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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惨败是红军历史上的重大挫折。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发生在1936年lO月-1937年3月的历史几乎被尘封，70多年来难见天日。听说李先念主席健在时，有人创作了关于西路军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请他审阅，他都一一谢绝了，不是他不愿意看，而是他不堪回首那场前所未有的恶战、血战、苦战的惨烈与悲壮的往事……
不过，他在临终时对子女讲：“再让国家为我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上。”他要跟西路军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因为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含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提起四方面军就不能不涉及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其人。张国焘背叛了革命，众所周知，本文不作介绍。有些作品把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同起来。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能因为失败了，就否认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史实照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的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针对这一段文字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仍坚持反党，坚持他的一贯的退却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以后所涉及西路军的著述，基本调子与此相符。
既然上面有了结论，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也就不言而喻。
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的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才给“解密”，其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可惜，西路军一号首长陈昌浩冤死于“文革”，不然，他就更有发言权。更能陈述史实真相。
那么西路军遭到惨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临危受命，西渡黄河通新疆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胜利结束。但在此前后，全国的局势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日本帝国义对中国的侵略愈加疯狂，开始向绥东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华北。这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急于消灭红军，但日本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因而出现了争取国民党参加抗日的可能。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成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坚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殷切期望红军及早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三大主力红军云集西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予以各个击破的梦想。这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涛愈加澎湃汹涌，势不可挡。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一面采取“逼蒋抗日”的斗争方针，呼吁实现国共合作，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一面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夺取宁夏及甘西，打通苏联，取得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联合东北军、西北军，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但是，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解决西北危机，正在绞尽脑汁。计划第一步组织“通谓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的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进至定西，王以哲控制平凉、隆德、静宁，董应斌部抽调两个师至固原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敌军企图在西南通道地区与红军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红军：集中几十万大军，配置百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红军主力压迫黄河以东、西南通道以北的地区，妄想将红军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5000人左右。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成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这年10月。张学良将蒋介石的“通谓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认为形势紧迫，经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决定执行提前夺取宁夏的计划。
红军渡河以后。蒋介石立即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进击红军。
红军在河西立足未稳，就遭到“二马”的重重包围和猛烈攻击，处境极为艰难。这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经没有执行的可能，决定按《作战新计划》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之”。毛，周电示河西部队西进凉州，实际上是《作战新计划》的一个部署。1936年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向西进发。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地区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区在三十军之后跟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初冬的大西北旷野，不见绿色，不见河流，不见树木。只有风沙、土丘、戈壁滩。铁板似的戈壁滩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五颜六色的砾石，间或衬托出几撮枯黄的骆驼草，在鬼哭狼嚎中颤抖。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们，强忍着饥饿、寒冷、干渴、疲惫，向莽莽草原进军。
同年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下达命令，河西部队改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四方(面)军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指挥部，其组织依旧不变”。13日，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红军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000余人。令其今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要求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品，从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从此，西路军的一切行动由党中央和军委指挥。
二、敌众我寡，缺粮，缺弹，缺兵源
据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总兵力达18万之众，仅统治甘青两省的马家军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武装数十万。马步青、马步芳兄弟2人各霸一方，拥军自雄，而且马家军多为回民组成，又多是骑兵。贯以剽悍、凶残著称。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并且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一年半之多，已经疲惫不堪，加之大都是步兵，没有群众基础、后勤保障和弹药补充，比一比，看一看西路军的劣势一目了然。
“西安事变”前夕，西路军奋战月余，共毙伤敌6000余人，但自身损失惨重，由过河时的21000余人减至15000余人，战斗力大大减弱。加之天寒地冻，战斗频繁，后勤失去保障，使西路军伤病员急剧增加。后来。“总部后勤部门在群众的帮助下，从山里搞来两三千只羊平分给各部队，李先念优先照顾伤病员，派人给军医院送去数只”。“粮食欠缺到如此程度，西路军要在这里支持下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李先念传》260--261页)。
