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伴随着·晾雷滚滚，一道淬砺划破了历史的长空，中国从此跌入进疯狂的漩涡长迭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被控制了社会意识，肆意斗争、破坏乃至武装冲突普泛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年代，文艺作为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大众精神生活，被推倒了“革命”最前线。这个被历史选择的特殊光景，一切都被烙上时代的印记，电影自然也不例外。这场以“文化”命名的社会运动实质是“反文化”和“反艺术”的，它把中国“时代”搅拌到混乱和迷离。同样，在此期间，作为文化综合表现艺术形式——电影，却又让我们看到社会完关中的残缺、残缺中的完美，影像带着我们直奔天堂。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丈思的《愚公移山》。两位导演的影片都希望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但他们同样的或多或少受到实际情况的牵绊，也因此导致了影片中的一些不一致的矛盾感。但《中国》《愚公移山》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少的可怜的中国影像中一个非常珍贵的对时代、对国情、对国民真实性的反映。