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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现代性；目的合理性；文化合理性；道德合理性困境；道德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1-0092-05
当人类的文明脚步刚刚迈入现代性门槛的时候，随即便出现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面临着极其深重而且日益蔓延的空虚和贫乏。虽然这种现象在东方世界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社会那样尖锐和突出，但是不难发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发达的物质文明相悖的文化生活上的贫困现象。因此，从人类整个文明的进程来看，现代梦想似乎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只不过这个圆圈的起点从经济危机演变成了文化危机。
一、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
“文化的核心是它的精神，从本质上讲，每一种文化都是关于现实的精神观。因此，似乎可以说，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最深层的危机是文化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其核心之处发现一种精神危机。”“显然，现代性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以物质的短缺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而是一种精神危机。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划分，道德、宗教与哲学是人类精神现象的三种形态，其中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世俗精神，因此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首先表现为道德生活的危机。
那么，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及其道德生活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人类传统的道德意识结构是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道德人生观结构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不仅恰好与之相反，而且呈现出不稳定或紊乱的结构状态。”从道德哲学史的角度看，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奠定在整体性原则上的道德哲学基础，在个体原则基础上重建了现代性的道德哲学。这种改变从根本上来说，在于现代性对道德哲学的人学本体论的认识和判断。
从学理上说，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与传统的整体性和理性原则不同，个体性与唯物主义原则是近代社会人学本体论的立论基础。首先，在人的存在内容方面，它在肯定人的自然物质性前提下强调了人的理性，这就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人在根本性质上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从而在人学本体层面肯定了源于人的自然性的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人性中高于动物性的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只是服务于人的感性需要的工具。其次，在人的存在形式方面，它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整体无非是无数个体的简单相加”，因而个体优先于社会，个人是目的，社会只在工具手段上是有意义的，即社会制度规范与个体的理性只不过都是满足人的个体感性需要的工具理性。上述两个方面都表明现代性的道德合理性只是奠定在人学本体论上的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
现代性的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价值原则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产生了现代性文明，也使人类彻底迎来了主体性时代。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现代性这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主体的想象力和能动性，推动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遗憾的是，与目的与工具合理性相伴生的是文化合理性的遮蔽。于是，现代性就出现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目的、工具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
对于这一悖论和困境，黑格尔、韦伯都曾作过反思和批判。不过，对现代性道德合理性批判最具有影响力的首推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对此做出富有理论冲击力的分析论证。贝尔在循着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研究追踪下来后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就已潜伏着文化病灶，那就是构成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方面—一对财富的追求(“经济冲动力”)和禁欲主义(“宗教冲动力”)之间的矛盾。贝尔认为这两种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被锁合在一起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那种精打细算谨慎持家的精神——即韦伯的宗教伦理精神，被文化上的一种浮士德式的想象和追求所替代，在文化领域广泛流行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贝尔指出，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经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于是，“当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光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就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根据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分析可见，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实质就是文化合理性危机，而“在文化领域广泛流行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说明现代性并非没有文化价值观，而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仅仅是对传统整体主义的简单否定，文化合理l生内涵仅仅解释为对人的个体性与感性欲望的肯定，即是在一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合理性。因此，辩证地看待贝尔等人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启示就是：走出现代性道德合理性困境的出路必然要求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必须对现代道德哲学进行辩证否定，满足文化合理性的伦理诉求。
