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最近20年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的话，人数上美国第一，排在第二位的则是日本。今后日本在科技方面能够获奖的人依旧不少;文学奖虽然与日本作家擦肩而过，某位呼声甚高的作家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奖了，但呼声依旧在。唯一不能让日本舆论兴奋的是经济学奖，今后几年甚至十几年，估计日本学者不太可能在这个领域获奖。
　　笔者在日本的大学里从事过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和相关方面的学者交流较多。谈到日本的经济学研究与诺贝尔奖的距离非常遥远这个问题时，大部分教授认为日本经济学还不能有新的方法论，不能构筑新理论;少部分教授甚至觉得中国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或许要领先于日本，比日本多了一點获奖的可能性。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经济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学问，两国都把重点放在了模仿西方经济学方法上了，独创的学术成果不多。日本曾经40余年位居世界经济第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也有了近十年的历史了，但日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很少从理论上分析为何在东方这个地区忽然出现了超越欧洲的现代工业国家。
　　日本到1993年为止，虽然也出现了不少经济危机的情况，但基本上1945年以后的50年左右的时间，其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即便是41年后的2019年，经济增速依旧在6%左右，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不足3%。但对于日本、中国赶超欧美的原因，中日经济学家欠缺有力度的分析，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无一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日本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能够用英语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论文的教授，数量十分有限。日本仅有的几位能够写英文经济论文的学者，发表的内容无非是用博弈论方法对某个细小问题的研究，至于博弈论之外的理论，除了对两个世纪前的部分欧洲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整理外，其他的新方法、新理论大都不在学者的研究、借鉴范围之内，也无所谓进行理论创新了。
　　日本在走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以后，技术革新的停滞、人口减少及人口老龄化、移动支付等新金融现象、贫富悬殊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等经济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值得去研究分析。但大部分日本学者，只承认两个世纪前的欧洲经济学理论，或者只愿意用战后兴起的博弈论从事研究，现实问题并不是学者所重视的，更说不上使用创新方法、构筑新理论来研究相关问题了。
　　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说：“我自己不是博弈论的专家，是使用博弈论的社会学家。”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贫困问题，如果在日本出现这样的学者的话，估计是难以在学术界生存下去的。日本学界更推崇原汁原味的“博弈论”学者，不容越雷池一步。
　　相对于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经济学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在今天的日本，经济学研究很难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现代博弈论体系中走出来。日本学者很安于现状，很少有人想做理论上的创新，更不用谈构筑新方法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日本学界之间的距离，可能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