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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舒桐，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施蛰存被认为是海派作家、“新感觉主义”代表作家，尽管他自己不承认“新感觉者”的称号。他的小说十分重视心理描写，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诠释文本。《梅雨之夕》主要以第一人称视角，将人物意识（及潜意识）的流动全面展开，呈现出“绵密如织”的心理分析。
初读《梅雨之夕》，只觉文本少连贯，艰涩难读，重读后才发现其可圈点之处，尤其注意到故事的发生始终带有一个特征——“私密”。这种“私密”体现在两个叙事空间内，一是“我”的内心世界，二是“我”和少女共处的“秘密”的伞下空间。
首先是“我”的内心世界。小说从第一人称“我”出发，所描绘的都是“我”眼中的世界，“我”的想法，是以主人公的视角在观察环境，作出思考。因为“我”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主体，小说始终将“我”的心理意识活动作为主要内容，而忽视（或者刻意在淡化）了传统小说所强调的情节、人物等因素。读罢小说，会发现这个故事十分简单，讲述的就是“我”在雨天遇见一位没有带伞的年轻女子并送她回家这样一个“生活片段”，但作者却将之处理得一波三折，用大量的自我独白和内心联想，使得文本中充溢着潮涌般的思绪，将读者深深代入场景和人物心理之中。
在遇见少女之前，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我”的所见所闻触发的瞬间的想法，奔走的行人、突然遇到的电车、乘客，种种细节观察十分细致，摹写后并要评论一番；然而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却时时给人不可靠的感觉，表现在对现实的不确定，不留意。如“从江西路走到四川路桥，竟走了差不多有半点钟光景。”“我”的思绪是时时都与现实相关的，但又都是从现实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细节开始蔓延开来，引发联想、思索或是漫无目的的随想。如“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不断的“漫想”让“我”的思绪十分发散，因而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似乎常处在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这些与游记“移步换景”有些类似之处的心理描写，所书写的是不连续的、汪洋恣肆的意识流动，随着眼见、耳闻不断切换，不断远离现实又回到现实，因此意识与现实的联结显得飘忽不定，既敏锐又模糊，既灵活又迟钝。
在遇见少女之后，“我”的意识是十分“专一”地围绕着少女进行“漫无边际”的联想。“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面前有一个美的对象，而又是在一重困难之中……只为了这些缘故，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面对美丽的少女，“我”的内心经历了复杂的斗争，并且一直到同行的路程结束，都在不断地猜测她的想法，“我肯定地猜测她是在这样想着。”“她一定都知道了关于我的事，她哄我了。”这种猜测是非常主观的，甚至有些可笑。她仿佛在暗示“我”同行，她仿佛是“我”的初恋，种种判断的理由显得牵强，但读起来又不甚突兀，似乎这些自由流动的意识是严密的、有迹可循的、合理的。“我”的心理“总围绕一个意旨而流动，人的心理活动或事件情节，都呈现出一种条理性和逻辑秩序。可以说，施蛰存在对心理分析技巧的探寻上，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地步。”[1]
文本始终在强调“自我”，大量的主观意识流动，使读者被纳入“我”的内心世界，从而盖过了现实的世界，“心理联想的曲折递进代替了故事时空的发展。”[2]“我”进行了大量的自我提问和问答，使自己陷入怀疑和猜测中。“这个心理过程可能只有短短一瞬，但是用问答的语言很细致地把它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的按逻辑发展揭示出来，制造了一种时间被拉长的假象。”[3]这样，“我”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就产生了隔绝，成为一个只属于“我”的、秘密的空间。
“我”的所有思绪都是内心流动的私密想法，而另一方面，与“我”的内心形成观照的，是另一个现实的“私密”的叙事空间——伞下。