三、决策多变，军令如山为河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尔反尔，在南京扣压了张学良，并调集重兵逼近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见此，1937年1月2日，军委电令河东红军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歼灭敌人。”7、8两日，军委又电令西路军：“令其在临高地带创造根据地消灭敌人来完成根据地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及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因而对停止西进的指示很不理解。徐向前说：“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指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两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40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李先念传》264—265页)。
四、战术轻敌，机械执行中央令
河西部队改成西路军的时候，李先念、程世才已率军占领了大靖的土门子，守敌骑兵师工兵营350余人投降，进展顺利。但左翼九军的行进却严重受挫。进军途中。该部在干柴洼地区受到马敌3个骑兵旅的围攻和追击，经两天激战后，摆脱敌人，进抵古浪城。1936年11月16日拂晓，敌集中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4个民团向古浪猛攻，九军苦战3天。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受严重损失，伤亡达24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雅、二十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牺牲，部队被迫撤出战斗，放弃古浪。徐向前说：“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的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九军受挫给西路军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后，19日、2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3次电令西路军：“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回旋余地。”“三十军应占领有利阵地，坚工集粮，如遇敌决战，要集中优势兵力，达到有把握消灭敌人的目的。”“根据上述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见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2日发出了《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为在甘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斗争。这样，西路军便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狭长地带陷入终日与敌苦战的困境中，也就是血战河西走廊。
马步芳为了及早消灭红军，向蒋介石请功，便集中兵力于永昌、凉州线上与红军主力决战，胡宗南补充旅予以支援。这样，红三十军成了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目标。
在西路军两大主力九军损失惨重、三十军遭到强敌围攻的情况下。主要领导人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陈昌浩认为形势大好，马家军已被击溃，西路军完全有力量在现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则认为基本击溃敌人的标志是红军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而现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敌人在进攻，红军在转入防御，敌人有后方，有补给，红军没有。特别是古浪一仗九军元气大伤，说形势大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条件，长此下去，被动挨打。势必要吃大亏。当时李先念也不同意陈昌浩对形势的估计。曾与徐向前交谈过。有一天他到永昌城里总指挥部驻地，又当面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极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多嘴。”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顾实际情况，机械执行中央指示，别人拿他没办法。不仅如此，他反而认为徐向前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曾找军政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做工作，准备对徐开展斗争，但因没人支持而作罢。
徐向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于1936年11月24日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称：“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茅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4600；五军人4000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6000，步枪2000余，每枪弹约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时，西路军虽然接连失利，但还没有彻底失败。不过，要在这里立足建立根据地已经没有可能。如党中央、中央军委能采纳徐向前的意见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或陈昌浩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按徐向前的意见行事，有可能避免后来全军覆没的结局。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自古至今，军令如山倒。更何况是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红军，西路军必须绝对置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加之长征途中陈昌浩支持过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做法，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使陈变得特别谨慎，害怕再犯错误，奉中央指示为金科玉律，此两种心态也是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浴血奋战。孤军兵败祁连山
1937年1月初，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陈昌浩又不采纳李先念主张的“将九军置于临泽，五军置于高台，三十军置于两县之间，便于两头都能策应的意见”，并说：“我要看到九军的转变。”由于五军的位置孤立突出，仅有一部电台又在临泽的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故而，当马敌集中两万余兵力，绕过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围攻高台时，该军便陷入孤军血战的困境，经3日激战，原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致使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五军覆没。至此，西路军断臂折戟，三去其一，处境更加艰难。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更加嚣张。复后围攻临泽，经3天3夜激战，驻守临泽的五军一部兵力和总部直属队突出重围，到达倪家营子地区，马敌发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即集中兵力予以团团包围，红军陷入绝境。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血战、苦战。历时40个日日夜夜，西路军以一当十，带伤杀敌，直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大漠为之呜咽，雪岭为之惊泣，显示了广大指战员临大难而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本色。
此时，红三十军阵地的后面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的驻地廖家屯。于是便成了马敌进攻的重点。敌人的每次进攻都集中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先是以大炮轰击，继以集团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红马营、白马营，卷着滚滚沙尘，风驰电掣般地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三十军的指战员们依托断垣残壁坚守阵地，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因子弹不多，每人只有一两排，都舍不得用，主要靠大刀、刺刀与敌人拼搏，每当敌人狂叫冲到二三米处时，随着一排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毙伤冲在最前面的一些敌人后，战土们就跳出断垣残壁，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大刀卷刃了，用枪托、木棍打，用石头砸。用牙齿咬，不仅轻伤员连重伤员也不下火线，有的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赤手空拳抱住冲到跟前的敌人滚成一团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拔掉敌人的胡子……阵地丧失，组织反冲锋夺回，敌人再反扑上来又失掉。再次组织反冲锋夺回……红军指战员无日不战，每天都要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每个屯庄、每寸土地，捍卫着西路军的荣誉和尊严。