二、现代性危机的出路：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与诉求
在伦理理念上重建社会的文化合理性，首先需要审视文化与文化合理性的内涵是否具有伦理意蕴，即文化合理性的伦理命题是否可能。“文化”一词从静态上说指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黑格尔说，“精神不是单一物，而是个体f生与普遍性的统一。”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是民族的伦理精神。可见，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命题，“文化合理性”中的“理”本应指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合乎个体的理论理性，也合乎整体的实践理性，即“文化合理性”本应是一种伦理规定。
然而，在传统的道德哲学话语中，古典的道德哲学以整体主义为原则，否定了个体的感性合理性；而现代性的道德哲学以个体主义为原则，在肯定感性合理性的同时彻底否定了整体的实践理性。于是，无论 在古典的还是在现代性的道德哲学视野中，个体性与整体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都处于相互对立的绝对境地。与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相对立的“文化合理性”实际上与文化的伦理本性发生了异化。所以，辩证地否定现代性道德合理性悖论，“文化合理性”只有复归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上升到伦理的理念一既合乎个体的理论理性又合乎整体的实践理性(需要)，即具有“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才能重塑社会信仰，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就是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这种伦理理念诉求个体主体与社会制度双重建构。
1 对道德主体的伦理诉求：道德人格
所谓道德主体文化合理性即文化的价值原则，应当符合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方面需要。为此，对道德的本质理解应超越传统的狭隘认识。在传统文化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中，道德的价值原则以个体服从整体为准则，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于教导人单纯地履行善良义务，这种道德价值观在个体理性发展起来以后，难以赋予个体以道德动机，同时善良意志最终难以在形而上的层面实现普遍化，这种道德文化本质上只是对人的实践理性的美好愿望。
近代在道德的价值原则上坚持个体主义，对古典的整体价值原则彻底否定。但是，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价值原则，它理应是面向未来并高于现实的一种价值引导力量，因此，文化的道德合理性又不能完全只是满足主体的物质需要。尤其在当下市场经济体系中，当社会的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但尚存在一定社会价值分配上的差距前提下，文化的道德解释必须确立起人的本质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德”的内在意蕴就在于个体主体通过对社会普遍“道”的恪守而提升自己的“德”，从而实现个体自我的“得”的愿望。“道”的西方话语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即为“使你的立法原则永远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在东方的话语中可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都是教导理性的个体在追求自身的价值目的过程中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每个个体又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目的的，因此，“道德”的选择只能是“反求诸己”，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我“德性”——智慧的德性、能力的德性和思想品格的德性而实现自己应得的回报。因此，文化合理性在个体身上又必须呈现出另一种对整体的关怀。
以上事实证明，人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的体系，文化的价值生态既应当合乎人的理论理性，也应当合乎人的实践理性，任何忽视了人的理论理性即人的自然需要上的价值观念都是一种美好的道德乌托邦，任何只注重人的感性自我满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只能是一种原子式的社会形态，因此，合理的文化必然在道德的价值原则上建构一种丰富的价值生态。概括来说，现实的道德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单纯地要求个体去舍己为人，做好事，而是要在遵循为人之道的前提下，获得作为人的德性，获得人的德性而有所得，即“得道——得德——得到”。也就是说，道德的文化目的并非让人们不去“获得”，而是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如何得，帮助主体认识怎样才配享“得”。这就是道德主体的文化合理性诉求。
2 对社会制度的伦理诉求：制度伦理
如果说主体道德人格是文化合理性的主观表现的话，那么，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则是文化合理性的客观表现和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说，主体的道德人格文化是文化合理性与社会和谐的偶然条件，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则是文化合理性与社会和谐的必然要素。
所谓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就是指制度首先应当体现“德”—“得”—致，通俗地说就是分配正义。从逻辑上说，社会制度只有做到使有“德性”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才可能产生“善恶因果报应”的道德激励机制，从而彰显一种公正的制度文化。制度在此—方面的合理性体现的是制度的道德辩护，满足的是主体的理论理性上的公平正义。
但是，单纯的“德福一致”显然难以避免社会个体之间因个体资质、偶然因素而导致个体间的结果上的严重差异，因此，在“德福一致”分配原则基础上必然应该对社会中的“弱者”予以伦理上的关怀。如果说前者承认主体“应得”的价值合理性体现了文化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合理的文化生态必然需要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补充，因为毕竟社会存在在根本上是一个伦理世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两原则中论证的那样，只有当不平等向那些社会的弱者倾斜时才是正义的。
由此可见，制度文化的合理性是文化合理性的最集中和直接的体现，制度合理性是文化健康、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人类文明的视野中，制度合理性也是管理者获得合法性支持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三、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及其现实性建构
