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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音乐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华严精神，这是华严法界观美学意蕴的体现。唐代华严宗以音声为觉悟法门，推崇圆融无碍、和谐自在的音乐境界。圆音源于清净圆明的心境，契合一真法界的华严理想。唐代音乐美和美感丰富多样，各种音乐门类并行发展。从其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来看，它与广大全美、圆融和谐的华严境界存在一定的思想联系。
【关键词】一真法界；唐代音乐；清净圆明；圆融无碍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华严法界观的美学意蕴研究”（项目编号：15YBA189）。
一時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一时代艺术往往体现出该时代的文化，留下该时代精神烙印。唐代思想自由、政治开放、音乐繁荣，就唐代音乐的审美经验看，它受华严宗哲学的影响明显。唐代佛教批判沉溺于世俗音乐，并非否认音乐的价值，音乐常作为佛事而发挥作用。它们以音乐为内修工夫，并借此向民众传教，音乐成为开启生命智慧的法门。
一、 圆音妙响
唐代华严宗主张一真法界，坚持圆融和谐的理想，借助音乐而觉悟。华严宗法藏推崇圆音，圆融无碍，和谐自在。他以音声为觉悟圆顿教的法门。他说：“五示圆音者，谓此说尘之音，然音具足智慧之藏，随众生机，有深浅之感。若于声上了大小音韵是假立，空无所有故。然声是实者，此乃小乘机性，即愚法教显也。于声上即知声事无体，会事显理者，此由大乘机性，即终教显也。于声上即知大小音声空无所有，生心动念即乖法体，一味一相不可分别者，此乃大乘机性，即顿教显也。于声上了知声是缘起，法界菩提涅槃主伴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帝释殿珠网重重无尽境界，此由一乘机性，即圆教显也。此一音上，由机有大小，令此法门亦复不一。一切诸声，各各如是，乃为如来无碍圆音法轮常转尔。”（《华严经义海百门》，《大正藏》第45卷）法藏指出圆音的微妙作用，以此宣扬圆融和谐的华严境界，这对于领略唐代音乐的精神很有启发。《华严经》说，如来以一音演说无边契经海，无穷无尽。一音就是法藏所说的圆音。如来以圆音演说，使人闻之顿悟。圆音不远现实世界，它与众音和谐共生，而非众声喧哗。圆音使身心和谐，如闻妙谛，当下解脱。
华严宗的圆音饱含对圆融无碍的华严境界的追求。圆音源于清净圆明的心性，它是圆融和谐之音，契合一真法界的华严理想。它并不是众音的汇集，这是因为，众音交汇可能只是杂乱的排列，尽管达到一定的数量，却缺乏优美和谐的内涵，并不具足圆融无碍的境界。法藏强调，圆音不等于一音，一音含摄一切音，而又圆融无碍，超然尘染，才是圆音妙响。
圆音虚空如如，寂寥无声，韵味具足，振聋发聩。它智慧充满，遍及十方。圆音至妙极微，不落大/小、虚/实、真/假、有/无等边见。华严宗即声以显教，即音而明道。圆音妙响，一多相即。一音挥奏，作用无穷，圆融无碍，重重无尽。耳闻之声有限，不能圆融周遍，谈不上广大全美。圆音是佛教的如来之音，是大全之音的显现。圆音遍及微尘，故应听之以心，妙契同尘。法界清净，圆明自在，人虽根器有利钝，但只要心境融通，就能体证圆音妙响的境界。对于唐代音乐而言，圆音意味着广大和谐、圆融自在的精神，这是华严法界观美学意蕴的体现。
二、 音乐美的丰富多样
从音乐美的丰富多样也能见出唐代音乐的华严精神。唐代艺术繁荣，音乐发达，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艺术精神。关于唐代音乐美的丰富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指某一音乐的美感丰富多样，二是指各种音乐形态丰富多样。第一个方面指向两个层次：一是指音乐意象、节律和形式的丰富性；二是在音乐鉴赏过程中，生成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唐代音乐繁荣，这在当时的音乐批评界已有认同。例如，顾况有《李供奉弹箜篌歌》，描述李凭善弹箜篌，叹为观止，有石破天惊之感，隐现老鱼跳波之姿。上揽星月，下落黄泉。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复晴。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这些传达美感体验的诗句表明，音乐调式变化不定，决定着音乐美感的丰富生成。这是通过音调的翻转变化来强调美感的丰富性，生成情趣盎然的世界。音乐美感的丰富性源于意象、节律及形式等的综合作用。音乐通过转调，调换节律，改变形式，时动时静，忽急忽缓，抑扬顿挫，心境悲喜交替，拓展了唐代音乐的美感体验。
在唐代，音乐的社会性、地域性和民间性特别受重视，音乐门类众多，形态多元，并行发展，繁荣昌盛。当时虽有文人批判箜篌、筝、琵琶等器乐，然而，上述器乐在民众阶层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大众化的音乐更符合民众的趣味，在当时民间传播面广，渗透性强，深受喜爱，事实上，不少文人在欣赏箜篌、筝、琵琶等音乐时也获得了愉悦的体验。总之，唐代音乐形态齐全，水平高超，其原因众多，这与大众音乐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密切相关。
唐代音乐理论认为，合理扶持地域音乐的发展，能发挥音乐的地域优势，还能促进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音乐交流。白居易、刘禹锡等肯定音乐风格的共通性，提倡高雅音乐，提倡《杨柳枝》这种“洛下新声”，其审美观念有很强的开放性，重视音乐美和美感的多元化，健康发展，并行无碍。这并没有停留于一种音乐理论主张，而已成为唐代音乐精神的思想基础，从其独特的精神内涵看，它与广大全美、圆融和谐的华严法界观也存在深层的思想联系。