“我”能够在雨中悠闲自如地散步并打量行人，以及能够与少女同行的前提，是因为“我”有一把“好伞”，这把伞在文中多次出现。“一柄上等的伞”“我有一柄好的伞”“我有着伞”“我有着伞呢，而且大得足够容两个人的蔽荫的”。对伞的重复描写似乎显得有些多余，然而深入分析后，始觉这把“伞”当另有深意。这把反复提醒读者的“伞”不仅是一个道具、故事发生的前提，也是一个意象和隐喻。伞和“我”的内心具有某种隐秘的关联。“我”的伞是一个盾牌，一个渴望与人分享的空间。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然是纸醉金迷的大都市，路上行走的永远是神色匆匆而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城市化的进程难免带来紧张、焦虑、冷漠、孤独、压抑等等情绪，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与陌生的少女同处一把伞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害怕被认识的人看见，“我将伞沉下了些，让它遮蔽到我们的眉额。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不能看见我们的脸面。”于是在伞下形成了一个狭小、私密而相对安全的空间。
“伞”成了遮蔽“我”和少女的屏障，“我”用“伞”来抵御外界的纷扰，抵抗周遭的言语、道德约束。伞下暂时的私密空间和“我”的内心相互关照，暗示着“我”的内心潮涌而私密的想法，使“我”得以暂时抛除平时来自外界和自我施加的道德标准、清规戒律，让自己内心的欲望和真实的想法得以释放。面对美丽的女子，“我”觀察她的目光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使“我”产生的有关日本美人的遐想，已经带有一些玩味和意淫的意味。“至于我自己，在旁人眼光里，或许成为她的丈夫或情人了，我很有些得意着这种自譬的假饰。”在不被认出（“伞”的遮蔽）的情况下，被当成是少女的“丈夫或情人”给“我”带来的虚荣和满足显然是很使人高兴的。而这样一种私密的环境，事实上也的确拉近了“我”与少女的距离，使“我”得以通过观察她在内心里获得亲密感，进而产生熟识的错觉。同行的“我”与少女，的确像是多年的旧识了。不由令人想起顾城的《远与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外部世界的隔绝，似乎打破了“我”与少女之间陌生的关系，仿佛消除了隔阂，变得亲密无间。
“我”的内心世界和伞下的狭小空间在文本中具有二重性，两个“私密”的叙事空间一虚一实，相互观照，使得《梅雨之夕》这篇小说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加精巧，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参考文献：
[1]刘艳. 心理分析小说的现代流变──对郁达夫、施蛰存、张爱玲的历时性考察[J]. 东岳论丛， 2000.
[2][3]林捷. 施蛰存《梅雨之夕》与张爱玲《封锁》比较[J].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 200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施蛰存被认为是海派作家、“新感觉主义”代表作家，尽管他自己不承认“新感觉者”的称号。他的小说十分重视心理描写，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诠释文本。《梅雨之夕》主要以第一人称视角，将人物意识（及潜意识）的流动全面展开，呈现出“绵密如织”的心理分析。
初读《梅雨之夕》，只觉文本少连贯，艰涩难读，重读后才发现其可圈点之处，尤其注意到故事的发生始终带有一个特征——“私密”。这种“私密”体现在两个叙事空间内，一是“我”的内心世界，二是“我”和少女共处的“秘密”的伞下空间。
首先是“我”的内心世界。小说从第一人称“我”出发，所描绘的都是“我”眼中的世界，“我”的想法，是以主人公的视角在观察环境，作出思考。因为“我”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主体，小说始终将“我”的心理意识活动作为主要内容，而忽视（或者刻意在淡化）了传统小说所强调的情节、人物等因素。读罢小说，会发现这个故事十分简单，讲述的就是“我”在雨天遇见一位没有带伞的年轻女子并送她回家这样一个“生活片段”，但作者却将之处理得一波三折，用大量的自我独白和内心联想，使得文本中充溢着潮涌般的思绪，将读者深深代入场景和人物心理之中。
在遇见少女之前，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我”的所见所闻触发的瞬间的想法，奔走的行人、突然遇到的电车、乘客，种种细节观察十分细致，摹写后并要评论一番；然而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却时时给人不可靠的感觉，表现在对现实的不确定，不留意。如“从江西路走到四川路桥，竟走了差不多有半点钟光景。”“我”的思绪是时时都与现实相关的，但又都是从现实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细节开始蔓延开来，引发联想、思索或是漫无目的的随想。如“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不断的“漫想”让“我”的思绪十分发散，因而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似乎常处在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这些与游记“移步换景”有些类似之处的心理描写，所书写的是不连续的、汪洋恣肆的意识流动，随着眼见、耳闻不断切换，不断远离现实又回到现实，因此意识与现实的联结显得飘忽不定，既敏锐又模糊，既灵活又迟钝。
