明特点。第一，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断向西方民主和市场制度靠拢和趋同;第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存在差异，很难说这一地区存在一个大致相同的转型类型和进度;第三，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盟较早介入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较早锁定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第四，由于转型方式不同，中东欧既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也存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上述特征以及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初始条件、历史传统、政治精英计划等因素，不仅对这些国家的转型性质及过程产生深刻影响，也对其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类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早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类型研究者便已开发出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世界上存在多少种资本主义，以及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是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类型并无定论。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变量，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类型。例如，在资本主义类型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法国经济学家阿马布勒着重考察了5个重要因素（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领域、社会保护和教育体系）后认为，世界存在5种资本主义类型：自由主义型、北欧型、欧洲大陆型、地中海型和亚洲型。[1]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研究团队则根据国家与经济及利益组织的关系建立起4种资本主义类型：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协调的市场经济、补偿性国家资本主义。[2]
2008年，欧盟委员会也加入了这种讨论，在分析欧盟成员国的劳资关系后，认为中东欧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属于现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类型，而是中东欧地区独有的资本主义类型。[3]虽然中东欧国家在诸多领域存在若干差异，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与其老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比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的运行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地中海模式，[4]主要是因为公民社会和工会密度较弱。在欧盟内部没有法律协调的情况下，雇员的地位会更弱。此外，中东欧国家普遍缺乏基于国内且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商业领域（研发和创新），而这是北欧和欧洲大陆类型资本主义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力。这种空白不可能由国家引导的研发所填补。
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类型，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政府不仅仅把发展作为转型的目标，而且要通过发展赶上歐盟老成员国。在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内需求不断增加。在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作为增长动力的国内需求如此之大，以致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相对而言，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增长元素则更为平衡。转型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高科技产品在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出口结构中占有很高的份额。但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大量存在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元素未能因跨国公司活动而产生溢出效应。
缺少资本、弱公民社会和欧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不仅对中东欧资本主义类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进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形成特殊劳动分工，使得他们之间可能长期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这种关系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典型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欧盟内的再现。
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迄今为止，人们在界定经济转型完成的标志时尚未达成共识。过去，人们主要使用经济指标、政治指标和机构指标来判断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经济指标是根据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转轨报告》（1994年）确定的一套衡量转型内容的指标。这些指标是：小私有化、大私有化、治理和企业改造、放开价格、贸易和外汇体制、实行竞争政策、银行体系改革和放开利率、证券市场和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改革。[5]2004年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了上述经济转型和改造的任务。当然，部分转型的成果仍需进一步巩固。
政治指标是指是否已经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如今，人们大多承认，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已经完成。因为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已不存在对现行民主制度进行挑战的力量，[6]且绝大多数民众接受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机构指标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的评判。1996年，世界银行发表第一份《转轨报告》，称中东欧国家第一阶段经济转型已经完成，并撤销了转轨部。同时，世界银行的《转型》（Transition）期刊亦改名为《超越转型》（Beyond Transition）。2008年6月，世界银行关闭了在斯洛伐克设立了7年的办公室，因为世界银行指导该国进行的9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二是指欧盟对其是否接纳。2009年4月，曾任保加利亚剧变后第一任总统的热列夫在保加利亚美国大学演讲时称，虽然转型进行了较长时间，但保加利亚终于冲过了终点线，它现在是欧洲大机构（欧盟）的成员国这一事实可以佐证。[7] 在中东欧国家转型20年之际，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转型已经完成。但美国学者 K.皮斯托在2013年撰文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深层次缺陷，有必要建立“新转轨经济学”来认知和理解适用于中东欧转型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型。皮斯托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政策选择和实施何种战略的选择决定了过渡的进程及其结果，因此政治并非经济的外生因素。第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致使每个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度和质量各不相同。第三，虽然“外部因素”对转型有较强约束，但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第四，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公司的规模、新企业主是否拥有有效的控制权以及如何根据现有制度及其变革倾向来设计这种控制权，都可能决定私有化方案或类似改革战略的成败。第五，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中东欧经济转型，经济学家需要从中东欧转型中可观察到的事实中建立新的理论归纳，然后根据新数据对由此生成的模型进行测试，以期建立新的转轨经济学。[8]