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我们所获得的生活丰富性来看，笔者以为，以文化合理性为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是从现代性危机中所获得的应然启示，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性在中国来得虽然晚了一些，但是自改革开放、经济合理性和人的个体权利与欲望被赋予合法性以来，社会出现了目的合理性冲动，文化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遭受了现代性命运，结果人在获得个体权利自由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伦理身份和文化认同，产生了秩序和谐问题。因此，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同样需要对文化合理性重建。但是，文化合理性的重建不能寄托于贝尔的“新宗教”，而应当从文化合理性的伦理价值理念出发、在现实生活中重建人的道德信仰，以道德信仰的确立促进伦理秩序的和谐。围绕文化合理性的重建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树立生态伦理世界观，将文化建设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上，改变对经济学帝国的过度迷信，树立文化生产力观念。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历来被经典理论家们所重视，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论中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作过有力论证；邓小平理论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直接体现。但是，如果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过度偏执或对经典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就会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割裂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关系。过度地迷信经济，就会导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从而忽视社会文明生态中的其他因子——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理诉求，同样会重演西方以文化危机为本质的现代性危机，导致社会文明生态的失衡。
可见，反思现代性的文化合理性危机必然要求我们不能将“经济冲动力”的道德合理性与经济决定论直接等同，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必须摒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能在发展战略上被赋予合理性，类似于贝尔的“中轴原则”，将经济决定论与非中心观在实践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历史地现实地结合起来，才是当下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在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关系上，将制度道德 建设摆在优先地位。因为说到底只有制度道德才能形成社会的道德信仰，产生道德的个体，最终形成道德的社会。如前所述，所谓的制度道德就是制度在维护个体的道—德—得关系上保持一种正相关，从而以制度的公正确立起以自我的德行提升自我的德性，最终获得应有的回报之道德信仰。由此，康德的“德福一致”仍然具有现实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辩证地看待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必然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将良好的社会制度建设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不应简单地停留于麦金太尔与罗尔斯的美德与规范的争论，而应在方法上将制度的优先胜予以高度重视。就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作为社会决策和管理者不应当在忽视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的情况下单纯地要求个体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而应当首先考察制度制定和执行是否体现了普遍的道德合理性要求。因之，构建现代主流社会信仰，既不依赖世袭的王权，也不在于传统的领袖个人魅力，而在于现代化法理型的制度设计。
第三，在道德个体培育上，重视社会的制度设计并不是否认道德人格的培育。就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道德个体的塑造来说，关键是要创新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塑造出具有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的道德个体。中国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儒道释三家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给予人安身立命的关照。儒家主张“内圣外王”，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文化精神，通过“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达到个体与整体的一致，这种儒家精神对现实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在“外王”的道路上个体难免会遭受挫折，所以中国道家的无为自然的“避世”思想可以用来作为对人生失意状态的心灵安置。另外，汉代开始传人的佛教“出世”思想也是解决现实人生困境的一种价值信仰。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中仍具现代合理性的部分，我们今天不妨加以改造利用，重构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安顿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对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成果，如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也可以在新的形势下给以中国化的解释。这样，使现代人以传统和现代两种精神复归人的文化身份，使主体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成为一种文化整体性存在。
第四，在社会制度设计上，制度设计应优先鼓励社会的实践理性，避免现代性以来以理论理性而倡导出的目的理性对文化合理性的强制。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内容上，将制度的“福”的回报定位在个体“德”的实践理性方面。社会制度如果过度激励人们对经济目的的追求，必然削弱社会人文力的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断裂，产生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发展必须在制度层面体现出对文化合理性的关注。
