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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杀虎口税关东起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北到包头、呼市，是“钦差督理”的税收监督衙门。
当时全国只有39个常关，杀虎口税关是有清一代山西唯一的常关。从顺治初的1650年设立到民国28年历时280年。
《清史稿》征权一节载：“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专差户部司员督征。”“张家口、杀虎口二口专差满蒙官。”
据清《朔平府志》载，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廷在此设户部抽分署，后称税务监督公署，直属户部所辖。户部抽分署的最高长官，由满洲宗室贵族所谓的“黄带子”、“红带子”充当，在户部充任员外郎一类的闲散差事。在京官中，他们地位比较低下，领取微薄的俸禄。但出任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的税务监督后，他们就成了“钦差”，其职务是“钦差督理××口税务监督”。在杀虎关衙门上，排有“户部钦差”的牌匾，为此，人们也称其为“户部衙门”。
杀虎口的户部衙门，设在杀虎堡（旧堡）与平集堡（新堡）之间的中关路北，这里地处两堡中间，是明代马市的贸易市场，也是杀虎堡的中枢地带。在杀虎口的八大衙门中，户部衙门位居首位，监督自然也就是八大衙门中地位最高的长官。他们过着锦衣玉食、豪华无度的生活。这样的“肥缺”，就连皇亲国戚也垂涎三尺，因此，他们的任期只能是一年一更换，更换的日期精确到日，一日也不能拖延。
二
据《清史稿》载：由于杀虎口、张家口乃京城两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康熙五年，“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唯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而不放归地方管辖。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八年，给事中苏拜上书：“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复定税额较多之(税关)仍差部员督征。”
雍正元年时，各关税“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门仍差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及打箭炉仍差部员”。
由此可见，其它关口的税收可放可收，唯独张家口、杀虎口的税收一直牢牢掌握在户部衙门手中。杀虎口税关的职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
雍正五年，“河宝营(即河曲、保德)木植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雍正十三年又决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务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山东、海口各洲县又设两联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出口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乾隆四年，又“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
归化城木税由杀虎口管理后不久，便发生了“包头乌拉山偷漏木税案”。大体情况是：
乾隆四年，驻守右卫(今右玉县)的将军移驻绥远。当时任绥远的将军是保德。保德看见大青子以西的乌拉山上长着参天大树，便见财起意。他派人到山上采伐木材，又将其捆成木排，沿黄河顺流而下，运出去卖高价，仅此一项，保德就侵吞国库税银18000多两。此外，保德还接受部下贿赂5000两。案发后，乾隆皇帝派协办大学士刘统勋负责查办，保德被依法判以死刑。在此期间，又一并查出山西巡抚明德、布政使蒋州、按察使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赍等人截留关税，侵吞税款2万多两，修建绥远城偷工减料等一系列案件，乾隆皇帝气愤地说：“山西一省藩臬鹏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王氏《东华附录》）。
乾隆二十六年，又“设归化城总税局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等口，差蒙古笔贴式二员分督征收牲畜税。”以加强对税收的监督管理。
这一时期，杀虎口的税收机构由原来的六局三卡增加为八局十卡。此外，还增设了平鲁的西镇川堡分局、阳高的小村分局、天镇的新平堡分局、兴和的高庙分卡、大同的东镇川堡分卡和杀虎口南门分卡。乾隆二十八年，“归化城税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征收”。
乾隆三十三年，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
乾隆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贡船外，别项商船不得免征，以杭州织造归盐政，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
由此看来，这块肥缺不论是收归户部还是划归地方管理，都一直在清王朝的议事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中也可以说明杀虎口的税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最近在杀虎口发现的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时任监督杀虎口税务的内务府郎中恒桂上报嘉庆皇帝的奏折中得知，“自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止，计六个月八日，征收税银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两三钱八分五厘。臣恒桂自三月初一接收起至八月二十一日，计五个月二十一日，征收过税银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两七钱五分二厘。前后统计，一年共征收过陆路货物正耗银两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两一钱三分七厘。”
据有关资料考证，嘉庆中后期到道光、咸丰年间，杀虎口上交户部的关税增到年收入五六万两，最高上到8万两之多。以此推算，杀虎口的年均总收入可达白银三十五六万两。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
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
先有杀虎关，后有绥远城。
杀虎口的监督税务衙门及其支局分卡，下设有4个经承，4个头役，以及贴书、巡役，额定编制为40家“房缺”，60家“班缺”。“班缺”的公开标价为1600两银子，“房缺”的公开标价是3600两银子。一旦有缺，就可公开出售给有钱人家的子弟充任。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此归化关的强化，杀虎口的业务越来越少。
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年“复减各关赢额数，于是定户关坐粮厅六千两，天津二万，……归化城一千六百，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余，无庸更议”。
咸丰九年，“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
三
1912年民国成立后，“杀虎关”改为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派自己的学生甘云鹏任杀虎口税务监督。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杀虎口税关归察哈尔财政厅管辖，杀虎口税关的监督兼任京绥铁路局局长。
1928年晋军统治绥远后，将杀虎口和归绥的塞北关合并，阎锡山在此设立了“厘金局”，税上加税，客商苦不堪言，杀虎口因逐年萧条而最后关闭。这样，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起，到民国28年，运转了280年的杀虎口税关，在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三个阶段后，宣告结束。
在这280年间，晋商就是从这里走出塞外，渡朔漠，过瀚海，打通了横跨欧亚的商贸大通道，使晋商走出国门，走向繁荣，走向辉煌。
在这280年间，杀虎关为大清的兴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而随着京呼铁路的开通，伴随着火车的一声嘶鸣，这个繁荣了280年的古税关也停止了运转。