转型是否不可逆转
自201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建立“非自由民主国家”理念以来，[9]匈牙利和波兰等中欧国家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在国内实行家长式、多数主义和非自由民主政治。这些国家在政治、法律制度和规范，传媒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等方面出现强化管理的趨势;在与欧盟关系方面，大胆质疑欧盟的某些政策和安排，特别是强硬拒绝欧盟的移民（难民）分摊方案。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大声惊呼：波兰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违背加入欧盟时对实施民主和法治的承诺，是“民主倒退”，[10]有人警告说，转型有可能出现逆转，甚至有政治家呼吁将匈牙利赶出欧盟。[11]在担忧转型可能出现逆转的气氛中，欧盟意欲使用《欧盟宪法》第七条，[12]对波兰和匈牙利进行制裁，以期遏制“非自由民主”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并防止其向其他欧盟成员国蔓延。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出现“旋转”或许事出有因。
第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几乎没有真正民主的经验。相反，波兰、匈牙利等多数东欧国家都继承了一种压制性专制的政治文化。[13]
第二，中东欧国家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多次为独立而战，并努力保持其民族身份认同。这种痛苦的历史经历不利于这些国家对其他文化开放，更不用说像西欧许多国家那样愿意接受文化多元主义。这或许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拒绝接纳移民（难民）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所谓“赢家”和“输家”。经过30年转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部分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然而，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并未体会到本国经济“赶上”西欧给自身带来的好处，相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距。所谓转型“赢家”可以尽情享受昂贵的国外度假和豪华汽车，但许多农村地区以及受到去工业化影响的城镇居民的生活则不尽人意，特别是那些养老金领取者和社会中其他经济脆弱阶层均处于困境之中，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粉碎了建立一个比以往更公平社会的希望。因此，日益显现的贫富差距对当下中东欧国家政治气候的形成有相当的“贡献”。正如曾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顾问的雅克·鲁普尼克所言：“中东欧与自由主义和民主‘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与1989年后的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乱乃至相互勾结有关。” [14]
第四，渴望维护主权。保加利亚著名中东欧问题研究专家伊万·克拉斯特夫说：要理解今天中东欧向非自由主义转向，既不应该看意识形态，也不应该看经济状况，而应该看中东欧对西欧的模仿过程和心态。柏林墙倒塌后，欧洲不再分裂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模仿者（中东欧）和被模仿者（西欧）之间的关系。模仿者仰视被模仿者。而30年后，中东欧国家自愿选择的“模仿西方”在部分国家导致政治上的反弹。原因或许有二：与被模仿者相比，模仿者自感“低人一等”，而被模仿者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为加入欧盟和北约，模仿者不得不接受被模仿者对其是否达标进行评估，且后者拥有模仿者何时能够加盟入约的最终决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模仿过程也是（部分）主权丧失的过程。[15]同时，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认为，欧盟的某些“共同政策”不符合自身利益，不仅拒绝接受，同时呼吁欧盟成员国应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即将更多主权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回归成员国首都。
欧盟政治家认为，欧盟首先是一个价值观联盟，并争取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共同政策和共同行动的行为体。也正因如此，欧盟认为，2010年以来的匈牙利和2015年以来的波兰的“非自由民主”理念和拒绝接受欧盟的某些共同政策的行为违背了加入欧盟时的承诺，是“民主倒退”，比英国“脱欧”更令人担心，[16]必须对其提出警告甚至实施惩戒。[17]如果这一趋势不能被有效地遏制，不仅发生“民主倒退”的中东欧国家有可能进化为“威权”或“半威权”国家，而且如果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下称“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与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和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等政治力量汇合，将会在更大层面上改变欧洲政治。
其一，如果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追随民粹主义政治模式，将为民粹主义势力在未来新一届欧洲理事会中提供关键多数。其二，鉴于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近年来在国内的表现，两党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全欧洲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为将分散的主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的“黏合剂”。其三，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中“非自由民主”势力日益增强会降低欧盟在成员国内部维护民主、实现一体化和团结的整体能力。随着主权主义者要求将更多的主权回归成员国，越来越多的欧盟共同政策或面临国家化的风险。 这种动态可能使民主和法治准则在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中被掏空，民主和法治可能会在欧盟北部和西部成员国中继续存在，而中欧则可能会滑向新威权主义。这种由主权国家（不一定是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欧洲新格局，很可能导致昔日欧洲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深度一体化走向终结，欧盟逐渐沦为只是名义上由主权国家之间构成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重回“欧洲经济共同体”。
当然，判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否会逆转，需要厘清几个问题。一方面，转型逆转是指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是就整个转型而言？另一方面，由于政党政治具有周期特性，“民主倒退”或许是一个执政周期的现象。如果执政党连任，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民主倒退”继续演进;二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执政党被迫改弦更张，“民主倒退”有所收敛，或戛然而止。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多长时段的“民主倒退”会被视为“转型逆转”？在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之前，谈论“转型逆转”或许有些为时过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4.
[2] Hancke， Bob， Martin Rhodes， Mark Thatcher，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flict，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17.
[3]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urope 2008”，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