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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为执行美国政府“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麦克阿瑟将军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日本东京建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在日本通称为“GHQ”。
GHQ虽然称作“盟军”，实际上只有美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GHQ就接管了日本，负责对日本进行改造。
GHQ 接管日本之后，在教育方面下了好几条重大的整改指令。第一条于1945年10月发布，指出军国主义的思想必须全部扔掉，军事教育也要全部废除。
二战期间，如果乘坐电车经过明治神宫，全车人都必须脱帽致敬；战败投降之后，很多日本学生的作文中还会出现“我坚信下次我们一定会打败英美”之类的句子。为了应对这种情况，GHQ 要求文部省把历史教科书里带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文部省具体实施的办法就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让学生们用墨水自行涂改相应的部分……这个法子实在是简单，因此在那之后教科书里依然有不少“漏网之鱼”。
后来，文部省召集了国内的历史学者和老师，打算针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事举行座谈会。但尴尬的是，在这么多年的统一管制下，这群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思维的自主性，对于当时使用的教科书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就是把教科书中日本历史的开端部分和世界史结合起来，大家打算把它改成“日本是在世界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但在当时遭到了一些年轻学生的反对。GHQ 一看结果不理想，干脆强制停开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三门课，并且把教科书都通通回收了，以永绝后患。
194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一个由27 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育使节团，使节团在日本实地考察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其中的内容成了日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大纲，比如绪论里是这样说的：“孩子们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正因为他们肩负着未来这个重任，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沉重的过去也让他们承担。”针对教师，报告书里还提到：“教师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下才最能发挥能力，营造这种氛围是教师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份报告书代表的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些日本教育工作者读到之后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GHQ 的建议下，日本各地学校开始建立起一种叫作“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组织。PTA 是指“家长老师委员会”，每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就是该学校PTA 组织的天然成员。
PTA 负责的事很多很杂，比如组织课堂参观、周末兴趣班，甚至是在上下学路上巡逻。但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学校和家庭、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关心和培育孩子们。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日本家庭当中参加PTA 活动的都以母亲居多，很少看到男性家庭成员出席。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学校新开了一门《社会课》。这门新课程首先在东京樱田国民学校二年级的教室里进行试验，内容是让孩子们模拟邮政工作。有的孩子负责买卖邮票和明信片，有的孩子负责配送货物。整堂课足足持续两个小时，孩子们在活泼的氛围中对现代社会的邮政事业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社会课的教学目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广阔的视野，增加对社会的关注度，在全方位了解的基础上产生对自己国家的尊重和喜爱，最终成为热爱和平和民主的国际社会公民”。
接下来就轮到还没彻底解决的教科书问题了。
美国的教育使节团建议教科书采取自由竞争的办法，就是说民间人士可以自己编写教科书，由学校来决定采用哪一种。这个想法一开始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认可，不过最后确定的方法却是折中了的——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竞争，但能够上市的教科书必须经过文部省的审查。通过审查的教科书会被发送到城乡各地，普通人也可以随意阅览。至于最后选用哪一本，则由各个学校或者当地的教育委员会自由选择。
在新政策下发行的教科书有几本尤其能打动人心，比如文部省编写的《新宪法的故事》中的《战争的放弃》一章是这样开头的：
这次战争，想必有不少人的父亲或是兄弟都被迫送往战场了吧。他们现在都平安无恙地回到家了吗？还是说，已经彻底回不来了？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是不是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痛苦悲伤的事情了呢？战争是摧残人生命的东西，是摧毁世间美好的东西，因此发动这场战争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次的新宪法中，为了确保日本再也不发动战争，我们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日本不会拥有军队、军舰这些可以发动战争的装备；另一个是以后日本都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了。