同时，克服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二元对立，在罗尔斯的“正当优先于善”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对道德自由的辩护，同时倡导制度的伦理关怀，也就是在保证社会基本的效率与自由的基础上，将社会平等问题摆在制度设计的首要位置。结合当下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的现实，尤其应当将罗尔斯制度二原则的“差别原则”落实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注释：
①黑格尔试图以精神现象学的方法通过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互承认重建道德形而上学本体，消解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背离，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终究不能解决人的现实问题。韦伯虽然也在黑格尔的反思之后对现代性悖论提出了更加彻底的批判，但他终究也没能给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②其实质也就是重塑社会的价值信仰，不过，文化合理性重建的基础不应当是传统现代性的道德与宗教，也不是贝尔的“新宗教”，而应当是满足“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伦理理念。
③“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既表示一种存在状态又可以表示一个过程，因此，“文化”既表示静态的民族精神产品，又表示把静态的民族精神内化到个体身上，即动态的“人化”，于是，“文化合理性”也就既指民族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又指“人化”过程即教育方法的合理性。
④贝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更加面对社会现实，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方案上坚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来克服现代性困境所造成的社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上重建社会的宗教信仰，以此挽救现代性的信仰危机。无疑贝尔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他把文化信仰的建立仅仅奠基于宗教，将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的设想并不具有现实性。
⑤罗尔斯的“正当优先于善”通过一种最大最小化，在方法上使制度优先于道德的同时，也在价值E使个人高于社会。但是，他这里的个人高于社会，是经过普遍化之后的人，因此，个人高于社会又可以翻转为社会高于个人，从而他的制度第二原则才具有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永远都是社会的个人，社会也永远都是人的社会，简单地作出价值序列上划分显然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
⑥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可能推行普遍的文化价值原则，但是，笔者以为当下的中国现实仍不妨借鉴罗尔斯的社会制度原则。因为从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相互关系来看，只有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才能实现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也才能不失人的道德自由和伦理本位之人本和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1。
[2](德]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54。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
责任编辑：启 仁
关键词：现代性；目的合理性；文化合理性；道德合理性困境；道德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1-0092-05
当人类的文明脚步刚刚迈入现代性门槛的时候，随即便出现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面临着极其深重而且日益蔓延的空虚和贫乏。虽然这种现象在东方世界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社会那样尖锐和突出，但是不难发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发达的物质文明相悖的文化生活上的贫困现象。因此，从人类整个文明的进程来看，现代梦想似乎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只不过这个圆圈的起点从经济危机演变成了文化危机。
一、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
“文化的核心是它的精神，从本质上讲，每一种文化都是关于现实的精神观。因此，似乎可以说，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最深层的危机是文化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其核心之处发现一种精神危机。”“显然，现代性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以物质的短缺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而是一种精神危机。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划分，道德、宗教与哲学是人类精神现象的三种形态，其中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世俗精神，因此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首先表现为道德生活的危机。
那么，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及其道德生活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人类传统的道德意识结构是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道德人生观结构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不仅恰好与之相反，而且呈现出不稳定或紊乱的结构状态。”从道德哲学史的角度看，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奠定在整体性原则上的道德哲学基础，在个体原则基础上重建了现代性的道德哲学。这种改变从根本上来说，在于现代性对道德哲学的人学本体论的认识和判断。
从学理上说，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与传统的整体性和理性原则不同，个体性与唯物主义原则是近代社会人学本体论的立论基础。首先，在人的存在内容方面，它在肯定人的自然物质性前提下强调了人的理性，这就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人在根本性质上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从而在人学本体层面肯定了源于人的自然性的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人性中高于动物性的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只是服务于人的感性需要的工具。其次，在人的存在形式方面，它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整体无非是无数个体的简单相加”，因而个体优先于社会，个人是目的，社会只在工具手段上是有意义的，即社会制度规范与个体的理性只不过都是满足人的个体感性需要的工具理性。上述两个方面都表明现代性的道德合理性只是奠定在人学本体论上的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