从1937年2月22日至27日，西路军又与敌人血战5昼夜，虽重创马敌，但自身伤亡亦众，已经到了弹尽粮绝，难以支撑的地步。于是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连夜突围，准备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倪家营子血战，历时40个日日夜夜，西路军在被迫实行决战防御的险恶形势下，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先后共毙伤敌人万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连敌酋马步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不愧为铁军”。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给红军历史上留下了最惨痛、最悲壮的一页。
据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师以上干部20人)，被俘遭虐杀活埋的有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的有4500人，流落民间和失踪达4700多人。
所剩余部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领导人的指挥和带领下，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险恶征程，虎口余生的420人经党中央的努力达到星星峡。后来左支队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这是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唯一的成建制的部队。
六、拨乱反正，优待幸存慰英灵
西路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惨遭失败，但他们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留下的史实同日月，万古存。可是，幸存者万万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千千万万的有功之臣，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和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刚过花甲之年的西路军原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惨遭毒打后服毒自杀，第三任妻子格兰娜(俄罗斯人)被迫与他离婚，仍然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英、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扬弃荒野。
改革开放后，1980年8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党中央为陈昌浩平反，并于21日为陈补开了追悼会。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等领导人参加，悼词称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但一代名将风雨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
1981年，经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的直接干预和邓小平批示。西路军的真相才得以逐步澄清。纠正了西路军失败归根于“张国焘路线”的结论。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流散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联合出台政策，适当给予照顾。其后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的生活补贴，另将以前的流落红军证换发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
1992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含五军、九军、三十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两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失败。”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帅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将西路军兵败原因归纳为4点：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至此，西路军失败原因才彻底大白于天下。得出了一个公正的结论。
不过，他在临终时对子女讲：“再让国家为我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上。”他要跟西路军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因为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含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提起四方面军就不能不涉及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其人。张国焘背叛了革命，众所周知，本文不作介绍。有些作品把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同起来。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能因为失败了，就否认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史实照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的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针对这一段文字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仍坚持反党，坚持他的一贯的退却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以后所涉及西路军的著述，基本调子与此相符。
既然上面有了结论，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也就不言而喻。
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的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才给“解密”，其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可惜，西路军一号首长陈昌浩冤死于“文革”，不然，他就更有发言权。更能陈述史实真相。
那么西路军遭到惨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临危受命，西渡黄河通新疆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胜利结束。但在此前后，全国的局势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日本帝国义对中国的侵略愈加疯狂，开始向绥东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华北。这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急于消灭红军，但日本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因而出现了争取国民党参加抗日的可能。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成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坚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殷切期望红军及早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三大主力红军云集西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予以各个击破的梦想。这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涛愈加澎湃汹涌，势不可挡。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一面采取“逼蒋抗日”的斗争方针，呼吁实现国共合作，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一面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夺取宁夏及甘西，打通苏联，取得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联合东北军、西北军，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但是，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解决西北危机，正在绞尽脑汁。计划第一步组织“通谓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的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进至定西，王以哲控制平凉、隆德、静宁，董应斌部抽调两个师至固原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敌军企图在西南通道地区与红军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红军：集中几十万大军，配置百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红军主力压迫黄河以东、西南通道以北的地区，妄想将红军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5000人左右。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成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这年10月。张学良将蒋介石的“通谓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认为形势紧迫，经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决定执行提前夺取宁夏的计划。
