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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邓小平获选。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区区两个星期的工夫。历史已经证明，把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时代》周刊没有看走眼。
没有看走眼的还有美国政府。就在《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出版的同时，中美两国建交。到了月底，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陪同中国副总理检阅了美国仪仗队。随后，以国宴相待。
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一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官方已经承认邓小平才是中国政府真正的首脑。
接班人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之前较为完整的履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党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
邓小平与“核心”相关的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右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28岁的邓小平，时任中央苏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曾当面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这样记载：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3月底，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转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着批判的深入，到了5月，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来邓小平总结人生时自称“三落三起”，这一次正是原点。
40年后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做批示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1952年，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与高岗等5人奉召进京。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即负责处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相关事宜。根据韩钢研究的体会，毛泽东当时在接班人人选上业已有了新的考量。
1956年，谜底揭开。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党史研究者公认的是：这是邓小平确立接班人地位的标志。
中央书记处地位之重要，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50年前的一次工作往来中看出门道。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6月8日，毛泽东索性亲自起草了一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这样记载：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换言之，有时国务院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韩钢说。
毛泽东对邓小平接班人地位的肯定，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得到更为直接的确认。
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之后，李君如得出一个结论：八大之后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事实上的接班人并存的局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属同代人(刘比毛小5岁)，邓却可以算作下一代(邓比毛小11岁)。从年龄角度，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和生于1907年的林彪更有优势。
二度复出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主政中国期间，采取了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一路线的相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使两人的矛盾开始突出。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软禁。这段靠边站的经历，后来对他成为“核心”也不无益处。韩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错误进行修正，而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不是“既得利益者”，起码增加了“感情分”。
“文革”进行到一半之时，在“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客死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破灭。当时已经面临朝中无人的局面，“四人帮”只能乱文而不能乱武，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后来还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至关重要的军队，尚有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在替毛泽东分忧，但日常行政工作，则必须遴选出周恩来的接班人选。
1972年1月，毛泽东身着睡袍参加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和陈毅遗孀张茜交谈时，毛泽东似是有意似是无意地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评价，显然与“四人帮”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有着天壤之别。一旁的周恩来随即私下叮嘱陈毅子女，将这句话传出去。
这只是邓小平二度复出过程中，最早的一个铺垫。
1973年2月，蛰伏江西3年有余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0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相别6年的老朋友再度握手。毛泽东嘱咐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不少外国记者随即直奔邮电局，“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了”！这样的电讯迅即传遍世界。
钢铁公司
“人们不仅从感情上倾向于邓小平，从自身利益角度，人们也希望他能在毛泽东去世后站出来。”多名党史研究者说。
在林彪摔死他乡后，人们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是邓小平把这些怀疑变成了一个个的政策”。党史研究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表示。
“变成政策”，首先要有指挥全局的权力。邓小平二度复出之初，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无力驾驭全局。即便如此，邓小平也没有放弃他一贯的原则。197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著名的“风庆轮事件”上，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大帽，他据理力争，直至愤而离席。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后来对前去会见的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随着对王洪文的失望，以及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进一步肯定，1974年12月，毛泽东做出决定，邓小平除了继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1974年10月开始)，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次年1月，邓小平又获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年过七旬的他，先是从77岁的周恩来手中接过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后来又在1975年7月从41岁的王洪文手中接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成为党政两方面事实上的一把手。
如果说“风庆轮事件”只是钢铁公司开张大吉，这家公司在1975年头几个月的业务进展可以用迅猛来形容。依靠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的猛烈冲锋，邓小平掀起了全面整顿的高潮，“四大金刚”分别在科学、铁路、国防科工、教育系统四处开花。
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2008年1月出版的新书《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当中，借道父亲张爱萍的回忆，还原了当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乱象。
1975年3月9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一头扎进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之前，他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已经对230厂有了第一印象：乱。
张胜记录：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山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3个月后，张爱萍向军委——国务院联席工作会议汇报。会议记录摘要显示，张爱萍汇报说，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经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随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回答：8923，就是上午8、9点钟上班，下午2、3点钟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个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
邓小平再次插话：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派系纷争，如同一个毒瘤，业已扩散到病人全身。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万里在汇报了派性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状况之后，表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随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邓小平又两度听取万里汇报，在万里提出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准备在3月召开之时，邓小平再度雷厉风行：不行，要在2月25日开。同时，邓小平要求抓紧把整顿铁路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系统秩序迅速好转。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次日就与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再次听取张爱萍的汇报。邓小平说：对那些搞派系的人不能等了，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
张爱萍据此起草了一个决定，和铁道部那一次一样，决定以中央1975年十四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三度落难
毛泽东去世之前曾有名言：我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8月20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荻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张胜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宋江篡权，篡了谁的权？他当时忧虑涌上心头，难道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对张胜等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许多关注毛、邓之间互动的人，也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张胜说，这关乎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然到头了。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第二封信后——据张胜所知——雷霆震怒。
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做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一说法，到了“四人帮”那里，变成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1月2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时机进言：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即，他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
张胜后来得知，毛远新的“联络员”作用，是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听说，邓小平在得知毛远新“荣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后，“反应非常强烈”。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邓小平反驳说，我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次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2日四人会议的汇报，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帮邓会议渐成常态。