现代性的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价值原则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产生了现代性文明，也使人类彻底迎来了主体性时代。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现代性这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主体的想象力和能动性，推动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遗憾的是，与目的与工具合理性相伴生的是文化合理性的遮蔽。于是，现代性就出现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目的、工具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悖论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
对于这一悖论和困境，黑格尔、韦伯都曾作过反思和批判。不过，对现代性道德合理性批判最具有影响力的首推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对此做出富有理论冲击力的分析论证。贝尔在循着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研究追踪下来后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就已潜伏着文化病灶，那就是构成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方面—一对财富的追求(“经济冲动力”)和禁欲主义(“宗教冲动力”)之间的矛盾。贝尔认为这两种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被锁合在一起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那种精打细算谨慎持家的精神——即韦伯的宗教伦理精神，被文化上的一种浮士德式的想象和追求所替代，在文化领域广泛流行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贝尔指出，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经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于是，“当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光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就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根据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分析可见，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实质就是文化合理性危机，而“在文化领域广泛流行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说明现代性并非没有文化价值观，而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仅仅是对传统整体主义的简单否定，文化合理l生内涵仅仅解释为对人的个体性与感性欲望的肯定，即是在一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合理性。因此，辩证地看待贝尔等人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启示就是：走出现代性道德合理性困境的出路必然要求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必须对现代道德哲学进行辩证否定，满足文化合理性的伦理诉求。
二、现代性危机的出路：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与诉求
在伦理理念上重建社会的文化合理性，首先需要审视文化与文化合理性的内涵是否具有伦理意蕴，即文化合理性的伦理命题是否可能。“文化”一词从静态上说指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黑格尔说，“精神不是单一物，而是个体f生与普遍性的统一。”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是民族的伦理精神。可见，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命题，“文化合理性”中的“理”本应指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合乎个体的理论理性，也合乎整体的实践理性，即“文化合理性”本应是一种伦理规定。
然而，在传统的道德哲学话语中，古典的道德哲学以整体主义为原则，否定了个体的感性合理性；而现代性的道德哲学以个体主义为原则，在肯定感性合理性的同时彻底否定了整体的实践理性。于是，无论 在古典的还是在现代性的道德哲学视野中，个体性与整体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都处于相互对立的绝对境地。与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相对立的“文化合理性”实际上与文化的伦理本性发生了异化。所以，辩证地否定现代性道德合理性悖论，“文化合理性”只有复归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上升到伦理的理念一既合乎个体的理论理性又合乎整体的实践理性(需要)，即具有“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才能重塑社会信仰，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就是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这种伦理理念诉求个体主体与社会制度双重建构。
1 对道德主体的伦理诉求：道德人格
所谓道德主体文化合理性即文化的价值原则，应当符合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方面需要。为此，对道德的本质理解应超越传统的狭隘认识。在传统文化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中，道德的价值原则以个体服从整体为准则，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于教导人单纯地履行善良义务，这种道德价值观在个体理性发展起来以后，难以赋予个体以道德动机，同时善良意志最终难以在形而上的层面实现普遍化，这种道德文化本质上只是对人的实践理性的美好愿望。
近代在道德的价值原则上坚持个体主义，对古典的整体价值原则彻底否定。但是，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价值原则，它理应是面向未来并高于现实的一种价值引导力量，因此，文化的道德合理性又不能完全只是满足主体的物质需要。尤其在当下市场经济体系中，当社会的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但尚存在一定社会价值分配上的差距前提下，文化的道德解释必须确立起人的本质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德”的内在意蕴就在于个体主体通过对社会普遍“道”的恪守而提升自己的“德”，从而实现个体自我的“得”的愿望。“道”的西方话语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即为“使你的立法原则永远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在东方的话语中可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都是教导理性的个体在追求自身的价值目的过程中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每个个体又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目的的，因此，“道德”的选择只能是“反求诸己”，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我“德性”——智慧的德性、能力的德性和思想品格的德性而实现自己应得的回报。因此，文化合理性在个体身上又必须呈现出另一种对整体的关怀。
