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山西省赤桥村，居住着一位名叫刘大鹏的举人。刘大鹏曾经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坚持写了50年日记，存世200余册，成为今天人们了解那个年代的重要历史资料。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刘大鹏留下的日记为核心材料，完成了一本微观史著作《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她在书中描绘了刘大鹏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
　　2015年4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彼岸书店举办了一场读书沙龙，沈艾娣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共同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为什么关注刘大鹏

　　之所以选择刘大鹏这个人物，沈艾娣在活动现场表示：“其实当时不是我自己想要做刘大鹏的传，这是科大卫老师给我的意见。”科大卫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讲座教授，曾经是沈艾娣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在科大卫教授的建议下，沈艾娣选择了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内陆地区，将山西乡绅刘大鹏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1996年，沈艾娣首次来到山西省赤桥村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接下来几年的考察中丰富了刘大鹏的生活细节。
　　此外，沈艾娣对于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生活经历的持续关注，也是她能够写好刘大鹏的原因之一。沈艾娣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像现代化这样的宏大主题非常重要，但真正能够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概念如何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这是我个人愿意阅读的历史作品，所以我也尝试写这样的历史故事。”

刘大鹏写日记的初衷

　　刘大鹏最开始写日记是在1891年，当时他在一家做票号和贸易的富家坐馆授徒。刘大鹏写日记没多久，就阅读了曾国藩家书。刘大鹏十分敬仰曾国藩，他将曾国藩的留下的修身规范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刘大鹏的日常处事也严格按照曾国藩的要求来执行，“日省，早起，每读一书则读毕，每日读史十页，记日记，写下每日所得”，诸如此类。
　　“刘大鹏写日记时，希望自己的日记能像曾国藩日记那样被出版，这是他最大的愿望。”沈艾娣在活动现场这样说。她认为“在刘大鹏的日记里，写给别人的书籍和记载私事的日记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刘大鹏不仅仅是在写日记，也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身份认同。
　　最开始，刘大鹏就是按照曾国藩的思想来写日记。为了让自己的日记能够保存下来，刘大鹏定下具体的规则，日记一定要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并且立志终身不间断地写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刘大鹏的日记上也逐渐记满了他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到镇上看戏，天空中飞过的飞机，这些都成了刘大鹏日记中的内容。这种日记已经背离了曾国藩训导的写作规范，却成为今天我们窥探那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重要资料。
　　北大历史系教授赵世瑜认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本刘大鹏的传记，了解到在那个转折的年代，像刘大鹏这样的普通人，是怎样经历这些时代的转折与变化的。
　　刘大鹏留下的远不止是日记。在他房间的木橱里，有超过400卷手稿。除了日记还包括两百多卷其他作品，有方志、游记、诗文、家谱、家规，甚至还有重修防洪堤的规划。刘大鹏对方志很感兴趣，并且编纂了《晋祠志》，这是他最珍爱的个人作品。刘大鹏在《晋祠志》中所写的《梦醒子》，是他的一篇自传。“梦醒子”也被刘大鹏用作笔名，这个笔名源自于让他态度转变的一个梦。在那场梦里，刘大鹏遇到了一位外表貌似中国道家神仙吕洞宾的老人，通过老人的教诲和点化，刘大鹏在梦醒之后感悟到一种与现实稍作疏离的人生态度，并将其嵌入自己的儒家价值观里，似乎更能清醒地看到“儒家道德秩序的脆弱和复杂”。

从微观的角度进入历史

　　同时，沈艾娣在《梦醒子》的序言提到，自己的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对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在写作之初，沈艾娣的导师科大卫就建议她采取微观史的写作方式，因为“在历史叙事里，伟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这当然是一个过度的简化。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项。当他年轻时，他曾希望自己成为大人物，但像多数人一样，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微观史这一文类肇端于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社会史家，他们挖掘早期近代法国和意大利的丰富档案资料，来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他们作品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他们对叙事的运用。史家通过档案来展开特殊事件背后的故事，或是考察原本籍籍无名的个人的生活，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笔端。这些书读起来很有趣，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但它们也处理更广阔的主题。它们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的案例研究会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者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它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