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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就收到了摄影家戴先生传来的照片。
在庐山游玩期间，东道主请来他的朋友戴先生为我们几位客人随行拍照。在戴先生传来的照片里，有一张不是我们游客，而是花径亭的风景照：几树桃花，几团欲燃的粉红，与身旁的绿树相映成趣，一派桃红柳绿的春日胜景。不知戴先生为何传这张照片给我，莫非是与在庐山时我曾跟他谈起白居易及那首《大林寺桃花》有关！如果真是这样，戴先生不仅有情，而且是有心了！
花径亭位于庐山花径景区，曾是庐山史上三大名寺之一的大林寺所在地，在唐代被誉为“匡庐第一境”。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因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江州司马（江州即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两年后的一天，他到庐山顶上的大林寺游玩，庐山脚下的桃花都已凋谢，而山上的桃花正在怒放。白居易触景生情，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44岁。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初入仕途的白居易被下放基层锻炼，到离长安130里外的盩厔县当县尉。县尉辅助县令分管一县的治安和赋税征收，这个工作岗位很能锻炼基层官员的两项能力，一是看上级脸色行事，二是练就铁石心肠。许多人通过了这两项能力的锻炼，进入了中唐的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但白居易生来没有在民间的疾苦声中取乐的禀赋，他上任之初，就把关切的目光投向田野上躬耕的农人、捡麦穗充饥的妇人，而且“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叫你去征收赋税，任务没完成，还写诗表示自责，到处传播！县令又急又怒，强令他使用暴力抓人征税。这事儿他干不出来，忧心忡忡，食之无味，终于病倒。这一病使事情不了了之，也提醒了白居易，处事还得讲究策略：“欹枕不视事，两日门掩关。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閑望》）据记载，当时京畿二十多个县尉，没有谁像白居易这样为不得罪农民装病不上班的，他们宁可装糊涂，也不愿抗命得罪上级。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在完成了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之后，白居易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夏，朝廷把他调回长安，充进士考官，11月，居翰林学士，不久，任左拾遗。左拾遗属于谏官，干的是专为朝廷政策决策失误挑毛病的活儿。他珍惜这个人微而言重的职位，自认为能够以此报效朝廷，兼济天下。他说：“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初授给遗献书》）他大胆言事，也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比如弹劾了拿巨额家产换名声进而觊觎丞相位置的王锷，使他当不了丞相。直接进谏不过瘾，作为诗人的他，通过诗歌指摘时弊，写了《卖炭翁》《道州民》等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这些诗歌，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均生动呈现，其矛头显然直指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他在写给朋友的诗中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
到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一道圣旨，调任京兆户曹参军，官品倒是上升了，言路却是被切断了。不能说话，尤其是不能说想说的话，这使他陷入更加孤独的境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所谓赞善，其实就是一个帮忙的，而且职权范围限于太子的东宫，尤其不得像以前那样臧否朝廷得失。
第二年的一件事，终于让他跌了大跟头。
那年六月，一生致力于削弱藩镇割据，重振大唐统一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人暗杀。上下震惊，朝廷气氛紧张，诡异而无声，政客们都在静观其变。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讲话，他上奏章，力主彻查杀手及幕后凶手以还正义，肃法纪。
按理说，在朝中的时间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但这时候站出来说话，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是一位正直官员的良知牵引着他必须发声。但终于授人以柄：左拾遗、御史大夫还没说话，你倒抢先发言了，这叫作越职言事，属于僭越！
清算开始。他此前因诗歌和奏折得罪过的人来了一次总爆发，对他的攻击像溃坝的潮水一样来势凶猛，他始料未及，难以抵挡，终于被贬为江州司马。
文人的贬谪，往往成为了文学和山水的幸运。比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均是他们迁谪期间的力作，其相关地点也因此而扬名，成为人文景点。
九江及庐山也是因为白居易的到来，多了一份自然与文化的独特风韵。据说，白居易当年写了《大林寺桃花》之后，还在这里题写了“花径”二字，并勒石以记。自此以后，位于庐山牯岭与大林峰之间的峡谷，便称为“白司马花径”。本文开头提到的花径亭就在白司马花径之中。花径亭有别于其他亭台，亭的中间人不得进，“供奉”着一块平躺的石碑，上刻大大的“花径”二字，它就是白居易的手笔。
石碑无言，看着花径亭旁的桃树花开花落，游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花径里有个湖，叫作如琴湖，大林寺已淹没于湖底，连同当年迟开的桃花。但没有人能够否认，那几树不合时宜的桃花，曾经在多少人的心头摇曳着微妙的情感和含蓄幽深的韵味。
“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春去》）来到九江，白居易自感人生的春天已悄然离去，但他又不甘心“春天”就这样逝去，于是迫不及待地“觅春”，将山樱桃树移植到自己的居室前，试图营造带不走的春天，以解除他因“失春”而难耐的孤独。
但这种移植“春天”的方式显然于事无补，难以消融心中块垒，他于是干脆把家搬到了庐山之中。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他在庐山香炉峰之北、遗爱寺之南的地方兴建了一座草堂。落成之后，他在给至交元稹的信中袒露了心迹：“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惟忘归，可以终老……”
那一天，我在草堂流连许久。这是极为普通的三间茅草屋，据说是今人根据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所描写的原貌修建，室内陈列有关白居易的史料，室前有一个白莲池，池中莲叶田田，锦鳞优游。
幼读《大林寺桃花》，不理解白居易为何苦苦寻觅正在远去的春天。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我似乎有所明白，这闲适微笑的背后，是悲凉而惆怅的情怀，是深深的孤独和寂寞。