以上事实证明，人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的体系，文化的价值生态既应当合乎人的理论理性，也应当合乎人的实践理性，任何忽视了人的理论理性即人的自然需要上的价值观念都是一种美好的道德乌托邦，任何只注重人的感性自我满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只能是一种原子式的社会形态，因此，合理的文化必然在道德的价值原则上建构一种丰富的价值生态。概括来说，现实的道德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单纯地要求个体去舍己为人，做好事，而是要在遵循为人之道的前提下，获得作为人的德性，获得人的德性而有所得，即“得道——得德——得到”。也就是说，道德的文化目的并非让人们不去“获得”，而是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如何得，帮助主体认识怎样才配享“得”。这就是道德主体的文化合理性诉求。
2 对社会制度的伦理诉求：制度伦理
如果说主体道德人格是文化合理性的主观表现的话，那么，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则是文化合理性的客观表现和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说，主体的道德人格文化是文化合理性与社会和谐的偶然条件，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则是文化合理性与社会和谐的必然要素。
所谓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就是指制度首先应当体现“德”—“得”—致，通俗地说就是分配正义。从逻辑上说，社会制度只有做到使有“德性”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才可能产生“善恶因果报应”的道德激励机制，从而彰显一种公正的制度文化。制度在此—方面的合理性体现的是制度的道德辩护，满足的是主体的理论理性上的公平正义。
但是，单纯的“德福一致”显然难以避免社会个体之间因个体资质、偶然因素而导致个体间的结果上的严重差异，因此，在“德福一致”分配原则基础上必然应该对社会中的“弱者”予以伦理上的关怀。如果说前者承认主体“应得”的价值合理性体现了文化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合理的文化生态必然需要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补充，因为毕竟社会存在在根本上是一个伦理世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两原则中论证的那样，只有当不平等向那些社会的弱者倾斜时才是正义的。
由此可见，制度文化的合理性是文化合理性的最集中和直接的体现，制度合理性是文化健康、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人类文明的视野中，制度合理性也是管理者获得合法性支持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三、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及其现实性建构
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我们所获得的生活丰富性来看，笔者以为，以文化合理性为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是从现代性危机中所获得的应然启示，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性在中国来得虽然晚了一些，但是自改革开放、经济合理性和人的个体权利与欲望被赋予合法性以来，社会出现了目的合理性冲动，文化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遭受了现代性命运，结果人在获得个体权利自由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伦理身份和文化认同，产生了秩序和谐问题。因此，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同样需要对文化合理性重建。但是，文化合理性的重建不能寄托于贝尔的“新宗教”，而应当从文化合理性的伦理价值理念出发、在现实生活中重建人的道德信仰，以道德信仰的确立促进伦理秩序的和谐。围绕文化合理性的重建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树立生态伦理世界观，将文化建设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上，改变对经济学帝国的过度迷信，树立文化生产力观念。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历来被经典理论家们所重视，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论中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作过有力论证；邓小平理论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直接体现。但是，如果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过度偏执或对经典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就会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割裂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关系。过度地迷信经济，就会导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从而忽视社会文明生态中的其他因子——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理诉求，同样会重演西方以文化危机为本质的现代性危机，导致社会文明生态的失衡。
可见，反思现代性的文化合理性危机必然要求我们不能将“经济冲动力”的道德合理性与经济决定论直接等同，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必须摒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能在发展战略上被赋予合理性，类似于贝尔的“中轴原则”，将经济决定论与非中心观在实践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历史地现实地结合起来，才是当下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在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关系上，将制度道德 建设摆在优先地位。因为说到底只有制度道德才能形成社会的道德信仰，产生道德的个体，最终形成道德的社会。如前所述，所谓的制度道德就是制度在维护个体的道—德—得关系上保持一种正相关，从而以制度的公正确立起以自我的德行提升自我的德性，最终获得应有的回报之道德信仰。由此，康德的“德福一致”仍然具有现实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辩证地看待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必然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将良好的社会制度建设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不应简单地停留于麦金太尔与罗尔斯的美德与规范的争论，而应在方法上将制度的优先胜予以高度重视。就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作为社会决策和管理者不应当在忽视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的情况下单纯地要求个体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而应当首先考察制度制定和执行是否体现了普遍的道德合理性要求。因之，构建现代主流社会信仰，既不依赖世袭的王权，也不在于传统的领袖个人魅力，而在于现代化法理型的制度设计。