当时这段话给了很多年轻人勇气，他们对于日本的未来更加有信心了。除此之外，这本书还着重介绍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内容，结尾处表明新宪法是“日本国民编写出来的，因此是日本国民的宪法”。编写者对和平和民主的热爱充满全书，因此它不只是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也大受欢迎，迄今为止已经再版了很多次。
另外，在教科书的使用方法上政府也做了引导。比如社会课的教科书，书的最后附有一篇名为《致教师及家长》的注意事项，里面写道：“请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以前的教科书使用。您不妨把它当作是一本教育孩子们的参考书。另外，请不要逐条解释这本书的内容，更不要让孩子们去背诵任何内容。”这跟以前的教育方法简直是天壤之别。
日教组全称“日本教职员组合”，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日本教职员工组成的民间组织，目的也是为日本的教职员工谋权益。
1947年，日教组在美国的指示下成立，成员数短时间内就达到了50 万，巅峰时期全日本86.3% 的教职员工都属于这个组织，涵盖了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小、公私立学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左右整个日本教育界的走向，而刚好，日教组也不是个低调的主儿。
日教组追求民主、平等，主张改变现有秩序，行为一般比较激进。日教组主张教育应该“宽松化”，少上课，多体验，不能完全看重学习成绩。前面提到的社会课就是符合日教组理念的课程。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初期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几十年后问题就出现了。不少家长反映自家的小孩汉字写不好，算术也不会，连家乡和历史名人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但日教组认为，学习指的并不是知识的量，而是可以自主判断行为的能力。 日教组还要求教给孩子们真实的历史。前几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东亚各国闹得沸沸扬扬，而事实上，那本被国际社会批评的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极低，尚不及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战争中需要日本当帮手，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有了再度组建军队的迹象。日教组马上宣传“不要让学生们上战场！年轻人啊，不要再次拿起枪！”表示要跟政府对着干。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教组和朝鲜的联系开始热络起来，派出了好几次访问团，并且大力赞美金日成的领导和朝鲜的教育制度。当时日教组的负责人槙枝元文公然宣称自己最尊敬的人就是金日成，因为此事他还被朝鲜赠予了一枚一等亲善勋章。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战争，日教组反对象征君主权力的“日之丸”国旗和《君之代》国歌。出于相同的目的，GHQ在接管日本之后就全面禁止了“日之丸”和《君之代》。但到1952 年GHQ 结束占领日本时，文部省出现了重新启用“日之丸”和《君之代》的迹象。这下子日教组着急了。双方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最终日本政府于1999年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把它们分别正式定为国旗和国歌。当时日教组和政府的矛盾极度激化，这集中体现在一个社会事件上。1999年10月，广岛的一位高中校长在学校毕业典礼的当天自杀。细究原因，最可信的说法是：文部省要求在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而学校的教职工却极力反对，夹在中间的校长无可奈何，最终选择了自杀。
后来，日本政府对外公布，所有义务教育机构的教师以后都相当于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教师都应该受政府统一管理。日教组很快提出抗议，他们觉得这是活脱脱的独裁政治，压迫教师的自由也就是在压迫学生学习的自由。
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开始对日教组推崇的社会课下手。政府说，社会课的民主教育虽然很好，但是里面应该多增加一些道德教育，而且得多介绍日本的历史和地理。这一下可不只是激怒了日教组这种民间教育组织，连之前一直不作声的教育界学者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搞道德教育在之前已经有过很惨痛的教训了，政府这是在倒行逆施。
早在1953年，日本政府就在和美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表示，日本有增强防卫能力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有几股阻碍势力，其中很大的一股就是教育方面。日本人当时接受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拿起武器”的教育，而受到这种教育影响最深的恰好又是担任国家防卫的青少年们，因此有必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和美国在会谈中达成一致之后，日本国内很快就开始了防卫力量的建设。先是建立警察预备队，接着是自卫队，再到后来发展出了陆海空三军，这实质上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了。
当然，日教组不会坐视不管。但这次，政府下了狠招。为了打压日教组，政府强调，所有教职工在教育现场都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能有倾向性，违反这个规定的将受到严厉惩罚。接着在1956 年，政府又扔出了一枚更大的“炸弹”，那是一部简称为“地教行法”的法案。