在遇见少女之后，“我”的意识是十分“专一”地围绕着少女进行“漫无边际”的联想。“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面前有一个美的对象，而又是在一重困难之中……只为了这些缘故，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面对美丽的少女，“我”的内心经历了复杂的斗争，并且一直到同行的路程结束，都在不断地猜测她的想法，“我肯定地猜测她是在这样想着。”“她一定都知道了关于我的事，她哄我了。”这种猜测是非常主观的，甚至有些可笑。她仿佛在暗示“我”同行，她仿佛是“我”的初恋，种种判断的理由显得牵强，但读起来又不甚突兀，似乎这些自由流动的意识是严密的、有迹可循的、合理的。“我”的心理“总围绕一个意旨而流动，人的心理活动或事件情节，都呈现出一种条理性和逻辑秩序。可以说，施蛰存在对心理分析技巧的探寻上，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地步。”[1]
文本始终在强调“自我”，大量的主观意识流动，使读者被纳入“我”的内心世界，从而盖过了现实的世界，“心理联想的曲折递进代替了故事时空的发展。”[2]“我”进行了大量的自我提问和问答，使自己陷入怀疑和猜测中。“这个心理过程可能只有短短一瞬，但是用问答的语言很细致地把它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的按逻辑发展揭示出来，制造了一种时间被拉长的假象。”[3]这样，“我”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就产生了隔绝，成为一个只属于“我”的、秘密的空间。
“我”的所有思绪都是内心流动的私密想法，而另一方面，与“我”的内心形成观照的，是另一个现实的“私密”的叙事空间——伞下。
“我”能够在雨中悠闲自如地散步并打量行人，以及能够与少女同行的前提，是因为“我”有一把“好伞”，这把伞在文中多次出现。“一柄上等的伞”“我有一柄好的伞”“我有着伞”“我有着伞呢，而且大得足够容两个人的蔽荫的”。对伞的重复描写似乎显得有些多余，然而深入分析后，始觉这把“伞”当另有深意。这把反复提醒读者的“伞”不仅是一个道具、故事发生的前提，也是一个意象和隐喻。伞和“我”的内心具有某种隐秘的关联。“我”的伞是一个盾牌，一个渴望与人分享的空间。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然是纸醉金迷的大都市，路上行走的永远是神色匆匆而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城市化的进程难免带来紧张、焦虑、冷漠、孤独、压抑等等情绪，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与陌生的少女同处一把伞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害怕被认识的人看见，“我将伞沉下了些，让它遮蔽到我们的眉额。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不能看见我们的脸面。”于是在伞下形成了一个狭小、私密而相对安全的空间。
“伞”成了遮蔽“我”和少女的屏障，“我”用“伞”来抵御外界的纷扰，抵抗周遭的言语、道德约束。伞下暂时的私密空间和“我”的内心相互关照，暗示着“我”的内心潮涌而私密的想法，使“我”得以暂时抛除平时来自外界和自我施加的道德标准、清规戒律，让自己内心的欲望和真实的想法得以释放。面对美丽的女子，“我”觀察她的目光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使“我”产生的有关日本美人的遐想，已经带有一些玩味和意淫的意味。“至于我自己，在旁人眼光里，或许成为她的丈夫或情人了，我很有些得意着这种自譬的假饰。”在不被认出（“伞”的遮蔽）的情况下，被当成是少女的“丈夫或情人”给“我”带来的虚荣和满足显然是很使人高兴的。而这样一种私密的环境，事实上也的确拉近了“我”与少女的距离，使“我”得以通过观察她在内心里获得亲密感，进而产生熟识的错觉。同行的“我”与少女，的确像是多年的旧识了。不由令人想起顾城的《远与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外部世界的隔绝，似乎打破了“我”与少女之间陌生的关系，仿佛消除了隔阂，变得亲密无间。
“我”的内心世界和伞下的狭小空间在文本中具有二重性，两个“私密”的叙事空间一虚一实，相互观照，使得《梅雨之夕》这篇小说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加精巧，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参考文献：
[1]刘艳. 心理分析小说的现代流变──对郁达夫、施蛰存、张爱玲的历时性考察[J]. 东岳论丛， 2000.
[2][3]林捷. 施蛰存《梅雨之夕》与张爱玲《封锁》比较[J].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