在这个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曾到邓小平家里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一书用了4个字予以形容：不欢而散。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也打个招呼。张胜回忆，在下定决心“批邓”之前，毛泽东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
但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明确指出：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
随即，张爱萍在主政国防科委9个月后“靠边站”。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央军委三总部两处宣布“张爱萍同志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错误，要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张胜在《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这样写道：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出席政治局会议，甚至主持“帮邓”会议。他后来回忆，会议上他有时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众望所归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果断采取行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出，神州欢呼一片。郭沫若诗云：大快人心事，消灭“四人帮”。
据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回忆，此时仍有人希望继续“批邓”，声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王震是最勇敢的斗士，竟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简报负责人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在“王震们”的强大火力下，“‘批邓’根本没有再搞下去了，实际上是停止了”。
但这还不足以令邓小平的“三度复出”波澜不惊。1976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对中央宣传部门做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次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后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亲自决策，“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堵死邓小平“三度复出”的路。但在当时，“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具备最权威的话语权。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写到了中央的不同意见。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表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恢复了一切职务。但他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
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很快有了进展。1977年8月12日～18日，十一大召开。据徐焰回忆，大批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重返政治舞台，而“造反派”等“文革”既得利益者几乎被一扫而空。一年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又有数名“既得利益者”被通知不必来开会，“这无疑为邓小平真正成为党内领袖奠定了组织基础”。徐焰说。
第三度复出的“永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此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观看中国青年足球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全场突然掌声响起，欢呼如雷。
次日晚，军队系统的一个庆祝建军5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据张胜回忆，晚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
31年后，已年过六旬的张胜回忆：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
没有后台，没有组织参与，一切都是群众自发。张胜的妹妹当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一些文工团员们在获悉邓小平复出时，简直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了，有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咒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77年10月，他先是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指出，“我现在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时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徐焰看到了一份邓小平在吉林讲话的内部文件，顿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此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站出来表态了。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第一个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23日，做出相同表态的地方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已有32名。
而在中央内部，华、叶、邓三巨头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势。在接受采访时，叶选基说：据我所知，只要邓小平坚持的事情，叶剑英就会同意；只要叶剑英坚持的，华国锋就没有反对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指出，邓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党史研究者已有共识，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咒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徐焰从吉林请假返回北京，与老干部广泛接触后得知，这个受了多年排挤的群体已经做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牢骚”的准备。终于，在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3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
12月18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家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邓小平获选。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区区两个星期的工夫。历史已经证明，把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时代》周刊没有看走眼。
没有看走眼的还有美国政府。就在《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出版的同时，中美两国建交。到了月底，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陪同中国副总理检阅了美国仪仗队。随后，以国宴相待。
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一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官方已经承认邓小平才是中国政府真正的首脑。
接班人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之前较为完整的履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党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
邓小平与“核心”相关的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右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28岁的邓小平，时任中央苏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曾当面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这样记载：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3月底，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转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着批判的深入，到了5月，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来邓小平总结人生时自称“三落三起”，这一次正是原点。
40年后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做批示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1952年，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与高岗等5人奉召进京。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即负责处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相关事宜。根据韩钢研究的体会，毛泽东当时在接班人人选上业已有了新的考量。
1956年，谜底揭开。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党史研究者公认的是：这是邓小平确立接班人地位的标志。
中央书记处地位之重要，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50年前的一次工作往来中看出门道。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6月8日，毛泽东索性亲自起草了一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这样记载：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换言之，有时国务院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韩钢说。
毛泽东对邓小平接班人地位的肯定，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得到更为直接的确认。
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之后，李君如得出一个结论：八大之后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事实上的接班人并存的局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属同代人(刘比毛小5岁)，邓却可以算作下一代(邓比毛小11岁)。从年龄角度，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和生于1907年的林彪更有优势。
二度复出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主政中国期间，采取了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一路线的相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使两人的矛盾开始突出。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软禁。这段靠边站的经历，后来对他成为“核心”也不无益处。韩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错误进行修正，而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不是“既得利益者”，起码增加了“感情分”。
“文革”进行到一半之时，在“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客死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破灭。当时已经面临朝中无人的局面，“四人帮”只能乱文而不能乱武，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后来还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至关重要的军队，尚有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在替毛泽东分忧，但日常行政工作，则必须遴选出周恩来的接班人选。
1972年1月，毛泽东身着睡袍参加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和陈毅遗孀张茜交谈时，毛泽东似是有意似是无意地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评价，显然与“四人帮”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有着天壤之别。一旁的周恩来随即私下叮嘱陈毅子女，将这句话传出去。
这只是邓小平二度复出过程中，最早的一个铺垫。
1973年2月，蛰伏江西3年有余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0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相别6年的老朋友再度握手。毛泽东嘱咐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不少外国记者随即直奔邮电局，“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了”！这样的电讯迅即传遍世界。
钢铁公司
“人们不仅从感情上倾向于邓小平，从自身利益角度，人们也希望他能在毛泽东去世后站出来。”多名党史研究者说。
在林彪摔死他乡后，人们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是邓小平把这些怀疑变成了一个个的政策”。党史研究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表示。