“地教行法”之所以是炸弹，是因为这部法案要把地方的教育行政整合起来，加强对政府的从属。也因为这部法案，日本国内爆发了战后教育史上最强烈的抗议，数不清的教育组织发出批判的声音。这给了政府非常大的压力，但“地教行法”还是被强行通过了。值得一提的是，宣布“地教行法”通过的当天，政府在国会临时出动了500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1958年，政府终于为“道德教育”划出单独的时间，规定全国中小学每周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道德教育。日教组在这时依然站出来抗议政府。当年9月初，文部省在东京召开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讲习会，结果日教组的成员直接用蛮力去阻拦开进会场的巴士，最后在会场警卫的防卫下讲习会才得以召开。
战后，政府和民间围绕着教育问题的掐架此起彼伏。其中有一个叫家永三郎的人，他凭一己之力和日本政府斗了大半辈子。
家永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日本国内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专家，还曾经给当时的皇太子明仁讲过课。他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写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是由于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标准一再修改，家永的几次申请都没有通过。最让家永不能忍受的是，政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不能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写得太灰暗”、“不能把‘731’部队写进教科书”（“731”部队是指抗日战争和“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不当”等，这让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家永无法从道义上接受。一怒之下他把政府告上法庭，罪状就是“政府对教育的干涉违犯了保障学术自由的宪法”。而这官司一打就是32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的史上耗时最久的民事诉讼。
实际上在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在法庭对峙不算是新鲜事。之前提到的日教组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好几次也闹上了法庭。但这些都是以刑事案件来处理的，而且因为是教职工们先挑起冲突，所以民间人士一直以来都是坐在被告席上。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职工诉讼政府的行为违犯了宪法和教育法的案例，依然有好几例胜诉。家永的这次诉讼跟日教组不同的是，政府罕见地坐在了被告席上。
家永的第二次诉讼于1970年7月开庭。经过漫长的审判，法官认定家永胜诉。这次胜诉赢得相当艰难，因为在这之前，家永的大部分诉讼请求都被驳回了，所以虽然只能算作“部分胜诉”，但仍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开庭当天很多民众自发地在法院门口列队欢迎家永，闭庭之后很多家永的支持者还在附近的律师会馆集会，分享喜悦的心情。
在这次家永胜诉之后，日本的教科书审查确实放宽了，学校在选择教科书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974年，家永把当初审查没通过的书稿公之于世，书名是《审查不合格日本史》。
（摘自《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本.1》知日微博[知日ZHIJAPAN]，有删节）
GHQ虽然称作“盟军”，实际上只有美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GHQ就接管了日本，负责对日本进行改造。
GHQ 的药方
GHQ 接管日本之后，在教育方面下了好几条重大的整改指令。第一条于1945年10月发布，指出军国主义的思想必须全部扔掉，军事教育也要全部废除。
二战期间，如果乘坐电车经过明治神宫，全车人都必须脱帽致敬；战败投降之后，很多日本学生的作文中还会出现“我坚信下次我们一定会打败英美”之类的句子。为了应对这种情况，GHQ 要求文部省把历史教科书里带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文部省具体实施的办法就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让学生们用墨水自行涂改相应的部分……这个法子实在是简单，因此在那之后教科书里依然有不少“漏网之鱼”。
后来，文部省召集了国内的历史学者和老师，打算针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事举行座谈会。但尴尬的是，在这么多年的统一管制下，这群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思维的自主性，对于当时使用的教科书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就是把教科书中日本历史的开端部分和世界史结合起来，大家打算把它改成“日本是在世界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但在当时遭到了一些年轻学生的反对。GHQ 一看结果不理想，干脆强制停开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三门课，并且把教科书都通通回收了，以永绝后患。
194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一个由27 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育使节团，使节团在日本实地考察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其中的内容成了日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大纲，比如绪论里是这样说的：“孩子们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正因为他们肩负着未来这个重任，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沉重的过去也让他们承担。”针对教师，报告书里还提到：“教师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下才最能发挥能力，营造这种氛围是教师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份报告书代表的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些日本教育工作者读到之后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GHQ 的建议下，日本各地学校开始建立起一种叫作“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组织。PTA 是指“家长老师委员会”，每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就是该学校PTA 组织的天然成员。