责任编辑：青芒果
在庐山游玩期间，东道主请来他的朋友戴先生为我们几位客人随行拍照。在戴先生传来的照片里，有一张不是我们游客，而是花径亭的风景照：几树桃花，几团欲燃的粉红，与身旁的绿树相映成趣，一派桃红柳绿的春日胜景。不知戴先生为何传这张照片给我，莫非是与在庐山时我曾跟他谈起白居易及那首《大林寺桃花》有关！如果真是这样，戴先生不仅有情，而且是有心了！
花径亭位于庐山花径景区，曾是庐山史上三大名寺之一的大林寺所在地，在唐代被誉为“匡庐第一境”。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因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江州司马（江州即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两年后的一天，他到庐山顶上的大林寺游玩，庐山脚下的桃花都已凋谢，而山上的桃花正在怒放。白居易触景生情，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44岁。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初入仕途的白居易被下放基层锻炼，到离长安130里外的盩厔县当县尉。县尉辅助县令分管一县的治安和赋税征收，这个工作岗位很能锻炼基层官员的两项能力，一是看上级脸色行事，二是练就铁石心肠。许多人通过了这两项能力的锻炼，进入了中唐的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但白居易生来没有在民间的疾苦声中取乐的禀赋，他上任之初，就把关切的目光投向田野上躬耕的农人、捡麦穗充饥的妇人，而且“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叫你去征收赋税，任务没完成，还写诗表示自责，到处传播！县令又急又怒，强令他使用暴力抓人征税。这事儿他干不出来，忧心忡忡，食之无味，终于病倒。这一病使事情不了了之，也提醒了白居易，处事还得讲究策略：“欹枕不视事，两日门掩关。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閑望》）据记载，当时京畿二十多个县尉，没有谁像白居易这样为不得罪农民装病不上班的，他们宁可装糊涂，也不愿抗命得罪上级。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在完成了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之后，白居易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夏，朝廷把他调回长安，充进士考官，11月，居翰林学士，不久，任左拾遗。左拾遗属于谏官，干的是专为朝廷政策决策失误挑毛病的活儿。他珍惜这个人微而言重的职位，自认为能够以此报效朝廷，兼济天下。他说：“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初授给遗献书》）他大胆言事，也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比如弹劾了拿巨额家产换名声进而觊觎丞相位置的王锷，使他当不了丞相。直接进谏不过瘾，作为诗人的他，通过诗歌指摘时弊，写了《卖炭翁》《道州民》等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这些诗歌，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均生动呈现，其矛头显然直指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他在写给朋友的诗中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
到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一道圣旨，调任京兆户曹参军，官品倒是上升了，言路却是被切断了。不能说话，尤其是不能说想说的话，这使他陷入更加孤独的境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所谓赞善，其实就是一个帮忙的，而且职权范围限于太子的东宫，尤其不得像以前那样臧否朝廷得失。
第二年的一件事，终于让他跌了大跟头。
那年六月，一生致力于削弱藩镇割据，重振大唐统一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人暗杀。上下震惊，朝廷气氛紧张，诡异而无声，政客们都在静观其变。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讲话，他上奏章，力主彻查杀手及幕后凶手以还正义，肃法纪。
按理说，在朝中的时间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但这时候站出来说话，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是一位正直官员的良知牵引着他必须发声。但终于授人以柄：左拾遗、御史大夫还没说话，你倒抢先发言了，这叫作越职言事，属于僭越！
清算开始。他此前因诗歌和奏折得罪过的人来了一次总爆发，对他的攻击像溃坝的潮水一样来势凶猛，他始料未及，难以抵挡，终于被贬为江州司马。
文人的贬谪，往往成为了文学和山水的幸运。比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均是他们迁谪期间的力作，其相关地点也因此而扬名，成为人文景点。
九江及庐山也是因为白居易的到来，多了一份自然与文化的独特风韵。据说，白居易当年写了《大林寺桃花》之后，还在这里题写了“花径”二字，并勒石以记。自此以后，位于庐山牯岭与大林峰之间的峡谷，便称为“白司马花径”。本文开头提到的花径亭就在白司马花径之中。花径亭有别于其他亭台，亭的中间人不得进，“供奉”着一块平躺的石碑，上刻大大的“花径”二字，它就是白居易的手笔。
石碑无言，看着花径亭旁的桃树花开花落，游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花径里有个湖，叫作如琴湖，大林寺已淹没于湖底，连同当年迟开的桃花。但没有人能够否认，那几树不合时宜的桃花，曾经在多少人的心头摇曳着微妙的情感和含蓄幽深的韵味。
“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春去》）来到九江，白居易自感人生的春天已悄然离去，但他又不甘心“春天”就这样逝去，于是迫不及待地“觅春”，将山樱桃树移植到自己的居室前，试图营造带不走的春天，以解除他因“失春”而难耐的孤独。
但这种移植“春天”的方式显然于事无补，难以消融心中块垒，他于是干脆把家搬到了庐山之中。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他在庐山香炉峰之北、遗爱寺之南的地方兴建了一座草堂。落成之后，他在给至交元稹的信中袒露了心迹：“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惟忘归，可以终老……”
那一天，我在草堂流连许久。这是极为普通的三间茅草屋，据说是今人根据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所描写的原貌修建，室内陈列有关白居易的史料，室前有一个白莲池，池中莲叶田田，锦鳞优游。
幼读《大林寺桃花》，不理解白居易为何苦苦寻觅正在远去的春天。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我似乎有所明白，这闲适微笑的背后，是悲凉而惆怅的情怀，是深深的孤独和寂寞。
责任编辑：青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