“变成政策”，首先要有指挥全局的权力。邓小平二度复出之初，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无力驾驭全局。即便如此，邓小平也没有放弃他一贯的原则。197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著名的“风庆轮事件”上，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大帽，他据理力争，直至愤而离席。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后来对前去会见的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随着对王洪文的失望，以及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进一步肯定，1974年12月，毛泽东做出决定，邓小平除了继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1974年10月开始)，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次年1月，邓小平又获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年过七旬的他，先是从77岁的周恩来手中接过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后来又在1975年7月从41岁的王洪文手中接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成为党政两方面事实上的一把手。
如果说“风庆轮事件”只是钢铁公司开张大吉，这家公司在1975年头几个月的业务进展可以用迅猛来形容。依靠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的猛烈冲锋，邓小平掀起了全面整顿的高潮，“四大金刚”分别在科学、铁路、国防科工、教育系统四处开花。
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2008年1月出版的新书《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当中，借道父亲张爱萍的回忆，还原了当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乱象。
1975年3月9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一头扎进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之前，他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已经对230厂有了第一印象：乱。
张胜记录：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山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3个月后，张爱萍向军委——国务院联席工作会议汇报。会议记录摘要显示，张爱萍汇报说，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经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随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回答：8923，就是上午8、9点钟上班，下午2、3点钟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个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
邓小平再次插话：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派系纷争，如同一个毒瘤，业已扩散到病人全身。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万里在汇报了派性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状况之后，表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随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邓小平又两度听取万里汇报，在万里提出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准备在3月召开之时，邓小平再度雷厉风行：不行，要在2月25日开。同时，邓小平要求抓紧把整顿铁路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系统秩序迅速好转。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次日就与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再次听取张爱萍的汇报。邓小平说：对那些搞派系的人不能等了，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
张爱萍据此起草了一个决定，和铁道部那一次一样，决定以中央1975年十四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三度落难
毛泽东去世之前曾有名言：我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8月20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荻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张胜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宋江篡权，篡了谁的权？他当时忧虑涌上心头，难道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对张胜等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许多关注毛、邓之间互动的人，也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张胜说，这关乎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然到头了。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第二封信后——据张胜所知——雷霆震怒。
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做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一说法，到了“四人帮”那里，变成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1月2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时机进言：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即，他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
张胜后来得知，毛远新的“联络员”作用，是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听说，邓小平在得知毛远新“荣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后，“反应非常强烈”。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邓小平反驳说，我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次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2日四人会议的汇报，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帮邓会议渐成常态。
在这个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曾到邓小平家里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一书用了4个字予以形容：不欢而散。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也打个招呼。张胜回忆，在下定决心“批邓”之前，毛泽东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
但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明确指出：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
随即，张爱萍在主政国防科委9个月后“靠边站”。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央军委三总部两处宣布“张爱萍同志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错误，要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张胜在《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这样写道：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出席政治局会议，甚至主持“帮邓”会议。他后来回忆，会议上他有时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众望所归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果断采取行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出，神州欢呼一片。郭沫若诗云：大快人心事，消灭“四人帮”。
据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回忆，此时仍有人希望继续“批邓”，声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王震是最勇敢的斗士，竟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简报负责人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在“王震们”的强大火力下，“‘批邓’根本没有再搞下去了，实际上是停止了”。
但这还不足以令邓小平的“三度复出”波澜不惊。1976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对中央宣传部门做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次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后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亲自决策，“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堵死邓小平“三度复出”的路。但在当时，“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具备最权威的话语权。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写到了中央的不同意见。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表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恢复了一切职务。但他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
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很快有了进展。1977年8月12日～18日，十一大召开。据徐焰回忆，大批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重返政治舞台，而“造反派”等“文革”既得利益者几乎被一扫而空。一年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又有数名“既得利益者”被通知不必来开会，“这无疑为邓小平真正成为党内领袖奠定了组织基础”。徐焰说。
第三度复出的“永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此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观看中国青年足球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全场突然掌声响起，欢呼如雷。
次日晚，军队系统的一个庆祝建军5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据张胜回忆，晚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
31年后，已年过六旬的张胜回忆：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
没有后台，没有组织参与，一切都是群众自发。张胜的妹妹当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一些文工团员们在获悉邓小平复出时，简直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了，有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咒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77年10月，他先是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指出，“我现在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时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徐焰看到了一份邓小平在吉林讲话的内部文件，顿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此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站出来表态了。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第一个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23日，做出相同表态的地方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已有32名。
而在中央内部，华、叶、邓三巨头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势。在接受采访时，叶选基说：据我所知，只要邓小平坚持的事情，叶剑英就会同意；只要叶剑英坚持的，华国锋就没有反对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指出，邓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党史研究者已有共识，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咒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徐焰从吉林请假返回北京，与老干部广泛接触后得知，这个受了多年排挤的群体已经做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牢骚”的准备。终于，在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3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
12月18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家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