杀虎口税关东起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北到包头、呼市，是“钦差督理”的税收监督衙门。
当时全国只有39个常关，杀虎口税关是有清一代山西唯一的常关。从顺治初的1650年设立到民国28年历时280年。
《清史稿》征权一节载：“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专差户部司员督征。”“张家口、杀虎口二口专差满蒙官。”
据清《朔平府志》载，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廷在此设户部抽分署，后称税务监督公署，直属户部所辖。户部抽分署的最高长官，由满洲宗室贵族所谓的“黄带子”、“红带子”充当，在户部充任员外郎一类的闲散差事。在京官中，他们地位比较低下，领取微薄的俸禄。但出任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的税务监督后，他们就成了“钦差”，其职务是“钦差督理××口税务监督”。在杀虎关衙门上，排有“户部钦差”的牌匾，为此，人们也称其为“户部衙门”。
杀虎口的户部衙门，设在杀虎堡（旧堡）与平集堡（新堡）之间的中关路北，这里地处两堡中间，是明代马市的贸易市场，也是杀虎堡的中枢地带。在杀虎口的八大衙门中，户部衙门位居首位，监督自然也就是八大衙门中地位最高的长官。他们过着锦衣玉食、豪华无度的生活。这样的“肥缺”，就连皇亲国戚也垂涎三尺，因此，他们的任期只能是一年一更换，更换的日期精确到日，一日也不能拖延。
二
据《清史稿》载：由于杀虎口、张家口乃京城两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康熙五年，“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唯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而不放归地方管辖。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八年，给事中苏拜上书：“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复定税额较多之(税关)仍差部员督征。”
雍正元年时，各关税“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门仍差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及打箭炉仍差部员”。
由此可见，其它关口的税收可放可收，唯独张家口、杀虎口的税收一直牢牢掌握在户部衙门手中。杀虎口税关的职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
雍正五年，“河宝营(即河曲、保德)木植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雍正十三年又决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务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山东、海口各洲县又设两联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出口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乾隆四年，又“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
归化城木税由杀虎口管理后不久，便发生了“包头乌拉山偷漏木税案”。大体情况是：
乾隆四年，驻守右卫(今右玉县)的将军移驻绥远。当时任绥远的将军是保德。保德看见大青子以西的乌拉山上长着参天大树，便见财起意。他派人到山上采伐木材，又将其捆成木排，沿黄河顺流而下，运出去卖高价，仅此一项，保德就侵吞国库税银18000多两。此外，保德还接受部下贿赂5000两。案发后，乾隆皇帝派协办大学士刘统勋负责查办，保德被依法判以死刑。在此期间，又一并查出山西巡抚明德、布政使蒋州、按察使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赍等人截留关税，侵吞税款2万多两，修建绥远城偷工减料等一系列案件，乾隆皇帝气愤地说：“山西一省藩臬鹏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王氏《东华附录》）。
乾隆二十六年，又“设归化城总税局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等口，差蒙古笔贴式二员分督征收牲畜税。”以加强对税收的监督管理。
这一时期，杀虎口的税收机构由原来的六局三卡增加为八局十卡。此外，还增设了平鲁的西镇川堡分局、阳高的小村分局、天镇的新平堡分局、兴和的高庙分卡、大同的东镇川堡分卡和杀虎口南门分卡。乾隆二十八年，“归化城税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征收”。
乾隆三十三年，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
乾隆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贡船外，别项商船不得免征，以杭州织造归盐政，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
由此看来，这块肥缺不论是收归户部还是划归地方管理，都一直在清王朝的议事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中也可以说明杀虎口的税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最近在杀虎口发现的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时任监督杀虎口税务的内务府郎中恒桂上报嘉庆皇帝的奏折中得知，“自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止，计六个月八日，征收税银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两三钱八分五厘。臣恒桂自三月初一接收起至八月二十一日，计五个月二十一日，征收过税银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两七钱五分二厘。前后统计，一年共征收过陆路货物正耗银两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两一钱三分七厘。”
据有关资料考证，嘉庆中后期到道光、咸丰年间，杀虎口上交户部的关税增到年收入五六万两，最高上到8万两之多。以此推算，杀虎口的年均总收入可达白银三十五六万两。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
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
先有杀虎关，后有绥远城。
杀虎口的监督税务衙门及其支局分卡，下设有4个经承，4个头役，以及贴书、巡役，额定编制为40家“房缺”，60家“班缺”。“班缺”的公开标价为1600两银子，“房缺”的公开标价是3600两银子。一旦有缺，就可公开出售给有钱人家的子弟充任。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此归化关的强化，杀虎口的业务越来越少。
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年“复减各关赢额数，于是定户关坐粮厅六千两，天津二万，……归化城一千六百，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余，无庸更议”。
咸丰九年，“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
三
1912年民国成立后，“杀虎关”改为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派自己的学生甘云鹏任杀虎口税务监督。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杀虎口税关归察哈尔财政厅管辖，杀虎口税关的监督兼任京绥铁路局局长。
1928年晋军统治绥远后，将杀虎口和归绥的塞北关合并，阎锡山在此设立了“厘金局”，税上加税，客商苦不堪言，杀虎口因逐年萧条而最后关闭。这样，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起，到民国28年，运转了280年的杀虎口税关，在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三个阶段后，宣告结束。
在这280年间，晋商就是从这里走出塞外，渡朔漠，过瀚海，打通了横跨欧亚的商贸大通道，使晋商走出国门，走向繁荣，走向辉煌。
在这280年间，杀虎关为大清的兴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而随着京呼铁路的开通，伴随着火车的一声嘶鸣，这个繁荣了280年的古税关也停止了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