PTA 负责的事很多很杂，比如组织课堂参观、周末兴趣班，甚至是在上下学路上巡逻。但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学校和家庭、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关心和培育孩子们。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日本家庭当中参加PTA 活动的都以母亲居多，很少看到男性家庭成员出席。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学校新开了一门《社会课》。这门新课程首先在东京樱田国民学校二年级的教室里进行试验，内容是让孩子们模拟邮政工作。有的孩子负责买卖邮票和明信片，有的孩子负责配送货物。整堂课足足持续两个小时，孩子们在活泼的氛围中对现代社会的邮政事业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社会课的教学目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广阔的视野，增加对社会的关注度，在全方位了解的基础上产生对自己国家的尊重和喜爱，最终成为热爱和平和民主的国际社会公民”。
教科书的处理
接下来就轮到还没彻底解决的教科书问题了。
美国的教育使节团建议教科书采取自由竞争的办法，就是说民间人士可以自己编写教科书，由学校来决定采用哪一种。这个想法一开始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认可，不过最后确定的方法却是折中了的——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竞争，但能够上市的教科书必须经过文部省的审查。通过审查的教科书会被发送到城乡各地，普通人也可以随意阅览。至于最后选用哪一本，则由各个学校或者当地的教育委员会自由选择。
在新政策下发行的教科书有几本尤其能打动人心，比如文部省编写的《新宪法的故事》中的《战争的放弃》一章是这样开头的：
这次战争，想必有不少人的父亲或是兄弟都被迫送往战场了吧。他们现在都平安无恙地回到家了吗？还是说，已经彻底回不来了？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是不是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痛苦悲伤的事情了呢？战争是摧残人生命的东西，是摧毁世间美好的东西，因此发动这场战争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次的新宪法中，为了确保日本再也不发动战争，我们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日本不会拥有军队、军舰这些可以发动战争的装备；另一个是以后日本都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了。
当时这段话给了很多年轻人勇气，他们对于日本的未来更加有信心了。除此之外，这本书还着重介绍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内容，结尾处表明新宪法是“日本国民编写出来的，因此是日本国民的宪法”。编写者对和平和民主的热爱充满全书，因此它不只是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也大受欢迎，迄今为止已经再版了很多次。
另外，在教科书的使用方法上政府也做了引导。比如社会课的教科书，书的最后附有一篇名为《致教师及家长》的注意事项，里面写道：“请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以前的教科书使用。您不妨把它当作是一本教育孩子们的参考书。另外，请不要逐条解释这本书的内容，更不要让孩子们去背诵任何内容。”这跟以前的教育方法简直是天壤之别。
与政府死磕的日教组
日教组全称“日本教职员组合”，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日本教职员工组成的民间组织，目的也是为日本的教职员工谋权益。
1947年，日教组在美国的指示下成立，成员数短时间内就达到了50 万，巅峰时期全日本86.3% 的教职员工都属于这个组织，涵盖了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小、公私立学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左右整个日本教育界的走向，而刚好，日教组也不是个低调的主儿。
日教组追求民主、平等，主张改变现有秩序，行为一般比较激进。日教组主张教育应该“宽松化”，少上课，多体验，不能完全看重学习成绩。前面提到的社会课就是符合日教组理念的课程。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初期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几十年后问题就出现了。不少家长反映自家的小孩汉字写不好，算术也不会，连家乡和历史名人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但日教组认为，学习指的并不是知识的量，而是可以自主判断行为的能力。 日教组还要求教给孩子们真实的历史。前几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东亚各国闹得沸沸扬扬，而事实上，那本被国际社会批评的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极低，尚不及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战争中需要日本当帮手，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有了再度组建军队的迹象。日教组马上宣传“不要让学生们上战场！年轻人啊，不要再次拿起枪！”表示要跟政府对着干。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教组和朝鲜的联系开始热络起来，派出了好几次访问团，并且大力赞美金日成的领导和朝鲜的教育制度。当时日教组的负责人槙枝元文公然宣称自己最尊敬的人就是金日成，因为此事他还被朝鲜赠予了一枚一等亲善勋章。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战争，日教组反对象征君主权力的“日之丸”国旗和《君之代》国歌。出于相同的目的，GHQ在接管日本之后就全面禁止了“日之丸”和《君之代》。但到1952 年GHQ 结束占领日本时，文部省出现了重新启用“日之丸”和《君之代》的迹象。这下子日教组着急了。双方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最终日本政府于1999年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把它们分别正式定为国旗和国歌。当时日教组和政府的矛盾极度激化，这集中体现在一个社会事件上。1999年10月，广岛的一位高中校长在学校毕业典礼的当天自杀。细究原因，最可信的说法是：文部省要求在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而学校的教职工却极力反对，夹在中间的校长无可奈何，最终选择了自杀。