参考文献
[1]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徐丽娟（1981—），女，岳阳市第四中学音乐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
【关键词】一真法界；唐代音乐；清净圆明；圆融无碍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华严法界观的美学意蕴研究”（项目编号：15YBA189）。
一時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一时代艺术往往体现出该时代的文化，留下该时代精神烙印。唐代思想自由、政治开放、音乐繁荣，就唐代音乐的审美经验看，它受华严宗哲学的影响明显。唐代佛教批判沉溺于世俗音乐，并非否认音乐的价值，音乐常作为佛事而发挥作用。它们以音乐为内修工夫，并借此向民众传教，音乐成为开启生命智慧的法门。
一、 圆音妙响
唐代华严宗主张一真法界，坚持圆融和谐的理想，借助音乐而觉悟。华严宗法藏推崇圆音，圆融无碍，和谐自在。他以音声为觉悟圆顿教的法门。他说：“五示圆音者，谓此说尘之音，然音具足智慧之藏，随众生机，有深浅之感。若于声上了大小音韵是假立，空无所有故。然声是实者，此乃小乘机性，即愚法教显也。于声上即知声事无体，会事显理者，此由大乘机性，即终教显也。于声上即知大小音声空无所有，生心动念即乖法体，一味一相不可分别者，此乃大乘机性，即顿教显也。于声上了知声是缘起，法界菩提涅槃主伴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帝释殿珠网重重无尽境界，此由一乘机性，即圆教显也。此一音上，由机有大小，令此法门亦复不一。一切诸声，各各如是，乃为如来无碍圆音法轮常转尔。”（《华严经义海百门》，《大正藏》第45卷）法藏指出圆音的微妙作用，以此宣扬圆融和谐的华严境界，这对于领略唐代音乐的精神很有启发。《华严经》说，如来以一音演说无边契经海，无穷无尽。一音就是法藏所说的圆音。如来以圆音演说，使人闻之顿悟。圆音不远现实世界，它与众音和谐共生，而非众声喧哗。圆音使身心和谐，如闻妙谛，当下解脱。
华严宗的圆音饱含对圆融无碍的华严境界的追求。圆音源于清净圆明的心性，它是圆融和谐之音，契合一真法界的华严理想。它并不是众音的汇集，这是因为，众音交汇可能只是杂乱的排列，尽管达到一定的数量，却缺乏优美和谐的内涵，并不具足圆融无碍的境界。法藏强调，圆音不等于一音，一音含摄一切音，而又圆融无碍，超然尘染，才是圆音妙响。
圆音虚空如如，寂寥无声，韵味具足，振聋发聩。它智慧充满，遍及十方。圆音至妙极微，不落大/小、虚/实、真/假、有/无等边见。华严宗即声以显教，即音而明道。圆音妙响，一多相即。一音挥奏，作用无穷，圆融无碍，重重无尽。耳闻之声有限，不能圆融周遍，谈不上广大全美。圆音是佛教的如来之音，是大全之音的显现。圆音遍及微尘，故应听之以心，妙契同尘。法界清净，圆明自在，人虽根器有利钝，但只要心境融通，就能体证圆音妙响的境界。对于唐代音乐而言，圆音意味着广大和谐、圆融自在的精神，这是华严法界观美学意蕴的体现。
二、 音乐美的丰富多样
从音乐美的丰富多样也能见出唐代音乐的华严精神。唐代艺术繁荣，音乐发达，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艺术精神。关于唐代音乐美的丰富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指某一音乐的美感丰富多样，二是指各种音乐形态丰富多样。第一个方面指向两个层次：一是指音乐意象、节律和形式的丰富性；二是在音乐鉴赏过程中，生成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唐代音乐繁荣，这在当时的音乐批评界已有认同。例如，顾况有《李供奉弹箜篌歌》，描述李凭善弹箜篌，叹为观止，有石破天惊之感，隐现老鱼跳波之姿。上揽星月，下落黄泉。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复晴。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这些传达美感体验的诗句表明，音乐调式变化不定，决定着音乐美感的丰富生成。这是通过音调的翻转变化来强调美感的丰富性，生成情趣盎然的世界。音乐美感的丰富性源于意象、节律及形式等的综合作用。音乐通过转调，调换节律，改变形式，时动时静，忽急忽缓，抑扬顿挫，心境悲喜交替，拓展了唐代音乐的美感体验。
在唐代，音乐的社会性、地域性和民间性特别受重视，音乐门类众多，形态多元，并行发展，繁荣昌盛。当时虽有文人批判箜篌、筝、琵琶等器乐，然而，上述器乐在民众阶层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大众化的音乐更符合民众的趣味，在当时民间传播面广，渗透性强，深受喜爱，事实上，不少文人在欣赏箜篌、筝、琵琶等音乐时也获得了愉悦的体验。总之，唐代音乐形态齐全，水平高超，其原因众多，这与大众音乐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密切相关。
唐代音乐理论认为，合理扶持地域音乐的发展，能发挥音乐的地域优势，还能促进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音乐交流。白居易、刘禹锡等肯定音乐风格的共通性，提倡高雅音乐，提倡《杨柳枝》这种“洛下新声”，其审美观念有很强的开放性，重视音乐美和美感的多元化，健康发展，并行无碍。这并没有停留于一种音乐理论主张，而已成为唐代音乐精神的思想基础，从其独特的精神内涵看，它与广大全美、圆融和谐的华严法界观也存在深层的思想联系。
参考文献
[1]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徐丽娟（1981—），女，岳阳市第四中学音乐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