红军渡河以后。蒋介石立即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进击红军。
红军在河西立足未稳，就遭到“二马”的重重包围和猛烈攻击，处境极为艰难。这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经没有执行的可能，决定按《作战新计划》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之”。毛，周电示河西部队西进凉州，实际上是《作战新计划》的一个部署。1936年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向西进发。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地区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区在三十军之后跟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初冬的大西北旷野，不见绿色，不见河流，不见树木。只有风沙、土丘、戈壁滩。铁板似的戈壁滩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五颜六色的砾石，间或衬托出几撮枯黄的骆驼草，在鬼哭狼嚎中颤抖。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们，强忍着饥饿、寒冷、干渴、疲惫，向莽莽草原进军。
同年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下达命令，河西部队改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四方(面)军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指挥部，其组织依旧不变”。13日，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红军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000余人。令其今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要求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品，从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从此，西路军的一切行动由党中央和军委指挥。
二、敌众我寡，缺粮，缺弹，缺兵源
据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总兵力达18万之众，仅统治甘青两省的马家军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武装数十万。马步青、马步芳兄弟2人各霸一方，拥军自雄，而且马家军多为回民组成，又多是骑兵。贯以剽悍、凶残著称。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并且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一年半之多，已经疲惫不堪，加之大都是步兵，没有群众基础、后勤保障和弹药补充，比一比，看一看西路军的劣势一目了然。
“西安事变”前夕，西路军奋战月余，共毙伤敌6000余人，但自身损失惨重，由过河时的21000余人减至15000余人，战斗力大大减弱。加之天寒地冻，战斗频繁，后勤失去保障，使西路军伤病员急剧增加。后来。“总部后勤部门在群众的帮助下，从山里搞来两三千只羊平分给各部队，李先念优先照顾伤病员，派人给军医院送去数只”。“粮食欠缺到如此程度，西路军要在这里支持下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李先念传》260--261页)。
三、决策多变，军令如山为河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尔反尔，在南京扣压了张学良，并调集重兵逼近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见此，1937年1月2日，军委电令河东红军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歼灭敌人。”7、8两日，军委又电令西路军：“令其在临高地带创造根据地消灭敌人来完成根据地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及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因而对停止西进的指示很不理解。徐向前说：“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指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两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40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李先念传》264—265页)。
四、战术轻敌，机械执行中央令
河西部队改成西路军的时候，李先念、程世才已率军占领了大靖的土门子，守敌骑兵师工兵营350余人投降，进展顺利。但左翼九军的行进却严重受挫。进军途中。该部在干柴洼地区受到马敌3个骑兵旅的围攻和追击，经两天激战后，摆脱敌人，进抵古浪城。1936年11月16日拂晓，敌集中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4个民团向古浪猛攻，九军苦战3天。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受严重损失，伤亡达24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雅、二十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牺牲，部队被迫撤出战斗，放弃古浪。徐向前说：“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的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九军受挫给西路军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后，19日、2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3次电令西路军：“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回旋余地。”“三十军应占领有利阵地，坚工集粮，如遇敌决战，要集中优势兵力，达到有把握消灭敌人的目的。”“根据上述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见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2日发出了《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为在甘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斗争。这样，西路军便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狭长地带陷入终日与敌苦战的困境中，也就是血战河西走廊。
马步芳为了及早消灭红军，向蒋介石请功，便集中兵力于永昌、凉州线上与红军主力决战，胡宗南补充旅予以支援。这样，红三十军成了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目标。
在西路军两大主力九军损失惨重、三十军遭到强敌围攻的情况下。主要领导人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陈昌浩认为形势大好，马家军已被击溃，西路军完全有力量在现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则认为基本击溃敌人的标志是红军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而现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敌人在进攻，红军在转入防御，敌人有后方，有补给，红军没有。特别是古浪一仗九军元气大伤，说形势大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条件，长此下去，被动挨打。势必要吃大亏。当时李先念也不同意陈昌浩对形势的估计。曾与徐向前交谈过。有一天他到永昌城里总指挥部驻地，又当面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极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多嘴。”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顾实际情况，机械执行中央指示，别人拿他没办法。不仅如此，他反而认为徐向前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曾找军政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做工作，准备对徐开展斗争，但因没人支持而作罢。