后来，日本政府对外公布，所有义务教育机构的教师以后都相当于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教师都应该受政府统一管理。日教组很快提出抗议，他们觉得这是活脱脱的独裁政治，压迫教师的自由也就是在压迫学生学习的自由。
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开始对日教组推崇的社会课下手。政府说，社会课的民主教育虽然很好，但是里面应该多增加一些道德教育，而且得多介绍日本的历史和地理。这一下可不只是激怒了日教组这种民间教育组织，连之前一直不作声的教育界学者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搞道德教育在之前已经有过很惨痛的教训了，政府这是在倒行逆施。
早在1953年，日本政府就在和美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表示，日本有增强防卫能力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有几股阻碍势力，其中很大的一股就是教育方面。日本人当时接受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拿起武器”的教育，而受到这种教育影响最深的恰好又是担任国家防卫的青少年们，因此有必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和美国在会谈中达成一致之后，日本国内很快就开始了防卫力量的建设。先是建立警察预备队，接着是自卫队，再到后来发展出了陆海空三军，这实质上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了。
当然，日教组不会坐视不管。但这次，政府下了狠招。为了打压日教组，政府强调，所有教职工在教育现场都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能有倾向性，违反这个规定的将受到严厉惩罚。接着在1956 年，政府又扔出了一枚更大的“炸弹”，那是一部简称为“地教行法”的法案。
“地教行法”之所以是炸弹，是因为这部法案要把地方的教育行政整合起来，加强对政府的从属。也因为这部法案，日本国内爆发了战后教育史上最强烈的抗议，数不清的教育组织发出批判的声音。这给了政府非常大的压力，但“地教行法”还是被强行通过了。值得一提的是，宣布“地教行法”通过的当天，政府在国会临时出动了500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1958年，政府终于为“道德教育”划出单独的时间，规定全国中小学每周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道德教育。日教组在这时依然站出来抗议政府。当年9月初，文部省在东京召开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讲习会，结果日教组的成员直接用蛮力去阻拦开进会场的巴士，最后在会场警卫的防卫下讲习会才得以召开。
教授的教科书
战后，政府和民间围绕着教育问题的掐架此起彼伏。其中有一个叫家永三郎的人，他凭一己之力和日本政府斗了大半辈子。
家永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日本国内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专家，还曾经给当时的皇太子明仁讲过课。他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写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是由于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标准一再修改，家永的几次申请都没有通过。最让家永不能忍受的是，政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不能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写得太灰暗”、“不能把‘731’部队写进教科书”（“731”部队是指抗日战争和“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不当”等，这让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家永无法从道义上接受。一怒之下他把政府告上法庭，罪状就是“政府对教育的干涉违犯了保障学术自由的宪法”。而这官司一打就是32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的史上耗时最久的民事诉讼。
实际上在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在法庭对峙不算是新鲜事。之前提到的日教组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好几次也闹上了法庭。但这些都是以刑事案件来处理的，而且因为是教职工们先挑起冲突，所以民间人士一直以来都是坐在被告席上。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职工诉讼政府的行为违犯了宪法和教育法的案例，依然有好几例胜诉。家永的这次诉讼跟日教组不同的是，政府罕见地坐在了被告席上。
家永的第二次诉讼于1970年7月开庭。经过漫长的审判，法官认定家永胜诉。这次胜诉赢得相当艰难，因为在这之前，家永的大部分诉讼请求都被驳回了，所以虽然只能算作“部分胜诉”，但仍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开庭当天很多民众自发地在法院门口列队欢迎家永，闭庭之后很多家永的支持者还在附近的律师会馆集会，分享喜悦的心情。
在这次家永胜诉之后，日本的教科书审查确实放宽了，学校在选择教科书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974年，家永把当初审查没通过的书稿公之于世，书名是《审查不合格日本史》。
（摘自《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本.1》知日微博[知日ZHIJAPAN]，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