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五谷”一般是指稷、黍、麦、菽、麻等五种农作物。具体说：
　　 稷即小米，又称谷子，是所谓“五谷之长”。稷是古代中原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既营养丰富，又耐干旱，便储存。《诗经·大雅·生民》曾专门叙述过古代谷子的品种及种植过程。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中也发现有碳化的谷粒。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6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稷了。古人还以稷代表谷神，与社神（土神）合称“社稷”，并作为国家的代称。可见稷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黍即今天北方的黍子，又称大黄米，色黄而质黏，可以做糕，亦可以酿酒。古代常以黍稷连称，如“黍稷方华”，可见黍的地位也很重要。作为粮食，黍比稷要好吃（但产量不如稷高）。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说：“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古时，能够有鸡有黍，便算是比较好的待客之饭了。
　　 麦有大麦、小麦之分，是较早从中亚传入的农作物品种。大麦古称“麰”（móu），也写作“牟”。《诗经·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说，上帝送给我们麦子，命令用它来养活人们。古时小麦已有春小麦（春播秋收）和冬小麦（仲秋播翌年孟夏收）之分。东周以前，主要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步推广，收获期在夏历四月。到了战国，冬小麦已在黄河流域普及了。但总体来看，麦在五谷中远不及黍、稷重要。
　　 菽即豆。原指大豆（黄豆），后亦作为豆类总稱。菽亦有大菽、小菽之分。大菽即今之大豆，又称荏菽、戎菽，是东北少数民族山戎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旧谓春秋初传入中原，如《管子·戒篇》便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从《诗经》的相关篇章看，西周时周人已开始种植大豆。然而不论传入时间早晚，大豆原产于东北是可信的。在大豆传入之前，中原地区主要是以小菽，即黑豆、红豆为主。这与今天陕西、山西仍以产黑豆为主，而东北以产黄豆为主的情况也是吻合的。
　　 大豆在古代也是人们的主要粮食。《墨子》《孟子》都以“菽粟”连称。大豆在麦收后播种，且耐干旱、贫瘠、病害，无须施肥，又饱含蛋白质，故可保岁备凶。汉代《氾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先秦时期，一般穷苦人常以大豆做饭，豆叶（藿）作羹。春秋时已把贵族称为“肉食者”，而把劳动人民称作“藿食者”。
　　 麻指大麻，古代也供食用，后世尚有食麻粥者。麻又称“苴”“枲”等。《诗经·七月》：“九月叔苴。”《礼记·月令》记孟秋、仲秋之月“食麻与犬”。然麻的主要用途还是用其纤维织布，古代也常以桑麻或丝麻并称。
　　 “五谷”加稻，是为“六谷”。稻远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已有出土，可证中国是稻的发源地之一。不过稻在中原种植较晚，约起于周代。《诗经·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周礼·地官》有“稻人”，掌种稻。又“稻粱谋”也指觅食。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后亦用以喻人谋求衣食。如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此外，古书中还常见到一些有关粮食作物的名称，如谷、禾、粟、粱等，在此也稍加分辨。
　　 谷，原指谷子，后为一切粮食的总称，亦即所谓“百谷”的总称。
　　 禾，本指稷，后为一般作物的通称，也泛指庄稼。如《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前一“禾”即指庄稼，后一“禾”则具体指稷。再后，禾又指稻或谷子，稻苗、谷苗均可谓之“禾苗”。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禾”，便是指谷苗;“稻禾水足青畴润”（宋吴泳《寿张亨泉提刑三首》）之“禾”，则指稻苗。
　　 粟，本指稷或黍的籽粒，如《诗经·小雅·黄鸟》之“交交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后则用为粮食之通称，如《史记·项羽本纪》：“章邯围钜鹿，筑甬道而输之粟。”晁错《论贵粟疏》所“贵”的也是广义的粮食。
　　 粱，稷的良种。黄粱又是粱中上品。《后汉书·五行一》载桓帝初京都童谣：“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言永乐后（灵帝母）使人舂黄粱而食。而所谓“黄粱梦”之黄粱，亦是此物。古人还以“稻粱”“膏粱”“粱肉”并提，作为精美食品的代称。
　　 中华民族历来是以谷物为主要食物的，其身体的消化功能也适应了这一特点。故孔子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所谓“食气”，即由各种谷物做成的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