徐向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于1936年11月24日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称：“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茅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4600；五军人4000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6000，步枪2000余，每枪弹约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时，西路军虽然接连失利，但还没有彻底失败。不过，要在这里立足建立根据地已经没有可能。如党中央、中央军委能采纳徐向前的意见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或陈昌浩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按徐向前的意见行事，有可能避免后来全军覆没的结局。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自古至今，军令如山倒。更何况是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红军，西路军必须绝对置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加之长征途中陈昌浩支持过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做法，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使陈变得特别谨慎，害怕再犯错误，奉中央指示为金科玉律，此两种心态也是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浴血奋战。孤军兵败祁连山
1937年1月初，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陈昌浩又不采纳李先念主张的“将九军置于临泽，五军置于高台，三十军置于两县之间，便于两头都能策应的意见”，并说：“我要看到九军的转变。”由于五军的位置孤立突出，仅有一部电台又在临泽的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故而，当马敌集中两万余兵力，绕过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围攻高台时，该军便陷入孤军血战的困境，经3日激战，原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致使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五军覆没。至此，西路军断臂折戟，三去其一，处境更加艰难。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更加嚣张。复后围攻临泽，经3天3夜激战，驻守临泽的五军一部兵力和总部直属队突出重围，到达倪家营子地区，马敌发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即集中兵力予以团团包围，红军陷入绝境。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血战、苦战。历时40个日日夜夜，西路军以一当十，带伤杀敌，直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大漠为之呜咽，雪岭为之惊泣，显示了广大指战员临大难而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本色。
此时，红三十军阵地的后面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的驻地廖家屯。于是便成了马敌进攻的重点。敌人的每次进攻都集中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先是以大炮轰击，继以集团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红马营、白马营，卷着滚滚沙尘，风驰电掣般地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三十军的指战员们依托断垣残壁坚守阵地，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因子弹不多，每人只有一两排，都舍不得用，主要靠大刀、刺刀与敌人拼搏，每当敌人狂叫冲到二三米处时，随着一排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毙伤冲在最前面的一些敌人后，战土们就跳出断垣残壁，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大刀卷刃了，用枪托、木棍打，用石头砸。用牙齿咬，不仅轻伤员连重伤员也不下火线，有的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赤手空拳抱住冲到跟前的敌人滚成一团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拔掉敌人的胡子……阵地丧失，组织反冲锋夺回，敌人再反扑上来又失掉。再次组织反冲锋夺回……红军指战员无日不战，每天都要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每个屯庄、每寸土地，捍卫着西路军的荣誉和尊严。
从1937年2月22日至27日，西路军又与敌人血战5昼夜，虽重创马敌，但自身伤亡亦众，已经到了弹尽粮绝，难以支撑的地步。于是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连夜突围，准备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倪家营子血战，历时40个日日夜夜，西路军在被迫实行决战防御的险恶形势下，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先后共毙伤敌人万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连敌酋马步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不愧为铁军”。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给红军历史上留下了最惨痛、最悲壮的一页。
据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师以上干部20人)，被俘遭虐杀活埋的有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的有4500人，流落民间和失踪达4700多人。
所剩余部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领导人的指挥和带领下，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险恶征程，虎口余生的420人经党中央的努力达到星星峡。后来左支队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这是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唯一的成建制的部队。
六、拨乱反正，优待幸存慰英灵
西路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惨遭失败，但他们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留下的史实同日月，万古存。可是，幸存者万万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千千万万的有功之臣，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和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刚过花甲之年的西路军原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惨遭毒打后服毒自杀，第三任妻子格兰娜(俄罗斯人)被迫与他离婚，仍然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英、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扬弃荒野。
改革开放后，1980年8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党中央为陈昌浩平反，并于21日为陈补开了追悼会。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等领导人参加，悼词称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但一代名将风雨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
1981年，经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的直接干预和邓小平批示。西路军的真相才得以逐步澄清。纠正了西路军失败归根于“张国焘路线”的结论。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流散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联合出台政策，适当给予照顾。其后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的生活补贴，另将以前的流落红军证换发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
1992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含五军、九军、三十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两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失败。”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帅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将西路军兵败原因归纳为4点：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至此，西路军失败原因才彻底大白于天下。得出了一个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