第三，在道德个体培育上，重视社会的制度设计并不是否认道德人格的培育。就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道德个体的塑造来说，关键是要创新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塑造出具有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的道德个体。中国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儒道释三家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给予人安身立命的关照。儒家主张“内圣外王”，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文化精神，通过“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达到个体与整体的一致，这种儒家精神对现实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在“外王”的道路上个体难免会遭受挫折，所以中国道家的无为自然的“避世”思想可以用来作为对人生失意状态的心灵安置。另外，汉代开始传人的佛教“出世”思想也是解决现实人生困境的一种价值信仰。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中仍具现代合理性的部分，我们今天不妨加以改造利用，重构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安顿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对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成果，如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也可以在新的形势下给以中国化的解释。这样，使现代人以传统和现代两种精神复归人的文化身份，使主体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成为一种文化整体性存在。
第四，在社会制度设计上，制度设计应优先鼓励社会的实践理性，避免现代性以来以理论理性而倡导出的目的理性对文化合理性的强制。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内容上，将制度的“福”的回报定位在个体“德”的实践理性方面。社会制度如果过度激励人们对经济目的的追求，必然削弱社会人文力的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断裂，产生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发展必须在制度层面体现出对文化合理性的关注。
同时，克服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二元对立，在罗尔斯的“正当优先于善”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对道德自由的辩护，同时倡导制度的伦理关怀，也就是在保证社会基本的效率与自由的基础上，将社会平等问题摆在制度设计的首要位置。结合当下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的现实，尤其应当将罗尔斯制度二原则的“差别原则”落实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注释：
①黑格尔试图以精神现象学的方法通过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互承认重建道德形而上学本体，消解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背离，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终究不能解决人的现实问题。韦伯虽然也在黑格尔的反思之后对现代性悖论提出了更加彻底的批判，但他终究也没能给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②其实质也就是重塑社会的价值信仰，不过，文化合理性重建的基础不应当是传统现代性的道德与宗教，也不是贝尔的“新宗教”，而应当是满足“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伦理理念。
③“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既表示一种存在状态又可以表示一个过程，因此，“文化”既表示静态的民族精神产品，又表示把静态的民族精神内化到个体身上，即动态的“人化”，于是，“文化合理性”也就既指民族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又指“人化”过程即教育方法的合理性。
④贝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更加面对社会现实，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方案上坚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来克服现代性困境所造成的社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上重建社会的宗教信仰，以此挽救现代性的信仰危机。无疑贝尔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他把文化信仰的建立仅仅奠基于宗教，将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的设想并不具有现实性。
⑤罗尔斯的“正当优先于善”通过一种最大最小化，在方法上使制度优先于道德的同时，也在价值E使个人高于社会。但是，他这里的个人高于社会，是经过普遍化之后的人，因此，个人高于社会又可以翻转为社会高于个人，从而他的制度第二原则才具有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永远都是社会的个人，社会也永远都是人的社会，简单地作出价值序列上划分显然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
⑥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可能推行普遍的文化价值原则，但是，笔者以为当下的中国现实仍不妨借鉴罗尔斯的社会制度原则。因为从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相互关系来看，只有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才能实现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也才能不失人的道德自由和伦理本位之人本和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1。
[2](德]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54。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
责任编辑：启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